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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美利坚分裂国（第2页）

1971年春夏，当理查德·尼克松秘密让人在白宫安装窃听器之时，他的民意支持率持续走低。性质恶劣的越南战争仍是国人的争议所在，总统助理们为此痛苦不堪。从1970年秋季的中期选举来看，形势对共和党十分不利，如何扭转选民态度成为助理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不过他们一致赞同此时需要一大笔钱。幸运的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债台高筑的民主党好得多。1968年以来，总统的私人律师赫伯特·卡姆巴克一直掌管着近200万美元的剩余竞选经费。1971年1月，卡姆巴克把首笔50万美元竞选基金存入美国银行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纽波特比奇支行。有趣的是，这笔钱是以银行本票存入，这些本票还是他早前用现金购于街对面的平安太平洋国家银行。早在当时，他就已事事小心，尽量让资金流动不留痕迹，因为他明白未来竞选或许会用到这些来源不明的资金。

随后几个月，部分款项的来路陆续显现，第一笔于3月出现于乳品加工业。3月初，农业部长克利福德·哈丁宣布，“乳制品用奶”（用于制作奶酪和黄油的牛奶）的价格补贴与去年一样，每英担注1英担≈50.802千克。——编者注4.66美元。3月22日，试图推翻这一决议的乳品制造商成立了“美国农业政治信托基金”并存入1万美元，用于向共和党提供贿金。第二天，乳品行业的16位领导受邀到总统办公室与总统及农业部长会面，他们提出应提高联邦补贴。第二天，他们又给尼克松的竞选基金注入了25000美元。第三天，哈丁改变主意，将牛奶补贴定为4.93美元。于是，乳品行业的领导们总计给共和党账户注入了527500美元。

几周后，共和党又找到一棵摇钱树：ITT（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尼克松当政早期，该公司总裁哈罗德·吉宁一直在设法干扰一个司法部特遣小组的工作，该小组的使命便是阻止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与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合并。司法部的律师竭力要证实一个原则问题：正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集团非法扰乱了商业竞争。这一行动由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局长理查德·麦克拉伦负责，麦克拉伦向司法部副部长克兰丁斯特汇报。米切尔或许已退出该司法项目，因为他在纽约的律师事务所曾为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打官司。1971年4月19日，麦克拉伦和克兰丁斯特会面后，决定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克兰丁斯特电话告知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代理律师。

当天，克兰丁斯特接到约翰·埃利希曼电话，对方说尼克松总统“命令”他即刻彻底放手这个案子。克兰丁斯特说不可能，他本人、麦克拉伦和副检察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整个心思都扑在了这个案子上。埃利希曼只简短地回了一句：“哦？那我们走着瞧。”几分钟后，克兰丁斯特的电话再次响起，这次是总统。尼克松在电话那头劈头便骂：“你这个狗杂种，听不懂英语吗？”并严禁克兰丁斯特提起上诉。心神不宁的克兰丁斯特对米切尔说，宁愿辞职也不让步，并且他认为麦克拉伦与格里斯沃尔德会与他一道离开。稍后，米切尔便告诉克兰丁斯特，他已和总统谈过，“尼克松说反垄断案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总统和司法部长对克兰丁斯特并不坦诚。在随后留给霍尔德曼的备忘录中，科尔森说他正努力查禁白宫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所有往来函件，因为这“会使总统被牵连”。尽管米切尔说已把事情交由副部长处理，他去年仍定期与吉宁会面。早在1970年9月，埃利希曼就曾致信米切尔批评麦克拉伦的态度，还说到吉宁对自己的“理解”。

在克兰丁斯特和麦克拉伦认为这事尘埃落定的一个月后，肯塔基州州长在肯塔基赛马会上举办了午宴，政府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似乎尽释前嫌。调停人是米切尔与该公司在华盛顿的得力说客：迪塔·比尔德。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同意支付40万美元，政府则允诺将反垄断诉讼搁置。在1971年6月25日的控诉备忘录中，比尔德夫人告诉她的顶头上司，共和党人中只有尼克松、米切尔、霍尔德曼和加州副州长是知道“这40万美元从何而来”的。她说：“我确信我们这次高姿态的承诺对最终达成共识起了关键作用，而合并谈判最终也能如哈尔（吉宁）所愿。总统肯定已知会米切尔，让他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我们只是受不了麦克拉伦的小动作……米切尔肯定在帮我们，只是不便公开。”

在备忘录末尾，比尔德夫人说：“拜托毁了它，好吗？”但事实并非如此。次年2月29日，在杰克·安德森的专栏中，他披露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回应是销毁所有合并案的相关文件，一切纯属伪造。但并非只有迪塔·比尔德的陈述材料，埃利希曼的通信也是旁证。其中，他在5月5日写给米切尔的信中，提到总统与司法部长在一次会谈中就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一案“达成一致”。从当时的一些事情也能看出端倪。5月15日，吉宁保证向共和党提供40万美元；7月底，司法部和政府未经过最高法院调解便解决了争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获准与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合并。《财富》杂志评论道：“很明显，哈罗德·吉宁取得了某种胜利。”

在政府与试图解决法律问题的人之间还有第三笔交易，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罗伯特·韦斯科。韦斯科是个饱受争议的金融家，与尼克松家族颇有渊源。韦斯科曾通过弗朗西斯·尼克松（尼克松的弟弟）献金5万美元给共和党1968年的竞选活动，他和爱德华·尼克松（尼克松的另一个弟弟）也很亲近。1971年夏，他还将尼克松的侄子小唐纳德聘为私人助理。小唐纳德说韦斯科“从未骗过我，从来没有。”这话从一个家世显赫的年轻人嘴里冒出来未免奇怪，而且普通人也不会这样说。两年后，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控诉韦斯科侵吞海外投资公司2.24亿美元的互惠基金，但他已成功地逃往哥斯达黎加。

据指控，早在1971年夏，韦斯科就已麻烦缠身。他试图通过收买米切尔和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来让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撤销对自己的控诉。当时的约定是，韦斯科给斯坦斯25万美元现金，而米切尔将“为了罗伯特·韦斯科，向证监会施压”。随后，爱德华·尼克松为韦斯科代送贿款，他用棕色公文包将20万美元交给斯坦斯，剩余5万美元将在第二笔交付。米切尔安排韦斯科、证监会主席及总顾问会面，但证监会最终仍提起诉讼。

1971年，共和党的竞选基金正滚滚而来，白宫也开展了各种辅助性政治活动，大都以次年的总统大选为目标，其中之一便是列出政敌名单。在科尔森的授意下，名单厚达4英寸，杰克·安德森、詹姆斯·赖斯顿、简·方达、巴巴拉·史翠珊、保罗·纽曼、格利高里·派克和卡罗尔·钱宁等人都榜上有名。奥的斯电梯公司总裁也在内，仅仅因为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宅邸的奥的斯电梯运行不畅。同样遭此厄运的还有底特律黑人议员约翰·科尼尔斯，他名字后还有一句评语：“其显著弱点是偏好白人女性。”1971年9月9日，科尔森命令要“收拾”20个人，但总统办公室没想出有效的打击方法。那个夏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尼尔·肖尔（科尔森称其为“百分之百的媒体上的敌人”）遭到联邦调查局调查，但结局却令白宫相当难堪。罗纳德·齐格勒说，肖尔被调查是因为政府打算给他一份工作。

休斯敦、迪恩、考尔菲尔德等尼克松助理都竭力劝说国家税务局审查部分纳税人，但结果皆宣告失败。局长伦道夫·思罗尔出于“我与总统的私人原因”（据他当时所言）辞职。白宫昼夜不停地编写洋洋洒洒的匿名信，向国税局暗示科尔森名单上的人涉嫌逃税。最后不可避免地到了某个时刻，这批恶毒且愚蠢的始作俑者认为有人与他们暗中作对，此人便是约翰·埃德加·胡佛，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存放着按照白宫命令收集的窃听记录。经罗伯特·马迪安教唆，胡佛的一名助理把记录偷了出来，这些材料被锁进了埃利希曼的保险箱里。1971年7月，发现记录被盗的胡佛怒不可遏。

敢偷联邦调查局局长东西的人自然也不惧于对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表现强硬。也是在这几个月里，之后举世闻名的共和党的“卑鄙手段”开始显山露水。批判特德·肯尼迪的信被装在假称马斯基的信封里寄出；有人冒充马斯基的助理致电美联社波士顿分社，指控肯尼迪“挑起国家分裂”；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受骗印制了编造的马斯基备忘录，暗指他参与了一些可疑活动。1972年12月1日，唐纳德·塞格雷蒂给了坦帕青年共和党俱乐部主席50美元注原文中是“50美元”，但根据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的经济水平以及政治选举活动中的流动资金数额，编者对此数字存疑。——编者注，并说明这笔钱用以在佛罗里达初选中败坏参议员马斯基和杰克逊的名声。这是第一笔付款，后来计划暴露，塞格雷蒂被吊销律师资格并获罪入狱。

其他手段则更为错综复杂。尼克松阵营想当然地认为，以第三党资格参选的华莱士的威胁将大于民主党的候选人，于是不择手段地蓄意破坏华莱士所属的美国独立党。其中米切尔和杰布·马格鲁德的谋划最“精彩”：给美国纳粹党1万美元用以说服加州美国独立党的选民修改登记的党籍。这背后的考虑是，若有足够多的选民改变立场，美国独立党的华莱士将因登记党员人数不足而无法参选。但这个阴谋最终未能实现，这一时期反倒另有6500人加入独立党。

另一阴谋直指尼克松的劲敌：特德·肯尼迪。这其中的原因是，特德的人气源于约翰·肯尼迪的超凡魅力，所以只要诋毁已故的约翰便能击垮特德。在1971年9月16日的记者会上，有人说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最近表示，西贡若走民主路线，其政权会更稳固，总统对此有何看法。尼克松答复道：“若参议员的意思是美国应施加影响推翻阮文绍，我想给各方有关人士提个醒：我们当初的设想就是推翻吴庭艳进入越南，且与人合谋将其杀害。但是我个人认为，要走出越南战争的泥潭，可不能靠推翻阮文绍实现。”这是政府方面首次谴责肯尼迪政府默许杀害吴庭艳。这件事让霍华德·亨特想到一计。

一直专心研究五角大楼文件的亨特告诉科尔森，可从国务院当时的电报中“推论出”肯尼迪在刺杀吴庭艳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据他所言，科尔森当时建议他“修改一下电报”，即篡改。亨特用剃须刀刀片和影印机伪造了两份电报，一份伪造的电报发于吴庭艳遇刺前三天，开头是：“在今天的最高会议上，我无奈做出决定，吴庭艳或吴廷瑈若寻求政治庇护，你和哈金斯都不能进行干涉。”科尔森让《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去找亨特，暗示尼克松的谴责“大有文章”，但该记者怀疑有诈，没有上钩。

这是亨特当月第二次受挫，另一次则更为惨痛，那可以追溯到去年4月。猪湾事件10周年纪念日当天，他飞往迈阿密与美裔古巴人伯纳德·巴克共进午餐。10年前，巴克是亨特的得力助手，如今是一名成功的佛罗里达房地产商。这拉开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序幕，接下来便是埃尔斯伯格大量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的事件。第三次始于尼克松、基辛格、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乘直升机从洛杉矶飞往圣克利门蒂的途中。4位领导对泄密事件大发雷霆，尼克松更将其等同于阿尔杰·希斯一案。他们商量着避开联邦调查局展开卧底行动进行深入调查，他们决定把戴维·扬从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调出来，让他全身心投入水管工组织的工作。扬把埃尔斯伯格的球踢给亨特，亨特又踢给了巴克。

但一切并非瞬间发生。一开始，水管工调查没找对切入点，一无所获。直到7月底，从一份联邦调查局的例行报告中，他们发现两年来，埃尔斯伯格都在接受比弗利山庄的刘易斯·菲尔丁医生的精神治疗。胡佛手下的两名探员试图拷问菲尔丁遭到拒绝，对方还援引医患关系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来反驳。亨特想起来对于那些个性特别的人，中央情报局会编写针对他们的精神分析的材料。根据国会委托，这只针对外国人士，最成功的案例便是肯尼迪总统参加维也纳峰会前，工作人员对其会见对象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分析。但也有一个例外：“普韦布洛”号船长劳埃德·布克。扬让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将埃尔斯伯格作为第二个例外，赫尔姆斯同意了。8月初，中情局收到了对他的分析材料。

分析结果却与水管工的设想大相径庭。中情局的精神病专家似乎非常崇拜埃尔斯伯格，他们写道，“分析对象并无叛国特性。不仅如此，他的作为应被视为更崇高的爱国主义。”8月11日，扬和埃吉尔·克罗发给埃利希曼一份研究纪要，以这份报告“非常肤浅”为由拒不接受，还特别强调中情局绝对能做得更好。纪要写道：“我们明天将会见首席精神病专家伯纳德·马洛伊博士，尽力让他明白我们期望的细节与深度。”他们还越权筹划违法行动，“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应采取卧底行动，调查菲尔丁医生手里的两年来对埃尔斯伯格所做精神分析的病历。”意见书末尾写着“同意__________反对________”。埃利希曼在“同意”后草草签上了自己的姓名缩写，还附言“务必保证不被追查”。

水管工组织的行动不能牵连白宫，这促使亨特招募了巴克，再经巴克招募到两个古巴人：费利佩·德迭戈和欧金尼奥·马丁内斯。亨特只告诉巴克，接到“地位高于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的命令，让其调查“国家安全事宜”；这项工作牵涉一个为苏联大使馆窃取情报的卖国贼。其实苏联人除了订阅《纽约时报》，什么也没干。后来，狱中的巴克无论如何也无法原谅这个谎言。道德问题暂且不谈（当时的负责人似乎都没考虑道德问题），亨特还粗心大意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忘了告诉巴克，不要携带任何可能牵扯到他的电话号码或地址缩写（W.h.或W.家）的东西；他甚至没核查巴克的属下是否与政府毫无瓜葛。事实上，马丁内斯就是中情局的古巴线人。

与此同时，在这次诡异的行动中，中情局为亨特和其搭档利迪提供了装备，这也违反了中情局章程中严禁国内行动的条例。埃利希曼致电海军上将小罗伯特·库什曼（霍尔姆斯副手），要他竭尽全力辅助亨特，说亨特是“诚实可靠的雇员，得力的安全问题顾问”。但埃利希曼并未指明任务性质。在随后的会议中，亨特告诉库什曼：“我接到白宫一项高度机密的任务，要从一个思想倾向不明的人嘴里套出情报。”亨特还说，需要“临时的假名证件”“某些随身杂物”和“一定程度的化妆以方便进出”。

霍尔姆斯批准后，中央情报局技术处给了亨特登记名为“爱德华·约瑟夫·沃伦”的社会保障卡和驾照，利迪的伪装身份则是“乔治·伦纳德”。亨特拿到一顶棕红色的假发，一个类似假牙的小玩意儿，以便打电话时改变嗓音。此外，利迪还得到一个藏在烟草袋里的微型相机。1971年8月25日，他俩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执行初步侦查任务，但所获甚微。菲尔丁医生家位于比弗利山庄北贝德福德大道450号。给利迪在门口照了张相后，亨特进入了菲尔丁的办公室，对女清洁工说自己是内科医师，然后拍了屋内照片。两人测算了开车到菲尔丁家所需的时间后飞回华盛顿，接机的中央情报局特工把胶卷拿去冲印。两人在白宫一再对上司说闯入医师办公室系正当行为。扬向埃利希曼报告了最新进展，并建议某位国会委员调查五角大楼文件泄露一案，“我们已着手在媒体上宣传埃尔斯伯格的负面形象。若利迪和亨特的计划进展顺利，肯定需要一个全盘策略来配合国会调查。”

预定闯入比弗利山庄的行动时间是1971年9月3日晚9点。整个计划的细节设计一丝不苟，亨特颇有猪湾事件时期的行事风范，最终的行动也同样成功。动手前不久，这几个古巴人用化名入住比弗利山庄希尔顿酒店。其中两人穿上送货员制服，把标有“菲尔丁医生急件”的箱子运到北贝德福德大道。他俩把箱子交给了那里的清洁女工，走时还打开了门锁。利迪开车四处闲逛，观察是否有可疑的警察。一旦菲尔丁出现并走向办公室，守候在他家门外的亨特便会用步话机报信。

大约午夜时分，古巴人回到医生的办公室，却发现女仆把门锁上了，这可以说是之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水门事件的噩兆。他们撬门而入，从箱子里拿出相机和聚光灯。原计划是拍下埃尔斯伯格的所有病历，不幸未能找到。他们把菲尔丁医生的文件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收获，只翻到一本有埃尔斯伯格名字的通讯簿。他们拍下了通讯簿和散落的文件，表示自己已竭尽全力。4小时后，几个人回到酒店，利迪致电华盛顿告诉克罗“干得干净利落”（菲尔丁医生肯定不同意），但利迪认为只要没被抓个正着，便可以说得漂亮些。回到首都后，亨特不得不坦言行动失败。据埃利希曼之后的证词，他并不愿两人再做尝试，而且还告诉了亨特一个噩耗。接霍尔姆斯指示，库什曼上将说尽管中央情报局乐意帮忙，但也不可能再次行动。水管工们如今只能单干，拿出点成绩证明自身价值的压力与日俱增。

此次行动一星期后，发生了一件让尼克松时代陷入分裂的悲剧事件：美国建国以来最血腥的一次监狱暴乱。这是一次有着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的冲突。自由主义者认为批判他们的人守旧且没有人情味儿，而批判者讥讽他们是“放纵主义者”。事发地点在纽约州西部的怀俄明县，而那里看来并不像会发生此类事件：有白色隔板的房屋，红色谷仓和高大的银白色的青饲料储存塔。在长满茂密的金色玉米和麒麟草的田野中，有一座占地55公顷、用30英尺高的灰色混凝土塔墙围起来的监狱。监狱以邻近的小镇命名，此名脱胎于古代雅典的一个平原的古称：阿提卡。

纽约州的人称阿提卡为“改造机构”，但没多少人在那儿洗心革面。监狱长文森特·曼库西管理严苛，很少对囚犯进行职业训练，更别提有什么怜悯之心。犯人稍一违反规定就会被单独拘禁，“关小黑屋”，在去小黑屋的路上的电梯里就会被一阵暴打。他们一个月只有一块香皂、一卷卫生纸。气温高达100度的金属加工车间被誉为“加尔各答黑洞”，在这里卖命一天只能换来25美分。最丑恶的莫过于监狱当局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在2254名囚犯中，75%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而383名狱警全是白人。他们明目张胆地偏袒白人囚犯，公然嘲弄黑人，还把警棍叫作“黑鬼棒”。

在受到民权人士质疑时，曼库西监狱长便说，阿提卡是全美至关重要的机构之一，里面收押的一些囚犯杀人不眨眼，残暴至极。此话不错，且其中还有许多新型罪犯：比如视自己为帝国主义社会受害者的黑人激进分子，这是一个噩兆。事实上，其他监狱里麻烦不断、自封革命家的难缠罪犯也都被送到阿提卡。他们将乔治·杰克逊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书偷带进来，在本应运动或做礼拜的时候举行秘密集会，到处散发在牢房里写的煽动性手册。一个名叫查尔斯·克劳利的“刺儿头”犯人写道：“如果我们不能像人一样活着，那至少要像人一样死去。”一首在狱中颇受欢迎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若我们必须牺牲，不能像猪一般死去，

被囚禁在肮脏可耻的地方，遭到迫害；

我们被疯狂饥饿的猎犬围绕，它们不停咆哮，

嘲笑我们被诅咒的命运。

1971年7月，狱中的激进分子组织起了阿提卡解放集团，并给州监狱理事拉塞尔·奥斯瓦尔德发去一份改革声明，这是明智之举。奥斯瓦尔德先前在威斯康星监狱进行的改革得到刑法学家的一致好评，因此州长洛克菲勒钦点他到阿提卡任职。虽才上任6个月，他已经和曼库西在几乎每个管理问题上都产生了分歧。劳动节后，奥斯瓦尔德给囚犯们送来一盘磁带，要求他们给他点时间进行深层改革，还承诺一定有“有效的改造方法，夜间职业培训项目和更完备的法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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