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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最伟大的战略家（第2页）

美国人也在无意中开始了这样的进程。他们以一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精打细算接受且欢迎了路易十六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提供给他们的帮助，但没有帮助解路易十六的燃眉之急，反而回馈他一个非常不马基雅维利式的普世人权主张。结果，路易十六丢了脑袋，而法国人也丢失了一切克制，反而通过他们的政治革命组织起大规模的军队，也就是霍华德所言那“可怖的凶器”。拿破仑正是掌握了这柄凶器才当上法国皇帝并征服欧洲的。

这促成了克劳塞维茨第一个也是最紧迫的发现：战争在这个意义上反映政治（policy），它必须从属于政治和政策，并且是政策的产物。否则，战争只会是无谓的暴力，将沦为一种不应该存在的康德式抽象概念。克劳塞维茨担心这种无谓暴力的出现，但它在当代似乎越来越接近了。因此，战争需要被重新定义为“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和政治交媾的延续，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政治目的才是目标，而战争是达到它的手段，手段永远不能孤立其目的而存在”。

拿破仑在渡过尼曼河时的确有政治目的，那就是确保亚历山大一世遵循大陆封锁，也就是法国在被英国海军封锁之后主导欧洲大陆进行的对英国的贸易禁运。他本可以通过迅速击败俄国人并仁慈地接受他们的投降达成这一政治目的，在秋天到来之前胜利返回尼曼河西岸。他本可以在有限的手段之内达成目标，也让手段与目标二者相称，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况且拿破仑还是一位军事天才。

事实是，与之前那些勇敢迎击拿破仑而最终被他击败的对手不一样，俄国人直接撤退了，并把回撤路上的领土全部焚烧一空。不像大多数欧洲人，俄国人并不缺领土。这就是托尔斯泰笔下那位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通过扩张战场削弱敌人：没有一支军队能在不断拉长补给线的同时增强自身实力。同时，俄国人的撤退还能延长战争的持续时间：法国人越是深入腹地，就需要越多的时间折返。战争打到这个程度，拿破仑本可以停下，承认自己判断失误，并且全身而退，但是，就像薛西斯一世一样，他拒绝了，宣称“（撤回法国）永远不能成事”，并且忘记了他开战时制定的策略：“我的作战计划是一场战役，而我的所有政治手腕也都是成功的。”

他在9月初发动了博罗季诺战役，但没有获胜。尽管损失惨重，但亚历山大一世拒绝和谈。当库图佐夫弃守莫斯科时，拿破仑便上来一口吃掉了这座后来被发现是诱饵的首都，只得到一座被焚毁的空城。到了这时，这位天才才开始怀疑自己，而他的军队却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产生了这种怀疑，两军的心理平衡发生了转变。克劳塞维茨提醒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心理平衡变成了军事平衡。战争的发生确实跨越空间、时间和规模等多个元素，但最后一个元素乃是每个法国士兵和俄国士兵心中的恐惧与希望，以及那位唯一的法国皇帝心中的恐惧与希望。“1812年带领拿破仑远征莫斯科的信心，”克劳塞维茨总结道，“在此离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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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第993页从微观描写入手，展现了决战时刻。他描写了一个饥肠辘辘的哥萨克士兵在捕杀了一只野兔又追逐另一只受伤的野兔时冲进了一座森林，在那里他发现了一处巨大而毫无戒备的法国军营。并不期待有多少战果的库图佐夫下令进攻，他的部队获得了一场完全的胜利，这也是自拿破仑入侵以来库图佐夫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以最小的压力、最大的混乱，以及最微不足道的损失，”托尔斯泰写道，“整个战役取得了最伟大的战果。”当10月18日塔鲁季诺战役开始时，拿破仑的军队“只是呆呆地在那里等着……战役打响”。

那么，是一只野兔决定了历史吗？大概并非如此，就像克劳塞维茨本人并没有像在小说里那样骑马奔驰一样。虽然这些戏剧性的转折点往往是历史学家不屑一顾的，但即使是想象出来的转折点，也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说到考据，又有什么文献可以向我们展示一支伟大的军队是怎样在一夜之间失去信心的呢？塔鲁季诺战役的血腥程度远不及博罗季诺战役，但战役打响时拿破仑手足无措。当他决定撤退时，他再也无法阻止部队的混乱，而混乱之后则是恐慌，再是史诗般的大溃败。

“在我们独立战争中取得成功的费边战术体系，可能要在这里受到最严酷的挑战。”约翰·昆西·亚当斯当时正在圣彼得堡担任第一任美国驻俄大使，他在给自己父亲的信件中写道：“但这位现代亚历山大大帝可能会像他的先人那样注定要栽在斯基泰人手里。”亚当斯一家常常在家书中玩这种经典的纵横字谜游戏：“拖延者”费边·马克西姆斯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诱使汉尼拔入侵意大利，从而消耗后者的实力。“现代亚历山大大帝”指拿破仑，而“斯基泰人”则代指俄国人，不同的是，古代的亚历山大大帝最终战胜了斯基泰人。很快，亚当斯就向他的母亲揭开了法俄战争的悬念。

6个月后，拿破仑带来入侵俄国的庞大军队就有九成沦为战俘或喂了蛆虫，从莫斯科到普鲁士800英里的公路上堆满了他军队的大炮、补给车、弹药箱、尸体和垂死的伤员。他不得不抛下这些伤员，让他们听天由命，因为他自己也被三支人数众多、气焰嚣张的常备军和几乎无穷无尽的农民军一路追击。这些农民的收成和房屋都为战争所毁，现在他们渴望为自己、为国家和宗教尽情复仇。

两位“俄国大将”——饥荒和严寒，已经带来了彻底的毁灭。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拿破仑的征服大业都已经走到尽头。法国再也不能对欧洲大陆发号施令了……欧洲即将迎来一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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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克劳塞维茨写道，“并不仅仅具备一种优秀品质，比如勇气，尽管相比其他心灵或气质上的优秀品质，勇气已经是最适合战争的了。”相反，一个天才需要具备“一系列元素的和谐组合，其中一种能力可能占主导地位，但不会与其他能力相冲突”。简言之，天才要有一种对整体的敏感性。“负责总览全局的人必须带有一种在任何时候都能洞见真相的洞察力，否则不同想法就会一起混乱地涌上来，对一个人的判断力造成致命的妨碍。”

那么，真的有人具备“在任何时候都能洞见真相的洞察力”吗？克劳塞维茨对此的回答是将战略与想象联系起来。他观察到，艺术家接近真理的方式是通过“快速认知”那些“思维通常会直接忽视，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思考才能预见的东西”。他将之称为“洞见之眼”，这也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速写”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有效传递复杂信息。完整地描述复杂信息会花费太多时间并产生太多内容，因此妨害判断，而过于主观的复杂信息则只会重复印证人们已有的想法。因此，一个军事天才真正需要的是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东西。

这样，在部队中暴发瘟疫，马匹补给不足，或者沙皇不按照你的预料出牌时，你就能够速写出你所知道的信息，并通过速写想象出你不知道的信息，这能让你更快地从突发情况中回过神来并继续前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克劳塞维茨眼中，战略家和艺术家是同一类人。

那么，事前计划将如何预知突发情况？克劳塞维茨用他一贯充满矛盾的风格解释说：“战争中的每件事都很简单，但最简单的事也是难事。”他在一篇具有托尔斯泰神韵的文章中详述道：

想象一名旅行者想要在夜幕降临之前多赶些路，因为只要再走4~5个小时，他就能抵达一条备有驿马的康庄大道。这应该是一段轻松的旅程，然而在下一段路上他没能找到骏马，那里只有一些劣马，而前方也变得地形崎岖，路况恶劣，同时天也黑了。在遭遇一连串的困难之后，即使再简陋的落脚之所都能让他欢天喜地。在战争中，突发情况也大致如此。

从理论上来说，军纪可以克服这些困难，而事实上在一定时间内也确实如此。然而，后面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大，逐渐削弱了军队所依赖的多个部分。“一旦条件变得困难——在情势危急时，条件自然就会变得困难，事情就不再像维护良好的机器那样顺利运转了。”

到那时，军队这台战争机器就会自发开始反抗，而指挥官则需要竭尽巨大的意志力来克服这种阻力。尽管个别士兵经常发生抗命和争执等问题，但这对军队整体而言并无大碍。真正的问题是意志力与身体状况的日益衰颓，以及身边死伤者让人胆战心惊的惨状。指挥官必须扛住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首先自己坚持住，其次再让那些信任他的人也坚持下去，无论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挟之以威还是励之以冀。等到每个人的力量都不再由他们的个体意志决定时，军队整体的惯性就又回到指挥官一人的意志上来。他的精神热诚必须重燃其他所有人的目标之火，而他心中之火必须重振他们的希望。只有在指挥官能做到这一点的情况下，他才能保持住对手下的控制和约束。

某些事情或某些人迟早会突变，但你无从知晓如何、何地或何时发生变化。你唯一知道的是，由于外力带来的摩擦损耗，“人们总是远远达不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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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克劳塞维茨在这里没有阐述任何新内容。能力与愿景的不对称总是会限制战略，但这恰恰是需要制定战略的原因之一。他极具原创性地定义了士气损耗的原因，指出士气损耗可能在任何层面发生：战争的旷日持久和战场的扩张都会让士气更易损耗。也许他知道当拿破仑挺进莫斯科时，经常往疾驰马车的轮子上倒水以防止其过热。

正如克劳塞维茨的“洞察力”概念将战略与想象联系起来一样，他的损耗概念也将理论和实践相互联结。导致损耗的诸多原因“绝不会相互削弱或排斥”。他写道：“相反，它们会相互支持。”这将不确定性置于广义的范畴内，或者说，克劳塞维茨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发现了墨菲定律：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错，那就一定会出错。或者更直白地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从理论上来说，拿破仑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只为了实现有限的政治目标就率领规模庞大的军队入侵俄国。跨过达达尼昂海峡的薛西斯一世也做了一样的事。两人都试图一举吓垮敌人，从而避免损耗。然而，两人都没有看到，即使撤退的敌人也会是个麻烦，因为长时间追击敌人会带来飙升的军事成本。于是，两人都因此损耗了自己的战争机器，到后来军队的继续挺进只会损己利敌。温泉关战役和博罗季诺战役显示了希腊人和俄国人并没有被大军吓怕，而萨拉米斯海战和塔鲁季诺战役却显示出后来被吓怕的恰恰是波斯人和法国人。

那么，薛西斯一世和拿破仑到底哪里做错了呢？克劳塞维茨大概会说，他们的洞察力没能够达到“在任何时候都能洞见真相”，这些真相包括地形、后勤、气候、他们的士气和敌人的战略。他们没有重视士兵们的理解：希腊和俄国都是陷阱，正如英吉利海峡之于西班牙无敌舰队。“好的，将军，”克劳塞维茨总结道，“必须了解损耗的存在，而了解它不仅是为了尽可能地克服它，而且是为了在损耗导致军事行动变得困难时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为什么拿破仑和薛西斯一世的目光会如此狭隘，简直像戴上了眼罩的驮马呢？克劳塞维茨告诉我们，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有许多人在担任下级军官时表现出极大的决心，但在升迁之后就会丢失这种决心。他们意识到杀伐决断的重要性，同时也注意到决策失误将带来的风险。由于对升迁后面对的新问题不熟悉，他们的思想也失去了之前的敏锐。当意识到自己会陷入犹豫不决所带来的危险之时，在从前的岗位上行动越果断的人，在新岗位上也越容易胆怯。注释标题Ibid.，p.103.

到了这时，他们便只能直视前方，不听一言，不敢分心，一刻不敢懈怠地指挥，即使这种指挥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最终引发了高海拔缺氧式的理智缺失。一个疲惫的“天才”就恍如坠入仙境的小姑娘爱丽丝，会在那里迷失方向。于是一位马型人才就会变成刺猬型人才，然后变得像不知所措的狗，狂奔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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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发问，”克劳塞维茨写道，“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显示出军事天赋？经验和观察都将告诉我们，在战争中我们会倾向选择有条理而不是有创意的人、能力综合而不是专精的人、冷静而不是容易激动的人来托付我们同胞和子孙的身家性命。”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则把拿破仑和库图佐夫拿出来做了对比。

拿破仑在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出场是在一次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中：在7月1日，即法军渡过尼曼河一周后，他在维尔纽斯与沙皇的侍从官亚历山大·巴拉绍夫将军会面。拿破仑本期待对方提出和谈，但巴拉绍夫坚称只要俄国领土上还有一名法国士兵，亚历山大一世就绝不谈判。这时，拿破仑的脸开始扭曲，左小腿开始抽搐：“他开始用比以前更高、更急迫的声音说话。”说得越多就越难控制自己，并且很快就到达“一个人没完没了地说，却只为向自己证明自己的正确性的那种恼怒状态”。

如果你敢挑动普鲁士一起反对我……我就把它整个从欧洲的地图上抹去……我会把你们全部赶出德维纳河，赶出第聂伯河，再重建屏障阻止你们进入欧洲……而全欧洲都要为撤除之前的屏障担责……对，这就是将要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这就是你们胆敢疏远我而得到的报应。

这位法国皇帝在房间里愤怒地踱着步，不停地嗅鼻烟壶。突然他停了下来，看着巴拉绍夫的眼睛，充满威胁而又充满渴望地说：“你的主子原本能够统治多好的一个王国啊！”

在那之后，拿破仑邀请他的客人参加了一场气氛友好的晚宴，在晚宴上他对稍早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托尔斯泰指出，此时的拿破仑已经自认为不可能犯错了：“在他心里，自己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好的。这并非因为他做的事情真的符合任何人对好或者坏的定义，而只是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所以，最后拿破仑在晚宴结束时“自我吹嘘并贬损了亚历山大一世一番……这大概是他在今天开始会见俄国人时最不想做的事情了”。

托尔斯泰在一个虚构的场景中描写了库图佐夫将军到达他的指挥部，艰难地下马并气喘吁吁地爬上台阶去拥抱安德烈公爵——公爵的父亲刚刚去世。年迈的将军随后询问了他来此准备听到的报告，但他显然对安德烈的情妇在隔壁发出的声音更感兴趣。“他对手下告诉他的任何信息都不会感到惊讶，”托尔斯泰解释道，“因为他事前就早已洞知一切，而他之所以过来听这些报告，也只是因为他需要来，就像有时候人们需要在教堂听唱诗班歌曲那样。”

当库图佐夫得知法军（甚至也可能是撤退中的俄军）洗劫了安德烈的家产时，他愤怒地爆发了：“看看他们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但他又补充说，尽管“打赢这场仗很艰难”，并且“需要耐心和时间”，他还是承诺安德烈，要让法国人“吃不了兜着走”。此时他唯一的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很早之前就在战斗中被弄瞎了）盈满了泪光。

安德烈带着“对未来形势的宽慰与对承诺他未来形式的人的宽慰”回到他的兵团驻地，因为他知道库图佐夫永远不会空口许诺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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