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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袒弟弟的态度和不许我偏离轨道的眼神都在刺激我偏要把手伸向大的那一半。这股子拧劲儿其实是随了他的，不过他却一点也不欣赏，反而很恼怒。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我拿了大的一半之后爸爸肯定会骂我，如果我再顶几句嘴，干脆就招一顿打。

记得有一次我一点不拐弯地问爸爸：“为什么要有意切得一半大一半小？”他回答我的话是这样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均主义！”疾言厉色，而且理直气壮，丝毫不容我辩驳。而且这句话在当时的情形下也是绝对不可以辩驳的，因为毛主席曾经这么说过。爸爸言辞犀利，这方面他颇具才华，尤其是经过了政治运动的洗礼，也颇有斗争经验。同时，他也在无意中告诉了我这个世界上的某一条准则，就是一个人想得到“公平”其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没有公平的时候要学会适应和面对。渐渐地我总算学乖了，知道了如何面对这样的选择。如果让弟弟先挑，我心甘情愿，因为他是我弟弟，我比他大，大的应当让着小的，就是我没有也要让他有；如果让我先挑，我一定自觉自愿拣小的一半，同样因为他是我弟弟，他比我小，大的应当让着小的，就是我没有也要让他有。这是以不变应万变，不仅是适时适地的自我保护，也是退后一步天地宽，还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我懂得了凡事应该顺势而为，不可强求，运势不够的时候要忍耐，要耐心地等待时机。这是我们中国人博大精深的处世哲学。我想一只苹果（实际上也就是半只苹果）能给一个孩子的也就是这么多了吧。

其实我内心里一点也不爱争执，觉得这些都很无所谓。我爱我的弟弟，他也实在是非常讨喜，而且我们两个非常要好。我和他共用一个卧室，中饭和晚饭时间一起收听收音机里的小说连播，在一张桌子上写作业，一起去上学，一起出去找小朋友玩，一起养小鸡和小猫，一起做些小坏事，对某些人爱屋及乌，对另一些人同仇敌忾，我们甚至有一些只有我们两个人才懂的小暗语。稍大一点的时候我这样想，我和他是两个因为偶然才成为不同的人，我们完全有可能你成为我、我成为你，我们是按着同一配方制作而成的。

在我眼里弟弟聪明而出色，优点很多，没有短处，是神灵捧在手心里的幸运孩子。他精细、精明、精致，极少有失手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挨打的经历，在学校里也从来没有受过老师批评，但我知道他也并不是一个老实呆板的孩子。那时候学校里一会儿是开门办学，一会儿是学生“反潮流”，课堂秩序十分混乱。学生经常在课堂上起哄，让老师讲不下去。遇到这样的事情学生都兴奋异常，弟弟也不例外。有一天他在午饭桌上说起他们班级又闹课了，同学在课堂上高声说话，还和老师对骂，把老师都给气跑了。爸爸妈妈问他：“你呢？”弟弟便发出很响的带拐弯儿的哼叫声“呣—呣—呣—呣—呣”，他紧抿着小嘴，表情端庄。爸爸妈妈和我哈哈大笑。

弟弟在人前的样子很文静，话不多，不过跟他极熟的同学却知道他其实挺活泼也挺能说的。每天中午放下饭碗他就去学校了，那个时间教室里人不多，他一边写作业一边跟前后桌的同学嘀嘀咕咕地讲废话，可以一直说到老师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和他坐得很近的一个女生对我说他太让她惊讶了，不仅活跃，而且深藏不露。他甚至连爹妈都骗过了，说给他们听恐怕也不会相信，因为他们认定他是一个不声不响十分听话的乖孩子。

关于弟弟的另一面还有一个例子也很有趣。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馋的人，对于好多我觉得非常好吃的东西他都没啥特别的兴趣，但他竟然把厨房里准备下锅的生东西偷偷地尝了个遍：生的青菜、生的菠菜、生的茭白、生的土豆、生的鸡血、生的鸭肉还有生鱼、生肉等等。有一天他忽然滔滔地告诉我生菠菜涩嘴，生的猪心有一股甜腥味，生苤蓝吃了胃疼，生鸡血太恶心了……真让我目瞪口呆！我问他怎么会想起吃生东西，他平淡地说了两个字：“尝尝。”

其实更令我吃惊的还不是他暗地里偷吃那些生东西，而是他好孩子表象之下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怪念头。在我眼里这才不一般呢，用现在的话说是“很酷”、“很另类”。他实在是太好玩了，我真高兴在自己家里就隐藏着这么一个会不动声色地胡作非为一下的革命好同志。

在某些时候我对弟弟的感情更接近父母，我对他很怜爱，而且处处都想着要保护他。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一天中午我们一起去上学，在一条狭长的巷子里我们被一帮街头的小痞子围住了。那时候有一些社会混子和不爱学习的学生纠集在一起，成天游手好闲，偷东西，打群架，撩鸡斗狗，还分出好多帮派，老实本分的人都害怕他们。我们也搞不清楚这些小痞子是哪个帮派的，他们气势汹汹朝我们逼近的样子让我们知道在劫难逃。其实我们并没有招惹他们，也没有得罪他们，但他们就是不放过我们。他们仗着人多，对我们拉拉扯扯、推推搡搡，说一些非常难听非常下流的话。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避开他们，我们左奔右跑，想甩掉他们。但因为弟弟也在里面，所以我不敢跑得太快，怕他一个人落了单，被他们欺负。这帮人很容易就追上了我们，拳头没头没脑地打了过来。他们还把石头砸进水塘里，我们的衣服和书包都溅上了泥水。当时正是中午时分，上班的上班，午睡的午睡，巷子里安静极了，没有一个人经过。我们打不过他们，跑又跑不掉，也找不到人来帮我们，当时的感觉真是绝望。我们被他们打散，我好容易逃到大街上，看到弟弟也逃出来了，真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惊喜。我仔细地审视他，他安然无恙，竟然连身上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当时我真觉得自己是无所谓的，弟弟却是绝对不可以出一点的差错和意外，他是爸爸妈妈和我的眼珠子啊！

弟弟小时候体质单弱，常常生病，他总是重复生同一种病：高烧、呕吐，有时还剧烈地咳嗽。他生病时症状来势凶猛，必定要到医院挂水才能好。我记得爸爸在夜里用自行车驮他去医院，我和妈妈一边一个扶着他。一路上我们默默无语，或者说一些盼他早点好起来的话，都是一些短小的感叹句，语气里饱含着焦虑和无奈。深夜的马路上除了我们一家空无一人，街上回响着我们三个人的脚步声，路灯光把我们的影子缩短了再拉长，拉长了再缩短，有一种孤寂无助的感觉。有的夜晚特别冷，弟弟被妈妈用棉袄和大衣像粽子一样层层包裹。他叉开双腿软绵绵地趴在自行车座上，摇摇欲坠的样子。他小声而无力地嘟囔着：“难受，难受，难受！”那一刻我真恨自己不能替他。弟弟一病姑妈就跑来了，她把脸伏在枕头边上轻声地问他想吃什么，只要我弟弟说得出，她一定办得到。姑妈是一个苗条漂亮的女人，长得很像二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她也有一点明星的派头和脾气，擅交际，花钱不在乎，什么东西都舍得随手送人，有时候也颇任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她的事情都是自己做主。她早早地参加了工作，早早地出嫁了。她嫁的是自己的大表哥，婆婆是她嫡亲的姑妈，是所谓的“亲上加亲”。

从前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很多，在当地和我们家族里都有着悠久的传统。《红楼梦》里贾宝玉和薛宝钗也是“亲上加亲”，如果贾宝玉娶的是林黛玉，我姑父与姑妈之间的血缘关系与他们就完全一样。那时候姑父（他也是我的表大伯）是县里的一位干部，官当得好像还不小，姑妈家的物质生活条件远比我们家要好。平常只要有了一点时新的和好吃的东西，姑妈就会拿过来，让我们一同分享。

姑妈对孩子很宠爱也很放任，她喜欢我们，我们在她家里可以随便玩，随便说话，不受拘束，还可以见什么吃什么，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她都不说我们。姑父是个好脾气的人，他本来就是我们的亲戚，又很看姑妈的面子，也是从来不说我们。我们有任何心愿——花钱的和不花钱的，姑妈都会想方设法尽量满足。所以我们北京和南京的表哥表姐寒暑假都喜欢到他们的大妈家里，过一段自由快乐的时光。即使在政治气氛比较紧张的时候，姑妈也保持了生活情趣。

她喜欢拍照，家里有许多她姿态各异的美人照；她也喜欢把我、弟弟和她自己的女儿打扮起来带到照相馆去拍带背景的照片，我们足不出户，照片洗出来身后就有南京长江大桥和美丽的椰子树；她用炼乳和蔗糖自制饮料，灌在大号的盐水瓶里送到冰库里去冰（那时候电冰箱还远远没有进入家庭），很像现在的冰霜和奶昔；她带我们去店里吃东西，还给我们买一些奢侈的小玩意儿。有一次弟弟委屈地说他还一次没有去过龙冈呢，姑妈说这个容易，第二天就买了车票专程带他去了一趟。龙冈是盐城西边的一个小镇，距盐城市区不到十公里。那时候的龙冈基本上就是农村，我记得只有一个简陋的车站，一两家搭着凉棚的吃食店，还有早饭前就散摊的菜市，此外就是成片的农田了，连一条像样的街道都没有。这样的地方会有什么玩头？反正我父母一听就摇头，但我姑妈一大清早就兴冲冲地领着弟弟去满足心愿了。回来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乐呵呵的，满脸远游归来的喜悦。谁也不清楚他们到底在龙冈度过了怎样的一天。

姑妈坐在床边望着弟弟，启发他想一些好吃的东西。我们这些孩子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能获得对食物向往的特权，如果平常嘴馋是要遭骂的，会被看作没有规矩。可惜的是人到了生病的时候往往胃口不佳，因此也缺乏对食物的想像力。身体健康的时候有那么多想吃的东西，病了却一样也不觉得好吃。姑妈把她能想到的小孩喜欢吃的东西一样样地说出来：苹果、梨子、蛋糕、水果糖、枣泥饼、云片糕、米饭饼、金刚其、荷包蛋，可是弟弟全都摇头。他想得起来的只有一样，就是“橘子罐头”，而且回回都是这样。姑妈说好，转眼一个贴着彩色标签纸、里面装着黄澄澄的剥了皮的橘瓣的玻璃瓶罐头和小勺子就递到了弟弟的手里。这是一个甜蜜的时刻，因为橘子罐头里的每一片橘子都是甜蜜的，亲情还有特权也是甜蜜的。弟弟美美地吃着，病即刻就好了一半。有时大人们会叫他也给我尝尝，弟弟似乎早有此意，马上把罐头递了过来。因此我也记住了橘子罐头的滋味：酸酸的、甜甜的、凉凉的，汁液饱满的橘瓣细细地接触到舌尖的小味蕾，心里充满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幸福感。那一刻真是美好极了！我甚至想过等我有了钱，我会买好多好多的橘子罐头吃，每天都吃。

弟弟烧退之后就慢慢好转了。他可以起床了，穿着比别人厚的衣服，坐在门厅的藤椅里，在一圈照进屋里来的阳光之中。病好之后的弟弟苍白、羸弱、不太有言笑，但是不消几天他就完全恢复了，健康、红润、精力充沛，让我们彻底忘掉了他生病时凄楚的样子。然后就该等着下一次了——如此这般再重演一遍。他牵动着全家每一个人的心。

我的弟弟和我一起长大起来。我们都高、瘦、白皙和文弱，一副好孩子的模样。人家对我们说：“你们一看就是一家的。”这句话我们两个都很爱听，并且引以为荣。我们姐弟俩不仅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而且还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之后我们都分配到北京工作，在北京成家立业。成年之后我们都变得散淡，我们之间没有通常亲属之间的频繁走动，也没有礼节性的拜访，见面完全是兴之所至。我们的关系更像是朋友，那种年深日久的、不需要时时想起也不会忘记的朋友。忙起来我们一年也不见一次面。而在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幼小的孩子，我曾经不时地非常热切地非常困惑地想：在我来到这个世界快两年的那些日子里，我可爱的弟弟他又在哪里呢？

在我的感觉之中，十岁到二十岁也许是一个人一生中最漫长的十年，也是最经得起消磨的十年。一个人在这段光阴里就像一株幼苗渐渐地长成一棵枝杆挺拔的大树，甘苦喜乐只有自己最清楚。这样的一段时光，有时候像盛开的花朵一样浓艳，有时候就像风里飞扬的柳絮那样茫然，有时候备受爱护，有时候又被冷落在一旁，有时候很热闹，有时候又很孤独。我从来觉得做一个小孩子是不容易的，成长是不容易的，是一件有甜也有苦的事情，而且常常是苦多甜少，甚至是有苦难言和苦不堪言。我不赞同某些人认为孩子的世界是纯洁无瑕的，孩子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幸福当中，这未免太想当然了，太一厢情愿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忘本之人，或者干脆就是麻木之人。要我说孩子根本就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混杂在成人的世界里，就像小树长在大树底下，就像鱼苗在大河大海里历尽风浪和风险。我认为每一代孩子都很不容易，可能他们有一些相同的别人看得见的快乐，但他们肯定有许多别人看不见、也体会不到的痛苦，而且是各有各的痛苦。

现在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黄帅？她可是我们那时代的英雄和偶像。1973年底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女孩凭着《一个小学生的日记》一夜成名，成为“反潮流”的代表性人物。那时候报纸上刊登着她的日记，广播里播放着她的日记，我们上学也学习她的日记，她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是我们这些同龄孩子羡慕不已的对象。

在黄帅的带动下，我们猛批“师道尊严”，给老师提意见，贴老师大字报，闹得沸反盈天。黄帅曾一度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而某一天她忽然就如“白卷英雄”张铁生一样成了反面教材，也成为众矢之的。从她的“日记”发表，也就仅仅过了四五年时间，高考恢复了。黄帅自己也不再“反潮流”了，又顺应潮流做了一个用功本分的学生。之后关于她的报道就极少了。1979年她以320分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据说在录取不录取她的问题上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胡耀邦同志为她说了话。

黄帅曾经在那个年代大出风头，曾是最风光的人物，当年不知有多少孩子对她仰慕不已，不知有多少孩子梦想成为她。但黄帅的坎坷曲折，她所经历的摔打和所受的创痛又有谁去体察和怜惜？她被那个时代诱骗，最终差一点成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最出名的一个孩子，但却绝对不是最幸运和最幸福的一个孩子。即便在头上戴着炫目的光环的年月里，我想黄帅恐怕也很难说就有多么的幸福。我认为作为一个儿童她失去和付出得太多了，她过早地（或许还是被迫地）交出了自己的童真和作为一个孩子的懵懂幼稚，她也过早地受到了成人社会的熏染和压榨。

而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那时候的教养背景总体来说是粗放型的。那个时代频繁的政治运动让我们的父母自顾不暇，他们对我们说到底顶多只是一个大方向上的把握，说严格也很严格，说粗疏也很粗疏。我听说过一位从小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朋友，他家弟兄好几个，晚上他当大官的爹回家顶多就是数一数炕上的脑袋或者炕下的鞋子。有时孩子带了朋友回来，这位父亲从来不会细看躺在炕上的是自家的孩子还是人家的孩子。——多少年后这段往事被当作笑话讲述，的确，我们那代人的父母远不像如今的父母这样事无巨细地对孩子倾注着满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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