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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稗类附录 离奇与松散从武侠衍出的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第1页）

“小说稗类（..）”！

附录

——从武侠衍出的中国小说叙事传统

1966年4月22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陈世骧先生在日本京都人文科学部研究所任教期间，由于买不到《天龙八部》的上市小本，特别致书作者金庸，请寄一套，而有所谓“求经求到佛家自己也”之语。这封信日后附录于《天龙八部》（台北远流典藏版）书后，可以视之为“大学教授读金庸武侠”之说的一件最早的文献。从这封（以及与之一并附录、写于1970年11月20日的第二封）信中的遣辞看来，陈氏和金庸并非时相过从的密友，陈之于金，倒像是一个浸润既久、景慕亦深的读者之于一个旷世无匹的作家；乃有将其在中研院集刊发表之文寄赠之举，却出之于以下之言：“本披砂析发之学院文章，惟念兄才如海，无书不读，或亦将不细遗。此文雕钻之作，宜以覆瓮堆尘，聊以见兄之一读者，尚会读书耳。”

无论出之于缅怀知音或借誉上庠，金庸披露的这些私人信函不意却在一位比较文学学者的揄扬和赞赏之外，留下了一个值得推敲覆案的课题。在京都旅次的那封信里，陈氏如此写道：

书（按：指《天龙八部》）中的人物情节，可谓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要写到尽致，非把常人常情都写成离奇不可；书中的世界是朗朗世界，到处藏着魍魉和鬼蜮，随时予以惊奇的揭发与讽刺，要供出这样一个可怜芸芸众生的世界，如何能不教结构松散？这样的人物情节和世界，背后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时而透露出来。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所谓恐怖与怜悯，再说句更陈腐的话，所谓“离奇与松散”，大概可叫作“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罢。

这段话之所以提到“离奇与松散”，实由于平素和陈氏往还聚谈的“青年朋友诸生”之中，间或有认为《天龙八部》“稍松散”而“人物个性及情节太离奇”这样的意见，陈氏信中所写的一段正是对这些读后感式的意见的答复，也是对金庸作品的捍卫。是以在将近四年七个月之后的第二封信里，陈氏复以王国维所谓“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之语，称道金庸“至其终属离奇而不失本真之感，则可与现代诗甚至造型美术之佳者互证”，甚至这样睥睨慨欢：“弟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

一个“文类黑洞”的形成

在陈氏言下，“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显然是极大的恭维，至少吾人无从考证陈氏是否像读金庸之作那样细读过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顾明道的《荒江女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王度庐的《卧虎藏龙》与《铁骑银瓶》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作。但是，这番恭维却“不幸”而预言了20世纪末金庸诸作在华文通俗小说阅读世界里所造成的强大挤压效应。此际何只陈氏（及其信中所提及的杨莲生[联陞]、陈省身、夏济安等三数学者）而已？“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于1998年春在科罗拉多大学闭幕，半年后的台北文坛复推出“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推波助澜，务期使金作、金学得一正典出身，与夫一再经由电影、电视、漫画等其他媒介改编而扩大的原著市场比合而观，金庸的作品非但可称为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集大成者，其书写活动亦且被誉为“在审美内涵上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单维现象（只有‘国家、社会、历史’之维），增添了超验世界（神奇世界）和内自然世界（人性）的维度”（刘再复语），以及“在他手中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特的白话文，我们甚至不妨称之为‘金氏白话文’”（李陀语）。金庸显然成了他本人未必愿意明白恭维的武林盟主、一个文化现象的核心。关于这一文化现象的种种讨论——无论是文本内在的爬梳衍义，抑或作品外缘的附会参详，无一不是在增加金作、金学的挤压效应，使成“舍金庸而无武，非金庸而何侠？”的“文类黑洞”之势，席卷八荒，包罗万象，从而也才会有“可以断言：不会有超出金庸的武侠小说，因为金庸已成功地完成了武侠小说的现代化实验，其结果是武侠小说的解体”（见杨春时《侠的现代阐释与武侠小说的终结》）这样匆促而悲壮的结论。不过，在黑洞尚未形成之初，那个如彗芒星闪般乍现即逝的小小质疑尚悬而未解——陈世骧先生在私函中拈出旋即又以“掉了两句文学批评的书袋”之言解嘲放过的课题是否应再探究竟？“离奇与松散”难道果真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如何产生的？它的产生若非只能在金庸名下始得彰显，则是否自有渊源？质言云：倘若“离奇的内容”可以和“松散的形式”共生而形成一个美学典范，且非“松散的形式”不足以表现“离奇的内容”，非“离奇的内容”不足以寄托“松散的形式”？那么，这个共生关系的根柢又从何而来？这个话题使我们可以离金庸此一黑洞稍远，略见之前中国武侠小说所延展衍生的一种叙事传统。盖金庸亦尝于答复评者及其某些作品“结构不好”时曾经如此说道：“我写小说，结构是一个弱点。好像ThomasHardy的

TheReturnoftheNative

（《还乡》）、CharlesDickens的

ATaleofTwoCities

（《双城记》）那样精彩的结构，又如莫泊桑的一些小说结构的匀称浑成，是我绝对及不上的。现在我只好老了脸皮说：结构松懈，是中国小说的传统。”（见《明报月刊》1998年8月号，金庸《小说创作的几点思考》）如果不以此言为金庸个人老下脸皮自辩之辞而已，或者说“结构松散”的确有可能是中国小说的一个特色或通病；那么，它是否与陈氏所谓的离奇相呼应，相表里？设若俗见所认为的松散的确又是一个小说结构上的毛病，则基于什么样的观点能指之为病？

并无半个闲字

前揭陈氏的第一封信所谓“‘离奇与松散’，大概可以叫作‘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罢”当然不是一句严格的评语；但是，其中颇有值得“披砂析发”仔细寻绎的道理。

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为一美学标准的这种意见，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第八章中便提道：“戏剧情节的各个部分必须用这样一种方式连接在一起，以致任何一部分如果挪动或置换，就会使整部作品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就绝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

这个“有机论”的理性哲学背景促使抱持此论的批评家们相信：“统一”（unity）这一概念和性质应用在艺术作品上的时候得以检验、过滤或筛选出多余的、不适当的、不符合整体需要的部分。换言之：为了吻合统一性，作品的各个元素必须彼此巩固、支持——如果以建筑物作为一部作品的类喻，则不能彼此巩固、支持的元素便失去统一性而使结构松散。

从这个建筑物的类喻出发，中国古典说部章回体的作品恐怕绝少合格者。毋怪乎胡适会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这样指斥：“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这是1918年间胡适的意见。七年之后，他写《海上花列传·序》，仍隐然秉持着这一套看法，认为《海上花列传》的结构“实在远胜于《儒林外史》”；从而，胡适特别从一本名为“海上奇书”的杂志上抄录下来《海上花列传》作者韩子云自己的小说主张。韩氏身为小说家，他自豪地表示：《海上花列传》的笔法虽然“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但是“唯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

无论“从来说部所未有”是不是韩子云自矜夸诞之辞，重要的是他那穿插藏闪之法的例言中，有着看来似乎吻合统一性、有机论和建筑物类喻的美学考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却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

即使不劳借助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八章，韩子云显然亦申明了他“并无一事完全，却并无一丝挂漏”以及“并无半个闲字”的要求，这一暗合于统一性、有机论乃至于建筑物类喻的美学考虑正是彼一指称结构松散为病的基础。韩子云以迄于胡适却不会看得起小说中那些多余的、不适当的、不符合整体需要的元素，它们是“闲字”——也就是废话的意思。

不许说废话

韩子云主张的“无挂漏，无闲字”乃至于胡适讲究的“布局”所着眼者，恐怕也只是后出而益趋致密之结构论中的事件结构而已。强调事件结构的评者首先将一部小说分割成各种细小的情节单位，并以其间因果关系之必然与否来判断某个情节单位是否能与其他的情节单位彼此巩固、支持；若否则是为结构上的不必要，也就是结构上的缺点。韩子云的另一则例言是这样说的：“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二曰无矛盾……三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这段话的“一曰”“二曰”指的是小说人物的塑造，唯“三曰”的部分所申言者，正是事件结构的琢磨。值得注意的是韩子云用了“合传”这个词。

由于韩子云用了这个词，胡适便不得不沿用之，甚至附会之。他把“合传”的来历上溯到《史记》，并且为司马迁所写的合传定出优劣；认为“有自然连络的合传”是好的，相反则是不好的。什么是“有自然连络”呢？那就是“凡一个故事里的人物可以合传，几个不同的故事里的人物不可以合传”。这个怪论非但涉嫌以小说的绳墨去规范历史的写作，甚且暗含着一个纠弹不完美的历史的荒唐想法。不过，也正在这个怪论上，胡适暴露了晚清以迄民初之际，一个从韩子云到胡适本人皆未曾想过要去质疑或抗拒的理念：小说是一种传记。

基于“小说是一种传记”的认识，便衍生出如下的许多主张：首先，小说以人物为主，而且这些人物在现实世界中是本有其依据、得以索隐而辨识的。其次，由于现实世界中的人的面目、性情、言语、行为有其不得度越的生理和物理限制，小说中的人物亦必须服膺同样的法度。其三，中国的史传自有其不容骈枝冗赘的精简传统，小说自然也没有敷设笔墨描写不相干事件的特权。其四，史的书写一向不曾乖违过那个观兴亡知得失的训诫目的，小说也不应悖离其对家国社会等大我所应须负起的教化责任。

小说之为“一种传记”不只呼应了它隶籍稗官、归途野史的宿命，同时也在上述这些写实、求真、布局严密、教化端谨的种种需索之下失去了说废话的自由。是以刘鹗《老残游记》写申子平遇黄龙子和玙姑一节，被胡适斥之为“荒诞可笑”；书末让贾家一十三口冤死者还魂复活，胡适又斥之为“无谓之至”。这种“严禁离奇”的氛围似乎试图指出一条小说的必行必经之路：小说势须摆脱说话人在书场上的“满纸荒唐言”，而后摭捧起文人作者心目中那个大历史、大叙述的“一把辛酸泪”。这样的小说旨在映照一幕又一幕的现实；问题在于现实世界并非“无挂漏，无闲字”且严密“布局”出来的小说的镜像对称，现实世界本来就是一个结构松散的世界；更妙的是：这个松散性质也正是中国传统书场的叙事特质。

书场里的松散

源自清代说话人底本的《七侠五义》显然是一部结构松散之作的范例。它的前二十回是依据明人作品《龙图公案》演成的包公故事。其后则是一批批与官僚和律法或近或远的侠客之间的勾斗，以及侠客们如何辅助或正或邪的政治人物，并且在宫廷以至市井的各种小战场上演习其勤王和谋逆的冲突。由于本非出自一个完整的故事，是以没有一个贯穿全局的主人翁；说话人在这部堪称“群戏”的作品中对于人物所应负的责任更不是“立传”，而是如何让他们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故事之中亮相，随即消失，等到读者（其实是听众）已经被另一个故事所吸引而忘记这个亮过相的人物之际，再另生一枝节，召之使来，令听者忽生如见故人之感。就这个叙事技术的应用来看，它已经是日后韩子云自称自道“从来说部所未有”的穿插藏闪之法。

例言之：在《七侠五义》第三回中，包公携包兴赴京师会试，在一小店里巧遇一人——“武生打扮，叠暴着英雄精神，面带侠气”。包公爱他气宇轩昂，便邀来入座同饮；此人正是南侠展昭。展昭随即于当晚将包公主仆从金龙寺恶僧手中救下性命。是后，小说屡述包公中试、任职、断案、罢官、遇寇，忽忽说到第六回上，才又在土龙岗重逢展昭。此番一别又过了五回，包公复断了几个奇案。到第十一回末，说话人猛地一阵“忽东忽西”，另起炉灶，劈空硬切到展昭母丧之后往陈州漫游，导出下一回“巧换藏春酒”和戏弄庞昱手下勇士项福的一节。至此看来故事又是往展昭乃至陷空岛五鼠的一条线上岔去，殊不知庞昱的这条线又是下一段包公故事的伏笔。

在说话人那里，穿插加上藏闪之法是一个不得不尔的技术，非如此不能将来历不同、底细无关的人物和他们各自的故事拼凑到一处去。这种拼凑之所以能够奏效，显然与说书这门艺术诉诸过耳即去的听觉有着本质上的关联。和诉诸视觉的阅读活动截然不同的——从事讲述（兼带表演、吟唱和口技）的说话人往往能够利用现场的临即性、突发随兴的机智、群众间的互动互染的常态而吸引其受众进入当下的故事情境，这个在传播效果上看来的确占据优势的书场叙事传统一旦书面化、文本化之后却极可能暴露出一个失去临场语境的问题；当彼一临场语境不再，小说的读者会更清楚地意识到穿插藏闪之际的时间问题——质言之：较诸书场受众，小说读者将更不耐于过分突兀或隐晦的穿插以及略嫌匆促或漫长的藏闪，小说的读者也要比书场的受众敏感于其实原本亦不应定于一尊的结构美学；说话人的废话在书场上也许不显，到了纸面上却可能是令人触目烦心的“闲字”了。可是，反过来说，无法体贴书场里的小说与夫纸面上的小说之别，而径以“无挂漏，无闲字”的主张和“布局”的讲究一律衡之，究竟能否见识到：在尚未失去彼一临场语境的那些说话人口中，松散可能正是小说的趣味之所在呢——那是一种“不急欲观后文”、不忙于寻求结果的趣味。

拒绝因果关系

前文已叙及：一部小说可分割成若干情节单位，各个情节单位之间又有一种可以彼此巩固、支持的因果关系。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因果关系亦非必然。比方说：《七侠五义》第十五回述包公至天齐庙遇见贫婆自呼“哀家”、称之“包卿”，包公不以为忤，这乃是因为在第六回中包公曾获寇珠冤魂预嘱，是以这两个情节单位之间有一看似的因果关系。但是，先前也曾提及的包公途遇展昭的一节却无前迹可寻，我们称这种全无缘由、来历的情节单位为巧合。巧合在小说里非徒不需要符合因果律，它甚至是对简便因果关系的一种拒绝。

巧合，一个离奇的遭遇；在小说里面，它只有两种极端相反的、与因果关系之间的辩证。第一，巧合是完全没有也不需要解释的；换言之：巧合的构成是排除因果律的。第二，必须经过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最后拐弯抹角获致一个出奇但合理的解释。金庸作品《天龙八部》里的段誉便一身而兼具这两种巧合——在《天龙八部》第十四回《剧饮千杯男儿事》中，段誉离开听香水檞，失魂落魄地来到无锡城畔的松鹤楼，就像包公主仆那般没来由地遇上展昭一样，撞见了乔峰，二人纵酒剧饮，竟尔结为异姓兄弟。此其一。到了第四十八回《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露》里，历尽波折眼见可成眷属的段誉和王语嫣在王夫人突如其来的告白之下摇身一变，成为乱伦的兄妹，然而情节急转直下：段母刀白凤随即揭露原来她也有一段不为人所知的私情，是以段誉和王语嫣的生父段正淳并无血缘关系。此其二。

作为传奇（romance）这个类型的关键性元素，巧合——离奇遭遇的高度象征，可以称之为传奇的叙述者的识别证。我们甚至可以将读者对巧合的接受程度当作作品的试纸。设若一个读者能够认同其他属于传奇的文本元素——比方说：认同那些超自然能力与经验和人类的日常生活相互融合、错综复杂的角色关系构成异乎常人所能承受的连续及巨大冲突、典型化甚至刻板化的个性或性格描述、相对立的信仰和价值之间过度夸张的不妥协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重大磨难或成就、具有不可思议控制力的道德制约以及许多无法通过经验法则、逻辑推理和科学实验来证明的神奇事迹之描写；但是，这个读者却不能相信或接受巧合的话，那么传奇之于此人便根本无法成立，此人之于传奇也不会是一个有效的读者。这里牵涉到一个深刻的底蕴：传奇必须透过巧合这一拒绝简易因果关系的设计才得以展开其叙述。换言之：传奇的内在原本预存着一个反事件结构的动能。

一个高明的作者会想尽办法让巧合看起来“事出有因”。如前述《七侠五义》第十五回包公至天齐庙巧遇李妃的一节。根据俞曲园（樾）为此书所写的序言来看，俞氏依据说话人石玉昆《七侠五义》的本子，删去原书第一回《设阴谋临产换太子奋侠义替死救皇娘》中很大一部分的细节描写，只是因为“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不吻合常识的原则。把1889年经俞氏改订且更名出版的《三侠五义》和1925年亚东图书馆请俞平伯标点、胡适作序的《三侠五义》本子对照看去，可知俞氏只删灭了敷染故事的感觉、动作和对话细节，却未更动或删削事件本身。他甚至还保留了《七侠五义》第六回中寇珠冤魂托梦和第十五到第十九回也就是从遇李妃到戮郭槐的诸事始末；质言之，俞氏固然声称“援据史传，订正俗说”，却没有真正做到。他言删而实未删。提到这一节乃是因为俞氏从未试图真的“订正俗说”，将“狸猫换太子”这个在当时已经流传了九百年的传说故事从大历史、大叙述的缝隙中湮灭；否则他大可以将第一、六和十五到十九回一切关于宋仁宗身世之讹谣一举尽除之。倘使俞氏仅仅保留十五到十九回的部分，却一定会招致一重大的质疑：包公刚刚铡了太师庞吉的儿子庞昱，便立刻又揭发一段适足以触怒天颜、冒犯龙威的宫廷秘辛，这种在政治现实里想当然耳的危险无可避免会令读者益加意识到天齐庙遇国母的巧合性。俞氏为了保留这整个故事，不得不顺带保留了第一和第六回中《七侠五义》原作者石玉昆为了掩饰日后的巧合而设计的伏笔。进一步说：在石玉昆那里，伏笔——叙述时间及事件发生时间在前的情节单位——会使叙述时间和事件发生时间在后的情节单位看来像是具有“前”因“后”果的关系。石玉昆（乃至无数精熟此道的传奇作者）深深了解：传奇既然需要巧合这个反事件结构的动能，而当读者一旦意识到“天下哪有这样的巧事”又偏能动摇作品的成立基础时，作者只好设法让读者不去注意那巧合之巧之稀罕之不可能。假“前”为因、假“后”为果的这个手段，也就是利用唤起读者对伏笔的记忆的这个手段，因此实际上是巧合的掩护，是传奇内在反事件结构动能的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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