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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事维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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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应运而起

（1932～1941年）

第一章世事维艰

1932年8月，一位《星期六晚邮报》的记者询问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此前是否出现过像“大萧条”这样的时期。他回答说：“有，持续了400年的黑暗时代。”如果视此为灭顶之灾，未免夸张，但这两个时期至少在一点上是共通的，即没人清楚人民为何受苦受难。

有人笼统地将其都归咎于“时势”，这是胡佛为了逃避责任的说法。其他人将“大萧条”与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混淆，“‘大萧条’以来我们还没有进过城”，或者他们会说“我去过，但是那是在‘大萧条’之前”。许多劳工竟被冠以消极怠工引发隐性危机的罪名，这是由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E·埃杰顿提出的：“许多对工作提出诸多要求的人，要么想罢工，要么就是根本不想工作，他们就是想利用这种境况鼓吹共产主义。”劳工们只能忍气吞声，原因在于40年前美国新教伦理的强大势力。虽然数百万人陷入了非常凄惨的境地，但可以确定他们并非咎由自取，社会工作者们再三强调失业者们忍受着自责的折磨。“我已经超过两年没有稳定工作了，”1932年2月，一个被房东赶走的人告诉《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杀人犯。我到底怎么了？我竟然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

基于从小接受的相关教育，这些人也曾经逐渐相信：你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成功。现在却无论表现如何一律失败，民众的士气逐渐低落。沃尔特·李普曼写道：“士气低落的人都孤立起来，不相信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不相信自己。”17年后，理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解释了这种在危机下，性格内向的人陷入困境时的痛苦：“如果屡次失败毁了他对未来成就的希望，那么他内心的力量可能再也抵挡不住外界的压力。他会感到极度内疚，因失败和不足鄙视自己。”那个时期的报纸都在报道，人们宁愿自杀也不愿意靠救济苟且偷生。爱米尔·涂尔干创造了一个特殊分类，“利他的自杀”指的是这些人选择自杀，而不成为社会的负担。

这一切应该归罪于柯立芝到胡佛时期繁荣“新时代”的基础不稳固。从某个角度看，“大萧条”似乎是工业革命最后的挣扎，也为技术革命的到来留出一个间隙。“一战”后，多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结合，将每工时效率提高了40%以上。大量的货物产出明确需要消费者购买力的相应提高，也就是说，需要涨工资。但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长。在1929年这个黄金年，据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计算，一个家庭年收入要达到2000美元才能满足最低的生活需求（超过60%的美国家庭在这一水平线下挣扎）。总之，购买力完全赶不上商品的产量增长。当时人们认为产量激增毫无问题，“一个优秀的销售员什么都可以卖掉”，这体现出当时的愚钝，这意味着当有钱人（其中许多人并不富裕）在炒股时，热心的推销员就鼓励其大规模炒股。并不算富裕的人被说服，无论如何先买下产品，再通过信贷过渡。

信贷经纪人四处贷款，股市终于不堪重负而崩盘，推销员经手的百万宗小商业交易款就此打了水漂，因为这些推销员敢卖任何东西给那些无偿债能力的人。这也结束了“新时代”的繁荣，国家完全应付不了随之而来的恐慌。上一次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发生在1893年，自那以来，美国的工业化程度使得回归农场已不可能。胡佛恰好在灾难前夕当上总统，这本身就是自讨苦吃。时任商务部长的他一心只关注生产力，却毫不关心缺乏购买力的危险。他卸任总统以后很久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边只有几千人……却享受了绝大部分的生产成果；另一边超过20%的人，却只得到了很少的一部分……”

从股市大崩盘到1932年（“大萧条”最惨的一年），大家都坚信，对于经济螺旋式的加速下滑，应该采取使之复苏的措施。然而，事实上所采取的措施反而使之下滑得更快。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得不维持价格，于是销量下滑，因此只好用裁员的方式削减成本，导致这些失业者也丧失了购买力，使销售进一步下滑，从而导致更大范围的裁员，引起购买力的全面收缩。结果，工人的贫困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反过来，农民的贫困又加剧了工人的贫困。“任何一方都没有钱购买另一方的产品。”一位俄克拉何马州的证人在国会小组委员会上证实，并解释了此恶性循环，“因此，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问题。”

1932年6月，常春藤盟校应届毕业生加入21974名其他学校毕业生的队伍，开始找工作。那时，纽约百货公司的电梯操作员都要求拥有学士学位。对于大多数毕业生来说，这份工作已很不错。但也有特例，比如从亨特学院毕业的20岁毕业生西尔维娅·菲尔德·波特，她从英语专业转到经济学专业，原因是她后来所说的“想知道为什么我周围的一切都在崩溃，为什么人们会失去工作”。她凭借出色的口才进入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同时开始系统地研究世界金融市场，希望有一天能开一个相关的专栏。（她于1935年起为《纽约邮报》撰稿。）不久，她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自从1720年英格兰南海公司破产，“南海泡沫”一词一直被用来形容注定的商业风险。泡沫肯定会破裂，南海股票已经下跌到峰值的13.5%。但随后反弹，该公司又得以存活了80年。波特入行之时，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价已下降到其崩溃前价格的8%。总体而言，主板上市的股票价值相当于1929年的11%。投资者已经损失了740亿美元，相当于“一战”费用的三倍。5000多家美国银行倒闭（从胡佛老家西布兰奇跨越州际线便可到的艾奥瓦市有5家银行，全部倒闭），86000家企业暂停营业。国民生产总值从1040亿美元下降至410亿美元（1973年，该数值约为21770亿美元）。1932年，有273000个家庭被赶出出租屋，有工作的人平均周薪也只有16.21美元。

部分行业得以蓬勃发展。避孕药行业一年赚取了2.5亿美元（事实上那时的青年为人父母之后，很自然地就遗忘了这个事实）。超过一半的人每星期去看一次电影（成人25美分，小孩10美分）。吸烟者的数量每年都会增加，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吸烟有害健康。家荣华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收音机迅速普及。小型高尔夫球场和流动图书馆也蓬勃发展起来。阿尔弗雷德·C·富勒与他带领的上门推销团队合作得非常出色，即使在经济形势严峻的1932年8月，他的销售业绩也从15000美元跃升到了50000美元，此后每年都以100万美元的速度增长。一个名叫保罗·格蒂的神童悄悄注意到了低价石油井的商机，那年2月，太平洋石油总公司100万股份中，他获得了52万股。各地都有那么一两个幸运的企业：在马萨诸塞州的昆西，一家有着橘黄色明亮屋顶、仿殖民地建筑的餐馆正濒临破产，此时餐馆对面的一家股份制公司开业，请来了表演团，第一个节目是尤金·奥尼尔的九幕剧《奇异的插曲》，每天晚上8点30分中场休息时，来吃夜宵的观众络绎不绝，餐馆老板霍华德·约翰逊以此得以保住他的餐馆。

但这些都是例外。美国钢铁公司是重工业的龙头企业，当年只卖出了产能的19.1%。因为美国机车公司不需要太多的钢材。20世纪20年代，美国机车公司已达到平均每年售出600台机车的水平，但在1932年只售出了1台。曾经是钢铁产业大客户的汽车产业，如今也风光不再。那些曾经大名鼎鼎的公司逐渐消失：斯图兹汽车公司、奥本公司、柯德公司、爱德华·皮亚利斯公司、皮尔斯–箭公司、杜森堡公司、富兰克林公司、杜兰特公司和洛克莫比公司。一个鲁莽的男子自创了一种名叫“洛克尼”的廉价车型，试图挑战福特，却最终因损失了2100万美元而自杀身亡。1932年1月，一位很有创造天赋的细菌学家阿瑟·G·舍曼因为他的第一辆简陋的手工木拖车，成为底特律车展的黑马。但这一整年内，他仅售出80辆。航空运输也遇冷，那时的客机只有12个座位，商务部的报告称，平均每次航班空余7个。除了有声电影，大多数娱乐场所即将销声匿迹。4年里，爵士音乐家埃迪·康登只录了4张唱片。唱片业已经从年收入5000万美元萎缩至年收入25万美元。脱衣舞皇后萨莉·兰德全靠她著名的扇子舞勉强维持生计，记者问她为什么选择这一职业，她回答说：“我不脱裤子，哪里会有钱赚。”

因为贫穷被认为是可耻的，所以人们常常向邻居隐瞒真实情况，而且总能瞒过去。人们永远无法完全了解街对面的家庭。每天总是在同一时间穿着整洁离开家的年轻律师可能已经不再是律师，而是在一个偏僻的街区上门推销廉价领带、杂志、吸尘器、电压力锅或二合一鞋油等。他可能换掉他的衣服，去城市的另一边乞讨，或者已成为数以百万计的求职大军中的一员，看着他的孩子食不果腹，只能在夜里与失望抗争。长期在大街上晃荡的人也学会了一些生存的窍门。例如，用5美分买一杯咖啡，再要一杯免费热水，在热水里混入放在柜台上的番茄酱，就做成了番茄汤。冬季，你可以在你的衬衫下塞满报纸，以抵御寒冷。如果你知道要站在职业介绍所外排很长时间的队，可以用麻袋裹住你的双腿。鞋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纸板可以用来补鞋里的洞，放一些棉花在脚后跟可以防止鞋子磨脚，但如果鞋破损得太厉害，什么方法也没用。路面会磨损纸板，然后就会露出打着补丁的袜子，雪浸入鞋里，在脚趾周围聚积，鞋钉会刺伤你的脚后跟，直到你学会用一种特殊的步态走路，才不至于太难受。

穷人家为节俭度日而想出的妙计实在是了不起。男士刮胡子的刀片反复打磨可以长时间使用，自己动手卷烟或抽翅膀牌香烟（10美分一包），为了省电只用25瓦的灯泡。孩子们捡拾回收可抵两美分一个的饮料瓶，或站在面包店前排队买前一天剩下的特价面包。女人们则把床单纵向从中间裁开，再重新缝合使中间破损处成为两边；把她们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们穿；和邻居家的女主人一样，装出一副一切游刃有余的样子（其实她们可能也靠着微薄的收入度日，做着同样的事情）。家人们整理出圣诞贺卡，这样就可以来年送给不同的朋友。有时男人会消失几个星期，所有邻居只知道，他“出差”去了。一个体贴的丈夫会向他的妻子隐瞒实情，因为他们经历的磨难，妻子往往难以想象。

当然，“出差”的丈夫是在找工作。到1932年，求职的传奇故事已经在民间传开，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确实存在。人们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外过夜，为了第二天一大早可以排在队伍的最前面。一个阿肯色人步行了900英里找工作。人们简直是在“买”工作。在曼哈顿第六大道的一个招聘机构里，5000名求职者争抢300个岗位。根据第72届国会劳动小组委员会证词记录，有人在华盛顿州的森林放火，这样他们就可以受雇帮助扑灭大火。《商业周刊》证实了一个事实：很多不再热爱美国的人要么已经离开，要么企图离开。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早期，国内向外移民的数量超过入境移民量。苏美贸易公司是一家位于纽约的苏联交易机构，每天会收到350份美国人想定居苏联的申请。有个最令人难忘的情景，苏美贸易公司贴出广告要招募6000名技术工人，却有10万人前来应聘，包括管道工、油漆工、技工、厨师、火车机师、木匠、电工、推销员、印刷工、药剂师、鞋匠、图书管理员、教师、牙医以及一个清洁染色工、一名飞行员和一个殡仪工。

纽约从周边各州吸引了无数求职者，虽然纽约本身就有100万失业人口。少量外来者加入曼哈顿的7000个擦鞋“男孩”的队伍（擦一次鞋得5美分），或做起了偷运煤炭的勾当（全市10%的煤炭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偷运来的），但大多数外来人口只是排进了纽约82个救济队伍中。如果有10美分，就可以住在散发着汗水和消毒水味的廉价旅馆里。但如果身无分文，就只能带着捡回来的报纸走向中央公园，或是地铁入口处，或市政焚烧炉旁。焚烧炉的温度吸引了数百名男子在这里度过冬夜，即使他们不得不睡在垃圾堆上。

丈夫钻进空货车里或吊在空货运车下从这样一次远征中返回后，开始和妻子一起盘算还可以坚持多久。卖掉结婚戒指，把家具拿去典当，凭人寿保险借钱，央求亲戚借钱，通常下一步就是尝试搞一个家庭作坊，此前的一切伪装，至此在邻居面前都露馅儿了。可能院子会变成一个迷你高尔夫球场，丈夫可能会开一个“客厅杂货店”，妻子可能会为其他主妇洗衣服、整理房间、修指甲，每次收取1美元。在马萨诸塞州，失业的纺织工会摆一台纺织机在客厅；在康涅狄格州，许多人家在电线上穿安全别针，全家人辛苦工作很长时间，一星期才能挣得5美元。

这些垂死挣扎鲜有获得成功的，因为几乎没有有钱的潜在客户，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父亲们跑到市政府，说自己身无分文，请求成为贫困人口中的一例。这些具体数据因为没有得到妥善保存而无人知晓。失业者大概有1500万~1700万，其中大部分是家庭中唯一的经济来源。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这已将近总人口的28%，像其他所有研究一样，该统计尚未包括美国1100万在农村地区忍受饥饿的农户。

尼克松总统任职期间，美国农村人口减少到总人口数的5.2%，考虑到这个比例在40年前还是25.1%，这一情况令人震惊。他们没有共享“新时代”的繁荣，经济危机也只使得他们所处的这一全国公认的困境进一步加剧。1932年，一位记者由美国的农民想到了在报纸画刊上看到的蒙古农民，以及平原地区遭遇饥荒带来的阴影。自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以来，农产品价格从没这样低过。1蒲式耳小麦的价格不到25美分，1蒲式耳玉米7美分，1蒲式耳燕麦10美分，1磅棉花或羊毛5美分，1磅糖3美分，1磅猪肉或牛肉2.5美分，200个一箱的苹果（假设它们都是毫无瑕疵的）40美分。

如果把农民充满了苦难和汗水的劳作折现，这意味着一马车的燕麦买不到一双4美元的托姆·麦克安低质鞋。一马车的小麦可能刚好够，但抵押的利息是每英亩3.6美元，加上其他税1.9美元，种植小麦的农民每英亩亏损1.5美元。以棉花活来说，最强壮、手脚最麻利的人从太阳升起一直辛苦劳作到太阳下山，一共14个小时，采300磅棉花只赚到60美分。用玉米做燃料比卖掉玉米买煤烧更划算。肉类的价格也跌到了谷底，一个人花1.1美元把羊送到市场，最终得到的回报还不到1美元。在蒙大拿州，一个农场主通过借贷买了子弹，花了两个小时宰杀了一群牲畜，却只把它们丢在峡谷里任其腐烂。喂养牲畜花费的钱是赚不回来的。转身离开时，他对一名记者喃喃道：“这是打击‘大萧条’的一种方式，对吧？”

随着农产品价格的暴跌，数以万计的抵押拍卖通知贴在了住户门柱上和州法院门口。据估计，密西西比州14的房屋被拍卖。共和党农村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曾经恳求胡佛总统去看一看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他写道：“每个农民，无论他的农场是不是已抵押，都知道以今天农产品的价格，迟早有一天会破产。“农场主破产了，甚至买不起麻绳，付不起工具维修费，买不起种子，放贷的银行会收回这片土地，而世代拥有这片土地的人只能沦为银行的佃农。与此同时，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取暖，数以百万计的城里人连这足以击垮农民的低价都难以承受（每磅黄油39美分，烤肋排21美分，两打鸡蛋41美分），因为城市里有诸多闲杂人等，所以那些在职人员的工资往往只能维持在“饿不死人”的水平。

没有人来保护他们。总统不赞成削减工资，但他也反对小时工资制，因此，在1932年春，当美国钢铁公司第二次削减工资时，工人们深感无助。工人运动几乎绝迹，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的成员人数从1920年的410万减少到220万，约占劳动力的6%。1932年爆发了多起殊死搏斗的罢工，全部以失败告终。矿工每月收入10.88美元，还要受检量员的摆布，被迫以高价在公司的商店购物，一旦他们反抗，国民警卫队带领的资方武装队伍就会实行血腥镇压。矿工联合会势单力薄，除了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在林恩和洛厄尔这样的新英格兰工厂小镇，只有13的工人有工作，像农奴一般被使唤。其中一个工人离开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到纽黑文找工作居然被捕了，因为流浪罪被送至法院，法官下令让他回到曼彻斯特的工厂。大量求职者使得雇主们一再削减工资。百货公司职员的周薪只有5美元。芝加哥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女性工作者的时薪不到25美分，其中14的人还不到10美分。1932年，伐木工的时薪已降至10美分，一般承包服务业7.5美分，砖瓦制造业6美分，锯木厂5美分。“大萧条”之前，马萨诸塞州纺织厂很少需要熟练的操作人员，每天工作8个小时，负责20多台织机。现在工厂引入了加速制和加班工作制，作家路易斯·亚当米克看到十几岁的女童工操作着30台宽式纺织机，从黎明到黄昏不停歇。

在布鲁克林的血汗工厂里，15岁童工的周薪只有2.78美元。女工每星期工作50小时，只有2.39美元。1932年夏，康涅狄格州劳工部专员报告说，超过100家商店仅支付每星期工作55小时的店员60美分。纽约市是纽约州压榨劳动力最严重的地方，其服装行业雇用的5万名妇女受剥削程度最深。《时代周刊》报道“无良雇主”将“工资削减到中国的水平了”。织帽子的工人工资是40美分一打，一个工人每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是2.5美分一条，一个女孩一天只挣到20美分；做拖鞋衬垫的人做72双才有21美分，如果她每45秒完成一只，一天工作9个小时也才1.05美元；制裤厂的女清洁工缝合熨烫一条裤子可以挣0.5美分，通常5分钟可以完成一条，所以时薪是6美分。厚道的雇主在这种竞争中是无法生存的。需要福利救济的人越来越多，总统还是不肯给予他们联邦政府的帮助，“大萧条”时期第4个冬季来临时，救济开始瓦解。

一名参议员公开呼吁，要用一两天的工资维持一个星期，工人根本没有办法生存，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我支付工资，从来没有想过要以工人的需求为基础，我以效率为准。就个人而言，我上教堂就尽了社会福利责任。”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尽到了责任。正如《财富》杂志解释说，当时的理论与过去一致，认为私人慈善机构和半公共福利团体可以照顾老人、病人和穷人。

现在这些机构完全不起作用。“大萧条”使得慈善机构的负担加重，已经耗尽了它们所有捐款。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至救济资金的6%，剩下的约3000万人只能依赖公共福利。不幸的是，地方政府完全负担不起。1930年以来，州政府和市政府财政一直呈现赤字状态。约90%的市政收入来自房地产税收，就“大萧条”时期的美元市值而言，房地产的估价高得令人觉得可笑。如果房东持有建筑物的所有权，那么他们应该缴税，他们的房屋能否产生收入却与法律无关，都得照常纳税。所以，即使他们的租户是靠市政救济度日，没有办法支付租金，房东也要尝试各种方法拿到租金。刚开始时，他们愤怒地将身无分文的租户赶出去。在纽约，随时随地都能看到租户被赶出来；在费城，许多家庭被赶到大街上，小女孩们就此发明了一种新游戏，叫“驱赶租户”。

但出租屋空出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使得这些拥有房产的人遭到咒骂，同时留下未付税的票据。最终，正如哈佛商学院的萨姆·H·斯利克特教授向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解释的那样，“只要有失业者牵涉其中的，几乎都暂停收租了”。在大都市地区欠税比率徘徊于20%~30%，缺乏这项收入的城市则削减公共服务：道路没法铺砌，人行道损毁，冬天被积雪覆盖的街道无人清扫。在芝加哥，因为纳税人联合起来拒不缴税，政府两年无此项收入，只好向银行借贷，进一步加深了60万失业人口的苦难。

地方政府已破产，而社会又普遍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贫困都是自找的，因此要得到政府的救济变得极其困难。为了加大获得救济的可能性，在考虑申请救济之前，人们不得不出售房屋和财产，取消保险，借贷无门，并且提供材料证明所有已知的亲戚都已破产。即使这样，在许多城市，未婚人士或没有小孩的夫妻也不会得到任何救济。接受救济的人通常会被平白无故地冠以任何可能的污名。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投票通过了一项剥夺被救助人的选举权法案。从马萨诸塞到俄勒冈，10个州的宪法中对选民有明确的财产要求，所以这个目标已经实现，无须再立法案。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一定要有人担保支付费用，才肯接收病人。一个孩子需要手术，一定要等到孩子父母保证支付1000美元后再进行。在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两名医生把以下广告刊登在当地报纸上：

请注意：如果你妻子怀孕，打算来罗伊斯城医院，请你一定备好资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特此公告。

在一些社区，纳税人协会竟然阻止福利资助的儿童上学，接受公共援助的家庭也不允许进入教堂。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能够得到福利申请批准的人也屈指可数。《财富》杂志报道，在工厂区、矿区和佃农农场，“救济仅仅是徒有其名”。城市里只有25%的合格家庭能得到某种形式的救助。1932年，托莱多市市长说：“我见过成千上万受到打击、灰心绝望的男女乞求公共援助，他们总是一副低眉垂首、阿谀奉承的模样。这也是国家倒退的显著特点。”况且即使得到了政府的救济，也不代表失败、沮丧和绝望都结束了。费城一家四口每星期只能得到5.5美元的救济金，反对发放救济金的人冠冕堂皇地宣称这样可以防止穷人腐化堕落。费城少得可怜的救济金相比纽约（2.39美元）、密西西比（1.50美元）和底特律（0.60美元），算是优厚的了。最好的情况下，救济金最多够买食物和燃料。经济危机前，被救济家庭已经过上穿不暖的日子，如今又过了三个冬天，他们身上的衣服早已成了破布。随处可见一家之主穿得像玩杂耍的流浪汉：上衣掉了扣子，手肘处和膝盖处都被磨破，头顶的旧凉帽就像已经在锅炉房挂了很多年似的，网球鞋打满了橡胶补丁，帆布手套两只不一样，身上披着一张肮脏的老羊皮。

通常，公务员和领救济金的人是无法区别开的，因为两者的资金来源相同。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有权者会想办法给警察提供体面的制服，因为那时社会治安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可是教师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关注，他们是政府税源不足的最大受害者。“大萧条”初期，他们微薄的薪酬还要被扣除一部分以补贴流动救济点。在校学生人数每年增加20多万人，学校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节约措施。没有教室，课桌摆在走廊上、可供暖的移动房屋里和铁皮棚里；美术和音乐课被取消；同一本教科书，一学期这个班用完传给下一个班，直到变得又破又脏，满是破损和缺页；教室变得越来越拥挤。最后，连教师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到1932年，因为资金短缺，全国超过30万儿童辍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师只好“借住”在学生家里。在俄亥俄州代顿市，学校一星期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300多所学校停课10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堪萨斯州，一蒲式耳小麦25美分，而农村教师的工资每个月只有35美元，一年只付8个月薪水，即每年280美元。在艾奥瓦州，教师月薪40美元，只是华盛顿设定的最低工资的一半。阿克伦市欠教师工资多达30万美元，扬斯敦拖欠50万美元，底特律拖欠80万美元，芝加哥竟拖欠2000多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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