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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知毁灭纪事一则小说的启示录（第2页）

，1637）以及《沉思集》（

Meditations

，1641）对现代思潮影响深远，他在其中主张追求真理纯粹是一件个人行为，在逻辑上完全与过去思想的传统无关，而且越是不依赖传统，越容易获致真理。

小说是最能反映以上这种个人主义及崭新趋势的文学形式。

在申论瓦特的写实主义认识论（realistepistemology）之前，我们必须回到笛卡尔的那个时代，理解当时的上帝及其书写的地位是如何动摇和游移着的。

笛卡尔在加尔文教派以及阿民念教派（即抗议派〔Remonstrants〕）极其盛行的荷兰居住了二十一年（1628—1649），他大部分的著作都在这个当时已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第三章《荷兰》）的国度写成及出版。虽然在他的《哲学原理》（

PrinciplesofPhilosophy

，1644）中笛卡尔如此写道：“最重要的，我们将会发现上帝所揭示的道理总比其他的道理更确定——这是一个永远不错的法则。”可是，毋宁以为他那些在乌得勒支（Utrecht）和莱顿（Leiden）地方的加尔文教派神学敌人所见者更为务实；后者绝对有宗教上的理由认定笛卡尔的机械宇宙观其实已经从认识论的层次上诋毁了上帝。诚如诺曼·汉普森（NormanHampson）在《启蒙运动》（

The

Enlightenment

，1968）一书导论中所言：“罗马天主教会把笛卡尔的全部著作都列在‘禁书目录’上，但是笛卡尔的思想却反而渗透了大部分基督教的欧洲——如果他是一个反对宗教的人的话，他的影响反而可能不会这么大。”

1633年6月21日，伽利略（GalileoGalilei，1564—1642）因《关于两大世界体系之对话》提出的“日心说”而受审，笛卡尔“几乎决定把我的一切稿件烧毁，或至少不让人家看见它们”（1633年7月《致梅色纳神父信件》）并且放弃出版他的《宇宙论》。1637年，笛卡尔正式解释此一决定的文章在雷登出版，他近乎结论的说辞是这样的：

我决定利用我的余生，不为别的，只为获得一些自然的知识。它们是如此地能使人引出一些医学上更可靠的规则，胜过目前所有的那一些。

在同一篇文章《集思广益促进科学》里，笛卡尔甚至还解释了他不用拉丁文而用母语法文写作的原因：“这是因为我希望那些仅仅凭借他们的纯粹理性的人，胜过那些只相信古书的人们，会更正确地判断我的意见；我希望能把良知与研究联合在一起者，是我唯一的仲裁。”

在这个时期，作为一个凡人而非先知的笛卡尔，已然将上帝推往存而不究的“第一因”（TheFirstCause），或者，可以如汉普森所言：“似乎是把上帝排除在专由第二因（SecondaryCauses）所主宰的物质世界之外了。”事实上，上帝显然也只是以上帝之名在翼护着笛卡尔近乎唯物论式的书写。在这种书写之下所展现的世界，远非但丁那至大无外的三个世界可以包揽；《物理问题》中关于心脏运动的描述片段如下：

大静脉是血液的主要收容器，可比拟为树的主干，身体的其他一切血管皆为枝桠；动脉性静脉是被人们误称了，因为它实际上是肺动脉，源出于心，分化为许多支管，散布在肺中。其次，在左边的那一个，同样也有两根管子，和前面的大小相同，或大一些。此两根管子即静脉性动脉和大动脉。静脉性动脉也同样地被人们误称，因为它实际是肺静脉，由肺而来，在肺中分为许多支管和动脉性静脉的支管，以及所谓的气管，空气经此进出的支管相互错综。

早在笛卡尔开始用法文书写之前数世纪，从拉丁文衍化而出的新国族语言——也可以理解为由中古教士阶级释放出来的书写权力——已经使印刷术发明之前欧洲所有的（近三千种）方言注定形诸笔墨。蒙田（MichelEyquemdeMontaigne，1533—1592）的《随笔集》（

Essays

，1580）第一、第二卷已经出版了五十多年，拉伯雷（Fran?oisRabelais，约1494—1553）的《巨人传》第二部《庞大固埃》（

Pantagruel

）已经出版了一百多年（当时的销售情况是两个月之内超过了《圣经》贩售九年的数字；这是作者自己宣称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玩笑）。在《巨人传》中，作者也早就借由广泛采自法国各省的方言，乃至于希腊、拉丁、希伯来及阿拉伯语，以激烈狂暴的夸张手法嘲谑了学究、术士、神职人员以及教会。在该书的第一部《高康大》（

Gargantua

）里，主人翁花了五年三个月追随诡辩学者、医生求学，只学会了倒背字母，又花了十三年六个月又两周学拉丁文法，再用三十四年一个月研习拉丁修辞学，目的不过是将一部作品倒背如流。拉伯雷刻意使用的细节描述（如准确的时间范围）反而是一种嘲弄——正因为客观知识被教授先生们摆布成饾饤琐屑的学问，拉伯雷以书写掌握的准确细节便益形令人发笑。相较之下，笛卡尔力图准确的描述却是如此地不同，其所以迥然其趣者绝非文本体制（一为散文，一为小说）的分殊，也不能视作科学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差别，其根柢在于两者对书写这件事有着认识论上的歧异。

以医学和神职为专业的拉伯雷笔下非但不曾像笛卡尔那样准确描述人体构造，并以之为传授客观知识之手段（倒是为米纳蒂〔GiovanniMinardi〕的《医学书信集》〔

LettersofMedicine

〕作过注解），甚至《巨人传》的署名AlcofribasNasier都是将其原名字母胡乱拼置而成。书写之于拉伯雷，诚然如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所声称的那样：“在这里，人们并不声明什么真理（科学的或虚构的），人们不保证要去描写在实际中就是那样的事实。”“这本来很清楚：我们在这里讲述不是认真的，即使它涉及到再可怕没有的事。”之后，昆德拉更引述且申论帕兹（OctavioPaz，1914—1998）的话说：

“荷马（Homer）和维吉尔（Virgil）都不知道幽默，亚里士多德好像对它有预感。但是幽默，只是到了塞万提斯才具有了形式。”幽默，帕兹接着说，是现代精神的伟大发明。具有根本意义的思想，幽默不是人远古以来的实践；它是一个发明，与小说的诞生相关联。因而幽默，它不是笑、嘲讽、讥讽，而是一个特殊种类的可笑，帕兹说它（这是理解幽默本质的钥匙）“使所有被它接触到的变为模棱两可”。

结果到了笛卡尔笔下——这位晚拉伯雷一百一十三年才出生的理性主义者、启蒙运动先驱却无心或无暇顾及幽默；书写必须尽可能捍卫第二因所主宰的物质世界，尽可能以珍摄敬惜之心守护这一套好容易才从上帝、先知、经院体制、神学家和传教士手上解放出来的工具，以便再现或重塑这个世界。这正是写实主义认识论的核心议题。

这究竟算不算一种倒退呢？即使不须溯及拉伯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DonQuijote

，1605，1612）二部也早在笛卡尔还是个孩子和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啊！

一个已经“发明”（帕兹及昆德拉的用语）出来的东西——幽默，是不是长时期遭到弃置？为什么？两个连在一起的问题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说（作为一种书写）和灾难的新关系；此一关系同《圣经》式的“预知”以及《神曲》式的“面对并记录”有着极大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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