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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过刨花板墙让柯雷也嗅到了，身体随着意念穿过刨花板墙到隔壁，看到了老袁那绝望的神情，柯雷的心颤栗了一下，他想到了已睡下了的眼花耳聋仍然清扫楼院的自己的老父，还有小脚的母亲。母亲在柯雷没进工厂前为了家中的生活卖冰棍卖水果，从1960年至去年干了十年。用瘦弱的身躯和劳作与耳聋的父亲一起撑起这个家。不论春秋寒暑，从早到晚守在街头。在街头卖不掉的冰棍，为了不使其融化了损失，还得拎着走楼串房“冰棍、冰棍”地张罗着卖掉，直折腾到半夜。冬天最遭罪，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在外面时间长了，穿多少都冻透了。母亲里边小棉袄外面大棉袍，脚上穿着自己做的棉鞋，外面还套着买来的大毡靴，就这样还冻出了膀胱炎。

柯雷从小知道家里困难和父母的艰难，从七岁起就知道帮父母，有时帮父亲在垃圾站往柳条筐里装居民倒在外面地下的垃圾。有时去街头替换母亲吃饭或方便一下。更多的是晚上拎着冰棍壶在自己家周围这几栋楼和平房叫卖。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年节假日，随着柯雷年龄的增长，几乎是天天这样做，为的是让在街上站了一天的母亲能歇歇。还有姐姐，没下乡前也和柯雷一样帮着卖冰棍。但作为男子汉，柯雷总是抢着去不让姐姐晚上出来。柯雷总想多做一些，虽然肩膀稚嫩些，但心却不柔弱。母亲去上水果货和冰棍，都是柯雷跟着去帮母亲。母亲从来不让父亲去上货，怕他耳聋让人蒙骗。上水果的路要比上冰棍远出两倍还多，有七八公里，拉着手推车要走小半天，要起大早赶去，排在头里才能挑上好货，柯雷长大一点了，就不但空车去时让小脚的母亲坐在上面，上了满满一车货后，也执意让母亲坐在上面，一步一步地拉回家。因为人小力气小负载重，柯雷累得落下个气短的毛病，大夫说：这叫肺不张。

卖水果和冰棍儿挣不了几个钱，三分牛奶的冰棍儿，上货时每根二分四，一根才挣六厘钱，每天上多少，冰棍厂限量，只给你四百根，在哪上货是固定的，到别家冰棍厂人家不给你。而且全市冰棍厂就有数的那么几个。四百棍冰棍儿一天卖下来要是不损失，才挣两元四角钱。为了多抓挠几个钱，母亲才捎带着卖水果。

柯雷进厂后，挣了工资。虽然学徒期间钱不多，只有二十四元，但柯雷坚决不让母亲再卖冰棍儿卖水果了。他把这二十四元钱全都交给母亲做家用。也许是母亲一天天老了，冻坏的身体也难以再支撑下去，也许是看儿子长大了能挣工资了，且儿子上班，家里也得有人为他做饭吃，母亲答应了柯雷的要求。但母亲并没完全闲下来，除了一天做三顿饭操持家务，还应公社居民委主任的请求，又担任了以前当过的居民委组长，跑前跑后上情下达为居民服务，有空闲还帮一把父亲。

谁的孩儿谁心疼，谁的父母谁孝敬。艰辛的生活从小历练的柯雷爱怜自己的父母。听到这种被儿女逼得自残自虐地要去赴死的做父亲的心迹表白，柯雷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一股咬了生猪肝的血腥味儿直贯鼻腔，柯雷厌恶地骂道：文件来自。。　　　免费txt小说下载网站

“畜生！”

隔壁漫骂式的吵闹，以老袁头自裁的表白结束了。似乎可以躺回床上入睡了，可柯雷心里翻腾着睡意全无。索性拿过笔和日记本，记录起了刚才那段闻所未闻的畸型的对话。记载是一种收藏，是平抑和告一段落。尤其是柯雷受到的一些不公平待遇乃至损害，只有将其记录下来，那压抑和愤懑才能缓释，才能封存起来，伤口得到一些平复，也好挺起来继续前行。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消极麻木的应对，并不是柯雷缺乏抗争的勇气。面对坚硬和巨大的石头，卵压根儿就没有一丝儿能与之对抗的元素。如此，隐忍和总结教训，学会躲避石头冲撞甚至滚压的危险，才是卵的上策。对于柯雷来说，这倒不是他的自觉，而是在危境中弱者的本能。当然，男人的血性和从小生活在贫寒境遇铸就的倔强性格，有时也让他愤怒地想发泄。对象虽不是石头，但潜意识的借题发泄，张扬了心底里不驯的血性，却为此付出了一次检讨来消除危险后果。

那次血性的张扬是在偶然情况下发生的。

中午，几个年轻人吃过饭，在车间西门外的篮球场上斗牛，三个人一伙，九个人分成了三伙，胜者留败者下。两轮下来大家斗得起兴。九人中除了柯雷、高小兵、傅平、薛印岩、汪连生，这五个六九年徒工外，还有六四年徒工的蓝正、王宝臣和六八年的大学生黄涛、李剑东。柯雷和高小兵、傅平一伙，黄涛和李剑东、王宝臣一伙，剩下另外三人一伙。黄涛这伙先占了一局后，被柯雷这伙给赢下去了，接着上来的另一伙也败了。等黄涛这伙再上来时，就带着非要把柯雷他们打败的劲头儿，反扑的很猛。三人中属黄涛最起劲儿。黄涛打起球来粘乎。柯雷个虽不高但身轻如燕，弹跳力好。黄涛上来就看住了柯雷。一般文明的拦人都是拉开一定距离，手脚身体不能接触运球的人。黄涛拦人却紧贴在你身上，像糖人一样赖叽叽地粘住你，这样不免接二连三地犯规。于顺松在场外当裁判，他也不是什么爽亮的人，哨吹得也粘乎。开始黄涛犯规他还吹，到后来犯规一个接一个，他也懒得吹了。他不吹了，黄涛就更来劲儿了。柯雷先头还能忍耐，随着黄涛粘度的增加和没管束，没完没了的过分动作，就让柯雷有点儿反感和恼怒了。

这人咋这样呢？

带着气儿，柯雷拿出了精神，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躲闪腾挪想甩掉黄涛，黄涛却坚韧不拔地紧紧贴住不放，像贴在柯雷身上一样。柯雷一个三百六十度大回转，甩开黄涛想带球上蓝，黄涛竟抓住了柯雷的手腕子。柯雷使劲儿挣脱了黄涛的手，黄涛还不甘心又贴了上来要抱。

太埋汰！太过分了！

柯雷顿时火起，借着挣脱后往回援球的贯性，冲着贴上来的黄涛那粘乎乎的

脸，把手中的球狠狠地砸了下去。

“妈呀！”黄涛鼻酸脸胀眼冒金星，惨叫一声双手捂住了脸。

在场的人全傻了。

气头上砸得痛快，砸完了柯雷就后悔了。大家谁也没吱声，包括黄涛。都默默地收拾起衣物和球散了场。唯有于顺松临走冲柯雷翻了一下白眼，倔哼哼地走回车间。这种无声的瞪白眼比有声的指责还要难受。柯雷觉得这对自己很不妙，心中一阵慌乱，责备自己不冷静，不就是个玩吗！何必认真叫劲儿哪？这种举动的影响肯定是很坏的，给人留下了一个恶劣的印象。整个下午柯雷沉浸在不安之中。下班回到家，中午那一幕总在柯雷的眼前显现，于顺松的白眼和拉耷着猪肚子样的脸倔哼哼地，让柯雷不寒而栗。他饭不想寝不安，经过一夜的辗转反侧，在第二天下班后团的活动日上，柯雷主动做了检查性质的自我批评。为了使检讨能深刻和获得大家的认可，柯雷把自己的这一行为，自我定性为流氓行为。诚恳深刻的检讨，使主持会议的于顺松挺满意，柯雷逃过了这一劫。邱明哲也没追究这事儿。柯雷长嘘了一口气，庆幸消除了这次轻率举动引起的危险后果。

冬天到了。

这是柯雷入厂后第二个冬季，飘飘洒洒不期而至的第一场雪，在萧瑟灰暗的天地间铺上了一层洁白。给晦暗生活中柯雷的心境带来了一抹清新的亮色。

三车间的年轻人太少了，车间里大部分是1958年以前入厂的工人。到如今这十二年里，算柯雷他们这批总共才进了十四个人；1964年进了三个学徒工，1968年进了五个大学生，1969年进了柯雷他们六个学徒工。

那些年龄大的工人，大部分文化低，有的连学都没上过，从小就在私人烘炉学徒，一个大字不识，虽然朴实，但自私狭隘也是他们时常显露的本色。比你辈分大的都是大爷，技术活是我的，脏累重和伺候性的活是你徒弟的年青人的。柯雷早上要早来做生产前的准备，生产中要抬抬搬搬架架，拣脏累重的活干。收工时还要打扫卫生，给师傅打洗脸水。但到了评比时，先进个人都是班长和掌钳师傅的，根本就没有年轻人的份儿。

旧时的观念不仅锢滞他们自己也封杀年轻人，这使车间的人气儿，像充塞着加热炉里窜出的黑烟，涂着灰色油漆的锻锤，灰色的锻件，熏黑的墙壁的车间一样灰色晦暗。

年轻人少，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更少。三车间里里外外总共才六个女性。除了李珍、鞠芳和天车工宋燕已近半老徐娘，还有1968年毕业入厂，今年相继结婚的两个女大学生，一个叫桑云，是浙江宁波人，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宁波口音夹杂着半生的普通话。另一个叫赵丽华，是鸡西人，毕业于吉林工大，俩人鼻子上都架着一副近视镜，在柯雷的眼中，近视镜增添了她俩的知识分子气儿。桑云比赵丽华清秀一些，透着南方女性的气韵。和她俩一起入厂的大学生，还有四个男的。六个人都是以“知识分子是改造的对象”被全部安排当了工人。女的学开锤，男的干帮钳。也许是书生气太浓了，在掌握生产技术要领的过程中，他们显得特别笨拙。还不如柯雷这些晚他们进厂一年的中学生们快捷和有灵气儿。像荒料这种活儿，男的没一个能打好的，糟糕的连个儿都翻不过来，好一点的也锻的七扭八歪。桑云和赵丽华学开锤也是常挨掌钳的狗屁呲。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的是家常便饭。

只有和柯雷同入厂的胡秀媛是年轻姑娘，胡秀媛和柯雷是同校同班的同学，性格十分腼腆，一张扁瓦脸，两只小抠漏眼儿，但皮肤白净，找回了其貌不扬的不足。初学乍练开锤技术，经常受到掌钳师傅的无情抢白和喝斥，她的脸就像被一屁股拍扁的红萝卜，窘迫得通红，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手部的操作就更没了章法。这时，她的师傅鞠芳只好接过来。有时看掌钳的喝斥得太狠了，也许是同情徒弟，也许是觉得自己当师傅的也没了面子，鞠芳也凭着老字辈的资格，冲掌钳的反戈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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