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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牢骚满腹的大人物们（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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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牢骚满腹的大人物们

当美国进入70年代，曾经躁动不安的摇摆世代已年过半百或即将半百，他们开始发现自己曾经深爱的世界正土崩瓦解。1970这一年尤其明显，因为人们似乎有更多理由感到社会的动荡，比如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犯罪、战争、股票市场、代沟、道德感沦丧、暴乱、副作用药物、交通拥堵、低俗的车尾贴和贴纸、罢工、种族主义和劫机事件。现在一切都不复往昔，伍迪·艾伦说：“不仅上帝没了，周末连个水管工也找不到。”

进入1970年不到3周，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在狂风中脱锚，竟把切萨皮克湾跨海大桥撞开了一个375英尺的大口子，这似乎奠定了新一年的基调。在迷信的人看来，一个新的10年似乎开头便不吉利。

其他地区的自然条件也不容乐观。连旱200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燃性灌木丛火灾，逾50万公顷的林地（几乎和罗得岛州一样大）变成焦土。明尼阿波利斯一栋有85年历史的公寓大楼发生火灾，11人死亡，事故原因不明。全世界都深受天灾困扰：威尼斯旋风导致4人死亡；东巴基斯坦爆发海啸造成20万人遇难；秘鲁、土耳其、伊朗的地震夺走成千上万条生命。也许是伍迪·艾伦这般的神灭论者刺激了上帝，也可能是不敬神的大学生们（佩戴着“上帝未死，只是不愿管闲事”的袖章）惹恼了他。

当然，宗教不再像以往那般高高在上且不容置疑。摩门教会新会长的一席话震惊了曾认为上帝是公平博爱的人，他说：“为何有人天生黑皮肤，并且还有各种不利条件；为何有人天生白皮肤，条件优越，一切皆有因。黑人显然遭到了报应。”三个半世纪后，英王詹姆斯版《圣经》被《新英文圣经》取代，这让主教派教会的教众十分不安。更糟糕的是，在上帝看来，反基督教势力极速膨胀，有些人崇拜奇怪的图腾，甚至撒旦本身。

据可靠消息，美国有10000名专职、175000名兼职占星家；电子计算机可制作出10美元一张的十二宫图；纽约一位理发师雇了个占星家为职员；一家百货商店推出年费50美元的电话算命服务；300家有定期占星术专栏的报纸销量总计有3000万份；读书俱乐部以塔罗牌为赠品。250名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生选修了巫术课程；杂志广告这样写道：“你是否已经厌倦做巫术的门外汉？马上行动吧。加入我们的巫术学位课程，研究古老的秘密，包括招魂术、入定法、预知未来术、生子术和秘传仪式。”休斯敦女巫西比尔·利克利用在其肩头的名为“急脾气的杰克逊”的宠物寒鸦施咒。据她估计，“全世界约有800万正式女巫，我是说货真价实的那种，不是好莱坞那种滥交的女人。据我所知，美国有400个正规的女巫小组，不正规的恐怕有成千上万个。”

如果人们对高高在上的天堂都不够尊重，人间当权者的境遇也会相差无几。伯克利人民公园暴动造成1人死亡，105人受伤，但联邦政府起诉的却不是暴徒，反倒控诉了10位县执法官助理和2名前助理侵犯示威者的人权。（县执法官愤怒地说道：“任何层级的政府都不曾碰到比这更恶劣的事情。”）黑豹党人总能杀了人还逍遥法外，旧金山、纽黑文和纽约的陪审团和上述法院拒不受理对他们犯有杀人罪的指控。在芝加哥，黑豹党人弗雷德·汉普顿和马克·克拉克在警方突袭中死亡，一个特别联邦大陪审团还为此批判了警察的行为。甚至自美国建国以来便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印第安人也躁动不已。参议院没把整个国家还给他们，但把新墨西哥州的蓝湖及其周围48000公顷土地交还给了普韦布洛人的部落。

当时可不止身处越南的美国将军们处境艰难。苏联人以侵犯苏联领空为由逮捕了两名美国将军。一位指挥欧洲轮值制度的将军因属下行为不检而被剥夺军衔。小本杰明·戴维斯退休前曾是空军中将，这可是黑人军人当中军衔最高的。他辞去克利夫兰公共安全处的主管一职，因为该市的黑人市长正“支持、鼓励执法机关的敌人”。任何穿军装的人都可能遭到反政府人士辱骂，然而尼克松还是硬塞给白宫警卫一项碍事的殊荣。罗马尼亚警卫人员的花哨制服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委托华盛顿裁缝吉米·穆斯卡泰洛为白宫警卫设计新制服。结果16000美元的花费只换来个天大的笑话：双排扣的饰有金穗带的白色束腰外衣，嵌有总统徽玺的铜纽扣，再加上鲁里坦尼亚式注原为英国作家安东尼·霍普小说中虚构的一个位于欧洲中央的王国，后来用于指理想之国。——编者注的黑色塑料帽子。一个警卫说，若真得穿这套制服，还得配一个低音鼓。一位设计师说：“现在的白宫又不是吉尔伯特和沙利文时代。注威廉·吉尔伯特和阿瑟·沙利文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幽默剧作家，两人在长达25年的合作中共同创作了14部喜剧。——编者注”穆斯卡泰洛说：“你不可能取悦所有人。”但他甚至没能取悦总统。束腰外衣仍在使用，但帽子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束之高阁。

1月，纽约筑墓工人罢工；4月，航空交通指挥员罢工。乘客们苦不堪言，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70年，航空并不是人们最可信赖的。劫机事件时有发生。比如一个叫巴克利的亚利桑那人，他携带了一支枪、一把剃刀和一罐汽油登上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以此勒索1亿美元。枪战中，驾驶员腹部中枪，巴克利最终被捕。价值2100万美元的波音747大型喷气式客机晚点6个小时。甚至飞往月球的阿波罗13号在距地球20万英里处也出了故障，3名宇航员被迫折返地球。

讽刺的是，1970年最成功的旅程竟是“太阳神2”号纸莎草船在海上航行了3200英里。这条船是挪威探险家托尔·海尔达尔为证明古埃及人可以横渡大西洋所打造。“太阳神2”号在目的地巴巴多斯并未捞到钱财，但许多商业运输亦是如此，其中还包括美国最大、最著名的铁路公司。宾夕法尼亚州中央铁路公司是美国众多入不敷出的企业之一，因欠债26亿美元而走入破产法庭。电影产业也处境堪忧。好莱坞5家主要电影制片厂赤字严重，负债总额高达1亿美元之多。60年代的大繁荣似乎在70年代告一段落，最好的证据就是华尔街。1968年12月的道琼斯工业指数逼近1000点大关，而到了1970年5月27日却降至631点。

在股票行情高涨的约翰逊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里人满为患。而在1970年5月股市滑坡后，交易所变得冷清。整个纽约城不再像以往那般受旅游者青睐，有居民刻薄地称其为“逍遥城”。街头犯罪严重，而且其他恶性事件层出不穷。6月1日，纽约市将违禁停车的拖车费从25美元升至50美元。当天，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母亲带着孩子到纽约看电影。看完却发现车不见了，还欠下市政当局50美元拖车费及一笔罚款。他们当时看的电影是《外乡人》，正是讲述到访曼哈顿的种种危险。

尽管1970年是大部分加利福尼亚州电影制片厂的噩梦，但是一位叫拉斯·迈耶的导演却刚完成他当年的第21部成功的电影。他一开始就知道这片肯定卖座，而他之前的影片也从未亏损，总利润都在6位数以上。其中拍摄成本仅72000美元的《狐狸精》大赚了600多万美元。迈耶说：“我不故弄玄虚，观众只需15秒就能明白状况，还是头15秒。”这种状况就是“情欲片”，或者是色情片。贩卖色情在美国已成为大产业，年纯利润达5亿美元，且发展空间不可限量。

色情商品的包装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主街上的电影院上映X级影片，1970年的热门影片有《丹麦性自由》《风情女人》（“让《我好奇》都相形见绌”——《纽约每日新闻》）及艾伦·芬特的《对裸体女士说什么？》（电影的宣传语是“你说什么？我们说‘哇哦’。”）该片在旧金山的一家电影院全天不间断地播出，周盈利7000美元。曼哈顿第7大街和第8大街之间有200家“成人书店”，它们像24小时营业的超市一样展示着商品，货架上挂着分门别类的广告牌——异性交、同性交（男）、人兽性交、滥交、女同性交、乱伦交、口交和舌交。路旁的放映机提供0.25美元一场的色情影片。《8种曼妙姿势！》的图片包“只要2美元”！纽约戏院上映由9个裸体女演员出演的《一笑置之》。美联社戏剧评论员威廉·格洛弗说，《乐队男孩》是“这个艺术宽容度越来越高的年代里，对同性恋最不知耻、最直白的描述”；《佛兹》讲述了一个庄稼汉和母猪的情趣故事。但这类片子的市场需求仍胜过百老汇。乡间单身汉买一张密纹黄色唱片就能摆脱寂寞之苦；孤独的单身女郎在老家小店就能购得振动棒或邮购自慰器。正如南卡罗来纳大学的莫尔斯·佩卡姆教授所言，现在在街角药店“用一点点钱就能得到不久前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情趣用品”。

年过三十的美国人对这一变化深感震惊。在他们小时候，只要有异性在场，就严禁使用“屁股”这个词。在“摇摆世代”的记忆中，当初海斯电影审查处允许克拉克·盖博在《飘》中说“亲爱的，说实话，这干我屁事”引发了轩然大波。如今杰克·瓦伦蒂却把带有“放屁”“呸！”台词的电影评定为老少皆宜。电影制片厂如今的大尺度可追溯到最高法院1957年对“罗思与美国诉讼案”注塞缪尔·罗思因为售卖涉及色情淫秽内容的商品而被检方提起控诉，而经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罗思经手的商品并未达到“淫秽色情”的标准，因而未定罪。自此，美国社会对“淫秽”的认定有了新标准。——编者注的裁决，即必须是下流、违背一般准则且“完全没有社会价值”的东西才叫作淫秽产品。另一原因则是新型避孕药的出现和逐渐放宽标准的堕胎法案，这些堪称意外怀孕妇女的福音。然而更大程度上，正如威廉·格洛弗所言，社会风气的变化应归因于这个时代，这个充斥着性解放和渴望袒胸露背的时代。人们对性的好奇似乎永远无法满足。尼古拉斯·冯·霍夫曼曾写到，一个女记者为了收集素材写有关卖淫的报道，不惜和陌生人上床，在报道中她说高潮就是“惊人的快感”。一位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城的母亲在下午回家时，发现十几岁的女儿和女伴赤身躺在床上玩同性恋游戏。“言行失检”这个词中的性含义几近消失，因为几乎再没人在性方面很检点了。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口口声声反对堕胎法案的立法官被爆是伪君子，一位年轻小姐在媒体上公布两人曾发生肉体关系，且立法官出钱让她堕胎。若在过去，女方对此事一般会保持缄默。

孩子们耳濡目染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他们在约会方面比父母还懂行，也比父母那一代早熟。对此，最常用的补救方法是在学校开展性方面的教育。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71%的民众表示赞成，其中55%的人赞成开设避孕节育课程。支持性教育的团体有美国医学协会、全国教育协会、性教育协会和SIECUS（美国性知识与性教育委员会）。SIECUS的执行理事玛丽·考尔德伦博士认为，性教育应讲授“人的本质，而不是人的行为”。

SIECUS并未印发刊物，只是给教育系统提供专业建议。善于辞令的少数派对于允许在教室里讨论生殖问题大感不满，竭力扭曲倡议人的本意。“在神圣的学校讲授粗俗性爱合适吗？”比利·詹姆斯·哈吉斯领导的基督教十字军如此质问，由此打响了极右派攻击性教育的第一枪。比利牧师说SIECUS是“自由教育的色情武器”。俄克拉何马、加利福尼亚和犹他三州的州教育委员将一些有声影片拒之门外，只因这些影片曾获SIECUS认可。

反性教育组织还包括伯奇协会下属的MOTOREDE（恢复礼仪运动）、PURE（争取负责任教育家长联盟）、MOMS（维护道德稳定母亲协会）、SOS（正性会）、POSE（反性教育家长联盟）及PAUSE（反对违宪性教育家长协会）。一名伯奇协会干事说：“一年前恐怕只有极少数的家长听说过性教育，现在他们都听到了，而且很不喜欢。”有个团体指责学校计划“向年幼的孩子揭示性交和手淫的细节”；新泽西州帕西帕尼市的一所学校被叫作“学院式的妓院”；一个PAUSE的首领谴责学校“破坏了应当在家中教导的内容”；一位八年级的数学老师因散播淫秽材料入狱；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学监被解雇；威斯康星州雷辛城的极右派说性教育是共产党损害学童品行的阴谋，还获得不少支持。更夸张的是在旧金山，《一位医生和5~8岁儿童的谈话》一书本无伤大雅，但极右派却把书中一只蟾蜍趴在另一只身上的插图印成传单四处散发。原图意在讲解母蟾蜍背着蟾蜍宝宝，但传单硬生生地改成了“蟾蜍交配”，使得开展性教育主张流失了大量支持者。

最热闹的时候，性教育曾在27个州引起关注。直到1970年年末，理智终于获胜，学校里开始开设性教育课程，但孩子们始终没明白大人们在争吵什么。正当学监和教育委员会委员认为可以着手处理其他事务时，妇女解放运动（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又对性教育发起了攻击。获得解放的女人们深信除去生理差异，男女间的所有差异都是被教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在她们眼里，女性渴望做母亲、打理家务都是被训练而成的，而公立中小学则是主要的训练场地。她们要求修订教材，教师转变态度，这注定是70年代的一场引人注目的持久战。

1968年，罗宾·摩根（当时人们只知道她曾出演电视剧《我记得妈妈》）提着一长串闪闪发光的胸罩走进“美国小姐”大赛的会场时，千千万万美国人民才首次意识到新女权运动的到来。摩根告诉目瞪口呆的记者，她以WITCh（国际女性地狱阴谋恐怖组织）创办人的身份而来。1970年8月26日是宪法第19修正案通过的50周年纪念日，女权运动者们在各大城市的商业区游行示威。一年来，她们都在表明自己和其他抗议团体一样深知宣传的力量。其中一人朝一名建筑工人吼道：“给我脱掉！”别人问她是不是指安全帽，她答道：“不，是他的下体护身。”琼·康兰为了成为一名挖渠散工打了10年官司，最终获胜。马琳·狄克逊写道：“在任何阶层和群体中，各组织及其制度都或多或少地压迫着妇女。各阶层妇女的团结程度取决于我们对被压迫的共鸣有多深。”老洛克菲勒的曾孙女艾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说男女间的浪漫爱情是“反革命的”。

活跃的民主党成员埃德加·伯曼医生说：“我已经受够了女性解放运动。”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女议员帕齐·明克立刻指责伯曼是“对女性有着最可恶偏见”的性别歧视者。一年过去了，争论越发激烈。玛格丽特·米德说：“女性解放运动要特别警惕引发男人杀害女人的危险。他们可真的被你们逼疯了。”纽约妇女上街游行时，一名男子朝她们吼道：“你们这群猪都嫁不出去！”，而另一名男子则穿着文胸在一旁静静观赏。休·赫夫纳在一次简报上告诉员工：“这些女人们天生与我们为敌，是时候开战了。她们誓死反对《花花公子》提倡的浪漫男女关系。”

一些女性的言语听来也如赫夫纳一般无聊鲁莽。她们投入大量精力争论该称自己为夫人、小姐还是女士；把“Chairman”改成“Chairperson”；还为了一则漂亮女乘务员说“我是多丽丝，带我飞吧”的广告攻击美国国家航空公司。但她们提出的深层次问题绝非如此琐碎。如今超过2300万的美国妇女拥有全职工作；另外有800万妇女从事兼职工作。40%的已婚妇女拥有工作，其中1200万人的孩子未满18岁。表面上看，这确实是对男性在职场权威性的一大挑战，但从工作本质和工资的状况来看，男性仍是家里的顶梁柱。在大部分利润丰厚的行业，男性仍占主导，他们的工资仍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女性仅占全美30万名医生人数的7.6%，外科医生中的女性仅占1%，而90%的接线员、速记员是女性。同样的工作，男性赚5美元，而女性只赚3美元。《生活》杂志发现，女性得有学士学位，工资才能赶上读完8年级就开始工作的男性。普通男销售员收入为8549美元，而女销售员却只有3461美元。

到1970年，女性解放运动对就业平等、教育平等的呼吁得到许多男性支持。免费堕胎和免费日托的要求引发大量争议。《第27条宪法修正案——era（平等权利修正案）》提出，在法律面前男女应完全平等，男性对此议案有一半人支持一半人反对。但仅仅两年后，参议院通过了era并将其下发至各州立法机关。依照此法，妇女婚后可以不用改随夫姓；她们同样有权决定在何处定居；若男方因工作抛下女方搬至异地，丈夫不能因此控告妻子遗弃他。然而，若婚姻破裂，女方也有可能需要支付赡养费。一些保护女性在工作中免遭危险、过于劳累和性骚扰的法律将会无效（强奸除外）。此外，女性有可能应征入伍，甚至进入战场。一个拥护era的《耶鲁法律杂志》撰稿人写道：

当代军人的专业素质主要取决于装备与训练，而非个人力量。在体力上，女性和男性一样能执行战斗任务，如驾驶飞机或进行海军作战……我们有理由相信，面对危险情况时，女性能如男性一般训练有素，严阵以待。

很难说家庭主妇们是否愿意和机关枪、勃朗宁自动步枪打交道或者成为又一个伊丽莎白·霍伊辛顿。霍伊辛顿是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队长，她在1970年6月成为美国第一位女将军。尽管如此，这项法案改变了几百万美国妇女，尤其是年轻女孩们的境况。她们散发出一种新的活力，即大胆反抗那些利用她们满足一己私利的人。这从《女装日报》读者熟知的“过膝裙”（即其他人所谓的中长裙）遭到的灾难中便可看出。约25年前，为反抗新式样的长裙装，独立的妇女们签署宣言，成立LBK（刚过膝装）俱乐部，进行示威反对时髦女装店。当时她们是失败了，因为现在的女装店又挂起了长裙。詹姆斯·加兰诺斯说：“裙子加长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阿黛尔·辛普森说：“露大腿不再时尚。”利奥·纳尔杜奇说：“女性们绝对准备好了迎接时尚变革。”所有设计师都坚信女人们会蜂拥前来，为他们的作品疯狂。

最早发出抗议的是洛杉矶。POOFF（女性特质与财权保护协会）会长朱莉·亨特纳告诉记者：“我们不会让他们既蒙蔽我们的双眼又遮掩我们的身材。我知道哪怕加兰诺斯说铁皮盒子很时髦，女人们都会立马穿上。我觉得那是病态的，我们只要求有自主选择的权利。”GAMS（反长裙少女会）游行时扛着写有“留住迷你裙！”和“大腿！大腿！大腿！”的标语牌。有人认为半长裙是反对女性解放的阴谋，设计师试图唤回女性的特质以孤立女权主义者。其他人则将其归咎于年长妇女，她们风华不再不能露腿，但不该让风华正茂的少女也把腿遮起来。社会历史学家吉尔曼·奥斯特兰德说股市衰退才是真正原因，中长裙流行是必然：“在经济不景气和衰退时，喜欢长裙的中年人决定了社会的标准；而繁荣时期的社会标准才能由喜欢短裙的年轻人决定。”

到了冬季，股市交易回温，时尚界对中长裙的热情也骤降。《纽约时报》的调查发现，尽管很多店主看好长裙的市场潜力（“就是现在！大家都欢迎它、喜欢它、购买它！”），但大多数人还是承认这一式样已被淘汰，“去年秋天还说自己购进大量中长裙的店铺说事实并非如此，购进的货销路也不好。女性还是喜欢露出腿部。”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裙子长度过膝。但服装设计师曾定下长裙标准：从肩膀到下摆是44~45英寸，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裙边将长至小腿肚。《纽约时报》发现，售出的裙装中只有20%是那个长度，且到了年末仅有5%的女性仍穿该款式。其他的要么返工改短，要么被束之高阁。

心酸的零售商说这种样式已经“惨败”或“完败”：其中一个人说“它肯定是时尚行业的倒退，简直称不上一种样式”；另一个人则告诉一位女记者：“顾客都不想要中长裙……我们从未真正把它推销出去。”但强力推销这种长及小腿肚的裙装倒无意中引发了服装设计的变革。《纽约时报》说，“中长裙实际上把女士的连衣裙的装束给毁了……突然冒出了起脚裤、短长裤，裤子、裤子，哪儿都是裤子。”年长女性选择套装衣裤，她们的女儿则穿上超短裤露出膝盖。波道夫·古德曼称这种短裤为“凉裤”。熟知新时代女性心理的《女装日报》称其为“热裤”，此后此名便一直沿用。

在约翰逊时期造成社会动荡的暴力风气在尼克松时代愈演愈烈。大城市的贫民窟相对安宁，但杀人犯、纵火狂和凶残的小偷仍暗中活跃于小城市的黑人区。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6名黑人被枪杀。一个男孩在俄克拉何马城的一场种族纷争中被捅死。在密西西比州迦太基城，一间曾用于民权集会的教堂被炸。各地的暴乱也频频发生：东洛杉矶、迈阿密、休斯敦、密歇根州的海兰帕克，印第安纳州的密歇根州城，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新泽西州的阿斯玻璃帕克，佛罗里达州的南墨尔本，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奎帕，北卡罗来纳的牛津，阿肯色州的温泉城，密歇根州的胭脂河，伊利诺伊州的开罗和3个佐治亚小镇：佩里、梅肯和阿森斯都曾发生暴动。

纽约在一个月内就曾收到1000次爆炸警告。约15个月的时间里共发生368起爆炸事件，其中一起就在警察局二楼的男厕所。警察局长霍华德·利里对一个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说，他已无法保证自己管辖区内访客的安全。有时看来美国警察似乎四面楚歌。1970年，联邦调查局上报了35202起袭警事件，几乎是1960年的4倍；9个月中15位军官遇害，大多是遭到伏击而死。

小石城的警长说警察遇袭“天天都有……似乎学龄以上的人都在攻击警察。”费城的警察局长弗兰克·里佐说：“我们碰到的是一群疯狂的人，精神有问题的人。”奥马哈的公共安全主管认为，“美国警局遭袭表明将有一场阴谋，遇袭的时间也藏有玄机。我们正集中研究所有可得到的信息，以证明这是场阴谋。”他并没有成功证明，大部分执法机关的官员都认为这不可能，利里说：“我们认为这些袭击是没有关联的单独事件”。但人们大都认同若有朝一日当局遭到大肆攻击，警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目标。正如国际警察局长协会成员奎因·塔姆所言：“袭警事件越发残暴，激进团体怂恿其成员‘打死那些警察’……蓝色制服让警察成为现存权力体制最为显眼的代表。”

爆炸事件发生的根源是对既定秩序的仇视。某些爆炸袭击的投弹手以此为荣。在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曼哈顿总部、通用电话电报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遭到爆炸袭击后，一个自称9号革命力量的团体声称对此负责，谴责这些公司靠越南战争牟取暴利。有的恐怖分子因爆破技术不精把自己也炸死了。在“IBm、通用电话和美孚”事件后不到一个月，一间地下炸弹厂爆炸，该炸弹厂位于纽约下东区一户经济公寓内。一个革命者因此丧命，还有一个人受了重伤。在巴尔的摩，拉普·布朗的两名黑人门徒死于自己的车里，因为一颗炸弹提前爆炸。3月6日，格林威治村发生爆炸，造成1970年最轰动的爆炸灾难。3名年轻的虚无主义者丧生，几个显赫家族也牵涉其中。

凯思琳·普拉特·威尔克森刚从斯沃斯莫尔学院毕业；戴安娜·奥顿和凯西·布丁是布尔茅尔女子大学的校友。3人都是地下气象员组织的成员。戴安娜来自伊利诺伊州一个极端保守、声名极盛的富有家庭。一个世纪前，当时还是威尔士亲王的英王爱德华七世曾驾临她家华丽气派的宅邸。凯西是伊西多·斯通的外甥女，其父里伦纳德·布丁是一位著名律师，他的客户包括保罗·罗伯逊、朱迪丝·科普朗、朱利安·邦德及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凯思琳的父亲拥有系列广播电台，凯西琳出事时他正和第二任妻子在加勒比海度假。当时凯西琳正款待戴安娜、凯西、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分会的活跃分子泰德·戈尔德，以及一位身份不明的年轻人。那次聚会是在威尔克森家位于曼哈顿西11街18号那幢价值10万美元的气派宅邸里举行的。

当天正午纽约天朗气清，空气中弥漫着早春的气息。隔壁著名演员达斯汀·霍夫曼的家中空无一人。威尔克森家看起来静谧，但年轻的革命家们可正在屋里忙碌。地下气象员组织当时的两个口号是“不信枪支和暴力就不是革命者”及“把战争带回家”。星期一，其中一个男孩扮成牧师，开车到新罕布什尔州购回两箱炸药。57截三硝基甲苯强力炸药散布在地下室的临时工作间，还有绝缘胶布、瓦楞钉、定时装置、门铃线、30条爆破引线及用于盛装炸药的长短不一的铅管。

也许没人能说清哪儿出了错，但总之是有人闯了祸引爆了整堆炸弹。可能是戴安娜：她身体损伤最为严重，她的头、双手及一只脚被炸飞，身体被瓦楞钉扎得尽是窟窿。戈尔德和那个身份不明的男子也被炸死。第一波爆炸掀翻了霍夫曼家客厅的墙，震碎了许多对街房屋的窗户，连16户人家以外的一间厨房都有震感。接着，煤气总管道着火，引发另两波爆炸，楼板开始坍塌。

在屋里，吓傻了的凯思琳和凯西还在流血，一个人赤身裸体，另一个人只剩下点残破的衣衫。两名警察和一位退休消防员立即展开营救，一位邻居让她们在自己家洗澡，还借给她们衣服。《生活》杂志的约翰·内亚里讽刺地说道：“这些女孩可是称警察为‘猪头’的。”被救之后女孩们不知去向。消防员最初以为事故原因是煤气泄漏，但当他们发现炸药、雷管和成堆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宣传册时，打算找幸存者问清楚。纽约当局获知，因去年10月参加“气象员狂怒日”行动，凯西和凯思琳在芝加哥受到指控，后经保释重获自由。在她们缺席3月16日的审讯后，联邦调查局加入了对他们的搜捕。姑娘们的家人说她们曾捎信说还活着，但不愿透露细节。

在美国的另一边，激进政治与巫术的离奇结合创下了曼森凶杀案后加利福尼亚州最血腥的谋杀案。警员在例行巡逻时发现眼科医生维克多·奥塔的宅邸着火，于是叫来了消防员。这处可以俯瞰蒙特雷湾的房产价值25万美元。消防员们到奥塔家游泳池取水时发现了奥塔、奥塔夫人、两个儿子和医生秘书的尸体。他们全被用艳丽的围巾捆住，后脑勺中枪。在奥塔的车挡风玻璃刷下，警察找到一张字迹潦草的字条：“从今日起……任何滥用或破坏自然环境的人将同样被判处死罪……我和战友们誓死对抗所有破坏地球自然生物的人或事。必须根除唯物主义，否则人类终将灭亡。”签名则是来自塔罗牌上的名言：“令牌骑士，圣杯骑士，金币骑士，宝剑骑士”。签名人是住在半英里外破烂小屋里的约翰·弗雷泽，一个留着胡须的年轻人。弗雷泽的律师说他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伤及大脑，从此“就变了个人”。

1970年加利福尼亚州黑人革命中最著名的倡议者是个黑美人：26岁的安吉拉·戴维斯。安吉拉出身于中产阶级黑人家庭，曾是伯明翰的女童子军，并不仇视社会。直到1963年9月，一起教堂爆炸事件夺走了她4位黑人女友的生命。就读于布兰迪斯大学时，安吉拉入选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成为马克思和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狂热读者；接着在巴黎第一大学和德国攻读研究生学位。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成为马尔库塞的学生；也是在那儿，安吉拉加入黑豹党和共产党。在一次演讲中，她告诉本科生“必须推翻政府”；另一次演讲时，她倡议：“如今必须把革命和解决实际问题挂钩。革命不再是空洞口号，而是要切实解决根本问题。”她参与了突袭圣迭戈一栋教学楼的行动，且因拒绝离开警局而被捕。

后来安吉拉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助教，教授哲学。直到1970年4月，根据教职员不得是共产党的规定，里根州长的校董会决议将她开除。但加利福尼亚州高级法院和美国最高法院都认为，不能仅因共产党员的身份就将州立大学老师革职，委员会遂将解雇理由改为教学能力不足。大部分学生和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员工都支持安吉拉；她的教授同事们决定在她离职时，用“我们的震惊、沮丧与愤怒”表明对她的支持。他们投票决定无视委员会的决议，保留安吉拉的教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安吉拉的教职问题尚且悬而未决，整件事的性质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一个黑人斗士，安吉拉一直鼓动释放“索莱达兄弟”——3名并无血缘关系的黑人囚犯，被控于1月16日杀害了一名索莱达监狱的白人守卫。三人中最有趣的是27岁的乔治·杰克逊，他因1961年抢劫汽车加油站正在服无期徒刑，这是他服刑的第5年。杰克逊服刑期间的信件汇编成了《索莱达兄弟》一书，凭此他堪称当年秋季全美最著名的罪犯。书中最动人的片段是写给安吉拉的，两人初次相会于5月的萨利纳斯法庭听证会。在安吉拉的回信和日记中，她表明自己“不由自主”地爱上了杰克逊，自称是他“一生的伴侣”，会竭尽此生让他重获自由，并为此不择手段，这撩起了公众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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