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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伟大梦想与梦之幻灭（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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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伟大梦想与梦之幻灭

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讲整篇都在谈外交事务，而约翰逊总统4000字的就职演说则完全忽略了国外发生的事件。并且约翰逊演说语速缓慢，用词讲究，像是有意为之。一位观察家说，总统像是在针对石匠演讲。他的第二次国情咨文内容也是如此，提到越南战争的部分仅有131个词。鉴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味强调经济会显得不合时宜。［“去年我们通过减少国家政府的浪费，节约了近35亿美元。（掌声，今年我打算再接再厉。（掌声更热烈）”］约翰逊表示想成为人们心目中“关注教育和健康的总统”。他立志完成“新政”和“公平施政”两项未竟事业。

约翰逊打算继承肯尼迪的事业。他从“新边疆”政策中继承了四大法案：民权法案、减税提议、医疗补贴和联邦政府教育援助。前两项法案得到了优先通过，而在他的斡旋下议会最终通过了所有法案。资深议员出身的总统和美国医疗协会强大的国会游说团体在对医疗补贴法案的讨论中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对决。早在1945年，杜鲁门总统就曾亲自出席过一次国会的联席议会，他号召建立一个综合医疗保险体系，然而此提议被美国医疗协会狠狠地扼杀了，他因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次，在经历了5个总统任期和16届国会后，美国医疗协会的医生们提出由私人保险负责代理的医保方案，该方案名为“更优医疗”，是患者自愿参加的。然而这根本无法满足需要，因为从杜鲁门当政到现在，65岁以上美国人口数至少翻了一番。

为了和约翰逊抗衡，美国医协雇用了23名专职人员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每日花费高达5000美元。总统则以亲自打电话问候和邀请那些议员到访白宫的方式作为回击。他绞尽脑汁想让法案通过。就在约翰逊要求制定医保法案的204天后，1965年7月30日，他在杜鲁门的故乡独立城签署了该法案，81岁高龄的哈里·杜鲁门在一旁笑容满面。1966年7月1日，美国16万老年病人被纳入医保补贴计划。新泽西州的一位叫作尤金·施奈德的65岁的刺绣工人，在那个星期五的12点1分到纽约综合医院治眼睛，费用便是由社会保障部承担的，他和伊利诺伊州内皮尔维尔县的罗伯特·埃弗里夫人因此成为全美第一批享受医疗补贴的病人。美联社的调查显示，该计划使得医院的住院率增加了3%，每星期大约有10万名新病人入院。

约翰逊提交医疗补贴法案5天后，又向国会递交了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构想——“实现全民受教育机会”计划，此计划要求为公立大学和教会学校拨款10亿美元。为天主教教会学校提供联邦资金支持的做法与过去全然不同，这必然会在众议院引起一场激烈辩论。然而约翰逊深知，在美国的4000万学童中，约有600万孩子在拥挤不堪的教会学校念书，若教会将他们置之不管，那么他们势必得依靠公共拨款的支持。另外，排斥他们会得罪国会中的天主教议员，导致他们为报复而投反对票阻止为公立学校提供联邦拨款。因此，约翰逊决定将所有学校都纳入他的教育法案中，他还对外表示，自己拒绝任何修正案，他的提案连一个逗号都不能改。在被称为“静电复印国会”注林登·约翰逊总统在当政时期积极推行伟大社会改革，提出与通过了大量法案。由于约翰逊善于获取国会支持，基本上他要什么就通过什么，许多法案都是只字未改。——编者注（戈德华特最先开始使用这一称呼）的第89届国会，约翰逊呼风唤雨，各种事务都得心应手。教育法案仅用87天就在国会两院获批通过，总统称其为“我所签署的最重要的法案”。签署仪式定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里举办——约翰逊小时候曾在这里上过学。一同出席仪式的还有约翰逊当年的老师，现在他72岁，已经退休。

接着是选举权法案，这是对日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回应。该法案在8月6日就已准备就绪，只等总统签署生效。到此时，有关“伟大社会”的法案如雪花般涌向国会——仅教育方面就通过了40多个提案，包括24亿美元的大学援助计划，这比之前美国制定的教育法的总数还要多。约翰逊提出的计划还有：治疗心脏病、中风、癌症，防治水污染、大气污染，建立公路广告牌以及废弃车辆回收场的计划。国会建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国家艺术和人文基金组织以及一个老年事务局等机构。高速地面交通法案则开辟了研究公共交通问题的渠道。移民局也进行了改革。大幅削减消费税的法案（47亿美元）得以通过。农场法案以及公共事业和经济发展法的通过，使联邦政府在改变土地面貌的工作中能够发挥巨大作用。这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还是首次。

联邦政府拨款9亿多美元用于帮助美国最古老的乡村贫民窟“阿巴拉契亚”。在和平工作队的首任负责人萨金特·施赖弗的强力领导下，新的“经济机会局”向贫穷宣战。经济机会局的工作项目包括：为长期失业人员提供专业就业帮助的“企业工作机会计划”；以贫穷家庭的学前儿童为受助对象的“启蒙教育计划”，该计划实行首年就为130万学前儿童带来了拥有光明前途的希望；美国志愿者服务组织，实际上就是国内和平卫队；“邻里青年团”为青少年提供了50万个兼职工作岗位；“跃进项目”招收大学预科生到大学上课；“社区行动计划”旨在协调社区的卫生、住房和就业计划，免费为穷人提供法律咨询；收养无家可归的儿童的“抚育孤儿”计划；以及建立旨在安置印第安人、各地移民和季节工的机构等。

经济机会局在华盛顿租用的7层办公大楼被批评者称作“贫穷宫殿”。共和党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艾伯特·奎伊说：“经济机会局做的事不仅会给国家带来耻辱，更会带来一场全国性的灾难。”施赖弗甚至承认，经济机会局的项目中最成功的“启蒙教育计划”在密西西比州的实施一团糟，像裙带关系、利益冲突、对政府公车的挪用以及把补助款给不在本州的人这一类的事情阻碍了该计划的顺利进行。

然而，时间还是有利于经济机会局的，正如过去对于罗斯福的“公共事业振兴署”那样。在5年内，对抗贫穷计划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使1300万美国人脱贫。约翰逊任期内的经济繁荣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伟大社会”计划正在一步步实现，美国人似乎对此都表示认同。就在约翰逊就任的第二年年末，民意测验显示，约翰逊受到了全美人民的有力支持，这在30年来的民意测验中尚属首次。

约翰逊力克戈德华特取得压倒性胜利，这样的胜利可能会诱使别的总统对国会采取强硬的态度。约翰逊却不是这样，他清楚地记得，罗斯福在1936年的大选中获胜后，由于其最高法院重组计划遭遇失败而威信严重受损。约翰逊在1964年大选后说：“我和国会打交道已有40多年，其间我几进几出，从一个青涩的毛头小子变得成熟起来。我经历过的所有国会中，还没有哪届议员最终不考虑他们所面对的总统的实力的。”他表示，追求为新官上任造势的100天变革不可取，他宁愿等国会议员们做好准备时再将法案送过去。对此，他的解释是，“这就像一瓶波旁威士忌酒，一次只喝一杯的话，完全没事。如果一个晚上全喝完，那就有麻烦了。我打算一次只小酌一口，尽兴就好。”

最终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10月23日，在第89届国会第一次会议休会时，有89个行政法案获批通过，只有2个法案被否决：哥伦比亚特区的自治法案以及废除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第14（b）款，此条款规定允许各州禁止签订要求工人在指定期限内加入工会的合同。如此看来，国会完全不了解总统想修正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的迫切想法。他完全可以就此罢手。但他不以为意，仍带着对这个结果的不满，不断尝试引导新闻走向，以扭转外界对他的看法。

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次在霍利布什举办的约翰逊总统与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的高级会议。霍利布什是新泽西州葛拉斯堡罗州立大学校长的塔形石砌住宅。之所以选择葛拉斯堡罗，是因为它正好位于从华盛顿到纽约联合国总部（柯西金当时所在地）的路途中间。双方领导人都不愿意去拜会对方，选择葛拉斯堡罗州立大学无疑是个折中方案。两位领导人既没有确定的会议日程，更没有需要讨论的具体事项。约翰逊后来回忆道：“这有助于我们在一起谈谈理论，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去了霍利布什。相互讲讲道理就是霍利布什之精神。”会谈中除了“这次交换意见更加暴露出美苏两国间越发明显的巨大差异外”，能供讨论的其他话题真的很少。尽管如此，约翰逊总统的威望仍旧只增不减。仅凭两个拥有核力量的大国的元首坐在一起对话这个事实，人们似乎就能安心。

然而还是有人感到不安，他们以奚落的，甚至是轻蔑的态度看待约翰逊。在许多大城市的创造性团体和大学教职工中，反对约翰逊的人不在少数。英国记者亨利·费尔利1965年访美时写道：“我发现，美国知识分子以辱骂约翰逊总统为乐，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觉得怪异和憎恶。”费尔利指出这些指责全是针对“人身方面的”，反映了一种“对这个人的苛求和蔑视……”“有人告诉我说，约翰逊是一个笨蛋……其他人或许说得没有这么直截了当，但大抵也是这个意思。”

德怀特·麦克唐纳是这些批评者中最刻薄的一位。他笔下的林登·约翰逊“毫无品味，粗鲁无礼”，他还自创了一个词语“中庸崇拜”来讽刺约翰逊总统的平庸品味。麦克唐纳和那些与他类似的批评者们嘲笑约翰逊夫人，因为她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荒野大镖客》。他们鄙视约翰逊的理由多种多样：约翰逊喜欢听“新克里斯蒂演唱团”的歌曲，常要求摄影师“照自己的左侧脸”，不喜欢彼得·赫德为他画的肖像，有一个从“lucy”改名为“luci”的女儿，把严肃艺术家的作品称作“艺术化的”等。他们的不满蔓延到更多美国人当中，而这些人原本只隐约对约翰逊的“欺骗行为”有些讨厌。另外还有数百万美国人因为深敬约翰·肯尼迪，至今仍怀恋着他而怀疑约翰逊，毫无道理地将约翰逊视为篡位者。此外，面对大城市黑人贫民窟里日益升级的暴力事件以及大学校园内逐渐恶化的骚乱，大批美国民众觉得困惑不解，又因感到人身安全遭受威胁，最终也站到了约翰逊的对立面。约翰逊总统坚持要揽下一切，这必然会使自己成为大家攻击的对象，因此他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

1965年约翰逊在国会立法审议中获得一连串前所未有的成功后，他住进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接受了胆囊结石切除手术。在恢复期间，他思索着那些诋毁他的报纸和嘲笑他的人攻击他的理由。“那里的那些人，”恼怒之中他脱口说道，“他们要什么，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我带给他们的是繁荣的时代，我提出的惠民法案数量无人能及，而他们呢，只是一味攻击和嘲笑！富兰克林·罗斯福能做到这样吗？有人能做得比我更好吗？他们到底要什么？”

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在使约翰逊失去国会的一致支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曾表示约翰逊是那种有点弄错了时代的总统，在美国实行罗斯福式的新政政策——社会福利法案，而美国的问题症结并非在此。麦卡锡的这个说法只给出了谜语的一半答案。这个观点还需推敲，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富裕而非贫穷。麦卡锡称约翰逊完全误解了美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脾性：“他总是对他们谈起他主持通过的一系列法案——流水账一般无聊，却不知道他们对此已不感兴趣。”

约翰逊非常愤怒，“他们难道不知道只能得到我这样的总统吗？”有时他还会说：“他们难道不知道美国正在打仗吗？”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就是这个谜语的另一半答案。

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美国暂停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直到1964年11月1日美军在西贡市以北20英里的边和市的空军基地遭到越共的迫击炮袭击之后，美军才有所动作。这次袭击造成5名军事顾问死亡，76人受伤。圣诞节前夜，游击队再次发动袭击，引爆了在西贡市布林克斯酒店安放的一枚炸弹。2名美国士兵在爆炸中丧生，共58人受伤，林登·约翰逊的爱国热情因此被激发。他在白宫里面踱着步子说，绝对不会让他们杀害我们在那儿的小伙子们。他们这是蓄意挑衅，他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拿着雨伞的张伯伦式的人物”。显然，北越人犯下了“侵略罪”。（“侵略就是一国不让另一国安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所有人都再清楚不过。”）指望联合国采取行动将会是个错误。（“如果都是些事后的决议，能有什么用。”）约翰逊不想以一个领导越南战争失利的总统形象被载入史册。美国完全有能力教训那些个子矮小、衣衫褴褛的共产党人。东京湾决议赋予了约翰逊使用武力的权力，如果越共不撤退，他必定会那样做。

困难在于选择哪种解决方式。这个新对手不按常理出牌，常规军事手段对其的打击作用不大。面对敌人“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即便是有着强大建制的美国军队也无能为力。肯尼迪总统已派遣过一支400人的特种部队到越南，这些人全是对付游击战的专家，然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些强壮魁梧的精英们并不热情。曾经有一个时期，美国军事援助越南司令部有100多位将领，却没有一人参加过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进行的反暴动军事训练。而他们之中，没有人比驻越南援军司令部的新任指挥官威廉·蔡尔兹·威斯特摩兰更像一名传统军人。

联合参谋部的长官们想对北越进行大轰炸。他们告诉总统，这样才会让敌人屈服，而后逼迫他们来到谈判桌前。显然，轰炸战略对约翰逊政府具有强大吸引力。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两位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乔治·鲍尔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都在“二战”后参加过美国的战略轰炸调查。该调查发现盟军的轰炸不仅没能打乱德国的战争生产计划，反而鼓舞了德国人的士气，而且德国是一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果空军都不能给德国以沉重打击，那么面对经济落后的亚洲国家越南，其成功机会则会更加渺茫。

并非约翰逊的所有顾问都认为轰炸可行。鲍尔和加尔布雷思就不赞成此做法，而且并不只有他们二人这么想。早在1964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就对轰炸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轰炸北越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都不能起到鼓舞南越士气的作用。接替约翰·理查森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站负责人的皮尔·德席尔瓦认为轰炸对战局毫无帮助；威斯特摩兰也这样认为。两人都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他们深知如果要使用飞机，就需要派部队保护机场——决定开始轰炸就意味着美国将会被全面卷入战争。早在1965年，在西贡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人员就同一问题做了两份报告。报告的大意是说，随意的轰炸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很有可能还会引发反渗透的情况，造成北越军队沿着“胡志明小道”大规模渗入。

这本该让白宫再仔细考量一番。最起码总统应该认真听取谨慎的顾问们给出的意见。但当美国国内反对越南战争升级的人越来越被人们所熟悉，这些鸽派正发生着神秘的变化。美国高层领导人中，鸽派人士越来越少。1964年10月，当乔治·鲍尔提交第一份抗议美国进一步卷入越南战争的备忘录给国务院时，他身边有许多支持者。随后，他的伙伴们一个个被调离或者失去了原来的重要职位。到约翰逊就职时，罗杰·希尔斯曼、埃夫里尔·哈里曼、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保罗·卡滕伯格、威廉·特鲁哈特全都已离职。鲍尔在白宫孤掌难鸣。曾经在轰炸越南问题上跟鲍尔站在同一边的马克斯韦尔·泰勒仍是领导核心的一员。但现在泰勒改变了看法，想给空军轰炸计划开绿灯放行。泰勒认为美国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应受到控制，10万人足以应战。

现在白宫主要的特别助理中只剩一位仍未表态。他就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1965年1月27日，邦迪提议自己作为总统的耳目去越南视察。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也表示同意，于是约翰逊的安全顾问团于2月的第一个星期飞赴亚洲。亚洲之旅关系重大。邦迪虽机警聪明、阅历丰富，但缺乏实战经验。他对战争的所有认识均来自于与战争相关的文件、报告或电影。真实战争中的污秽和恶臭是他不曾见过的，每每看到这些，他就觉得恶心反感。最重要也最具决定性的是他无法忍受战场上的血腥场面。

2月5日晚上，邦迪正在西贡接受宴请，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马里纳的特种部队第5分队的杰西·派尔正在波来古的美军基地外面的掩体内放哨，波来古是越南中部高原的一个山区小镇。凌晨2点时他仍未换岗，他看见矮树丛中有一群黑色影子正朝自己移动。他鸣枪示警；越共游击队用密集的手榴弹回击；附近据点里的美军惊醒过来后也加入战斗。波来古战役激烈持续了15分钟。越共游击队最终摧毁了美军的16架直升机以及4架飞机。包括派尔在内的8名美国士兵死亡，另有126人受伤。

华盛顿时间2点38分，关于波来古战斗的第一手报告送抵总统。在召开了4个小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约翰逊下令美军三艘航空母舰上的战斗轰炸机对越共位于洞海（北纬17度以北40英里）的集结区进行轰炸。他宣称，美军是否升级在越南战争中的参与度“取决于北越的侵略者”。麦克纳马拉说：“我认为很显然这是对意志力的一次考验。”然而，波来古战役最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其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产生的影响。作为现场见证者，他去看望了伤员，回来后深受触动。他回国时已经变成一个鹰派。总统对他说道：“他们还真让你相信了，不是吗？一点儿炮火就能做到。”

鲍尔仍然反对轰炸。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也不赞成，他的立场非常坚决，以至约翰逊将他的这些疑虑视为懦弱的表现，将他从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中除名。美国进入了决策的关键阶段。麦克纳马拉后来坦承，美国在越南所犯的错误不少——都是在1965年春末犯下的；在这之后，美国已深陷越南战争泥潭无法脱身，在华盛顿方面看来，越共似乎一意孤行地挑衅白宫，使其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波来古战役结束还不到三天，身着黑衣的游击队员又炸了越南归仁海港的作为美军军营的越南匡恩饭店，爆炸造成23人死亡、21人受伤。盛怒之下的约翰逊下令对北越的两个军事据点正和与执礼进行三小时的轰炸。

2月11日，越共再次对归仁发动袭击。这次约翰逊在48小时内一直按兵不动。但是，一旦他有所举动，势必会推动战争升级。从此以后，美国的空袭报复就不再只是以牙还牙。约翰逊下令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而无论对方是否有挑衅行为。该行动的代号为“滚雷”。行动的原因在一本64页的《来自北方的侵略》的白皮书中有所说明。美国国务院称，该书说明“毫无疑问，北越正在实施侵略南越的周密计划”。为保卫顺化东南方向50英里的岘港空军基地（“滚雷计划”的始发地），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从海军陆战队调来两个营。这3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是地面部队中首批加入战斗的。3月8日，在当天阴沉灰暗的天空下，他们在距离岘港3英里的南窝海滩登陆上岸。10个手拿鲜花、面带微笑的越南女孩在那里迎接他们的到来。

此次登陆在国际上引发了争议。在莫斯科，2000多名示威者朝美国大使馆扔石头和砖块；两名西方的外国记者在那里遭到殴打。在美国国内，大学师生讨论政府政策的座谈会随处可见；在华盛顿，邦迪同意在100多个大学播放的广播节目中同他的批评者们展开辩论，这更是掀起了一波高潮。（在最后一分钟时他不得不退出，因为总统急需他去处理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的另一场外交危机。）政府当局派了一个“真相小组”去各大学宣传，并就鸽派教师的指责做出回应。迪安·腊斯克尖酸地告诉美国国际法学会说：“我有时会惊讶于受过教育的人的轻信态度，以及一些人忽视事实的顽固态度，而这些人却被托付去帮助国家教育年轻人，尤其还是要教会他们怎样思考。”

战争批评者对南越同盟知道得越多，他们持保留意见的态度就越强烈。他们了解到，半数美国军队补给被卖给了西贡黑市。出身越南富裕家庭的青少年花钱就可以免于服兵役。南越军队中逃兵所占比例达到15%。西贡的政治家们似乎在选择坏时机上有些天赋。似乎每到战斗的关键期，无论当时掌权的是哪个政府，最后都会被新政权推翻取代。约翰逊对此非常生气，对其手下说，他不想再见到“类似的政变丑闻”；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了同样的结果。1965年2月21日，南越军队司令阮庆中将被驱逐，由医师潘辉括接任。潘辉括的后台是担任军政府秘书长一职的阮文绍少将，此后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物。潘辉括政权维持了整整111天又被推翻。这是继总统吴庭艳被刺杀后的第9次政变，新任总理是喜欢标新立异的越南空军司令阮高祺，副总理是阮文绍。

西贡的每个动荡征兆都推动了美国鸽派阵营的壮大，他们正迅速成长为继共和党之后林登·约翰逊最有力的政治对手。前陆军部长塞勒斯·万斯认为，国内对越南战争的疑惑正“使美国面临分裂的威胁”，参议员中最早的鸽派人物之一，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警告说：“在帮助任何政府镇压共产党起义的事情上，我们能做的十分有限。如果人民自己都不支持当权政府，我们也束手无策……西贡政权正在输掉这场战争，其原因并非武器装备匮乏，而是缺乏一切内部凝聚力。”

然而这不是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观点。约翰逊向国会提出追加7亿美元拨款以支持战争升级的需求，众议院在24小时内以408票比7票通过，参议院在另一个24小时里以88∶3的票数通过。在大众传媒那里，反对美国加入越南战争的观点总是被贴上污名的标签。多数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忧伤地对参议院说，战争可能会持续“4年、5年甚至10年”，美国联合通讯社的一名记者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看法”。（越南战争最终打了8年。）就连最中立公正的媒体——美联社也在当年的年度新闻盘点中称，反对战争等同于向美国的敌人提供经济和心理援助。参议员富布赖特4月份召开越南战争听证会，为诸如乔治·凯南和詹姆斯·加文上将等政府政策的批评者们提供了发言平台，全国广播公司的24个电视台拒绝对其进行转播报道，而哥伦比亚电视台则对其彻底封杀。

对于身在越南的美国人来说，战争变得更加激烈了。3月30日，一名越南司机将一辆黑色雪铁龙汽车停在西贡美国大使馆前面，随后乘坐同伴的摩托车飞奔离去。汽车中装着250磅炸药，在上午10点55分爆炸，大使馆大楼的侧面被炸开一个大洞，17名使馆工作人员因此丧生。次日，美国飞机轰炸了6个北越雷达站。这是自波来古战役以来双方第15次发动穿越南北越分界线的袭击。越共军队以制造更多的爆炸还击美军。一天晚上，一辆满载硝酸甘油的自行车被停在西贡河岸边一家很受外国人欢迎的水上美景餐馆旁。爆炸总共造成44人死亡，其中有12名美国人。美国继续增加驻越军队人数。年初时美国驻越士兵人数还只有2.5万左右，到了当年春末则已达到年初的三倍。

6月9日，白宫宣布授权威斯特摩兰，“在没有其他有效办法可供选择，以及在他认为总体军事形势急需的情况下”，总司令有权派遣美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参加战斗。4天之后，威斯特摩兰认为，东帅市（距西贡北部60英里的一个地区首府）的形势符合美军进行干预的前提条件。经过晚上的一次交火后，美军第173空降旅的1200名伞兵连同1600名越南士兵和澳大利亚士兵对越共游击队展开了追击。威斯特摩兰称该行动为“搜寻歼灭”任务，即找出并全歼潜伏的游击队员，该行动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一种策略，此后该名称也就被用来描述这种战略。然而寻找越共游击队经常是一个耗时耗力、令人沮丧的过程。在东帅市的混战便是越南战争中的代表性战役之一；等战争的硝烟散去后，我们仍不能判断哪一方在战斗中更占上风。美军173空降旅的指挥官唯一知道的是自己损失了19名队员。正处于春季防守阶段第二个月的越共游击队更是伤亡惨重，伤亡名单不断增长。很久以后，威斯特摩兰才承认这次战斗输给了敌人。然而真实情况在当时却无人知晓。就在同月，威斯特摩兰向华盛顿申请增调44个营以及适时使用这些兵力的授权，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保证这样做会帮助美军扭转溃败的局势。

正是在这一时期，林登·约翰逊狡诈遮掩的作风开始动摇人民对他的信任。5月23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位编辑提到了这一点，他在该报驻白宫记者戴维·怀斯发表的一篇报道的标题中使用了“信任鸿沟”一词。接着，《华盛顿邮报》的默里·马德撰写了一篇分析华盛顿的人们普遍觉得有时总统没有认真看待事实的文章，他写道：“该问题可以称为信任鸿沟。”人们回想起约翰逊在1964年总统大选中为吸引选票而夸口许下的和平承诺，并将这和他现在的好战立场作了对比。马德指出：“华盛顿政府发布的公告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和讥讽。”媒体记者更是持怀疑态度。参议员戈德华特曾因为提出某项政策而遭到约翰逊总统的公开指责，而现在总统实行的就是该项政策，因此新闻界对白宫伸出的橄榄枝更加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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