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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章（第1页）

其实胡适对吴稚晖的观感也有一个由信任、疑虑到失望的过程。他在归国途经日本时，遇到刚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ohudn）。赫氏以为国民党的“清党”是一个大反动，因为宋子文曾亲口告诉他：“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不久前还对宋子文的“长进”寄予厚望但其实一向不十分看得起宋的胡适立即反驳说，“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到吴稚晖、蔡元培的支持，这个新政府“是站得住的”。他在日本的其他谈话，也强调蔡、吴“不是反动派，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我向来敬重这几个人，他们的道义力量支持的政府，是可以得着我们的同情的”。[36]这些话虽是晚年的回忆，大致是可信的。前述美国记者斯特朗记录下来的胡适观念与此基本相符。

但这只是带有强烈希望色彩的遥远观测，所根据的基本是胡适在日本读到的报纸，到他回国之后，渐明真相，对国民党的看法也就逐渐改变。胡适号称支持国民党的“清党”，其出发点主要是基于“蔡、吴是对的”这样一种认知。从根本上言，胡适对北伐的呼应及其对国民党的赞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民党通过联俄学西方有成效；但与“清党”直接关联的，就是国民党的绝俄，这一举动至少在下意识的层面会影响胡适对国民党的态度。当事实证明蔡、吴这样因“受到公众信任”而具“道义影响”的人也可能因做错事而失去公众的信任故减少其道义影响时，“清党”本身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

实际上，胡适了解到吴稚晖积极参与“清党”后，对他早就不满。1927年7月，吴稚晖在与杨虎论陈延年案的书信中捧杨说“将军真天人”。胡适读了此语，为之“大生气”，认为是吴“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达几个月之久。其实吹捧只是生气的一个表面原因，吴在此信中说陈延年“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而“尤属恶中之恶”，故“必当宣布罪状，明正典刑”。[37]以当时情形，吴不写此信，陈亦不能免死，但吴写信终有怂恿之心。

延年父陈独秀与吴在民初新旧之争中，都属新派，虽各为其党服务，究竟也算有旧交，而吴竟必杀其子以为功，这恐怕才是胡适“大生气”的真正原因。对此胡适显然是不原谅的。他在8月31日为《现代评论》上一篇评美国的“萨各、樊才弟的案件”的文章（发表在9月）所写的“附记”里说：“我们生在这个号称‘民国’的国家里，两条生命算得什么东西！杀人多的便是豪杰，便是圣贤，便是‘真天人’。我们记叙萨、樊的案子，真忍不住要低头流愧汗了。”这当然是在挖苦吴稚晖。

1928年春，胡适做了一次题为《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的演讲，里面颇赞扬了吴。他并写信给吴说，这篇文章其实早就想写，一则因当初吴“身当政争之冲”，这文章虽然是述学，却“不免被人认作有意拍马屁”；二就因为对上述吴氏吹捧杨虎之事不能释然。胡适说，“今日重提此事，不过表白一个敬爱先生的人对先生的一种责望”，希望吴不要见怪。以胡适的细心，当然知道以这样的方式来表白其“责望”，吴不能不见怪，但他终觉此事不吐不快，所以还是要“重提此事”。[38]

吴稚晖的回信颇有深意，他说：“到了二十世纪，还得仗杀人放火，烧杀出一个人类世界来，那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呢？……所以我是狂易了，也破产了，怂恿杀朋友，开口骂朋友，也同那班畜类是一丘之貉罢了，还敢在先生面前忏悔么？”[39]胡适只说他吹捧杨虎，但吴氏显然知道胡不能释然的是吴“怂恿杀朋友”，故干脆自己点破。

胡适立刻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详陈他“几个月来的疑虑”，说自己曾在“七月间细想先生所以不出来反对杀人政策的缘故”，并“以私意揣测先生所以痛恨共产党，似犹未免有一分以律己之道律人的意味”。因为吴对“苏俄花大钱制造共产党，不觉大生其气”；自己真能不要钱的吴氏，“最痛恨一般少年人因金钱而不惜作杀人放火的事”。在主动为吴开脱之后，胡适仍指出，即此一分以己之道律人的态度“便可以养成‘以理杀人’的冷酷风气而有余”，故吴虽仅“差以毫厘”，仍如他自己所说，已“失之千里”。[40]

在信的最后，胡适再申“此言并非责备先生，不过心有所不安，曾日夜思之”，所以还是要说出来。实则他之所以一再不吐不快，至少半是自解。盖吴赞助杀人之论言犹在耳，而他竟将其捧得甚高，尽管动机如他自述是“借刀杀人”，心里终有几分不安，表态之后，感觉或好受些。一年多后，胡适又读到吴稚晖吹捧冯玉祥一身“为国家世界社会所托赖”，终觉吴那段时间一再吹捧“武装同志”非出偶然。他说，“恭维人也应有个分寸”，吴的吹捧“未免叫我们读了替他难为情”。把吴看穿后，胡适反觉前年为吴捧杨虎而“大生气，其实似可不必也”。[41]这里的后悔恐怕是多重的，因为他不久前正将这使人难为情的吴氏提到近世中国反理学运动这一大思想倾向之最后代表的极高地位，如今吴的“不争气”，未免使胡适替自己也多少有些“难为情”。

胡适对“清党”的实际观感不佳也可从1927年夏天他与其他朋友的联络中看到。那时他给在大连的丁文江一长函，谈南方局势，情绪甚差。从上海回到北方的董显光也说胡适“十分的悲观”。丁氏写信给胡适劝解说，对南方的情形，他也了解，但他自己“仍旧不悲观”，并劝胡适“大可不必‘忧国忧民’，徒然害自己身体”。丁氏认为：“国民党虽能令我们失望，但是我们万万不可悲观，尤其不可堕落”。颇有传统士人之风的丁文江相信：“只要我们努力，不要堕落，总不要紧。”[42]而胡适虽然内心失望，表面仍与有许多朋友在内服务的南京政府周旋，也不时有所努力。这特别体现在他与新政权试图“党化”教育的倾向所做的抗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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