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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守派卷土重来（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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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保守派卷土重来

欲正确预见新政会对公民投票带来何等影响，应该考虑到1937年正好介于罗斯福入主白宫和珍珠港事件爆发之间——也就是战前罗斯福执政的中间时期。“大萧条”带来的艰辛生活和节俭之风已经被固定下来，当时98%美国家庭年收入低于5000美元。除接受救济的人外，人均收入为1348美元。通常情况下，这笔收入要支撑一对父母和一到两个孩子的生活，一家人挤在有四五个房间的公寓或是有6个房间的独栋房里。房子几乎全是租来的——经过1929~1933年的经济调整，只有少数中产阶级美国白人才有自己的房子。另一方面，缴税也无从说起。大部分人不用支付任何所得税，1937年最高收入者——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路易斯·B·梅耶的收入是1161753美元、爱德华·鲍斯少校427817美元、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托马斯·J·沃森419398美元及乔治·华盛顿·希尔380976美元——他们收入的大部分都被用于各项开支或存下来。

1937年5月或6月至1938年4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尔杰·希斯都在纽约30街埋头打字，忙碌不停。8月，他们夫妇二人和惠特克·钱伯斯一起休假，驱车前往新罕布什尔州观看《屈身求爱》。理查德·尼克松当时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考查。他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只是想做一名特工，并且已经接受了联邦调查局的考查，他在给法学院院长的信中写道：“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在调查我的品行。”但他最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拒绝了。对于同代其他人来说，1937年却是转运的一年。乔·路易斯打败了詹姆斯·布拉多克，成为世界拳击重量级冠军。科罗拉多州的奇才中卫拜伦·怀特成为全美最佳选手。魅力十足的安·谢丽丹在药店里被星探发掘，取代刚刚去世的珍·哈露，成为新一代性感女星。玛丽·马汀将开始她的百老汇首演《永爱老爸》，其合唱团中不乏吉恩·凯利和范·强生这样的实力唱将。总之，对于美国艺人及25岁的“美国甜心”金格尔·罗杰斯来讲，1937年都是了不起的一年。那些见着金格尔纤纤柳腰就眼红的家庭主妇们不知疲倦地购买各种塑身衣，使得当时还叫作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橡胶种植园主们乐得合不拢嘴。

杜邦公司的药剂师们开发出一种名为“氯丁橡胶”的合成橡胶，但其重要意义直至5年后日本人来到东印度群岛种植园时才被发现。几乎所有令人兴奋的发现都发生在实验室里（磺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胰岛素休克疗法，从煤、空气和水中提取合成的一种叫“尼龙”的聚酰胺纤维），所以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情。因为企业不敢贸然尝试新产品，所以为了寻求市场，它们依然如20世纪20年代一样坚信推销的力量，在1937年主要流行“强行推销”的方法。乔治·华盛顿·希尔在这方面是开路先锋。与之抗衡的有骆驼公司，它用整版广告宣传其产品“通过加快消化液流动速度和增加碱性，骆驼牌香烟，助消化的良药”。一个叫约翰尼·罗维蒂尼的小个子服务生日复一日地在广播电台呼喊“呼叫菲利普·莫里斯”，声音不绝于耳。老黄金牌香烟则声称它们的产品经过氧弹式热量计测试过英制热量。

几乎所有行业都涌现出别具匠心的商贾。约翰·D·洛克菲勒于1937年去世，可谓具有象征意义——他象征传统资本主义，在《美国名人录》中大胆地把自己列为“资本家”。之后，凭借新的操纵推销之术，并且借鉴A·C·尼尔森的“广告效果”调查报告，企业改由经理人管理。各种机智巧妙的广告层出不穷。比如，李施德林在广告中表示可以减少“高达86.7%”的病菌。又如，女人们患上了“忧郁星期一”综合征，因为她们担心自己“脸蛋黯淡无光、皮肤老化起皱、双手粗糙干燥”；男人们因“满脸胡楂儿”被解雇，因身材瘦小被女孩无视，因没有泰龙牌拉链被人瞧不起。（当时大多数长裤依然使用纽扣。有女人在场时，一个男人不会直接告诉另一个男人裤子的纽扣开了，而会神秘兮兮地说“现在1点钟”。这句暗号对泰龙的顾客来说毫无杀伤力，唯有其他可怜虫才会偷偷摸摸地确保自己没有“中门大开”。）

1937年，人们的休闲时间逐渐多起来，家庭生活也受到影响。经济不景气时期开始了非全周工作日制度后，工会就坚持一星期5天工作制。在娱乐方面，广播和电影仍然保持霸主地位（那一年《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第一次被搬上荧屏，纳尔逊·埃迪和珍妮特·麦克唐纳第一次在电影《五月时光》中深情对唱），但随着空闲时间的增多，选择更多样化，比如业余摄影、集邮、下中国跳棋、玩宾果游戏、打高尔夫、骑自行车、滑雪、打保龄球及打垒球，都风靡一时。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已经到了第4届东西部冠军淘汰赛，但职业橄榄球的伟大时刻还只能等着电视的盛行。

1937年1月20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第二次就职演讲中说到他发现“全国13的人住不好、穿不暖、吃不饱”。而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抗议社会一直都是压倒一切的主题，直到“二战”爆发才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全国23住得好、穿得暖、吃得饱的人对其他人的疾苦毫不关心。股市大崩盘以来，年轻人第一次时兴说俚语。女孩说男孩“滑”；男孩说女孩“正”，即使他知道他可能被捉弄。顶级的赞美则是“在点子上”和“够意思”。1937年，几首最流行金曲的歌词都让人捉摸不透，像“迷魂阵”、“水果糖”、“三个怪人”及“弗洛基”，那年全是这种类型的歌曲。

对美国政府而言，这也是奇怪的一年。罗斯福参与总统竞选赢得了非凡的胜利，加上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民主党在国会的绝对优势，比起第一个百日，罗斯福现在应更得心应手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事情并未朝着他想象的方向发展。有时，他似乎失去了对国家甚至是对民主党的控制，而后者本应对他感激涕零，所以情形愈加让人担忧。这种困境的部分原因源于总统的错误判断，虽然他的失算那时还不明显。当然，他有权认为击败兰登取得一边倒的胜利是因为自己领导有方，并认为他的领导面对的最大障碍——也是人民意志的最大障碍，是最高法院。

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最高法院“陈腐”，但并未获得良好的效果，之后一年，他再未对最高法院公开发表过意见。即便如此，他反对工资工时制时也没有胡佛态度强硬，只说这种做法无异于制造出一片无论国会还是立法机关都不能擅自闯入的“三不管地带”。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在酝酿自己的计划。早在法院向其叫板之前，他就对法院心怀芥蒂。1932年竞选期间，他评论说，股市大崩盘期间，共和党操控了联邦政府各个部门——包括白宫和国会，“我还想加上最高法院”。因此，他把这视为党派倾向。或许他是正确的，但包括国会议员在内，都坚信最高法院和宪法高于政治。这一战略失误后，他又出现了另一个战术上的失误。他的苦苦挣扎却暴露出如约翰·甘瑟所言“品行卑劣”、“故弄玄虚”、“不坦诚”以至“近乎欺骗”的弱点。他给人的印象是偷偷接近“九老”，暗中下手，就像约翰·兰道夫评论马丁·范布伦的一样，他“划着消音桨到达目的地”。

在那多雨的1月，罗斯福第二次宣誓就职时，如果耳朵高度敏感，起初的桨声还能被听见。后来他告诉朋友，“当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休斯说到‘支持美国宪法’时，我想说：‘是的，但据我所知，宪法足够灵活，能够解决任何新产生的民主问题……’”其实他在接下来的演讲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休斯也听见了。总统说，美国人民决心共同前进，他们“坚信每个受欢迎的政府部门都会通过有效的方法实现他们的愿望”。一位盯着休斯脸庞的新政派说：“毫无疑问，休斯听懂了他的话。”

两星期后，总统和首席大法官再次碰头。那年，最高法院同意出席年度司法晚宴，出席的每个人都发现罗斯福和休斯心情舒畅。休斯为什么如此兴高采烈，原因无从知晓。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好心情则来自一个私下里的玩笑，但这个玩笑很快就会被公众知晓。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回顾司法记录时发现一条建议：为每位年龄达到70岁但没有退休的老法官委派一位新法官协助工作，为司法部门增添活力。该文件上写的年份是1913年，署名是时任司法部长詹姆斯·C·麦克雷诺兹——如今法院“四骑士”中最反对新政的一个。卡明斯指出，如果该方法应用于最高法院，总统就能任命足够的自由派法官，扭转6∶3或5∶4的反新政大潮。追根溯源，这就是举世闻名（同时臭名昭著）的“法院改组计划”的源头。

“就是要这条建议，霍默！”罗斯福大叫道。然后他飞往里约热内卢开会，留下他的司法部长草拟法案。卡明斯认为计划很稳妥，但在司法招待会上他有点儿心神不宁，还对同事窃窃私语：“我觉得自己太像一个阴谋家了。”罗斯福也觉得是个阴谋，这也是他在司法晚宴上如此高兴的原因。他觉得那个场合颇具讽刺意味，又可暗中算计他人，甚合他意。1937年2月4日，罗斯福和卡明斯向内阁和民主党国会成员公布了S.1392号法案。对此，伊克斯很高兴，反正并非他要向国会提案此事，而需要负责此事的国会官员们对此一声不吭。驱车行驶在返回宾夕法尼亚大道的途中，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哈顿·萨姆纳斯，突然对别人说：“伙计们，这回我要退出了。”没人懂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但副总统加纳做出了相同的决定。

果不其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重新活跃起来，加入反对法院改组的斗争中。和它同阵营的还有美国商会、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革命女儿会和一个以右翼报纸出版商弗朗克·甘尼特为首的宪政委员会。上述这一切，早在预料之中。但社会上也掀起了一股自发的抗议浪潮，参与者来自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基瓦尼俱乐部和妇女俱乐部。最令人沮丧的是，参议院的独立自由派——博拉、海勒姆·约翰逊和伯顿·K·惠勒也站在法院那边。这次，罗斯福毫不留情。在一次炉边谈话中，他指责最高法院越权否决刚被选民认可的改组方案。在“五月花”号举办的一次民主党豪华晚宴上，他呼吁党员效忠，支持通过S.1392号法案。惠勒大声反驳：“靠工于算计、拉拢投票和在法院安插人手的行径，从来就不能完成自由主义大业。”参议员爱德华·R·伯克更是不留情面地对一个纽约游行团体说，宪政正“命悬一线”。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准备不再忍气吞声。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休斯满不在乎地告诉朋友：“如果要我主持大会，我也可以。”但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其实处处小心提防。当总统说到最高法院老龄化且人员不足，无法处理好繁杂的上诉案件时，休斯决定反抗。据伯顿·K·惠勒回忆，休斯打电话邀请他去家里做客。惠勒一进门，休斯就郑重其事地对他说“孩子出生了”，并递给他一封信。他很快读完信，内容与他预想的一致。信中说，法院办案并未延误，也没有人担子过重，即使总统的指责属实，增加法官也只会妨碍日常事务的处理。此外，最高法院内部高度团结。布兰代斯和范·德温特还在信上签了名。惠勒临走时，休斯说：“我希望你广泛宣传它。”惠勒遵嘱第二天早晨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宣读了这封信。很久以后，他回忆道：“当时会议室里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

这一事件使得法院改组受阻。更有趣的是，保守党法官开始显现出前所未有的自由气象。3月29日（新政派立马把这天称为“白色星期一”），法院撤销了禁止妇女儿童最低工资的原判，又通过了《瓦格纳法》。令政府宽慰的是，还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案。后来范·德温特宣布他决定退休，这意味着S.1392号法案毫无意义。总统任命雨果·布莱克接替他的职位，这样一来，新政派在最高法院占了绝对优势。但罗斯福认为法案关乎他个人威望，所以拒绝撤销法案。他更疯狂地安插自己的心腹，硬逼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鲁宾逊上位。结局极为不幸：7月14日，鲁宾逊心脏病突发身亡，去世时手里还攥着《国会议事录》。

现在普通民主党人也开始造反。罗斯福以38∶37的一票优势成功任命来自肯塔基州的阿尔本·巴克利接替鲁宾逊，击败了密西西比州的帕特·哈里森。副总统在鲁宾逊的送葬火车上密谋了撤销S.1392号法案的计划，他挑衅地告诉总统：“你输了，你选票不够。”加纳是正确的，但他的造反也意味着他不再是罗斯福的竞选搭档了。在秘密会议上，司法委员会认为法案不合时宜。接下来，参议院以70票赞成、20票反对否决了该法案，在这样暴动的气氛中又通过了总统曾经否决的一项农业贷款法。5年多来，罗斯福第一次在参议院立法中惨败。接下来，国会一片混乱，大多数他支持的项目——工资小时法案、行政机构重组法案、综合农业方案和建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地区分局的提议，都在这次会议中逐一被否决。向白宫挑战，这在1936年是任何民主党人都无法想象的，如今却变成了现实。

最高法院改组计划失败了，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但总统已经完成了他的近期目标。州际贸易条款的解释已被极大地拓宽了，因为“九老”年事已高，有的去世，有的退休，这让罗斯福很快有机会安插心仪的首席大法官和8位大法官。可是代价极高，年轻的众议员林登·约翰逊也看清了这一点。约翰逊是对的，罗斯福考虑有误，这使得南方民主党和共和党合作——后患无穷，之后历任民主党总统和约翰逊本人都深受其害。

1937年2月4日，罗斯福向国会递交最高法院改组计划的前一天，他就已经致电底特律的约翰·L·刘易斯。和美国数百万中产阶级一样，罗斯福被报道激怒了，据悉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静坐罢工，工厂陷入瘫痪，造成通用汽车公司每天亏损100万美元。包括罗斯福在内的任何一个20世纪的总统，都主张进行劳资谈判，不赞成非法侵入。罗斯福告诉刘易斯，罢工威胁经济繁荣大业，而经济繁荣正是政府引以为傲之处。1934年3月，他曾成功地用这套说辞对付劳联，那时劳联正计划率领全国汽车工人罢工。后来劳联乖乖取消了罢工，75000名工人气急败坏地退会或撕毁了会员卡。现在又有工人起来闹事。总统很同情他们，但罢工得不是时候。刘易斯完全赞同这一说法，而且在刘易斯看来，工人暴动是个人的耻辱。把煤矿工人工会组建好后，产联就倾注全副人力、物力组建钢铁工业工会。他不打算再在其他行业与雇主们较量，而是决定极尽所能说服汽车工人，让他们相信眼下装配线必须继续运转。

可这样做远远不够。劳工领袖错误估计了罢工者们的火暴脾气，甚至那位激进的具有立陶宛血统的西德尼·希尔曼也没感觉法院以9∶0的票数反对的《全国工业复兴法》有什么大不了，他只因为布兰代斯也投了反对票而闷闷不乐。希尔曼抗议说，那位大法官曾经致力于关闭血汗工厂，可是现在他却“为它们重新开张扫清了道路”。但废除《全国工业复兴法》实际上却为造反开了方便之门。工人们受够了，也做好了豁出命去的准备，这场纷争结束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真是这样做的。这次罢工的支持者并不多。通用汽车公司深受广大市民喜爱，它的汽车也很畅销，而且不知为何，它还赢得“仁慈雇主”这样的良好声誉。但其实这种说法缺乏依据。通用汽车公司20名高管的年薪平均高达20万美元，而工人全年只领到1000美元。其侦查工人的间谍系统在美国遥遥领先，那些牢骚满腹的人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革职，工长控制着装配流水线的速度（传送带把车架传送到工人手中，他们会固定并拧紧螺栓、胎环、挡泥板、发动机座、车门和车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永不停歇），简直毫不留情。“为什么说我是共产党员？”一名工人不满地告诉记者，“就因为我不喜欢每天操作这些该死的机器吗？每天回到家，我已经精疲力竭，和我妻子睡觉的力气都没有了。”另一位工人说：“装配线简直要你的命。提速了，累死人。”

1936年年底，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致信通用汽车公司执行副总裁威廉·S·克努森，要求召开劳资谈判会议。克努森回复说，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应寻求与当地工厂负责人协调解决——好像通用汽车公司的政策并非由公司高层确定一样。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领导还在讨论如何应对，工人就毅然罢工了。静坐抗议最先起源于欧洲。两年前，威尔士和匈牙利的矿工曾拒绝出井，直到资方同意加薪。但工人们通宵达旦地静坐示威，宣称工人有权保持既得利益，则是在美国发扬光大的。罢工开始于1936年12月28日，位于克利夫兰的费希尔车身一厂的工人首先开始自发静坐，对传送带上的车架置之不理。说时迟那时快，罢工的热浪蔓延到位于密歇根州弗林特的费希尔车身二厂，然后蔓延到了庞蒂亚克市、亚特兰大市、堪萨斯城甚至“汽车城”底特律，总共有14个州60家工厂的484711名工人参与了罢工。某些地方的罢工简直不可思议。例如，阿克伦市的凡士通轮胎公司一厂工人在1月29日深夜两点罢工。工长疑惑不解地看着一名传送带末端的轮胎制造工挪了三步到主安全开关前。他们心里都明白这个动作的含义，其他所有轮胎制造工都后退了几步。他拉下了安全开关，工厂顿时鸦雀无声。一个工厂的声音打破了寂静，大叫道：“我们成功了！我们让传送带停转了！天啊，我们做到了！”他身旁的一个工人不禁泪流满面。

一些小工厂在其工人静坐罢工后不久便妥协了，但那些大工厂，特别是通用汽车工厂，丝毫不让步。在弗林特，甚至还配有机关枪。在迪尔伯恩，哈里·贝内特是一名前海军拳击手，曾深受亨利·福特赏识，他正在招兵买马，准备招募一支3000人的私人武装力量，工会营房里还堆积着大量包皮铅头棍棒。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把厂房改造成战斗堡垒。他们手持棍棒和制动部件轮流守卫防御大门，而不当班的人则在一旁打扑克或在汽车底盘旁打地铺睡觉。他们小心保护着公司财产，但谢绝公司管理层入内。当费希尔高管关掉暖气时，人们却在快乐地滑旱冰、载歌载舞。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定期越过警察给他们送食物。

1937年，在资方心中，静坐罢工罪行滔天。他们依然认为私有财产与人的生命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甚至更甚。公司高管们一直怀疑工会领袖是共产党，现在他们更加确定了。如果那些暴动分子把公司高管拖出大门，用血肉之躯竖起钢铁路障以禁止公司高层入内，那么通用汽车公司还不如把国家还给印第安人。但是，他们的律师劝他们耐住性子。显然，工人这样做触犯法律，为什么不把它交给法律与秩序来解决呢？通用汽车公司果然这样做了，它立即获得了疏散令，听闻消息，公司管理层都兴高采烈。但当记者发现，下此禁令的法官是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名重要股东时，该禁令瞬间威严扫地。

约翰·L·刘易斯此时登台了。如今，他已经意识到，如果不出面领导汽车工人，他将失去他们的拥护。因此，他通过广播电台发表声明：“产联坚决支持罢工静坐者。”库格林神父辱骂他为“共产党的走狗”。西海岸纳粹头目赫尔曼·施温和墨西哥金衫党头子尼古拉斯·罗德里格斯将军都为通用汽车公司管理层提供了援助。全美制造商协会也在全国上下竖起了反劳工的标牌，代表劳联发言的威廉·格林竟谴责了罢工者。而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罗斯福、加纳和劳工部长珀金斯则在讨论发表声明的事宜。

会后，加纳觉得罗斯福会表明立场，但他并没有。罗斯福保持沉默，这就意味着站在浪尖上的人会是密歇根州州长弗兰克·墨菲，而不是他。通用汽车公司还讨好了另一位法官，这回可非通用汽车公司股东。这次的疏散令威胁罢工工人如果不在2月3日下午3点以前撤离工厂，他们将获刑并被处以1500万美元罚款。这时，罢工工人郑重宣布，他们都已准备好誓死守住门前的路障。通用汽车公司已经选好了“战场”——位于弗林特的雪佛兰工厂。墨菲命令国民警卫队把这家工厂团团围住，弗林特警方以及手持火钳、棍棒和铁锹的打手也参与了包围行动。底特律、阿克伦、托莱多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成员也赶来支援罢工行动。罢工者把一块标语牌挂在邮箱上，上面赫然写着“休想通过”。

墨菲本打算让警卫队用刺刀收拾罢工者。但在最后关头，他给约翰·刘易斯打了个电话，不安地问他接下来打算怎么办。“你想知道我的答案，先生？”刘易斯咆哮道，“我会亲自进入通用汽车公司雪佛兰四厂。我要责令工人违抗你的命令，决不让步。我要走到厂里最大的窗户前，打开它，脱掉外套，脱掉衬衫，赤裸胸膛。然后，当你命令你的部队开枪时，子弹将会首先射穿我的胸膛。当我从窗口栽向地面的一瞬，你会听到你祖父轻声对你说：‘弗兰克，你确定你做得对吗？’”

墨菲犹豫了，他想起他祖父在一次爱尔兰起义后被绞死的场景。流血威胁并非刘易斯的暗喻，它已经在弗林特市上演。14名罢工者在夜晚突围中受伤。警方后来撤退了，罢工者向记者嘲讽地说这是一场“奔牛之战”，这种嘲笑必然遭到警察的暴力还击。州长也筋疲力竭，他撤回了他的命令，还禁止通用汽车公司妨碍人们运送食物给静坐者。怒火中烧的保守派称，墨菲此举打击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士气。的确如此，而刘易斯亦如是。总统保持沉默也起了同样的效果。但致命一击要归功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灵机妙算。工会在克莱斯勒、福特、纳什和帕卡德等汽车公司都只是象征性地示威，却搞得通用汽车公司翻身乏术。根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立场，这些公司本应该站在通用汽车公司的一边，实现反工会的团结，而实际上它们都争先恐后地瓜分通用汽车公司市场，为本品牌汽车争取利益。2月7日，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不得不将红利减半。这使得大股东皮埃尔·杜邦损失了约25万美元的收入。威尔明顿传话说，在他们看来，坚持原则是对的，但管理层不该头脑发热，更不该让杜邦减收。面对这样的境况，通用汽车公司不得不投降。为期44天的静坐罢工后，克努森终于同意开会和谈。静坐者们听闻此事，高兴得在冰冷的院子里跳起了方阵舞。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也让步了，到了夏天，除福特汽车公司坚持罢工到1941年外，每家汽车公司都签署了合同：承认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和年资制，同意成立协调委员会，同意调查生产提速的不良后果，同意一星期40小时工作制，同意加班费是正常工资的1.5倍。工人可谓大获全胜。于是，其他各行各业的工人都开始静坐罢工。在新泽西州，理发师静坐在店里，抗议该店不承认工会；在华盛顿威拉德酒店，厨师坐在冰冷的灶台上；海员坐在码头长椅上；伍尔沃斯公司办事员直接坐在柜台上；女服务员居然召集朋友们占满座位，然后只点咖啡；芝加哥奶妈干坐着不做事，直到提高母乳单价；纽约某电影院放映员中止影片，告诉那些愤怒的观众其报酬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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