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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事维艰（第2页）

芝加哥学校的故事是“大萧条”时期的一段佳话。因为不忍看到50万儿童辍学在街上流浪，当地教师们每天拦过路车上班，“薪水日减”也坚持上课（到1932年，他们只收到了过去13个月中5个月的工资），政府发的临时欠款凭证要“大萧条”过后才能兑现，甚至芝加哥的银行家不肯兑现，教师还是接受了。可是我们看到，市政府竟有资金举办1933年世界博览会。萨莉·兰德当时每星期有6000美元的收入，可政府却对教育委员会的处境不闻不问。1000名教师被解雇，那些仍然留下来的都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1400名教师中，759名居无定所。他们以自己的保险担保借了112.8万美元，又以42%的高年利率借了23.2万美元。虽然他们自己都很贫穷，却还是用他们空瘪的钱包养活了1.1万名学生。

教师、福利工作者和警察的生活穷困潦倒。20世纪30年代初，没有人叫警察是“猪”，即使他们不得不受命破坏罢工，众所周知，他们和纽约大街上被剥削的工人一样。1930年以来，这些巡逻警察经常在最贫困的街区发放救济品。捐款来自城市的公职人员，包括他们自己都贡献出个人工资的1%。学者卡罗琳·伯德指出：“公开承认贫困应由官方承担责任还是第一次，但承认的并不是管理层，而是一直生活在最底层穷人中的公务员。”

但教师们还是再一次见证了最凄惨的情况，因为最令人心痛的是，“大萧条”的牺牲者就在教室里。在可怕的1932年10月（总统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公立学校里超过20%的学生营养不良。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秘书长上报国会，在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区，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有时超过90%，这些贫困儿童的症状为“困倦、嗜睡、懒惰”和“智力发育迟缓”。教师建议一个小女孩回家吃点儿东西，孩子回答说：“我不能吃，今天该我妹妹吃。”一个小男孩向访客展示他的宠物兔，男孩的姐姐低声说：“他认为我们不会吃掉兔子，但我们会。”社工莉莲·沃尔德痛苦地问：“你有没有见过父母自己饿了几个星期，饿到控制不住打战，只为了给他们的孩子节省一点儿食物？”可怜的父亲说：“工人没有权利有孩子。”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牧师说：“我知道一个家庭常年只靠吃小扁豆为生，他们买不起面包。我们的孩子还会遭受什么？”

胡佛总统却对记者说：“其实没有人挨饿，这些流浪汉吃得比以前还好。在纽约，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10顿饭。”1932年9月，《财富》杂志直呼总统是个骗子，并表示“2500万人需要帮助”才是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更贴切的描述。饥饿事件被《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报道，也被国会证词记录在案。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29人被活活饿死和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胡佛从来没见过人们遭受的痛苦，但卸任后就不得不领教一下了：他在洛矶山脉区钓鱼时，一个本地人把他带到了一间小屋，屋里有一个死于饥饿的孩子和7个已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

许多人仍然像牲畜一样才勉强存活下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他们吃的是野生杂草根和蒲公英；在肯塔基州，他们嚼的是紫罗兰的花蕾、野葱、勿忘草、野菜和牲口吃的野草。城市里的母亲们则在码头晃悠，等待被丢弃的废品，还得和流浪狗抢夺。她们会一路跟随装载着蔬菜的卡车，等待着争抢掉下来的东西。中西部一所宾馆的厨师把一桶剩菜放在厨房外的小巷，立即就有十几人从黑暗里窜出来争抢。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一位66岁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医生刮胡子时瞥了一眼窗口，在一堆垃圾桶中，“三位憔悴的老女人佝偻着身体在垃圾桶里翻找”。还有全家都一头栽进垃圾场，啃着骨头和西瓜皮的。一位芝加哥寡妇为了不让自己看到食物上蠕动的蛆虫，总是会先摘掉眼镜。晚上的纽约街头，托马斯·沃尔夫看见“无家可归的人徘徊在附近的餐馆，掀起垃圾桶盖，仔细搜寻里面腐烂的食物”，他发现这样的人“无处不在，并且在1932年艰难和绝望的日子里，人数与日俱增”。

1932年，富裕的美国人把垃圾施舍给极度饥饿的农村同胞，就认为是行善。纽约基斯科山的慈善团体麋鹿会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饮食俱乐部命令他们的服务员把剩菜送给有需要的人。《布鲁克林之鹰》报提议建一个中转站，慈善市民可以把剩菜剩饭送到这里，穷人也可以来这里领取。俄克拉何马市的约翰·B·尼克尔斯是一家燃气公司的高管，他制订了一份计划，呼吁餐厅、公民俱乐部和酒店的厨师：“可以把剩饭菜用5加仑的干净容器打包好，标上‘肉、豆类、土豆、面包或其他食物’。”救世军们把这些打包的剩饭菜搜集起来，再分发给失业者。农民捐赠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燃气商写信告诉战争部长赫尔利：“我们猜，那些不值得得到照顾的人可能会来给我们制造麻烦，但为了照顾那些值得帮助的人，我们必须与这种情况斗争。”赫尔利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并敦促当局采纳。但这一计划被胡佛的就业紧急委员会会长否决了，因为这样可能会被误解。

似乎尼克尔斯、《布鲁克林之鹰》报、麋鹿会和美国普林斯顿饮食俱乐部会员从来没有意识到，更戏剧性的解决方案随之而来。已经有人在思考吃饱喝足的富人和忍饥挨饿的众人之间的对比，他们觉得自己看到了黑暗的来临。托马斯·沃尔夫常在纽约公共厕所和那些可怜的人交流，直到再也无法忍受听他们讲述痛苦的遭遇。然后，他沿台阶走上20英尺，眺望着“在如此寒冷的冬夜，曼哈顿灯火辉煌。伍尔沃思大楼就在不足50码处，再远点儿的地方往下就是华尔街银色的尖顶，钢筋混凝土之下就是大银行。这盲目的不公平似乎是整个经历中最残酷的篇章，因为在那里，寒冷的月光下，几个街区开外就远离了这人间的不幸和苦难的深渊，照亮了权力的巅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都被深锁在那里”。

身处逆境，美国人向来要寻找替罪羊，1932年年初，像沃尔夫这样的“猎人”直击曼哈顿下城。这里的替罪羊肥美又易攻击。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金融家和企业家已经成为国家的英雄。哈佛大学的威廉·Z·里普利对柯立芝总统的警醒也是徒劳，他说“变戏法、耍手段、嘴上抹蜜、坑蒙拐骗”等行为都会威胁经济。柯立芝总统不相信预言末日的预言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写道：9年来，政府处理业务就像它已经“发现了点金术，可以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确定性变成永久的繁荣”。梅隆誉满天下，被称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国家商业》报道，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群”。但现在，股市大崩盘三年之后，孩子们这样唱道：

梅隆吹响哨声，

胡佛敲响钟声，

华尔街发出指示，

美国就去下地狱。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完全不听的，他们的世界仍然充斥着狭隘、自大和脱离实际。在《文学文摘》杂志上，他们读到的都是对“大萧条”的赞扬：“人们在生意场上变得更有礼貌，在家中也更通情达理，尤其是考虑欠周的女人。过去不识大体的妻子们对自己的丈夫漠不关心、不做家务，现在变得温顺而谨慎。”一名参选新泽西州州长的共和党候选人带来了好消息：“过度的繁荣将败坏人们的道德品行。”报道称，有人请杜邦家族的成员赞助一个星期日下午的广播节目，却遭到拒绝，因为“星期日下午3点，人们都在打马球”。摩根指出：“如果你破坏了有闲阶级，那么你就摧毁了文明。有闲阶级指的是雇用一个仆人的家庭，全国约有2500万或3000万个这样的家庭。”当被告知，人口普查数字显示，全国只有不到200万个仆人时，他似乎吓了一跳。人们对他的不谙世事并不感到惊讶。沃尔特·李普曼写道，工业和金融领袖的“影响力和权力已经从历史峰值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1932年，美国65%的工业产值由600家企业创造，全国1%的人口拥有全国59%的财富。芝加哥男子塞缪尔·英萨尔担任了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11家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公共事业“帝国”有150家公司，拥有5万名员工，为325万名客户服务。1932年元旦，他的证券价值超过30亿美元。失业者们在威克大道地势较低处点燃柴火取暖，抬头看着高高在上的英萨尔办公楼，向记者感叹道为什么英萨尔不能帮他们。

英萨尔不能帮忙，因为他自己也遇到了难题。他的控股公司的金字塔快要坍塌了，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许多教师）惊恐地得知，英萨尔股票已下跌到1931年价值的4%。英萨尔慌忙地试图挽救，用36个保镖日夜保护自己，但在4月，他的两笔投资信托基金申请破产管理，到6月，他欠下6000万美元的债务逃往欧洲。库克县大陪审团对他提起公诉。为瞒天过海，他在巴黎安排了新闻发布会，自己却从后门溜出，搭午夜快车前往罗马，然后再飞到雅典。他的律师告诉他那里很安全，因为当时希腊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那时确实没有，但11月初，美希两国外交官便签署了引渡条约。英萨尔男扮女装，包船逃往土耳其。土耳其人把他交给美国当局，他被押解回国审讯，但最终罪名不成立，因为控股的公司没有相关法律监管。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冷冰冰地说，控股公司就是警察调查你时，你把罪证交给同伴，就可以安全脱身了。

罗杰斯还说：“这些油滑老练的商人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它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但又如此接近违规行为，与诉讼只差毫厘。”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寻找证据时，几乎将华尔街翻了个底朝天，某些大人物才被挖出来。银行家艾伯特·H·威金做空自己银行（大通银行）的股票，然后向部门谎报。由于经济低迷，国民城市银行（后花旗银行）的查尔斯·E·米切尔撕毁了与纽约粮业银行的合并协议。同一时间，他强迫他的文员和出纳员继续分期贷款购买国民城市银行的股票，并且以经济危机前的价格为准（每股200美元，现在下降到每股40美元）。同时，不要抵押品和利息，他将股东资金中的240万美元贷款给银行职员做投机交易。米切尔曾亏本把债券卖给家人，后来再买回来，这样就可以逃避联邦所得税。摩根也被抓住有类似的问题，在1929~1931年都没有缴纳所得税。《芝加哥论坛报》的发行人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每年只上缴给政府区区1500美元税费，却总是发表长篇大论，敦促他的订户悉数缴纳税款。

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对外催促那些不愿意履行税务责任的人，对自己则用另一套标准。梅隆要求美国税务局总局局长为他编写了一份备忘录，详细描述了12种逃税方式，国人对此深感震惊。财政部指派了一位税务专家查办梅隆的个人所得税，发现梅隆采用了专员的5条建议，包括虚报礼物和将损失入账等，从而达到偷税的目的。1932年1月25日，这些事情的揭露引起了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赖特·帕特曼的关注，他要求众议院以“严重犯罪、行为不端”为由弹劾财政部长梅隆，但梅隆的崇拜者众多，对他们来说，这些奇怪证据的披露是对上级的冒犯。其中一个崇拜者是梅隆的律师，他强硬地斥责《纽约时报》记者，因为他们“为激进分子提供了弹药”。

英萨尔的阴谋和避税都是合法的。尽管当时税法有疏漏之处，但是一些人也已跨入了犯罪领域。“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克鲁格是法国荣誉军团大员勋章获得者，是“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欧洲问题的顾问。克鲁格为人正直廉洁，1928年波士顿事务所的李和希金森准备以克鲁格的名义发行几百万美元债券，其人员同意了火柴大王的建议，却没有审查他的账目。1932年3月12日，他买了一把大型手枪，锁上了自己巴黎豪宅的大门，自杀身亡。所有感人的悼词念完后，人们才发现这个火柴大王是盗窃惯犯，犯有诈骗、欺诈和伪造意大利国债等罪行。此外，他还从信任他的投资者那里偷了3亿多美元。

每星期都会有新的爆炸性新闻出现。银行家（或像《纽约时报》一样称为“银行匪”）约瑟夫·莱特·哈里曼是美国外交家埃夫里尔·哈里曼的表弟，他离开了他所拥有的快要破产的银行，逃到曼哈顿的敬老院避难。警察步步紧逼，他又逃到长岛的小旅馆，化名登记入住，结果拿骚县警方还是发现了他。哈里曼试图用一把屠夫的刀插入自己肋部，自杀未遂，他被控伪造银行账目和滥用资金，被判刑两年。美国银行（美国破产了的最大的银行）执行副总裁索尔·辛格也因同样的罪名获刑，后来联邦燃气与电力公司总裁霍华德·霍普森作为188576名投资者的负责人，在华盛顿乘坐黑出租出逃后被警察抓获，被控17项邮件诈骗罪。乔治·索克思写道：“这个国家的昔日领导者已逐渐让人丧失了信心。”众议员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谈到股票操纵案时说：“和这些事实一样，我相信凡是做股票，背后都是一样肮脏的故事，因为这就是一个大染缸。”市场大亨约瑟夫·P·肯尼迪总结：“人们本以为领导美国各大企业的人个个诚实可靠、道德高尚，但如今这一信念已经彻底破灭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采取的经济措施只能被称为一个重大的政治失误。1932年，国会领导人终于授权复兴金融公司推进国家3亿美元的失业救济行动。然而到年底，实际只有3000万美元发放到各州，这仅等同于道斯借给自己的共和国中央银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金额的13。总统打电话给俄亥俄州前参议员阿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当时波默林口袋里只有98美分，在他去宣誓就职的路上，十几个乞丐向他乞讨。作为公共政策，复兴金融公司失败了。数百万人把它称为“大企业救济所”，它也的确如此。

但这样批判复兴金融公司就像批判梅隆一样，会激起麦克阿瑟将军之流的粗暴反应，他们认为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富人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害怕饥民，这种恐惧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民主党领袖会在1932年春遭到旧友的突然抨击。阿尔·E·史密斯出生在城东出租房内，15岁时已成为福顿街鱼市场检查员，后来不断晋升，通过坦慕尼协会活动，成为纽约州州长。1928年，史密斯与胡佛竞选失败期间，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奥尔巴尼当选纽约州州长。史密斯说：“离开在奥尔巴尼居住了6年的官邸，我无法心平气和地看第一大道，所以我去了第五大道，我签了租约，每年1万美元租金。”股市大崩盘以来，史密斯始终坐着豪华轿车，由私人司机载着在曼哈顿穿梭。他是好几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董事、大亨的密友和帝国大厦的总裁。他来到了新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因此他欣喜不已。

1932年4月7日星期四，全国人民听到全国联播里传来了新的声音——富兰克林·罗斯福充满热情、活力和自信的声音。这位州长谴责胡佛政府救济大银行和企业，他嘲笑“肤浅的思想家”没有办法帮助农民。他说：“这些不愉快的时候，需要制订建设计划，对被遗忘的经济金字塔的底部的人们重拾信心。”

史密斯在杰斐逊纪念日（4月13日）晚餐时大发雷霆。他声音沙哑、满脸通红地说：“总有政治竞选老手危言耸听，说国家出了问题，这种话已经让人恶心、厌倦了。现在可别想再挑唆了。我不惜脱了外套，与那些挑拨离间、教唆美国劳动人民自寻死路、搞阶级对立、鼓动有钱人斗穷人的人拼到底。”

回想起来，史密斯的爆发不可思议，引起这一抨击的话语十分温和。毕竟，罗斯福仅仅是建议为挨饿的穷人做点儿实事。

罗斯福的总统竞选征程是在纽约市麦迪逊大道331号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开启的，并不顺利。自从成为了不起的罗斯福州长，他就成为民主党的领军人物，但随着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他迅速失势。他最忠实的下属是61岁的路易·麦克亨利·豪——一个长相难看的前记者，他喜欢一接电话就说“我是中世纪矮人”。美国其他州的许多政治家都对他避而远之。但批评家发现，罗斯福的竞选本就没有什么吸引力。右派的伯纳德·巴鲁克叫他“没有希望”的州长，泽西市老大弗兰克·黑格说他“完全没有在11月竞选中获胜的机会”，支持阿尔·E·史密斯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表示“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另一个胡佛”。

罗斯福是当时两党人士中唯一一个提出以改革的方式帮助国家走出困境的领导者，但自由派针对他的谩骂尤为严重。记者海伍德·布鲁恩、埃尔默·戴维斯和沃尔特·李普曼都很瞧不起他。《新共和》周刊说他“没有超群的智力，也没有过人的耐力”。5月11日，在一封写给罗斯福的公开信中，《国家》杂志编辑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写道：“你已经深深打击了美国人的信心，他们不再相信非常时期会有非凡的领导者出现，使我们的体制得以幸存。”通过《国家》杂志会前筛选过的议题，可以发现反对罗斯福的评论：“……他的竞选没有什么希望”、“他的竞选激发不出人们的热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会把他当领导”、“只有软弱和妥协”、“此时又有另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代替了赫伯特·胡佛加入总统竞选，这会是更大的灾难，因为我们都误以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派”。《国家》杂志还模仿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的腔调写道：“胡佛换了个名字，但仍然是胡佛。”

1932年，按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则，要想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需要23的选票。史密斯迅速成为反对罗斯福联盟的领导者。两人都在4月下旬进入马萨诸塞州初选，史密斯给了罗斯福重重的一击，拿下了本州全部36票，获胜的比率为3∶1。随后的一个月，爱给人扣“赤色分子”帽子的众议院议长约翰·南斯·加纳得到赫斯特报系的支持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初选中以60000票获胜，罗斯福居第二，史密斯以微弱劣势居第三。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使罗斯福能够赢得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支持，那就是与各州民主党领导打交道。6月下旬，民主党人聚集在芝加哥（两个星期前，共和党人在此重新提名胡佛，此前，一位提名柯立芝的代表已经被芝加哥警察从大厅逐出），麦克亨利·豪开始在国会大酒店1502室筹谋他的计划。“你有什么要求？”他问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哈里·伯德。伯德说他想成为美国参议员。“这是你开的条件？”麦克亨利·豪反问道。伯德说就是这样。弗吉尼亚州已经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但麦克亨利·豪说：“很好，我们可以让格拉斯或斯旺森进入富兰克林的内阁。”那时的政治家非常直接。

芝加哥体育场的主席台下，约翰·E·麦克法官准备发表一个毫无新意的演讲以提名罗斯福。民主党已经通过了一项骇人听闻的党纲，保证联邦削减25%的支出、平衡预算、遵守金本位制、经济自由化，以及唯一可取之处——废除禁酒令。罗斯福的支持者们甚至连一首主题曲都没有。史密斯已经抢占了《纽约人行道》这首歌，反正州长的家乡海德公园也没有人行道。为了颂扬罗斯福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时的贡献，麦克亨利·豪决定使用海军军歌《起锚》。麦克亨利·豪的秘书突然出现并告诉他：不能用《起锚》，因为它被用在了香烟公司的广播电台广告中。相反，她建议选用米高梅电影《追逐彩虹》中有关股市大崩盘的歌曲。她在1502套房的卧室里又蹦又跳，边打拍子边唱歌。豪无奈地同意了，拿起电话说：“告诉他们播《幸福的日子又来了》”，这样就诞生了新一代民主党党歌。麦克法官讲完话，游行开始，声音从廉价的管风琴传出：

幸福的日子又来了！

天空晴朗澄澈！

让我们唱起快乐的歌！

幸福的日子又来了！

这首歌曲虽然活泼欢快，但效果还是不明显，经过三次投票，民主党代表大会仍在僵持。有些罗斯福支持者开始动摇。在全州统一投票规则下，密西西比州阵营损失一票就意味着失去了整个州。罗斯福的竞选团队采取了长岛政客吉姆·法利的建议，承诺竞选成功后加纳可出任副总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担心罗斯福势力的解体会导致支持国际联盟的候选人当选，在他的建议下，加纳同意了这个方案。加纳从华盛顿给他竞选团队经理人萨姆·雷本打电话，于是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罗斯福阵营中的一员。挤满看台的史密斯的支持者，听闻此事不禁暴怒。史密斯的代表们拒绝民主党一致支持罗斯福，四处撕毁罗斯福的海报。威尔·罗杰斯评论：“啊！今天他们是民主党人，他们在混乱纷争中对战，据理力争，不断分裂与言和，这就是民主党的传统精神。”其他评论家说的还没有这么委婉。海伍德·布鲁恩嘲笑罗斯福是“混乱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中见缝就钻的候选人”。H·L·门肯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写道：民主党人推选出了他们最软弱的候选人。《旧金山纪事报》也对此表示赞同。胡佛总统第二天早上与朋友掷重力球锻炼时，也点头同意门肯的说法。有人向胡佛保证，美国人仍然保守，也有人说难以想象选民会选出一位毫无希望的跛子做领袖。那时，计划中的诽谤性造谣活动已经拉开序幕。

罗斯福乘坐福特三引擎飞机从奥尔巴尼飞抵芝加哥，因为天气原因经停了两地，9小时的颠簸飞行中，他写下了接受提名演讲稿。从来没有人这样愉快地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但罗斯福认为“大萧条”就是在召唤史无前例的举措。他站到民主党代表前，放好拐杖，说他希望民主党能够打破“荒谬的传统”。他大声说：“为了美国人民的新政，我请求你们和我一起。”一些代表认为，这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公道治政”和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的巧妙结合。然而，记者发现罗斯福是一个伟大的借用者。“被遗忘的人”来自1883年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讲话，而斯图尔特·蔡斯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新政”。罗斯福并不太在意一个字、一个想法或一个计划的来源。他的治国之道总结在奥格尔索普大学的演讲中：“除非我曲解了美国人的意图，国家需要也必须要大胆且坚持不懈地探索……总之，尝试新事物。”他已经开始招揽大学教授，搜集建议。《纽约时报》的詹姆斯·基兰称他们为“智囊团队”，其他人（包括罗斯福）借用时将其缩写为“智囊团”。

如果对天才的定义是一个有超凡能力、善于利用各种人才和事物的人，那么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是合格的。他使约翰·甘瑟想起“万向接头，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配电盘，一个变压器”，其他人的智慧和力量可以借此传播。一年之内，他会因此变得充满传奇色彩。但作为一名候选人，他仍然被视为凡人——年过半百，有宽厚肩膀的人。他的长臂和那大而厚实、满是雀斑的双手，也弥补了一些双腿残疾的不便，他有稀疏的灰发、微隆的啤酒肚，深蓝色的眼珠嵌在棕色阴影中，嘴边有两条括号曲线形的皱纹。毫无疑问，在格罗顿学校校长恩迪葛·皮博迪的传统道德引导下，罗斯福被培养成一名绅士，成就了他坚强的内心。他也许是全国唯一把经济问题看作道德问题的人。罗斯福的自信让人震惊，有人说“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记忆力如有神助”。他还记得童年时代看过一次的意大利的街道和建筑物，当说起战争中有一条船在苏格兰附近海域沉没，被鱼雷击中或是触礁时，罗斯福说可能是触礁，接着滔滔不绝地讲那个季节海浪高度以及礁石水下位置。他最喜欢的表演之一（他一直是一位演员）是让参观者在没有文字的美国地图草图上任意画一条线，他就能说出这条线贯穿的几个县的名称。他总是不断追求进步，他一看到撒哈拉沙漠，就会想引水灌溉。在当时停滞不前的世界上，他已经全球闻名。布鲁塞尔的《明天报》占星师发现他过度的理想主义，对快速改革有着极大的热情以及“眼光精准”，还说1941年后，他可能会遭遇意外。

罗斯福告诉国民：“必须达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才能有所成就。”这完全不是理论家想要听到的话。英国工党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冷笑道，罗斯福“企图用一颗小药丸弥补地震损失”。李普曼称他太软弱，太急于讨好，对每个人都面面俱到。欧内斯特·K·林德利报道，美国渴望的是救世主，但是罗斯福先生“看起来或听起来都不像一个救世主”。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关于提名罗斯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说法纯属“自我毁灭”。劳工组织日落西山，拒绝支持任何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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