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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伟大梦想与梦之幻灭（第3页）

华莱士州长在电视转播的亚拉巴马州两院联席会议上，谴责即将发生的游行好比共产党的“街巷战争”，正是它使得“古巴国家分裂、越南总统吴庭艳垮台——把世界文明和现有体制撕成血淋淋的碎片”。他还表示，州政府无法给所有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提供保护；他说已发电报给白宫，要求联邦政府执行联邦法官的决定。这正是林登·约翰逊一直以来希望达成的目标。总统收到华莱士提出的保护示威人群的书面请求，他派遣了1863名联邦国民警卫、250名执法官与联邦调查局特工、2个正规军宪兵营以及爆破专家，提前对游行路线上的街道和桥梁进行搜查，并安排直升机进行空中巡逻。除此之外，政府还为游行人群准备了过夜的大帐篷、一辆容载量为600加仑的饮水车、一些移动厕所、救护车、垃圾车以及供事先建立营地用的先行车。约翰逊的做法似乎有点过了。

游行本身即是一次胜利。民权运动的老手能借此巧妙地为电视台记者提供丰富多彩的素材。走在队伍前列的有金博士、拉尔夫·本奇、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一个穿着连体工作服的佃农、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位基督教牧师、一个修女和一个拄着拐杖的只有一条腿的人。（沿路站着的亚拉巴马白人居民对修女做出下流的手势，在游行者们唱圣歌时起哄，而且还对着那个只有一条腿的人打拍子，喊着：“左，左，左。”全然不顾他们“高等”公民的美好形象。）尽管亚拉巴马当局对此感到愤怒，并一致谴责“有证据表明在游行者聚集地通奸事件频发”，但一路上大家和平有序，对于有如此多人参与的活动来说，这实属一项伟大成就。3月21日从塞尔马出发时，游行队伍只有3200人，而4天后到达蒙哥马利时已增至25000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广场上对人群发表讲话，一个世纪前这里是南北战争时“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讲话结尾时4次高呼“光荣与上帝同在！”队伍解散后，大批汽车从80号公路把他们拉回塞尔马。一伙脸色阴郁的三K党徒盯着他们离去。随着汽车洪流的逐渐平静，这伙三K党徒要动手进行第二次谋杀了。

受害者名为薇奥拉·格雷格·柳佐，是一位红头发的底特律家庭主妇，也是有5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对他说：“我一定得为这次活动做点什么。”在州议会大楼外面草地上举行的集会胜利结束后，她志愿运送亚拉巴马的游行者回家。最后一趟，她载着唯一的乘客——一名19岁的黑人理发师，他们俩一起唱着“我们定会胜利”。经过一个寂静的路段时，一辆满载三K党徒的汽车逼近他们与之并行。这群白人暴徒中的一个汽车机工，用38口径手枪朝她的头部开了一枪。她立刻倒在一旁，鲜血从她的太阳穴喷涌而出，汽车也栽进路旁的沟渠中。年轻的理发师吓坏了，随后搭便车到塞尔马报了警。

第三起谋杀的受害者是一个新罕布什尔州的主教派教会神学院学生，他在杂货店惨遭枪杀。凶手是一位兼职副警长，他声称开枪是出于自卫。尽管在被害人身上并没有找到武器，目击者也称那个学生没有使用武器，最后由12名亚拉巴马州的白人组成的陪审团仍宣判该副警长无罪。三名涉案嫌疑人在里布教士被害一案发生几小时后就被逮捕了，而陪审团只用了95分钟进行审讯，随后便将他们无罪释放。三起案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柳佐夫人被害案，当时在凶手驾驶的车上的三K党徒中有一个人是联邦调查局的卧底，他指认了他的同伙，包括他们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在第一次审讯中，家中祖孙三代皆是三K党徒的小马特·墨菲为他们自己辩护，而他的总结陈词充斥着种族主义：“当白人和黑人纠缠不清的时候，那些白人就成了白人表皮之下的黑鬼……上帝不愿意我们与黑鬼们搅在一起，我也不在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怎么说。”据墨菲所言，那位探员违背了他加入三K党时的誓言：“如一条奸诈的响尾蛇一般……自己标榜自己是白人，其实还不如披着白皮的黑鬼。”陪审团将此案搁置（以10票对2票的结果认为被告犯有误杀罪），但这是墨菲最后的发言，在等待第二次审理期间，他遇车祸身亡。有偏见的法官本欲宣判此案的被告无罪，但此时联邦政府插手了这起案件，宣判这些三K党徒侵犯了柳佐夫人的人权。这条令人费解的法令曾使密西西比州“自由之夏”的三K党徒锒铛入狱，也将在佐治亚州杀害一名黑人陆军军官的凶手绳之以法。在这起案件中它又大显神威，在由12名南方人组成的陪审团的审理下，这名法官判处被告最高刑期10年的有期徒刑。

塞尔马事件推动了选举法案的制定——约翰逊在3月15日要求国会通过此法时如是说，国人将此功劳全部归于金博士。事实证明他达到了个人声望的顶峰。前几年在密西西比州发生的事件，开始引起人们对非暴力运动的疑虑，亚拉巴马的谋杀事件证实了新一代黑人积极分子的怀疑。这些怀疑论者认定金已不再能给予他们帮助，于是离开了塞尔马。然而广大黑人并不这样认为，随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不记名民意测验表明，只有4%的黑人表示会积极支持斯托克利·卡迈克尔，2%的人支持更激进的拉普·布朗，三者中最为激进的罗恩·卡伦加的支持率仅为1%，而有40%的黑人支持金博士的观点。尽管如此，那些积极分子却也觉察出这种情绪的变化。大多数人渴望和平——大多数人总是想要和平的，但是美国正迈入一个新阶段，其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对暴力的推崇。现在回想起来，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以及凶手被灭口，看来似乎都是预兆。宇宙中的某个地方再次出现变动。1965年同一时期，在越南出现了追而歼之的方针，正是新萌生的那种情绪的体现，塞尔马的一系列谋杀事件是其另一表现。在之后的岁月里，由于黑人被压抑了100年的愤怒和失望现已爆发，更多的表征必将接踵而至。

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这种新的城市情绪在洛杉矶的一个破烂的黑人区初露端倪。这个黑人区位于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口的南面，房子低矮，墙面灰泥剥落，让人想到波多黎各的一些贫民窟。那里的垃圾似乎从未被清理过。到处都是破烂——碎玻璃、生锈的罐头盒、腐烂的鸡骨头以及空酒瓶等。当地随处可见被称作“那家伙”的白人警察，他们随便就可以叫住一名黑人公民，提出“我要检查你的身份证”的要求，那里黑人的生活质量因此变得更加糟糕。

8月的那天傍晚，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警李·米尼库斯要求检查一位名叫马凯特·弗赖伊的黑人青年的身份证。正当他打算以酒驾的罪名拘留这名青年时，一群人一拥而上，围着米尼库斯和弗赖伊闹事。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但紧张情绪却在平静的表面下逐渐积累。此时洛杉矶已经历了连续4天的高温酷暑，人们都在户外乘凉，于是很快就聚集起来围观这起事件。最终，弗赖伊在阿瓦隆大道连接皇家公路的拐角处被捕，这里是洛杉矶繁忙的交通要道之一，白人驾驶的豪车川流不息。最不幸的是，这里的居民98%都是黑人，人口分布密度为每英亩27.3人（整个洛杉矶则是7.4人），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有大批黑人移民来到这里，每个月平均有2000人进入军工产业。洛杉矶如今共有城市居民273.1万人，其中42万是黑人。

在黑人居住的贫民区共有205名警察，其中仅有5名是黑人。1965年，每月仍有1000名黑人为寻找其实根本不存在的工作岗位而涌入这里。这些务工者的后代常常禁不住毒品和酒精的诱惑，而他们一旦失足，“那个人”就会把他们带走。在这个当地人称作瓦兹的地方，真正有罪的并不是当地居民，而是那些诱人犯罪的陷阱。

在那个星期三下午7点45分，加利福尼亚公路巡警米尼库斯逮捕了黑人青年弗赖伊，这一举动立刻使他惹祸上身。警车闪烁的红灯引来了很多人围观，弗赖伊的母亲也在其中。她先是训斥自己的儿子，接着开始教训起这位警官。她的情绪很激动，围观群众也对这位巡警指指点点，米尼库斯一时紧张，就开启无线电对讲机请求增援。接着他又犯了两个错误：他试图强行将弗赖伊押上警车，并转过身无视弗赖伊的母亲，于是弗赖伊的母亲愤怒地向他的背部扑去，矛盾进一步激化。当增援的巡警赶到后，弗赖伊的母亲才被拉开，围观群众不满情绪加剧，但因为忌惮巡警手中的手枪而不敢有所动作。米尼库斯与他的同伴随即离去，但代价实在太高了。由于使用了武力，人们在叙述这件事时难免会夸大和歪曲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事件本身也不断地被夸大，最后衍生出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巡警用警棍猛击一位孕妇的腹部，另一个则是一名巡警把一名妇女猛地推倒在警车上并试图掐死她。随着事态不断升级，愤怒的围观群众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玻璃瓶，到晚上10点时，围观者已经彻底变成了暴徒，他们攻击无辜的过往民众，掀翻警车，砸碎商店橱窗。暴乱在传统套路下不断升级，到晚上11点时，警察封锁了附近的8个街区。两个小时后，2000名暴乱者冲破防线，在瓦兹街区横行霸道，殴打外来者，砸烂一切能砸烂的东西，并洗劫商店。

直到凌晨3点，暴乱才有所消停——暴乱者们也需要休息，警察在贫民区巡逻，一切看起来似乎恢复了秩序。早上，被砸店家向保险公司索求赔偿，工人们也开始清理暴乱后的残局。这些人对暴乱一无所知，认为它已经结束了。但在弗赖伊被捕24小时后，也就是星期四晚上7点45分，他们的幻想破灭了。起初这次暴乱只是上次的翻版：年轻人们袭击来往车辆，向警察投掷砖头，砸破商店橱窗，直到凌晨4点，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昨天的这个时候，暴乱者们已经偃旗息鼓，贫民区恢复了平静，而此时另一帮年纪稍大且更加凶暴的暴乱者持武器涌上街头，迪克·格雷戈里带着扩音器在瓦兹区来回走动，呼吁恢复秩序，结果腿上挨了一枪。贫民区人们的暴力行径已接近叛乱的程度，但当局的高层却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在瓦兹区，一队警察在完成对漆黑街道上的民众的疏散工作后就宣称他们已经控制了局势。

上午10点，发生了首起白天暴力事件，两名白人售货员遭到袭击，这时当局官员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到11点，一名警察打伤了一个黑人抢劫者。埃德蒙·布朗州长本来在希腊度假，看到动乱越加恶化的报告，急忙飞回国内。他的副州长批准了洛杉矶警察局长要求调派国民警卫队的请求。第一批警卫队员于星期五下午抵达瓦兹。当他们还在一所小学里听情况介绍时，那个居民区的局势已有新的发展，他们所听到的都已过时。在一个有150个街区的区域内，5000多名暴徒横行霸道，用自制燃烧弹点燃房屋，袭击听到警报赶来救火的消防员。晚上9点40分，瓦兹出现第一起死亡事件，一名副警长腹部受伤致死。紧接着又有三人丧生。国民警卫队持装有刺刀的步枪进入该区，随处可见的大火照亮了道路，他们看见抢夺者从黑人区的商店抢走枪支、日用品、酒、珠宝等一切值钱的东西。这些商店外面都有用粗体写的诸如“黑人兄弟”“亲兄弟”“黑人开的店”“兄弟开的店”等字迹，尽管如此，其中有些商店还是未能逃过劫难。有一伙人还试图放火焚烧橡树公园社区医院，那里挤满了在暴乱中受伤的黑人。《洛杉矶时报》的一名黑人记者罗伯特·理查森写道：“那些暴徒现在正在烧毁他们自己的城市，就像疯子有时会自残一样。”

星期六，屋顶上的狙击手开始专挑士兵和警察作为射杀目标。消防员配备了防弹背心。警卫队人数从1万增加到1.4万。星期六对40平方英里的地区实行戒严，星期日则扩大到46平方英里。不间断的枪击一直持续到8月18日星期三的凌晨，在一间黑色穆斯林教堂与暴徒们交火后，警察抓捕了35名黑人。至此，暴乱终于结束。在长达6天的暴力冲突中，共有34人死亡，898人受伤，4000多人被捕。损失预计达到4500万美元。瓦兹骚乱造成的破坏使其成为自1943年底特律事件以来美国最严重的一次种族暴动，但事实上它独具特色。尽管在这两次事件中的死亡人数相当，但底特律事件的损失还不到100万美元。美国其他地方也发生了骚乱。和瓦兹暴乱同期，芝加哥西岸发生了暴动。8月12日，一辆赶往西加菲尔德公园救火的消防车撞死了一名黑人妇女。黑人同警察以及200名警卫展开了两夜的激战，他们大肆抢劫，用酒瓶攻击白人。暴乱造成超过100名黑人被捕，67人受伤。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并非大城市中的黑人居住区），18名黑人在一家夜店外面被捕，于是黑人们群情激奋地指责那7名警察的残忍行径。黑人用自制燃烧弹炸毁了许多白人开的商店，因此导致大规模的抓捕，国民警卫队再次被调过来稳定局势。斯普林菲尔德的4000名黑人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最终到达市政厅。在那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大会副理事长乔治·威利对他们说，“北方争取民权的斗争”会比南方“更持久、更血腥、更艰苦”。

每次暴乱发生后都会有一个专家团对其进行调查，这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特点。布朗州长挑选知名人士组成调查组，让他们在约翰·麦科恩的领导下对瓦兹暴乱进行调查，随后发表了题为《城市的暴乱：开始还是结束？》的报告。至此，所有人都明白了瓦兹事件不过是个开始，而寻找解决方案可以有多种方式。麦科恩报告着重强调了法律秩序的必要性。黑人激进分子抗议称，瓦兹事件的本质是对压迫黑人的法律的反抗。贝亚德·拉斯廷称它是“黑人首次不再逆来顺受转而进行大规模的反抗运动”。白修德认为电视和广播报道也应承担一定责任。白修德称当“超出了报道范围，本身也就成为一个因素”。他还问道：“能否对电子媒体的报道加以控制，使其符合让国家安定的最高利益？”马丁·路德·金在巡视瓦兹的废墟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欢迎。他渐渐习惯了这一切。黑人运动的火炬已经传到了新一代黑人领袖手中，它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火炬了。

1965年夏季的种族骚乱狂热而短暂。直到8月的第二周爆发瓦兹骚乱之前，美国仍有希望不爆发重大骚乱事件。第二年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洛杉矶又一次响起警钟，但这次是在3月，一群黑人学生朝一名白人教师的汽车扔石块，袭击其他白人，后来开始抢夺财物。洛杉矶警察在前一年学到了很多经验，一夜间便成功镇压了新的威胁，只有两人死亡。但就算洛杉矶以微小的代价躲过这次暴乱，美国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全都免于灾祸。几乎美国的每个黑人居住区都发生了反社会的暴力事件。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黑人于4月开始骚动。到5月，加利福尼亚州的三个城市已进入临战状态。克利夫兰也于6月末爆发了类似的骚乱，两周后奥马哈、得梅因和芝加哥也加入其中。接着是布鲁克林、巴尔的摩、珀斯安博伊、普罗维登斯、明尼阿波利斯、密尔沃基、底特律、代顿、亚特兰大、旧金山、圣路易斯，还有佛罗里达州的庞帕诺比奇、佐治亚州的科迪尔、伊利诺伊州的西塞罗和密歇根州的兰辛、马斯基根、本顿港和杰克逊。等到夏末，共有7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大约3000人被捕，因破坏、抢劫和纵火造成的损失超过500万美元。截至1966年年底，美国当年一共遭受了43起种族骚乱的破坏。

在西塞罗，黑人组织了一次要求住房不受歧视的游行，进而和反对游行队伍中充满敌意的白人发生了冲突。白人三番五次地试着冲破警察阻拦去伤害黑人。有12人受伤，6名警察被投掷物击中，32名白人被捕。西塞罗事件受到特别关注，是因为它表明警察并未挑起动乱，而是经常去维系脆弱的和平状态。黑人经常攻击他们，是由于警察代表着政府权威，往往是黑人们能见到的唯一的白人群体。在工人阶级集中的社区里，白人与黑人的愤怒往往不相上下，甚至会更强烈。两边都能感受到种族间剑拔弩张的氛围。在1966年，这种冲突终于爆发。

最初，要求住房平等的游行由马丁·路德·金领导，活动在西塞罗的马凯特公园进行。他被一块石头击中，跪倒在地，只好宣布取消游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芝加哥分会主席罗伯特·卢卡斯不服，发起了新的游行，理由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想保持压力”。卢卡斯是新好战分子中的一员，1966年也是这些人得势的一年。弗洛伊德·麦基西克代替更温和的詹姆斯·法默成为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领军人物，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接替约翰·刘易斯成为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然而运动的发展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般顺利。卡迈克尔上任刚一个月，就发生了一个民权运动领袖们未加重视的事件，而该事件却透露出其领导层内部的严重分歧。

6月5日，詹姆斯·梅雷迪思宣布他将从孟菲斯出发，步行225英里到达密西西比州位于杰克逊的州议会。他的动机是想证明美国黑人无惧艰难的精神。麦基西克和卡迈克尔都认为这个办法不切实际，就是空想。一位运动领袖称它是自己“所听过的最愚蠢的主意”，他们决定采取不理睬的态度。梅雷迪思并没有因此退缩。就像他在《在密西西比的三年》（叙述了他在密西西比大学校园中经受过的严峻考验）一书中说的那样，他被一种“神圣的职责感”驱使，他相信命运正在他的故乡等待着他，他的直觉是对的。一个中年失业的密西西比白人奥布里·詹姆斯·诺维尔代表了他的命运。就在徒步旅行的第二天下午4点15分，梅雷迪思在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护送下正沿着密西西比州赫南多正南的美国第51号公路行进，诺维尔突然从路旁的草丛中窜了出来。“詹姆斯·梅雷迪思！”他大喊道，“詹姆斯·梅雷迪思！我只要詹姆斯·梅雷迪思！”他朝着梅雷迪思连开三枪。孟菲斯一家医院的医生称，梅雷迪思全身被射满小号铅弹。

梅雷迪思身上并没有致命伤。诺维尔带来的真正影响，是使人们转变了轻视梅雷迪思徒步旅行的观点。枪击事件立即发展成一场运动，民权运动中的每个参与者都想加入进来。迪克·格雷戈里飞赴孟菲斯去追寻梅雷迪思的脚步，麦基西克、卡迈克尔以及马丁·路德·金纷纷从梅雷迪思倒下的地方向南步行前进。金博士筹款2000美元用来支持“梅雷迪思自由行运动”，还要求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为下一次塞尔马运动去动员各方力量。

这是个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塞尔马运动是在黑人统一领导下提倡非暴力反抗的产物。现在，金的批评者，尤其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积极分子，纷纷站了出来。梅雷迪思遇袭的第二天，卡迈克尔对孟菲斯的集会人群说：“现在黑人要从白人手中夺回他们本应得到的一切。”金为这种煽动言辞深感痛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威尔金斯和城市同盟的小惠特尼·扬却表示支持。而这些年轻激进分子的言辞变得更加有挑衅性。在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费城举办的“自由之夏”运动中，有三名参与者死亡——其中两人为白人，一个密西西比白人在黑夜里遭到枪击受伤，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拉尔夫·费瑟斯通对该事件并不感到遗憾，而是欣慰地看到黑人已告别软弱，表示“他们的行动会是以牙还牙”。卡迈克尔说话时完全是黑豹党的腔调。在亚祖城，年轻的黑人们欢唱：“哎嗨！哎嗨！你知道！白人必须走开——必须走开！”而就在那天夜里，在亚祖城的游乐场，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员，23岁的威利·里克斯（因其福音派风格而被称为“教士”）登上一辆平板卡车，发表了一番让老一代黑人领袖颤抖的充满仇恨的演讲。他讲到要让白人付出血的代价，并且反复用“黑人权力”这几个爆炸性字眼来描述他的目标。

在45英里外的格林伍德，卡迈克尔被关押7个小时后被释放。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困境是他的激进态度造成的结果。白人自由主义者对此感到很失望，他们的贡献远不及过去在塞尔马事件上那样慷慨。食物和住所都是问题，卡迈克尔被捕就是因为他在一所黑人学校操场上搭建帐篷。正当他爬上另一辆平板卡车对在格林伍德聚集的人群讲演时，他听说了有关里克斯演讲的消息。他使用民权运动领袖从黑人牧师那儿成功借鉴来的重复和问答的技巧，提醒他的听众：他那次就是在一所黑人学校的操场上被警察逮捕。“所有人都可以占有我们的社区，除了我们自己之外……现在我们要夺回来，夺回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东西。我们才不会担心这些东西是不是归白人所有——也许是黑人的。不要觉得羞愧。我们——要求——黑人——权力！”

人群叫喊道：“对！”他又回到主题：“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黑人权力！我们要黑人权力！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从现在开始，他们问你们想要什么时，你们就知道答案了。你们想要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想要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想要什么？再说一遍！”

“黑人权力！”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罗伊·威尔金斯对此并无疑问，“‘黑人权力’指的是反对白人的权力……它必然有独自战斗的意思，必然是隔离主义。而这与我们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倡议全不相符。”威尔金斯把该术语称作“仇恨之父和暴力之母”。马丁·路德·金最初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但在后来目睹了民权团体在该事件上逐渐产生的分歧后，他改换了言辞，将该术语解释为“对种族自豪感的号召，号召黑人不再因为黑人身份而自惭形秽，号召改变黑人软弱卑微的现状，争取获得积极而有建设性的权力”。麦基西克认为这是在号召联合行动：“除非我们能联合黑人力量，否则我们将会陷入糟糕的境地。”但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在密西西比州的领袖人物查尔斯·埃弗斯，即已殉职的梅德加·埃弗斯的兄弟，警告说“如果我们继续走黑人至上的道路，那必然会失败”；菲利普·伦道夫哀叹这种煽动战争的行为是“对种族和平与繁荣的威胁”，他表示，“任何一个为民权斗争的黑人都不会支持黑人权力，因为这与民权和族群融合相悖。”

《纽约时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密西西比州部分民权领袖的不和导致了这次运动的公众支持率下降。一次民意测验发现，77%的白人认为黑人权力的主张正在损害黑人争取的权利。正在纽约疗养的詹姆斯·梅雷迪思同意这个看法。他说：“这里似乎存在不少作秀行为。”等到身体彻底恢复后，梅雷迪思又重新加入游行队伍，受到了金和其他人的热烈欢迎。尽管如此，他还是持怀疑态度。他说：“我觉得情况有些不对。”他还表示，“一些人在制造闹剧，我讨厌这种做法。”

新老两代领袖的公开决裂已无法避免。6月23日，在靠近梅雷迪思游行终点的地方——坎顿，事情终于发生了。当时，警察不准游行人群在另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搭帐篷。2500名黑人拒绝解散，坚持不肯让步。卡迈克尔说：“逃跑的时期已经过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警察用警棍和催泪弹驱赶人群时，他们四下散开。当金不赞成他们一定要搭帐篷的提议时，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层决定不再考虑金的看法。其中一人说：“从现在起我们将自己独立完成要做的事。”接着，这些领袖提议，禁止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参与在杰克逊市举行的大型集会，理由是该协进会对游行的支持并不积极。对于这一决议，金和在游行过程中提供医疗服务的一个医护人员志愿组织表示反对。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以及代表年轻黑人的其他两个团体以多数票通过了该决议。查尔斯·埃弗斯说：“没关系。他们都不在时，我仍会守在这里。”他嘲讽地说，游行对黑人选民登记完全没有帮助。当游行队伍伴着乐队演奏的《当圣徒们开始进军时》抵达位于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大厦广场时，其他民权运动的资深参与者们发现，多年前曾跟随金一起游行的那些白人已经不在队伍中了。

这当然并不代表自由主义者不再参与黑人争取公平权利的运动。已经开始实施的争取黑人进步计划也并未因此受到阻碍。同月，密西西比州费耶特县长达6个月的抵制白人企业的运动宣告结束，达成了包括费耶特的商店开始雇用黑人店员，关闭在加油站设立的有色人种专用厕所，接纳黑人担任警察和副警长在内的多项决议。朱利安·邦德在12个月内3次当选佐治亚州议员，最终他接受了美国最高法院的任命。在塞尔马，吉姆·克拉克警长默默地摘下那枚写着“决不”的徽章，因为他的职位取决于民众的选票。这样做仍是枉然。当黑人选民根据他曾反对的选举法登记投票时，他注定会失败。

曾经，少数黑人的成就使所有黑人都感到心满意足，整个种族都为这少数人感到骄傲。现在却不同了，卡迈克尔引用一名黑人妇女在那年9月讲过的一句话说道：“拉尔夫·本奇吃的那些食物，完全不能满足我的胃口。”电梯操作员和收入为一天3美元的棉花采摘工人也想要他们应得的那份。这是人之常情，是自然而然的想法，但激进分子实现这一想法的方式并不可行。黑人在美国人口中仅占11%。发动黑人革命的想法——1966年出现了很多类似的例子，是不理智的，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号召黑人抵制种族融合的主张实属荒谬。

菲利普·伦道夫对贫困黑人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对抗感到震惊，他于9月表示，“街头游行和示威活动的气数已尽，该结束了。”他提出了一个新方案，要“从街头转向谈判桌”。10月，他联合威尔金斯、扬、拉斯廷以及另外3名民权运动的资深人士，签署了一个抵制暴力、骚乱、煽动行为的声明，声明结尾处讲道：“我们不仅欢迎，而且要求美国白人的全面合作。”马丁·路德·金虽表示在原则上支持，但拒绝签字，因为他不想让人误解他承认黑人权力的代言人“肯定地不可挽回地犯了错”。

卡迈克尔一度采取折中的路线，将黑人权力重新定义为：“黑人凝聚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他们选举代表，或逼迫他们的代表为他们的需求代言……对他们说：‘你看，伙伴，除非你为我们提供这些学校、医院、操场和工作，否则我们不会投票给你。’”这种路线并没有坚持多久。很快他就告诉听众：“如果我们得不到公平权利，我们就要把这个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他还号召黑人“通过必要的手段为自由战斗”。在亚拉巴马州的普拉特维尔，他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搅乱这个城市，我们一定要把它搅得天翻地覆。”他嘲笑约翰逊总统是“莽汉”“小丑”和“骗子”。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认同黑豹党的主张，认为其“权力交予人民”的口号意味着让黑人独享权力。接着，就像罗伯斯庇尔接替了丹东的职务一样，一个更暴力的种族主义分子拉普·布朗代替了卡迈克尔担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当辛辛那提市区多地被自制燃烧瓶点燃，列火一直燃烧了5天5夜时，布朗告诉记者，“除非那些野蛮的白鬼子警察滚出去”，否则不会有和平局面。接着他宣布：“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经宣战。”

1966年选举中出现的反作用投票是对要求黑人权力的一个回应。参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等敏感政治家立场的转变则是另一反应。德克森曾对1964年和1965年的民权立法表示支持，称其为“一个时机成熟的想法”，但由于1966年法案中的第四条（“住房平等”条款），他斥责该法案是“一袋隐患”，因此该法案未能通过。令人惊奇的是，对新激进分子展开极力批判的，竟然是一家英国期刊——伦敦的《经济学人》。《经济学人》称：“这些所谓的领袖中许多都具有可怕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报道嘲笑那些“开明知识分子”，称他们“带有侮辱性地互相转告，美国黑人中普遍存在的反白人情绪正如1943年法国人仇恨德国的情感”。报道还表示“抢劫和侮辱白人女性的事件”被这些积极分子解释为“等同于黑人革命的一种高尚行为”。报道还预测：“美国人民对泛滥的暴力事件的暂时和非同寻常地忍耐必将导致白人激烈的反抗行为。”

与此同时，黑人种族主义者越来越肆无忌惮。黑豹党在一些富裕的城市自由主义者中，日益被冠上汤姆·沃尔夫口中的“激进弄潮儿”之名。过去臭名昭著的罪犯只出现在警局的卷宗里，现在却被认为是对人类困境持新颖看法的观察者，进而被认真讨论。他们全部出身于贫民窟，其中一些人的发迹还可以直接追溯到最近的骚乱事件。罗恩·卡伦加来自瓦兹地区的底层，尽管他否认他所属的黑人民族组织参与暴乱，但该组织已有4个成员被控犯下这一罪名。卡伦加的威望得益于瓦兹动乱。该次动乱的全部损失，渐趋明了，但仍不可计算。其中一些重大损失有可能会隐藏多年。这次暴乱的遗产之一是55Sa型8发22毫米口径的艾弗–约翰逊短枪管左轮手枪。1965年8月末暴乱初期，一个担心自己人身安全的洛杉矶人用31.95美元买了这把手枪用以防身。之后他把枪交给他的女儿，她又把枪给了帕萨迪纳的一个邻居，邻居把枪卖给纳什百货商店的一名叫穆尼尔·“乔”·西尔汉的员工。最后，乔把枪交给自己的弟弟西尔汉——比沙拉·“索尔”·西尔汉，也就是在瓦兹事件后的第三年，西尔汉用这把枪在洛杉矶刺杀了罗伯特·肯尼迪。

在越南的历法中，12年为一个循环，蛇年（1965年）之后是马年（1966年），接下来是羊年（1967年）。马被认为代表好运，在吉祥的寓意上仅次于龙年，但就在1966年马年的头10个星期里，美国驻越军队损失了将近一半的兵力——就在那10周的时间里，2559人倒在了越共的枪炮下；实际上，这还只是个开始。那一年有4800名美国士兵在军事行动中丧生。第二年5月，美军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随着战争继续，伤亡人数还在不断上升。羊年每星期平均伤亡率比马年高出33%。1967年的死亡人数，超过之前任何一年。同时期平民的死亡人数为53000人，这使美国深陷舆论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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