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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守派卷土重来（第2页）

现在，约翰·刘易斯的产联的风头已经盖过劳联。产联在底特律市也发展得很快。刘易斯斥资25万美元帮助罗斯福连任总统被曝光后，联邦联合会俱乐部成员个个心灰意冷。《纽约太阳报》警示：约翰·刘易斯冷酷自私。他耳目众多，得知副总统与他作对时，还大发雷霆：“工人不过是要求每小时25美分这点小钱而已——最早发起反劳工斗争的是一个喜欢侮辱工人、打牌、喝威士忌酒且品行不端的老男人，名叫加纳。加纳想一刀捅进工人们跳动的心脏。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无论具体还是抽象，我都反对他。”有人建议产联“试探着”与劳联结盟。刘易斯对此嗤之以鼻：“想‘揣摩’比尔·格林的心思？告诉你，他心里一片空白。”

业内人士皆知刘易斯下一个目标是美国钢铁公司。他也承认这一点：“如果我们可以管理好美国钢铁公司，其他公司将随之而来。如果这头盘踞的狮子被打跑，那我敢打赌，邻近灌木丛里的鬣狗会四散到平原去。”产联和美国钢铁公司之间竟可能爆发冲突，这让人震惊。虽然通用汽车公司规模庞大，但在美国钢铁公司（内部员工简称其为“公司”）面前也只能相形见绌。1934年，尽管还处在“大萧条”时期，公司盈利仍高达35218359美元，单副产品一项（从水泥到氨，不一而足），年产量逾25万吨。钢厂和矿山从加拿大开到巴西，舰队可与美国海军相媲美，还有数千英里长的铁路轨道。它是美国工业的巨擘。然而，一位普通的钢铁工人虽然工作极其危险，年均收入只有369美元，还要养活6口人。如果在美国有人想发动革命，那么一定是钢铁工人。汽车工人相对富裕，加上现在大肆宣传底特律汽车工人的胜利，钢铁工人也明白了革命的意义。有人注意到，当《摩登时代》在匹兹堡上映时，看到卓别林模仿一个工人在5分钟休息时间里的样子（他的手起先还在不自觉地继续重复摆弄机器的动作，后来逐渐慢下来，只剩拿起一杯水的时间），蓝领工人不会再感到好笑。因为这场哑剧太接近他们跟着机器转的真实生活了，他们希望改变。

但是，如何改变呢？有组织的反抗似乎必须付出血的代价。后来的事情令人震惊。1937年的诸多流血事件中，没有一件发生在大垄断钢铁企业。1月9日这个慵懒的星期六，通用汽车公司静坐罢工进入第三个星期，刘易斯正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与参议员古费共进午餐。后来酒店门口传来一阵骚动，只见戴眼镜的迈伦·查尔斯·泰勒走了进来，他是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兼董事长。泰勒向他们深鞠一躬，然后把夫人护送到另一桌后，特意折返同古费和刘易斯交谈。古费离席后，产联主席刘易斯坐到了泰勒夫妇那一桌，大家开心地聊了21分钟。这是五月花历史上最让人惊奇的时刻之一，可惜没有记者在场见证。第二天，当刘易斯应泰勒之邀赴实业家的酒店套房密谈时，酒店大堂也空空如也。

起初，他们在讨论哥特式挂毯、中世纪手稿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泰勒发现刘易斯谈吐不凡，则建议他们两个到他纽约的家中密谈，解决大垄断钢铁企业管理层和产联钢铁工人组委会之间的分歧。在此后的会面中，刘易斯谈笑风生，并用数字表明：钢铁工人组委会吸收了足够多的美国钢铁公司工人，即使美国钢铁公司订单堆积如山，想搞垮它也是轻而易举的事。50年来，美国钢铁公司都用枪支武装自己，出动打手与自己的工人做斗争，现在到了休战的时刻，双方应该正式会谈，然后签署合同。泰勒思考了一阵，同意了该建议。8个星期后，泰勒草签了一项协议，同意钢铁工人以后每天工作8小时、日工资5美元、一个星期工作40小时、带薪休假并按照工龄支付工资。然后，他们通过新闻媒体上对外公布。一位工会干部闯入钢铁工人组委会菲利普·莫莱的办公室，说他刚刚听到广播，美国钢铁公司正在与产联会谈。莫莱说他疯了，并把他赶了出去。3月7日双方签订了合同，泰勒的部下也同样震惊，美国钢铁公司总裁本杰明·费尔利斯找到莫莱并对他说，自己是一名矿工的儿子：“就叫我本吧。”莫莱回答：“好的，费尔利斯先生。”

此时的刘易斯如日中天。在取得与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和谈的胜利后，一个个工厂都对产联回心转意了，有3000家公司和产联签订了协议，会员达到300万。隶属劳联的工人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选民力量，远远超过了工薪阶层。30名纽约神职人员组织起美国牧师工会第一地方分会，获得产联批准；大学生开始唱新的工会歌曲，民主党（支持工会）和保守党（反工会）这两个词有了新的含义。产联取得两次大胜，但这头盘踞的狮子被打跑并不意味着鬣狗四处逃窜，刘易斯用鬣狗比喻美国的小钢铁公司——共和、国民、内陆、伯利恒、杨斯敦钢板钢管等钢铁公司。它们都不愿意和产联谈判，共和钢铁公司大亨汤姆·M·加德拉是小钢铁公司强硬派的代表，他说他宁愿辞去自己年薪13万美元的工作，回家种土豆，也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

5月26日，刘易斯下令罢工，共有27个工厂70000名工人参与。小钢铁公司的保安和受雇于公司却穿着警服的职业杀手增加了7000人。随后，一份参议院调查表明：“直接用于镇压罢工的总花费高达4000多万，购存军火价值141000美元。”工厂内的打手通过邮包和空投获取食物，当地报社附和资方要求复工。加德拉支付罢工线人每星期25美元，同时指责工会领袖“侵犯他人隐私”。他还补充道：“现实反复印证了一个不祥的事实：他们是共产党员。”他不允许“外部鼓动者恐吓忠诚的工作者”。他承诺：“不管是以口头还是书面的形式，我都不会同意和一个像产联一样不负责任、敲诈勒索、残暴无情的共产主义组织签署合同。除非有法律依据逼我这么做。”事实上，《瓦格纳法》就是这样一项法律，它是由总统签署的，最高法院前几天也通过了，但关于这一点，他只字未提。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当天，共和钢铁公司外的南芝加哥工厂发生了暴乱。几千名罢工者和他们的家属聚集在工厂东面那片平坦但人烟稀少的草地上。他们正在商议抗议游行的事。罢工一开始，警方就出面阻挠罢工者派出的纠察队，然而此刻，市长爱德华·凯利却宣布，政府允许和平示威。这天天气潮湿炎热，商贩们推着推车贩卖5美分一块的冰砖，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游行者们一接到信号就马上排好队形，展示他们手写的标语：“共和钢铁公司违反《劳工争议法》”，“共和钢铁公司必须签署劳工合同”以及“与产联实现双赢”。两名男子挥舞着美国国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记者和摄影师蜂拥而至，派拉蒙影业公司也派来摄制组。队伍像长蛇一般越过田野，还高唱《永远团结》。

前行的途中，游行人员看到500名全副武装的芝加哥警察排成一行，拦在去往工厂的路上。这让他们始料未及。事实上，警察这么做直接违背了市长的命令。警察这样壮大的队伍严阵以待，是因为有“匿名人士”透露游行者要冲入工厂占领厂房——这意味着那些手无寸铁的罢工者家属们居然打算在工厂门口将手持勃朗宁30口径重机枪的警察打败。总之，警察相信了这一消息，至少嘴上这么说。罢工队伍正向工厂逼近，一位警长对他们大骂道：“狗崽子们，站住！”

游行队伍放慢了脚步，但依然坚定地走向工厂。警察没有再发出警告。一群警察从离工厂约200米远的地方冲出来，袭击了工人们的妻子，警棍刺破了她们的胸膛，另外一群警察举着瓦斯枪或左轮手枪任意扫射。高举国旗的工人大喊道：“我们决不投降！决不投降！我们拥有合法权利！我们拥有合法纠察权利！”但警察大声回道：“你有狗屁权利！浑蛋，你有屁权利！”就在这一刹那，发生了芝加哥警方随后诡辩的“挑衅行为”：几个空汽水瓶迎面飞来，工人们大声嘲笑警察。就在此刻，警察开始扔催泪弹，令人作呕的瓦斯气体笼罩着游行队伍，受惊的孩子们尖声啼哭，游行队伍也乱了阵脚。一场大屠杀爆发了。

起初是胡乱射击，但当人群四散逃跑后，警察便向人群扫射。一些警察甚至瞄准个人。一个女人被绊倒了，4名警察冲上去抓住她，用枪托猛砸她的脸。纠察队员们中弹后，个个口吐鲜血，有的倒在草地上一动不动，有的手脚并用毫无目的地乱爬，警察站在他们旁边，朝着背部射击。派拉蒙纪录片记录下了这些场景。纠察队总共10人死亡，90多人受伤。记者把它称为“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屠杀”，但汤姆·M·加德拉却说：“不用怜悯暴民。就像好打架的艺术家本韦努托·切利尼所言，‘一打起来，拳头就不知轻重了’，有些工人找警察寻衅又想跑，被棒打在地，有些娘儿们也被撞倒了。警察执行的是危险残酷的任务，娘儿们待在那儿干吗？”

这部派拉蒙影业公司的纪录片后来被禁播，理由荒谬可笑——怕观众看后引起骚乱，虽然观众多年来对警匪片已司空见惯。《圣路易斯快邮报》发布了颁布该禁令的真正原因，《芝加哥论坛报》却将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形容为“蓄意施暴”。麦考密克和赫斯特的报纸都说产联（包括他们的妻儿在内）都是共产党。至少8名工人遇害，其中一人更是残疾老兵，平时为产联舞会卖票，罢工结束前却被无情杀害。即便如此，竟无人受到审讯。后来，没等和产联联签署合同，工人就复工了。加德拉这一招实在高明，罢工者根本无法还手。

但是，小罗伯特·M·拉福莱特却有办法。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发起了一场20世纪30年代最仔细、最重大的调查。他的调查委员会发现：

……民众对警察的挑衅仅限于污言秽语或是从游行队伍后方投掷飞弹……根据所有证据，我们认为警方反应过度，严重超出执法范围。警察这样做，不是总体失职，就是蓄意恐吓罢工者。

大街小巷贴的大幅图片、参与者和见证者的所有证词以及抽丝剥茧般精心讲述的整个故事，都在点醒那些直到那时还把罢工者设想为疑犯的公众。伤亡名单第一次公布时，罗斯福总统引用莎士比亚的语句，代表中产阶级说：“你们俩的厄运来了。”刘易斯回答道：“那些靠工会会员吃饭、寄宿的人却两面装好人，当工会和反工会者展开殊死较量时，叫嚣各打五十大板，这岂不是很可笑吗？”罗斯福只得辩称，他指的是双方的极端分子。总统认为有必要解释一下，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当他得知那天南芝加哥的极端分子都反对工会时，他站到了工会一边。舆论导向也随之改变，加德拉也最终向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屈服了。小钢铁公司罢工最后赢得了胜利，除了伯利恒钢铁公司外，各钢铁公司都成立了工会。

但这一年产联工人被杀戮、殴打的事仍时有发生，劳工部长珀金斯集齐所有劳工事件的情况后评论道：1937年是20世纪工会历史上最野蛮的一年。事实上，它达到了10年来罢工浪潮的顶端。据劳工部估计，1937年有4720人参与罢工，其中82%的罢工纷争以有利于工会的方式解决。至该年年底，近800万工人加入了工会。《财富》杂志于1937年年底刊登报道：“在过去4年半中，美国一直在经历劳工浪潮的剧痛，可以说，这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群众运动之一。”

1941年，福特汽车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也被大潮席卷，工会成员新增至1000万人。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500万。“二战”期间，因为刘易斯声称以扣押军需煤炭的方式“勒索”总统，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并且，产联后来尴尬地发现，果真有一些共产党员深藏组织内部（李·普雷斯曼时任产联法律总顾问），必须清除他们。即便如此，其初始目标已经达到，且无复失之忧。美国工人有了保障和尊严，随着新一轮经济繁荣的兴起，他们将会迁到郊区，加入到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之中。

但几乎没人注意到，1939年2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静坐罢工非法。可实际情况是劳资双方根本就不管合法与否。自由派认为，如果工会斗争偶尔违法，定是因为资方挑衅。任何人若表示静坐是集体暴力的一种形式，也都会遭到否定或无视。在其他事件中，若说工会和罢工公司管理层一样恶心（如针对田纳西州阿尔卡镇的美国铝业公司罢工的血腥罢工事件和劳联纠察队与产联纠察队管辖权纠纷事件），也会迎来敌意的目光。

但若想摆脱历史，没有那么容易。诚然早有先例，人们也不会忘记。工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但先例就是先例。的确，他们总是顺时而动，但这样反倒更加坚定了反抗者们的决心。通过暴力，美国赢得了独立，解放了奴隶，第一次进入西部，并开垦了它。现在，工人从工业最底层翻身反抗，也是依靠暴力。或许，工会已经忘记了曾经的反抗，行为更为保守，但自由派再也不能否认其他受压迫的组织也有权利造反。因此，尽管出于无知，甚至理想主义，但未来痛苦的种子已经播下了。

1937年夏末，总统认为，他应该离开华盛顿开始他所谓的“观察旅行”了。9月，他搭乘的10节空调列车驶出联合车站一路向西，在预先选定的车站停靠，因为他要在车后平台发表简短演讲，特此表现他的政绩（比如“你喜欢你的新高中吗”），享受群众的拥护爱戴。在博伊西，他告诉听众，他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安泰一样“一见到美国人民就浑身是劲”。民众似乎比上次竞选时更热情。但记者们关注的却是另一个现象。总统邀请上来讲话的人总是遵循一个有趣的规律，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伯克、蒙大拿州参议员惠勒、怀俄明州参议员奥马奥尼，这些曾经反对罗斯福最高法院法案的民主党人，总统都故意不请。在怀俄明州卡斯珀，总统告诉听众：“有些政治家只知道耍耍嘴皮谈论理想，却从不付诸行动，这种人对选民毫无用处。”

总统所言极是，对于难以驯服的民主党人来说这可谓是个不小的警告，可是他也没有穷追猛打。像往常一样，罗斯福的心里同时盘算着几件事。他琢磨新的立法、展望来年的总统大选、斟酌外交政策的其他方式、思考罢工，还深思他的财政预算案——他第一次参加竞选时承诺选民实现收支平衡。尽管到现在为止，完成无望，但他仍然希望能尽力争取。今年似乎大有希望。开始几个月，《时代周刊》报道：“上星期，随着‘大萧条’的阴云逐渐散去，全国上下都显示出经济复苏的迹象。”摩根索也在一篇篇报告中指出，美国财政部盈余正在缓慢增加。诚然，公共事业振兴署经济专家里奥·汉德森仍然对物价上涨忧心忡忡，他还写过一篇备忘录，表达他对经济崩溃的忧虑。罗斯福曾读过此文，但他不想再次违背承诺出现赤字。在法庭争论中，他曾向加纳保证：“我说过多次，1938财年将实现预算平衡。如果你要我重复，我愿意再说一次或千万次。”

可平衡预算这个药方，胡佛不能用，罗斯福同样也不能用。后来股价大跌。总统很想说，现在的情况“从根本上讲比较平稳”——他真的这样认为，但一想起前任也说过这样的话，他又没开口。其实说与不说并无差别。10月19日是“黑色星期二”，大量股票被抛售冲击市场，行情报单竟比市场交易落后25分钟，可是新的卖出委托还在源源不断地到来，一切迹象显示市场尚未触底。这个冬天总是让人不禁回忆起1929~1930年的痛苦经历。

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互相指责，商人说对政府管理丧失信心，新政派抱怨资本家“罢资”。当然，当年195万名工人的罢工也使国家经济严重受创，而经济衰退，就像它字面含义一样，对总统和国家来说，使本就黑暗的一年更加阴霾密布。这次股价的暴跌甚至比上次股票大崩盘发生后的头几个月更甚。1938年春，500万在1933年后找到工作的从业者再度失业，近14%的人口完全依靠救济过活。

对于预算平衡，罗斯福还不死心，但罗斯福不是胡佛，百万人失业的景象比起曼彻斯特派经济学更能影响他。这不同于1930年的情况。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包括汉德森和总统儿子詹姆斯，都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倡导者。罗斯福没有读过凯恩斯的著作——他在交谈中能获得相同信息，就很少再阅读原著。他曾经收到一封1938年2月1日从英国寄出的长信，但不为所动（“三年前我来拜访你时，你曾亲切接待了我，我想大胆地提出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想法”）。信中凯恩斯建议大量增持赤字，在罗斯福看来这绝不可能。一些目标，不管在学者看来多么诱人，在政治层面也难以达成。尽管如此，罗斯福已经接受了有限的赤字，也的确发挥了功效。1934~1935年，它们的确推动了经济更好发展，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并推动各项经济指数上涨。罗斯福的顾问们给他推荐了一个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随着1938年经济衰退不断加剧，总统最后终于让步。4月2日，他乘坐的火车从沃姆斯普林斯驶回华盛顿，总统边吃午餐，边告诉哈里·霍普金斯和国家青年局局长安德鲁·威廉姆斯，他打算放弃平衡预算的想法。12天后，在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向国民解释道，他计划向国会申请30亿美元用于修建公共工程、防汛救灾和大兴土木。6月，股市逐渐回暖，道琼斯指数从8月前的99点升至158点。虽然日子依然艰难，但是相对幸福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但他的批评者根本不为所动。很久以前那些叫嚣最甚的反对者一点儿都不关心时政，只顾着百般诬陷总统。4月第一个星期的炉边谈话中，总统对这些人也嘲弄了一番——他指责大企业控制了“别人的钱、别人的劳动、别人的生命”。他们果然像巴甫洛夫狗一样唾沫横飞。凯恩斯认为，罗斯福说得并不妥当。2月1日，他致信罗斯福，试图向总统提些经营理念方面的建议。他写道：商人并非咆哮的野兽，“即使他们以前劣迹斑斑或者不如你希望的那样驯服，但他们的本性依然像家养动物”。

罗斯福获悉凯恩斯的这项建议后，连信都懒得回，他才不想让这个英国人多管闲事。再加上罗斯福是主导民意的专家，绝不会对他的死敌抛出橄榄枝。总之，要想调和总统和美国商界之间的矛盾恐怕为时已晚。因为他们之间说过太多伤害彼此的话，有过太多的白眼，太多的针尖对麦芒，太多植入心底的芥蒂。

威拉德·M·基普林格每星期发表的时事通讯在商界很受欢迎，他后来表示商界人士从1934年3月1日就开始对政府反感了。9月的《时代周刊》指出“企业对新政的严厉指责和吹毛求疵几乎成了日常惯例”，但总统本人因为深受爱戴，反对者也只敢暗地攻击，更不必说诋毁他的家庭了。

一旦资产阶级从1933年年初的噩梦中清醒过来，并且发现罗斯福的“复兴”并非是要回到“新纪元”的繁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更强烈的反应。罗斯福渴望改变，即使他读贵族学校、在有钱人的圈子里混迹，但这些改变也并非有利于富人，而是施惠于被压迫者。但商人们都认为老是谈论“被遗忘的人”，只会挑起动乱。《美国新闻》、《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先后开辟专栏抨击新政，分别由戴维·劳伦斯、马克·苏利文和弗兰克·K·肯特署名。《星期六晚邮报》是人们缅怀过去的独特避风港。它的一位主笔作家愤慨地声明：“说美国商界领导失败了，还不如说整个世界失败了。”邮报还发表文章极力赞成雇用童工：“让美国男孩走向成功的最可靠方式，就是让他们在还没完全长大前去工作。”当卡特·格拉斯谈及新政派时说：“为什么托马斯·杰斐逊连话都不想跟那些人说。”很明显，反对罗斯福的人是以阶级区分的，而不是以党派。

1936年的选举结果显示，攻击罗斯福会适得其反。可是攻击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并且转入地下：在威斯彻斯特郡、橘子郡、格罗斯角、迈阿密海滩、布鲁克莱恩、朗梅多等游览胜地，在格林尼治、谢克海茨，斯科特斯戴尔、肯纳尔沃斯、温内特卡等高级住宅区，在华尔街、斯戴特街、栗树街、拉沙街等工商业中心。有些攻击的形式更为轻松，也很有趣。比如一个精神病学家的故事，讲他去天堂后立即被带去为上帝看病，“因为上帝患有自恋妄想症，以为自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有一个故事说“为什么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员工喜欢所罗门王？因为他随意挑选对象，随即就上床睡觉”。名人彼得·阿诺画了一幅漫画，富人们穿着过分华贵的衣服去“穷奢”剧院“给罗斯福喝倒彩”，当罗斯福看到此画时，他潦草地写下一个字“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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