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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伟大梦想与梦之幻灭（第2页）

4月7日，总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讲话中宣布，美国准备进行“无条件和谈”，以实现和平谈判。讲话内容通过美国新闻署向世界各地传播，其中许多细节听起来新颖且激动人心。他提议包括北越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加入一个临时的马歇尔计划。他说：“对于美国，一旦该计划开始实行，我会请国会批准投入10亿美元，以推动该项计划的实施。”美国农业生产的余粮将被送给饥饿的亚洲人。他会“迅速组建一个由优秀的、爱国知名人士组成的特别小组”来引导美国完成所有这些使命。结束越南战争无疑是“获得最终胜利的必要条件。但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等到和平到来才开始这项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还会让人觉得亚洲听上去就像美国中部的得克萨斯州。

戴维·怀斯那篇满是疑虑的文章写于这次讲话后，当时有关总统和平主张的许多漏洞也已暴露。毕竟，他对于休战谈判的提议有一个前提条件——得排除越共的参与，而这必然会引起河内方面的抵制。此后，再没有听到关于美国10亿美元投资或美国余粮供应亚洲的消息，要找美国知名人士组成特别小组也从未选派。一个月之内，原本看似是解决东南亚问题的创新方式却变成了一种公关手腕。总统不仅没能贯彻实施该决议中的任何部分，而且他展示出的真正亚洲政策是通过不断升级战争来使其转变成一场美国主导的战争。

“滚雷计划”的头6周行动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轰炸并没有使敌人屈服，逼迫他们来到谈判桌前，甚至没有像约翰逊政府所预想的那样使其清醒。越共还是一如既往地藐视美国国旗。总统决定再次增加赌注。4月的第3周，约翰逊飞到火奴鲁鲁与阮高祺和阮文绍进行了长达两天的会谈。随后麦克纳马拉宣布，美国1965年对西贡的援助将从2.07亿美元增至3.3亿美元。另有4万名美国士兵（他们自称“怨气军团”）被派遣到越南。参议员格里宁问约翰逊多久能赢得战争，总统回答说6个月。他说，空袭下的河内撑不过6个月，越共必定会在圣诞节前向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求和。

乔治·鲍尔为此大伤脑筋。他知道，根据已有情报得出的结论与总统所言完全相反。约翰·麦科恩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轰炸既没有使河内瘫痪，也没有吓倒它。相反，空袭增强了河内强硬分子的力量。据侦察，第一个团的北越军队已进入南越境内，他们的第二个团正在边界集结待命。麦科恩上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说，美国军队的增加只会导致更多北越军队的渗入；甚至在那些增派的士兵被运达前，运送他们的运输机在西贡所起的作用就会被抵消。国防部答复说，空军准备将原先设计用来携带核武器的8引擎的B–52战斗机投入使用，没有人能抵挡B–52、幽灵以及F–111战斗机的威力。

对于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空袭已不再是唯一的大事件，甚至连主要事件都算不上。美国军队在越南的作用有了微妙的转变。如今，美国军队的目标已经不只限于保护飞机场。步兵将对越共游击队进行威吓，让他们知道山姆大叔不是在闹着玩。国内对这一切并不知晓。这也就是为什么詹姆斯·赖斯顿后来评论说，总统秘密下令升级战争。戴维·哈伯斯塔姆多年后写道，在约翰逊总统的领导下，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慢慢地越过了卢比孔河注卢比孔河为意大利北部的小河，是历史上高卢和罗马共和国的界河，公元前49年恺撒越过此河进军罗马，与罗马执政者庞培决战。“越过卢比孔河”后来用以指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破釜沉舟。——编者注，却不敢承认”，而他们的新闻官们的任务则变成了“蒙骗大众，而非据实以告”。

7月，华盛顿决定再次大幅增加美军驻越南援军司令部所承担的义务。麦克纳马拉结束他的第6次越南实地考察回到美国，上报说战事恶化，建议政府增加对军队和经费的支持。7月17日的那个周末，约翰逊把将军和顾问们召集到戴维营，想达成一致意见，尽管在他看来谈话已经失去了本来意义；因为对他而言，这不过是走走过场，实际上是使其他人同意他早已做出的决定——将美国驻越军队人数提高到5万。参谋长联席会议勉强表示同意。因为他们原本想要更多，因为他们最害怕参与局部战争。在戴维营，一些人并未随波逐流。克拉克·克利福德颇有预见地评论共产党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追赶上来。”麦克·曼斯菲尔德也表示反对，他告诉总统他认为战争会使国家分裂，所以他反对增派军队。其他人则认同总统的判断，认为多米诺骨牌效应、共同安全、抑制作用以及慕尼黑事件注“二战”中英法两国因为要避免战争爆发而签署了慕尼黑协定，牺牲了捷克的苏台德地区，这是一项绥靖政策。——编者注的教训仍然远比他们的疑虑重要。

确定自己的决定得到支持后，约翰逊开始变得遮遮掩掩。他不想再和人们讨论这个决定。麦克纳马拉提议征召一个23.5万人的预备役。总统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是直接发布行政命令将征召人数翻了一倍，从每月1.7万人增至3.5万人。这样做比一次性征召更不会引人注意。他还决定不向国会申请更多的拨款，新花费可以隐藏在国防部的庞大预算中。他说他并不想让任何人感到恐慌，他甚至一度考虑只向外界透露在越南增兵的部分而非全部消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道格拉斯·凯克向他问起关于增加驻越军队的传闻，约翰逊十分肯定地告诉他那是不实报道，他只是在补充军队的缺额而已，驻越美军会大肆追捕越共成员的报道也与事实不符。7月28日，约翰逊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将全部数字和盘托出，并将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新出台的强制性任务公之于众，因此得罪了凯克，同时也加深了与外界的信任鸿沟。总统在午间的一个电视节目中对大约2800万美国人说：“把守大门并非我们的选择，但又没有别人做这件事。”

不信任是约翰逊在那个夏季埋下的一颗不幸的种子，另一颗则是在约翰逊召集来商讨意见的人中最终产生的误解。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为他把数字控制在很低的水平，是为了让自己有机会说服大众相信他必须增加现有军队的数量；他们期望的最终数字是100万。威斯特摩兰看着河内军队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不断增援，便向白宫报告了此事。在他的计划下最终能有64万~64.8万的军队供他指挥，而且他信心满满地认为白宫会对他有求必应。他的参谋还筹谋了一个应急计划，打算使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的兵力达到75万，该数字被认为合情合理。但是国防部长的猜想让人匪夷所思。多年后，仍只有少数了解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想法。这意味着要明白麦克纳马拉是个极具条理性思维、有条理清晰的大脑来适应杂乱无章事件的人。麦克纳马拉在1965年断定，越南战争将会在1967年6月30日（也是当年财政年度的末尾）前结束。对他来说那将会是个完美时机，因为他的预算可以实现平衡。尽管威斯特摩兰告诉他那根本不可能，他还是坚持这一看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麦克纳马拉和国防部比白宫更现实。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总统提高税收。他们的理由跟经济学原理毫无联系。他们想要美国进入全民备战的状态，为应对民众的漠然，他们从教科书中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增税。实际上，当局的经济学家都由衷地支持这一做法。约翰逊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领头人，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加德纳·阿克利对总统说，除非采取增税的办法，否则政府就无法完成以下三件事——进行战争、继续实施“伟大社会”计划，以及规避通货膨胀。

然而，此时约翰逊正处于提交大量社会立法案给国会的阶段。他担心，如果战争的实际花费被外界知道，立法程序会骤然中断。约翰逊对身边的人说：“我对经济学了解不多，但我却很了解国会。”他们之中有人后来认为应该把这个剖白刻在他的墓碑上。“我现在就可以把‘伟大社会’计划付诸实践——这是一个黄金时期。我们有称职负责的国会，我又是个合格的总统，能够让国会通过法案。但如果我谈到战争的开销问题，‘伟大社会’计划就无法通过，增税法案也无法通过。老威尔伯·米尔斯会坐在那儿，友好地对我表示感谢，退还我‘伟大社会’的法案，然后他告诉我，他们会很高兴花掉战争所需的一切经费。”

在这一点上，约翰逊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欺骗自己，以为如果能以廉价换取胜利，一切问题都会顺利解决。那种情况有可能发生；河内与越共游击队也有可能会垮台。这样看来，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是高估了形势。这个愿望进一步转换成了决策的思想基础，因而当阿克利及其同事仍然坚持将税率提高3%~4%时，总统以一个不同寻常的字谜作为回复。他把主要的参议员和企业主管请到白宫，征求他们对增税案的看法。他们反过来询问了战争的花费。约翰逊告诉了他们虚假的数字。因此他们否决了增税提议。于是约翰逊对经济顾问委员会说，增税不可能了，他无法在国会通过这项提议。后来，《纽约时报》经济记者小埃德温·戴尔将其称作他在华盛顿采写新闻15年来，总统做出的最不负责任的行为。

约翰逊于1966年初决定放弃增税，这对当年的正常财政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当年的联邦财政赤字达98亿美元。未来还将面临更严重的赤字，因为到那时越南战争每月的花费将高达20亿~30亿美元。白宫的预算是每月8亿美元，企业委员会的拉尔夫·拉扎勒斯认为政府的预算太低，于是他在电话上被阿贝·福塔斯怒斥一通，称他的估计有错且总统对此很不高兴。事实上，拉扎勒斯在这件事情上是对的。那一年越南战争的花费为270亿美元，赤字高达230亿美元。约翰逊的蒙骗使美国开始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

关于越南战争的方方面面，最难以理解的也许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规划。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就发现“无论是对作战任务还是军队人数，那些官员从未有过明确规定。回想起来虽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在战争策略方面，从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数据或者对其进行过清晰的阐述”。唯一确定的是1965年美国投入越南战争的人数越来越多。8月，美军如潮水般涌向越南，而到9月，军队人数显然将突破20万。

为了核实对西贡附近的一次战斗的报道，美联社记者彼得·阿内特驱车离开西贡，途中看到了三种颜色的信号弹烟云，该信号表示南越军正在战斗，然而附近并没有敌人。南越军队解释说，士兵们是在为美国新闻署拍一部彩色电影，“以展示这里的真实情况”。有关这件事真相的争论在各地炸开了锅，连美国本土也在讨论此事。林登·约翰逊有时的讲话像是在回应胡志明向他个人发出的挑战，两人像电影《正午》注1952年上映的一部美国电影，讲述孤独的执法官与出狱的犯人之间的对决，意在表现孤独的正义对付邪恶，正义有时在少数人手中的主题。据调查，该片深受历届美国总统的青睐，或许是因为剧中主人公的遭遇多少投射出美国总统们的切身处境。——编者注中二人对峙的场景那样站立着。西贡的真实情况似乎更接近于不间断的恐怖袭击，暴力事件层出不穷。12月4日凌晨，另一辆满载250磅炸药的卡车爆炸，这次事件发生在美国军人入住的大都市酒店外面，造成8人死亡，137人受伤。

威斯特摩兰的发言人常常只发表每天的“尸体清点”信息，这是用来描述越共伤亡情况的一个残酷无情的用语。在记者尼尔·希恩看来，越南战争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加区分地进行炮轰和空袭，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伤。希恩问威斯特摩兰，这是否会困扰到他，他回答：“会，但那样会减少敌人的数量，不是吗？”

1965年美国国内的反越南战争游行在美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件怪事。很少有人愿意支持美国立刻从中南半岛无条件撤军。即便在1967年，大学教师这个最坚定拥护和平的群体，仍旧在撤兵问题上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尽管如此，和平运动已展露出巨大的发展势头。10月15~16日那个周末，约1.4万名群众参加了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同时，另有1万人向奥克兰陆军基地进军——他们被警察拦在了市区边界内，还有2000人参与了伯克利游行。在这次名为“和平示威周末”的活动中，美国其他州也举行了各种示威活动，其中威斯康星大学的50名学生试图以“战争犯”的罪名逮捕杜亚士空军基地的指挥官，抗议者在密歇根州安阿伯的征兵局办公室前进行躺卧示威。

第五大道争取越南和平游行委员会宣称：

我们要求政府停止将美国年轻人送往越南，因为这场战争无论是对美国军人还是对越南人民都无益。我们从纳粹德国的例子中汲取了教训，不会容忍任何政府实行侵略战争的政策，哪怕是我们自己国家的政府。

这要求很合理，但其他地方示威者的言辞，如同战争本身一样，越来越充满仇恨。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六，在华盛顿的2万人最先发声，他们喊道：“喂！约翰逊！你今天又杀死了多少孩子？”“五二运动”（以1964年5月2日他们首次上街抗议美国卷入战争的日子命名）的成员包围了白宫，手中挥舞着越共的红旗，大肆宣传旨在给北越士兵收集血液的“献血”活动。在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由“越南日协会”接替，后者曾两次试图通过抢占运输车和在轨道上静坐的方式阻止军用列车通过。

1965年10月15日，22岁的救助站志愿者戴维·米勒在纽约爬上一辆宣传车宣布：“我原本打算演讲，现在想让行动替自己发言。”他用火柴烧掉了征兵卡，此举让游行示威有了新方式。几周后米勒被捕，尽管在8月31日国会将对这种损害联邦尊严的行为处以1万美元或者5年监禁的惩罚，但这种烧毁征兵卡的行为却带来了短期的效仿热潮。自杀式的抗议成为一种终极的抗议形式，一名教友会教徒在五角大楼外、一名天主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在联合国大楼外自焚抗议。

反对示威的美国纳粹党则手持汽油桶，举着“免费为对和平谄媚的人提供汽油”的标语。跟过去一样，他们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支持。大多数反对示威活动的口号在语调上都比较温和。纽约的一个小女孩拿着一块写有“我希望我有一张征兵卡”的标语牌。那些郑重其事的游行则是由“美国青年自由组织”“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以及“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标语中体现出的最有好战情绪的是“轰炸河内”。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次极具代表性的游行中，有这样一些标语：“我们爱美国”“热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对是错”“我们难道要让他们将美国引入绝路吗？”以及“古老荣光已不再”等。鲍勃·霍普告诉其中一位听众说：“如果我们让共产党赢得胜利，我们就会面临终生战斗以及失去上百万孩子的巨大危险。”这的确是一个过分夸张的陈述，但是这与指责总统谋杀孩子的行为完全不是同一类。

战争支持者对反战者最严厉的指控，是说他们对国家不忠诚。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警察局长这样说道：“我们不会像那些叛徒一样，举着蜡烛在黑暗里鬼鬼祟祟地前进，我们会在正午的阳光之下进军，让自由的人民加入我们，跟着我们齐步走。”一些关于1965年和平运动的新闻报道，大都暗指共产党参与其中。美国联邦调查局与霍普一样，正试图摆脱其无党派倾向的名声，暗示这些游行示威的背后推手是克里姆林宫。政府的一份报告称：“反越南战争运动的控制权，已从一度成功控制住局面的温和分子手中转移至共产党和极端主义分子的手中，他们公开对越共表示同情，对美国仇视。”

实际上，事实正好相反。尽管个别反战斗士的语言和行为都颇具煽动性，但每一次游行似乎都比前一次更受人尊崇。甚至连中产阶级保守派的家庭主妇以及现役军人也加入了示威活动。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各界名人都站到跟鲍勃·霍普完全对立的一面。11月27日，在万里无云的华盛顿举行的“停止轰炸”示威游行的队伍中，除了诺曼·托马斯和詹姆斯·法默外，还有许多之前从不问政事的名人，例如医生本杰明·斯波克、漫画家朱尔斯·菲弗、小说家索尔·贝洛、雕塑家亚历山大·考尔德以及作家迈克尔·哈灵顿等。

当年秋天，来自越南的战报称，美国一些知名战斗部队在越南战场一败涂地。其中有9月在安溪惨败的美军第101空降旅，10月在波来梅惨败的绿色贝雷帽突击队，11月在德浪河谷惨败的美军第一骑兵师。德浪河谷遭遇战发生在华盛顿“停止轰炸”游行的前一周，具有特别的意义；像去年春季越共发动的攻势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势一样，该次战役也是越南战争重要转折点之一。第一骑兵师的空降兵在波来梅战役后追击敌军残部，在德浪河谷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这里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边境7英里，地处西贡以北200英里的越南中部高原。这次美军面对的不是越共游击队，而是北越第66团。

第66团是北越军队中的精英部队，此次美军面临一场严峻考验。美军第一骑兵师是其军队历史上的一种新型部队，是一支具有最优火力配备的直升机空降师。对善于发明创造的美国人设计的战争武器，越共军非常了解。他们采取和步兵近身作战的战术，如果可能的话，直接肉搏，但必须是在34码的距离以内，这样美国的武器和空中战术支持就无法发挥作用。

德浪河谷战斗的意义注定是伟大的。7月戴维营会议召开时，南越境内只发现两个北越团。到现在，美国驻越南援军司令部已确认有6个北越团在南越出现，也许另外还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军队潜伏在南越境内。南越其他部队正在进军南越的途中，胡志明的总司令武元甲将军继续将部队拆成排和连迅速沿小道渗入，行军之迅速令美军无法及时调兵围堵。

双方都争相向河谷派兵支援，尽管美军第一骑兵师派去的一个营遭到伏击伤亡惨重，战斗结束后，威斯特摩兰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将军仍声称获得了胜利。统计数字似乎也支持他们的说法，敌人如同“二战”中的日本士兵那样采取波浪战术，用英语喊道：“杀死美国兵！”他们损失了1200人，而美军仅死了200人。但是其他一些观察家，其中包括以平民身份回到越南的约翰·保罗·范恩，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越共已准备好接受这些不确定的损失。（一名越共士兵在日记中写道：“为国捐躯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尽管美国在德浪河谷战斗中的伤亡比敌军要少得多，但这还是创下了威斯特摩兰部队的新纪录；它使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人数升至1335人死亡，6131人受伤。美国驻越援军司令部相信，威斯特摩兰已掌握取胜的战略秘诀，迫不及待地筹备着更多类似德浪河谷的战役，武元甲完全认同范恩的看法。这位北越将领相信——后来的事件也证明如此，美国人民不会接受如此巨大的伤亡，更不会允许美国继续承担这永无尽头的义务。武元甲把战争的这一新阶段看成是他的人力和威斯特摩兰的技术装备上的对决，充当比赛裁判的是美国的公众舆论。

12月，麦克纳马拉请求约翰逊暂停轰炸。腊斯克表示反对，他现在是鹰派中最强硬的成员之一，但是总统叫停了B–52战机的轰炸计划，并向世界上重要国家的首都派遣外交人员，散布消息称美国有意进行和平谈判。两名意大利专家抵达河内打探胡志明的态度。刚开始，谈判似乎有可能，但正当越共有和解意向的消息传到腊斯克那里时，河内方面却断然谴责这是“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谣传”。美国人大惊失色。在德浪河谷战役后，美国人认为胡志明应该很清楚自己的战败处境。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想起了一个老笑话的结尾部分：“总有哪个浑蛋没有得到消息。”

林登·约翰逊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申请颁布1965年选举权法时，在其演讲结尾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因为新一代美国黑人为社会正义奋斗而付出的血泪显得尤为神圣。他认为他们的事业“也必须是我们的事业。因为不只是黑人，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克服在传统法律体系中因偏执和不公正所造成的缺陷，我们也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这是自由派的漂亮空话，但在那时这似乎是颇为值得怀疑的预言。5月17日正好是美国最高法院处理布朗诉教育局注这一诉讼于1954年5月17日由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决定，判决种族隔离本质上就是一种不平等。因本案的判决，美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的白人和黑人必须分别就读不同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被终止。——编者注一案11周年的日子，而种族主义问题却比之前更加严重。耶鲁大学斯特林讲座教授、历史学专家范恩·伍德沃德也说：“比起他们的上一代，如今的黑人孩子在学校与白人孩子的交流更少了。”从1964年中期到1965年中期，三K党的成员也增加到有史以来的最多人数，即使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该组织的人数也不及这一时期。1965年10月，据报道，伯明翰的一位黑人因失血过多而死，原因是开救护车的白人司机拒绝送他去医院。一位亚拉巴马商人在谈及民权运动时，对《纽约时报》的记者信口开河：“当这件事结束后再找黑鬼们算账，在这儿他们不会有好日子。”消除种族歧视在北方城市也不容乐观，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部的马凯特公园发表演讲时说：“无论在密西西比还是在亚拉巴马，我从未见过这般恨意，但在芝加哥，我真的见识到了。”千百万白人的仇视态度似乎都在达拉斯县警长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尔马事件中佩戴的一个小小徽章上得以体现，那个徽章上就两个字：“决不。”这两个字意味着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像克拉克这样的人决不会平等对待黑人。

黑人不断遭受不平等对待，使他们情绪上继续发生转变。他们分裂成各种小团体，互相敌对仇视。1965年2月21日，马尔科姆·艾克斯在他即将掌握黑人运动领袖权时，在上曼哈顿区的奥杜邦舞厅被他的黑人同胞杀害，这反映出黑人激进分子内部的深刻分歧。黑人绝望情绪的一个象征是越来越多的团体号召黑人“回归故土”——“回到非洲故乡”。50个黑人社区纷纷建立起防卫执事团以对抗三K党的袭击。还有一部分人听从里·约·琼斯的布道，他宣称“大多数美国白人都是邪恶的”；或者相信詹姆斯·福曼的话，他发表了一个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会和犹太教堂（讽刺的是，这些拥有许多白人成员的团体，却也是民权运动最狂热的支持者。）支付黑人5亿美元作为“补偿费”。

提倡种族隔离的团体中最有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奥克兰出现了第一小批“黑豹”党党徒。1965年11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提出了莫伊尼汉报告，这份报告论证充分，认为解决黑人社区内部问题的现实方式在于首先根除奴隶制的遗留问题：黑人依靠福利生活、离婚率比白人高40%、私生子的数量惊人（4个黑人中就有一个是私生子）。莫伊尼汉报告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但1966年正值黑人满腔怒火的一年，一些事件严重损害了黑人的自尊，以至于他们无法面对这些事实。他们的领导人于是将该报告贴上了为种族主义造势的标签，并斥责报告的作者是法西斯分子。

范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写道，“就联邦法律能够处理”种族隔离和不公平现象而言，“国会只是刚刚能胜任。”此类立法的关键在于当年的选举法案。马丁·路德·金于1月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出美国南方500万黑人适龄选民中有300万人未进行选民登记。他宣布要发动一次全面登记选民的活动。这一活动将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开始，在当地1.5万名可以登记的黑人选民中，只有325人登记了，而1.4万名白人选民中进行登记的却达到9300人。金博士带着首批黑人入住塞尔马艾伯特旅社，这里过去只为白人提供住宿，因此在办理登记手续时金遭到一个白人种族分子的拳打脚踢。殴打他的那个人被处以100美元罚款和60天监禁，在金看来，这是提醒人们尊重法律的一个良好开端。可是选民登记运动很快就停下了。其中的原因再简单不过，塞尔马的黑人大多对选举权不感兴趣。只有某种反响强烈的事件才能唤起他们的重视。这类事件（也是颇为典型的事件）最终发生了：在附近的佩里县，一个准备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被一伙白人农夫杀害了。当地的民权运动领袖们希望利用这件事、县警长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气以及华莱士州长卖弄权力的作风，来使他们的运动复兴。

他们宣布于3月7日进行抗议示威游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会从塞尔马出发，沿着杰斐逊–戴维斯高速路的80号公路中段向南步行54英里，到达州府蒙哥马利。华莱士立即以游行对当地商业活动和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为由下令禁止，并派出100名州警卫支援克拉克警长，克拉克为表示他对传统的尊崇，还组织了一个骑兵警卫团。3月7日——这一天或许将成为亚拉巴马州历史和民间传说中的“黑色星期日”，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黑人运动的白人不顾禁令，从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布朗教堂出发到达横跨亚拉巴马河的埃德蒙–佩特斯桥。在那里，他们遭遇了克拉克的骑兵队和戴着防毒面罩的警卫团。示威者不理睬在两分钟内散开的警告，于是警卫挥舞着警棍和湿皮鞭冲向人群。催泪瓦斯从警卫团那边喷射出来，形成一团团黄色烟雾。黑人在呛人的烟雾中踉跄，艰难爬回教堂。他们的旁边跟着电视摄像人员，他们拍摄的画面可以让塞尔马游行一夜之间成为镇压的象征。

在黑色星期日这一天，金博士在亚特兰大布道时，突然丢下手头所有事务直飞塞尔马，宣布他将领导星期二的第二次游行示威，并呼吁黑人和白人牧师都来参加。300多位白人神父、牧师和教士响应了他，在北部各大城市都进行了同情游行示威。黑人参与者在司法部和白宫外静坐抗议，对此约翰逊总统发表了一篇声明谴责亚拉巴马州官员“对一些黑人公民施加的暴行”，同时他还派遣约翰·多尔和佛罗里达前州长勒罗伊·柯林斯去塞尔马，他们组织了一场形式上的游行，就是在桥上来回走了一会儿。尽管有诸多不满，克拉克警长和金还是勉强同意了，但金的不满情有可原。为此，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激进的黑人青年们指责他是“对汤姆大叔摇尾乞怜”。在金离开那座桥时，他们唱起了民权歌曲来嘲讽他：“任何人都不能使我回头。”

塞尔马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三起谋杀案，其中第一起事件让金不得不改变策略。这三起案件的受害者均为对民权运动抱有同情心的白人。波士顿唯一的一位神教派教士詹姆士·里布在离开一家黑人饭店后被一帮乡野暴徒围殴致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詹姆斯·福曼和他的500个追随者威胁金采取更大胆的措施，不然他们就会引发暴乱。另有1500名愤怒的黑人在蒙哥马利市以色列浸礼会教堂前集结，因为他们听说金有好消息告诉他们。蒙哥马利市联邦法官小法兰克·约翰逊允许他们在从赛尔马到蒙哥马利的范围内进行游行示威，虽然这样的游行在他的裁决下“已到宪法允许的最大限度”，但示威者的暴行显然已经超出了“宪法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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