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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罗斯福和民意所向（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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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罗斯福和民意所向

禁酒令废止前，本尼托·墨索里尼说过：“我可以用两个词概括美国：禁酒令和林白绑架案！”这是极权主义者所给的武断意见，他们认为美国到处都是黑帮和绑架犯。之后，有人问他对美国外交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说：“美国什么外交政策都没有。”这次，“领袖”的话残酷地揭露了事实。在罗斯福首次发表总统就职演说时，他对外交事务只字未提。有人正式提议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时，他也置之不理。1933年，他参加国际货币和经济会议，是第一次亮相国际舞台，但初次登场的他就搞砸了那次会议，会议本打算团结金本位国家集团。只有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此喜闻乐见，他认为管理通货比采取金本位制度更加可靠，因此，他说罗斯福“相当正确”。但罗斯福的决定并不是受凯恩斯的影响。他想的是怎样解决美国的头等大事，而不是和国际社会配合，要先把国内事务处理好，再谈国际问题。

5年后，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攥拳拢袖时，这一切将完全改变。但对世界和平的破坏早有苗头。在罗斯福开始第二次总统竞选时，墨索里尼占领了埃塞俄比亚，西班牙燃起战火，德国重新拿起武器占领了莱茵区。赫尔扭曲了事实，犹太人在德国根本活不下去，1935年，8万名犹太人逃到美国避难。东京，好战的少壮派军官推动裕仁天皇政府走上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道路。一个日本士兵从卢沟桥偷溜过去逛中国窑子，他的长官就以此为借口，诽谤中国人绑架了他，并对北京和天津发起进攻。阿梅莉亚·埃尔哈特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女飞行员。她驾驶飞机执行任务时，发现了日军在马里亚纳群岛委任统治地修筑的防御工事。至于她被日军要求迫降并被残害之事，几乎确凿无疑。当时，人们尚不知道她的悲惨命运。为了试探美国是否畏战，日军反复挑衅，这样的新闻多次登上报纸头版。

美国确实畏战。国务院发言人提出了抗议，大谈什么“道德禁运”。罗斯福和赫尔说他们相信“国际舆论”的力量，好像独裁者真会对此有所忌惮似的。国会又通过了新的中立法案和决议，总统不情愿地签署了。他有所犹豫，主要是不喜欢权力受限，他的外交政策和国会的意见并无多大分歧。新政对外交事务涉及甚少。赫尔和21个拉美国家签订了中立协议，表明了美国独善其身的立场。胡佛拒绝和英国联名谴责日本侵华的行为，这个决定获得了罗斯福的支持，这很少见。

“大萧条”时，这种做法还算理智，毕竟政府需要一切资源解决国内问题，但之后政府的做法就荒谬了。1934年，《约翰逊战债拖欠法》通过，禁止向未付清战争借款的国家提供贷款；1935年，《皮特曼中立决议案》向世界宣布，美国不会帮助被侵略的国家，绝无例外。这些政策让德意独裁者气焰更加嚣张，罗斯福的手脚却被束缚了。然而，罗斯福对此表达的不满，加上他对世界法庭的支持，激怒了顽固的孤立派。查尔斯·A·比尔德写道：“罗斯福总统认为有道德责任帮助欧亚，结束年深岁久的争端。他不满权力受到限制，拒绝听从国会和全国上下的意见，非要干预外国事务。如果欧洲或亚洲真的爆发大战，我们有理由相信，罗斯福会立刻让美国加入混战。后果会怎样呢？在和平会议上，无论战胜还是战败，美国都会受到攻击。”

实际上，迅速干预是不可能的。在罗斯福的第一届任期内，美国的军事规模逐渐缩小，最后军队人数还没有福特汽车公司的职员人数多。艾森豪威尔后来说，军队真正的敌人是“钱，或者说是缺钱”。1934年，总统视察瓦胡岛，军队指挥官想为他举行一次军事演习，但这次本应气势庞大的演习却闹了笑话：一半的军用卡车和7辆“一战”遗留的坦克（总共12辆）突然在罗斯福面前散架，让他大为震惊。第二年，《财富》杂志报道，步兵虽然装备了m1加兰德步枪，但数量只够一个团使用。该杂志还估计：“以这种购买速度，常备军要等30年后才能配齐这种新式步枪。但等到那时，加兰德步枪早该过时了。”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现在军队里是些什么人？”文中说，在那群军人里，有一名47岁的中尉和一名65岁的中士。上尉的平均年龄是43岁。

很多美国人以为根本无须保留军队。学者普遍认为，美国是上了欧洲人的当才被卷入“一战”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竟然有71%的普通民众同意这些学者的看法。他们认为“大萧条”是从欧洲传过来的，因为欧洲人没有付清战争债款。从《三个士兵》到《永别了，武器》，再到《光荣代价》，学者们一直在强调，为和平付出何等代价都是值得的。但就算阿梅莉亚·埃尔哈特遇害的事被人揭露，人们也不会相信。因为在“一战”时，同盟国报道了德军残害比利时人的夸张宣传，美国人对这类新闻已经麻木了。那时，理查德·H·罗维尔是万千学童中的一个，他记得信仰理想主义的公民学教师最喜欢说：“孩子们，我们有战争部，如果有的是和平部，是不是特别棒的事？”1934年，主教会议做出决议：“‘和平时期要做好战争准备。’基督教会懒得理会这种廉价的爱国主义。”对此，他们的会众表示认同。（希特勒也认同。他说：“那些支持非战主义的人最后会变成征服者的帮手。”）但美国人还没注意到德国的这位新元首。海外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还说服2500万人签名，要求国会签订更多中立法案。他们不用费力说服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杰拉尔德·P·奈，他是参议院军火调查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主要助理法律顾问是阿尔杰·希斯。奈最会找替罪羊，他说华尔街的金融家和外国的好战者沆瀣一气才诱导美国加入“一战”。他在全国各地演讲时说：“上次我们发动了战争，但什么也没捞着。我们获得险胜，但死伤惨重。这一切都是为了私人银行家，让他们不怕收不回贷款。”

家庭富足的学生敢于反抗传统，对于他们而言，激进和平主义是一种不可挑战的信仰。穷学生平常老实安分，也赞成他们的看法。在一次全国民意测验中，39%的大学生表态他们绝不会参加战争；33%的人说除非美国遭遇入侵，否则他们不会参与战争。在和平主义的主要阵地（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只有8%的学生表示无条件参战。1935年，即便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加以威胁，仍然有超过15万名学生为了争取和平，发动了一次全国性罢课。之后，50万大学生签署保证书，保证如果国会宣布参战，他们一定拒绝入伍。他们的“体制计划”同下一代人憎恶的“现存体制”差不多。他们反对强制性的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反对侵犯学术自由和学生权利的行为，反对法西斯活动，他们要求改革大学管理制度。激进派由争取工业民主学生团（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前身）构成。他们将《行动纲领：学生革命者的指导书》奉为圭臬。带头的学生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詹姆斯·韦克斯勒、明尼苏达大学的埃里克·塞瓦赖德，以及索思摩大学1932级毕业生克拉克·克尔，让人印象格外深刻。

每个学校的“运动”性质各不相同。在明尼苏达大学，塞瓦赖德回忆道：“我们不喜欢政界领导，也不喜欢学校领导。他们按规章办事，而不是遵循真理。在这些维持现存体制的机构中，我们最憎恨军事机构……‘爱国主义’这个词让我们恶心。它沦为了贬义词，和沙文主义没两样。”塞瓦赖德参加了抗议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学生游行，最后明尼苏达大学只好停办训练营。

普林斯顿大学学生认为军队如同一个不好笑的笑话，他们把自己称为未来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最爱闹事的美国学生联合会在瓦萨女子学院，她们举办了全国代表大会。纽约市立大学校长接见了一个意大利法西斯学生代表团，引得学生们嘘声一片。校长把学生称为“坏痞子”，第二天，纽约市立大学的每个学生都在衣领上别上了“我是一个坏痞子”的徽章。有些激进分子召开集会，校长就用雨伞打他们，将他们驱散。这样以牙还牙的做法很少见，但不是没有。匹兹堡大学没用那样粗暴的办法，他们邀请麦克阿瑟将军在毕业典礼上演讲。带头游行示威的人被抓起来，还被罚了款。上级法院撤销了原判，但第二个星期，所有新生都被要求宣誓，宣誓忠于美国宪法、宾夕法尼亚州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学校教务处处长对媒体解释道：“我们想要思想单纯的学生。”

其实，大多数学生即便思想不单纯，但至少行为端正。那时，只有小部分人是激进分子，在纽约市立大学中只占1%，在全国只占3‰。这些人举行示威，为争取工人正当权利游行，为“斯科茨伯勒男孩”募资，阻挠群众观看赫斯特报系的新闻片，一时颇为活跃。这与之后几年的一群年轻人性质类似，不过后者登上报纸头条的原因是表演吞金鱼。美国人的一大毛病是以偏概全。1970年，一个全国性的广告商登载了20世纪30年代马拉松舞会的照片，嘲笑美国中年人：“你们年轻时也如此，凭什么说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以为那些参加马拉松舞会的人是想出风头。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这样辛苦，只是为了赢得一点儿奖金。

作为“走投无路的一代”，大部分20世纪3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都忙于谋生。这些年轻人受“大萧条”打击最大。1935年1月，几百万16~24岁的青年人靠救济金生活。一位大学校长告诉毕业年级学生，今年6月有15万学生将获得学位进入社会，但社会根本不想要他们。《财富》杂志采访了25所大学的学生，发现他们只想找到一个“绝对稳定、长久”的工作作为避风港。他们把抱怨唱进了歌里：

进了大学好，

硕士、博士都是宝。

追求知识好，

挨苦受饿变苗条。

这不是什么有趣的玩笑。面对高昂的大学学费，80%的美国家长束手无策。想拿到学位，就意味着4年的艰苦生活。那时，上大学期间，学生每星期要工作40个小时，假期每星期要工作84个小时。有人在杜肯大学调查后发现，学生找的工作一般是加油站服务员、殡仪馆助理、火车锅炉工、钢铁厂工人和墓碑雕刻员等。有个男生竟在学校和匹兹堡市打过27种零工。密歇根大学的学生阿瑟·米勒，靠刷盘子抵饭钱，在国家青年局喂小白鼠，每个月可以挣15美元，他就靠这生活。明尼苏达大学学生休伯特·汉弗莱买不起教科书，只能从大学图书馆借书看。

在美国，念完大学从来都不是易事，在那样凋敝的经济环境下，完成大学学业更令人佩服。但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这些目标远大的年轻人才摆脱“大萧条”带来的困境。美国的中产阶级却没有这些烦恼。罗斯福执政第三年，全国已经走出了绝望的深渊。乔纳森·米切尔可以在《新共和》周刊上愉快地说：“手上又有钱了，感觉真好……幸福的日子回来了。当然，生活也不是那么好……一旦有人被解雇，第二天就有10个人排队想填补他的位子。但总有失业的人，没理由让我们坐在家里，永远为他们叹气。”这些家庭手头宽裕了，可以给青春期的孩子发零花钱。当然，钱不多，办不起伍德斯托克音乐乌托邦。但年轻人要想赶时尚，买几个徽章还是够的。

第一股时尚潮流是音乐。到现场看知名乐队的演出是最好的事，不然就去大学校园，那里常常有现场演出。北卡罗来纳大学有哈尔·坎普组织的学生乐队，杜克大学有莱斯·布朗组织的蓝魔鬼乐队。在不起眼的舞厅和酒吧间里，一些还未走红的艺人在表演。其中，阿尔维诺·雷带了个好头，玩起电吉他，大多数美国人还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种装有扩音装置的乐器。另外，还有年轻的弗兰克·辛纳屈。1933~1937年，辛纳屈的收入在全国看来都排在末尾。他参加了各种业余艺人比赛，在当地广播电台临时代班，在联谊会上为70美分车费唱歌。后来，他走在哪儿都有一大票粉丝热情支持，但当时，那群粉丝还没长大，没有能力帮他。他们还在迷恋儿童书，模仿秀兰·邓波尔的发型，穿着联邦调查局特工式的内衣，争看耶鲁大学培养的飞侠哥顿的电影，攀比自行车把手的飘带，忙着把装橘子的木箱装上轮子改成滑板。

这时，自20世纪20年代的爵士乐后，年龄大一点儿的青年男女第一次兴起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有流行的语言，比如keen（热衷的）、gas（吹牛）、copacetic（好极），带有难懂幽默的Confuciussay（子曰）、knock，knock（吃“喝”），有彰显男子气标志的jalopies（破汽车）和特别的穿着。男男女女穿着棕白两色的胶底马鞍鞋、朋友签名的啤酒会夹克和可双面穿的雨衣（脏的更好）。白天，姑娘们的标准打扮是两层毛衣（有钱人会穿开司米或安哥拉羊毛衣）、长及小腿肚的紧身格子裙、踝袜（后来被称为“少女短袜”）以及俄式头巾。男青年则是上身运动服，下身宽松长裤，配双色马鞍鞋，或者鞋底有防滑钉的厚重粗革皮鞋，走路时会踢踏响。如果穿上女朋友亲手织的彩色菱形图案毛衣，就更加时髦了。正式舞会每年在高中举行一次，在大学至少举行4次。到时，大家不会穿这些衣服。舞会在体育馆举办，天花板被贴上了皱纹纸，装饰一新。女孩们穿着薄纱晚礼服在打过蜡的地板上翩跹起舞，左肩上别着一朵兰花或者栀子花；男孩则穿着租来的燕尾服或者黑西服和白皮鞋。

如果大家只是拖着脚步跳舒缓的狐步舞或者安静的卡里奥克舞，气氛会非常沉闷。当乐队奏起欢快的音乐时，人们的舞步也会变得更加轻快。20世纪30年代中期，吉特巴舞风靡全国。吉特巴舞由查尔斯顿舞、林迪舞和得克萨斯汤米舞（可追溯到1913年的滑稽剧《达克镇蠢事》）发展而来，像田径运动会一样花样繁多，有时，看起来还真像运动会，连动作也相似。在吉特巴舞中，有查尔斯顿摇摆、蹦蹦跳跳、啄虫子、跳跃舞步、苏西球、转圈摇摆、歌颂阿拉以及踢骡子等动作。踢骡子时，男女会按顺序玩跳背游戏。这种舞太过奔放，有时女孩玩高兴了还会露出内裤，因此陪伴她们参加舞会的年长女性不喜欢这种舞。一直到1942年，杜克大学的舞会都不许跳吉特巴舞。

性，依然是禁忌。人们担忧一切传统会形同虚设，毕竟这个年代怎么看都是动荡的岁月。怀孕被当成耻辱，就连已婚妇女也这么看。孕妇装的广告宣传语是“藏好你的秘密”。关于性的一切都很隐秘。《长筒袜秀》最像色情杂志，但里面的女人包裹得严严实实，裙子在膝盖上五六英寸。那时，色情文学作家非常少。社会非常保守，吉特巴舞不准跳，色情文学当然也不能发展。另一边，汤米·道尔西刚以摇摆舞节奏放起《罗门湖》，广播电台经理就把广播停了，经理觉得很多传统已经受到了挑战。人们世世代代遵循的传统正在消失。在胡佛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工人力量还太弱小，无法奋起反抗，现在他们开始游行了，这是最明显的改变。劳工队伍来势汹汹，吓得美国白领、中产阶级心惊胆战，但劳工时代已经来临。工会组织起来了，在路障前爆发冲突，矿井、工厂外的地面上血迹斑斑，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情况。

从许多方面看来，约翰·卢埃林·刘易斯都是一个古怪的人物。他虎背熊腰，眉毛浓密，身高6英尺3英寸，高大魁梧。闲暇时，他喜欢读莎士比亚名作、《圣经》、《伊利亚特》、《奥德赛》、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著作和东方寓言集《五卷书》。他的父亲是威尔士矿工，上过黑名单。40岁时，他成为矿工联合会的主席，但在他的领导下，工会人数锐减，只剩之前的一半。1930年，一个矿工小组提到他时说：“他不仅撵走了协会的领导，还破坏了协会的灵魂。”但在20世纪30年代，他成为激进工会主义的象征，既广受爱戴，又树敌无数。但与此同时，他还是支持胡佛的共和党人，支持自由企业，反对进步工会的各种政策。

私底下，刘易斯聪明又健谈，善于出谋划策，常为受压迫的工人打抱不平。在公众面前，他集福音传道者、悲剧演员和拙劣演员于一身。他喜欢谈玄说妙，还为自己的性格开脱：“自己不为自己吹号，谁能帮你？”在一次工人大会上，刘易斯致开幕辞：“听听‘马其顿人’的呼喊，那是人们发自肺腑的吼声！我认为劳联的未来就取决于这次大会的决议。”说起对手劳联主席威廉·格林，他叫道：“哎呀，可怜的格林，我太熟悉他了。他磨磨蹭蹭，随波逐流，还哀叹什么‘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刘易斯让工人组织分裂成两派，还得意扬扬地说：“他们对我拳打脚踢，我就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听了这话，没几个人笑得出来。自由派觉得他深谋远虑，反对派觉得他是邪恶的化身。在某些圈子里，除了罗斯福，就数他最惹人厌恶。有一次，前战争部长帕特里克·J·赫尔利作为矿业公司律师出席了听证会，大谈他年轻时参加矿工联合会的经历。这时，刘易斯愤然起身，响亮地说：“作为矿工联合会会员，看到有会友在政坛平步青云、名扬天下，我与有荣焉。”他突然重重地顿了下，接着说，“但这个人背叛了年轻时参加的工会，看着真是让人哀伤和遗憾。”又停了下，说，“就为了30块臭银圆。”赫尔利恼羞成怒，朝他扑过去，好在马上被人拦了下来。刘易斯接着漫不经心地说：“那就不提30块银圆的事儿吧，但‘背叛了年轻时参加的工会’这句话必须保留。”

这话太过分了，但勇气可嘉。1969年，总统管理的暴乱调查委员会在报告里说，“在所有工业国家中，美国的劳工史最血腥暴力。”这其实就是暗指20世纪30年代。当时，产业工会的不少组织者遭到谋杀，州长派出国民警卫队镇压闹事工人。在乔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设立了一个集中营，专门关押示威工人。宾夕法尼亚州杜肯镇是一个典型的煤矿镇。那里的矿厂老板一年会花费1.7万美元购买军火，然后炸掉矿工的家，烧毁山上的十字架。宾夕法尼亚州约翰斯敦全市都是一家公司的私有财产，该市市长对记者说：“这里不能缺了警察，就像世界不能没有音乐。”他说的“警察”是指公司的保安人员。他手下的地方检察官补充道：“给我200名训练有素、身强体健的武装人员，我可以将纠察线上的王八蛋工人收拾利索。”在纺织厂的女工开始反抗时，《纺织杂志》在社论里放话：“死几百个人保证能让她们安分下来。”

奇特的是，经历清洗后，工会依旧顽强地存在。罗斯福入主白宫时，工会力量非常弱小。刘易斯领导的矿工联合会成员减少到不及10万人。劳联成员人数只占全国工人总数的6%。每星期，劳联都会失去7000名饱经患难的工人。1932年时，劳联对资方俯首帖耳，竟然反对起失业保险。气势汹汹的工厂老板相信，和工会组织者对抗无异于和魔鬼较量，但他们可不想输。1934年12月，拉福莱特领导的公民自由委员会发现，2500多家公司雇用打手破坏罢工，最大的打手帮派是珀尔·伯哥夫服务公司跟平克顿侦探公司。伯哥夫是个坐拥数百万家产的狠角色；平克顿则是底特律汽车业信赖的雇工，1933~1936年赚了将近200万美元。这两个帮会各有一支常备队伍，随时准备带着全自动手枪、瓦斯枪、棍棒开始行动。他们还都在工人中安插了探子。当一名参议员询问克莱斯勒公司副总裁赫尔曼·L·韦克勒雇用探子的原因时，他回答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获得情报，以便在对付工人时游刃有余。”成千上万名工人生活在枪口下。匹兹堡煤矿公司真在煤矿里架设了机枪，对准这些工人。众议院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追查此事，董事长理查德·B·梅隆振振有词：“没有机枪，矿厂就没法运转。”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组织起来。提心吊胆的矿工、曼哈顿区汗如雨下的服装工、底特律市布格里斯厂时薪1美分的工人，以及底特律市时薪5美分的店员知道其他办法不管用。各州的立法也不见效。宾夕法尼亚州工厂主强迫童工每星期工作90个小时，因此被罚款100美元。为了弥补损失，工厂主就从童工每星期的薪水中扣除33美分。每星期，至少有一名炼钢工人的衣服着火。每年，钢铁厂会有两万多名工人因工伤致残，但老板们仍不愿花钱改善安全设施。在五分一角店打工的女孩们工资是1角5分。当她们读到伍尔沃斯公司女继承人芭芭拉·霍顿小姐畅游欧洲，四处和贵族结亲的新闻时，怨艾地唱道：

芭芭拉·霍顿是个富婆，

钱从哪儿来自不必说，

五分一角店员工累死累活，

伍尔沃斯给我们臭钱几个。

威廉·格林挺着个啤酒肚，刘易斯叫他“坐如钟的比尔”。格林间接地推动过《全国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1款的制定。《全国工业复兴法》规定要订立行业规程，这点可能扼杀工会的前途，工人们知道后坐立不安，一直向约翰逊抱怨。约翰逊听了也很着急，所以慌忙加上集体谈判权这一条。但格林没看出这个条文大有文章，实际上，这个条文很含糊：它没有规定雇主要承认工会，如果雇主想和公司工会打交道，完全可以。而且，这个条文也没说清楚工人应如何推选代表。但刘易斯却注意到了，细节可以慢慢谈，重要的是这个条文的宣传价值，它宣告了联邦政府的目标。他将它和林肯的“废奴宣言”相提并论，并让身强力壮的助手开着宣传车，带着宣传册前往各大煤矿：“总统希望你们参加工会。不参加工会，就是不爱国。工会的人就在这里，别担心会费，加入就好！”

工人们听了之后，立刻响应起来，速度之快，连刘易斯都大吃一惊。《全国工业复兴法》本来是为复兴商业而制定的，没想到却刺激了工会的发展。在罗斯福签署这项法案的三个星期内，退出矿工联合会的13.5万名工人又重新入会。1934年年初，刘易斯登记册上的会员数就将近40万。西德尼·希尔曼和戴维·杜宾斯基开着宣传车到了纽约市，广发传单。不到一年，国际制衣女工工会会员数就翻了两倍，达到20万。到20世纪30年代末，这个数字超过了40万。

罗斯福对政治事件一向见微知著，这次却后知后觉。鉴于他的出身，罗斯福并不习惯和工会结盟。他把自己看成救世主，乐于对受剥削的工人施舍恩惠，但成为工会的盟友又是另一回事。虽然他想提高工资、缩短工时、配备更好的安全设施，但他不确定刘易斯的办法是否最有效，甚至不确定是否正确。如果工人成为一股强大的经济新生力，罗斯福也不能冷眼旁观，远离劳资冲突。因此，头几年他一直犹豫不决。海伍德·布鲁思在一次群众集会上高呼：“工人的头号公敌是罗斯福。”这可谓荒谬之极。然而，罗斯福确实认为弗朗西斯·珀金斯和弗朗西斯·比德尔（时任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主席）两人太过偏袒工人。国会中支持劳工的人里，罗斯福只佩服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瓦格纳积极推进新劳工法的制定，并渐渐说动了罗斯福。但是，当时局势变幻莫测，根本没时间讲大道理。

刘易斯的协会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工人，格林看着心里担忧，一直劝他“悠着点儿”。后来，可怕的大罢工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一触即发。工厂主安排了人员准备血战，有的设置了路障。国内的军火市场达到了空前的规模。1933年夏，肯塔基州林奇镇的工厂保安队在4个星期内买了41支来复枪、21支左轮手枪、500发子弹和大量的催泪弹。联邦执法官员警告他们，可能会面临联邦指控。但控制城镇的公司激烈地回答说，这个镇是公司的私有财产，华盛顿无权干涉。罗伯特和海伦·林德组织的调查组在印第安纳州曼西镇发现，通用汽车公司扩编保安队，用来关押疑似工会组织者。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将克利夫兰的店铺关闭数天，并把责任推到店员身上，说他们不上班，甚至扣钱，令他们一头雾水。公司老板这么做，其实是想告诉员工，加入工会没好下场。1934年，刘易斯号召宾夕法尼亚州的7万名矿工罢工，掀起了20世纪30年代工人运动的序幕。这次罢工狂潮席卷了阿勒格尼河谷。杜肯镇镇长发表谈话，似乎把罢工的工人当成了反抗的印第安人，要把他们挡在关外。他说：“我们在桥头等着，要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1934年，总共爆发了1856起罢工，大部分是为了争取资方承认工会的合法性。那是段悲惨的岁月，资方的恐怖手段染红了劳工史，血迹斑斑。在弗立克矿区，公司雇用的枪手守在矿井外，若有工会成员出现，他们就会开枪。在资方私有的威斯康星州科勒镇，破坏罢工的暴徒向劳联纠察队开枪，造成2死35伤。在托莱多电动车灯公司，新成立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正在和蛮横的管理人员谈判，国民警卫队枪杀了27名工人。旧金山的数名码头工人、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多名卡车司机、新英格兰地区和南方各州的15名纺织工人都被杀害。明尼阿波利斯市有两名特派代表也被谋害，其中一个是商人。埃里克·塞瓦赖德当时是《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记者，报道了罢工的新闻。他看到寻衅复仇的警察朝着手无寸铁、毫无警觉的人群一通扫射，67人受伤，2人重伤不治。目睹这样的场面，他吓得目瞪口呆，随后写道：“那一刻，我突然从心底里明白了什么是法西斯主义。”刘易斯感叹：“工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满腹忧愁。女人们为死者恸哭，为生者的前途哀叹。”

但是，工人的忧愁更深、哀叹更久，因为很多人白白牺牲了。托莱多市、旧金山市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工会虽获得了资方承认，可在钢铁、纺织、汽车、橡胶等行业的大企业里，拒不承认工会的厂主却占了多数。在国会成立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时，全国制造商协会要求其成员不予理睬。在一次判例案件中，一家工厂确实没遵守委员会的规定，受到的处罚只是不准挂蓝鹰标志。政府还是犹豫不决。1935年2月下旬，一家联邦地区法院认定《全国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1款违宪。参议员瓦格纳和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小威廉·P·康纳利立刻提案，要建立一个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规定工人有权选出特定的工会，在联邦政府监督下，代表他们和资方集体谈判，并规定什么样的劳动操作规程是公平合理的。瓦格纳说，如果工人的工资一直涨不上去，他们就无法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那样“大萧条”就不会结束。罗斯福听从了瓦格纳的意见，在7月5号签署了法案。但资方仍我行我素。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散发了律师工会58名成员起草的宣言，宣告《瓦格纳法》和第7条第1款一样违宪。显然，工人运动离实现目标还很远，老板们还在负隅顽抗。1935年，又有32名罢工者和支持罢工的人被杀害。为了镇压罢工，南达科他、伊利诺伊、内布拉斯加、肯塔基、佐治亚和俄亥俄各州都出动了国民警卫队。工人运动进展依然缓慢，装配线上还有大量工人没有参加工会，没得到合理报酬，从事着高强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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