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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内讧不断（第3页）

1949年9月23日，苏联试爆原子弹成功，这一消息成为美国发展新式核武器的转折点。至此，在一系列因素的刺激下，发展聚变炸弹最终战胜了一切反对意见。首先，他们发现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物理学家早在1932年就探讨了聚合光核子的可能性。阿尔瓦雷斯和欧内斯特·欧·劳伦斯对此深信不疑，转而支持特勒，他们三人成为科学界知名的“超人”。而“超人”首脑特勒的最强反对声则来自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这三人是美国科学界响当当的三巨头。因此，即使双方在别的方面势均力敌，反对派也应该轻易就稳操胜券，开始时也确实如此。1949年10月25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权衡是否该支持研制热核武器。如果在一个大城市投放一枚氢弹，该城市80%~90%的人会立即死亡。因此，他们对此持否定意见。除道德理由外，氢弹制造昂贵而复杂，这也会使阿尔伯克基生产原子弹的速度减缓。而且，即使证明氢弹是可行的，值得投放氢弹的苏联目标也只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而这两座城市用裂变物质就能毁灭。

这是普遍认知取得的胜利，但只是斗争的开始。“超人”们与美军预备役少将刘易斯·斯特劳斯结成盟友，斯特劳斯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5位理事之一（其余4位为反对派）。他们还争取改变其他人的看法，如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成员以及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保罗·尼采。“超人”们认为美国的威望应归功于美国科技的优势，如果苏联制造出第一枚氢弹，美国将大失颜面。1950年1月13日，奥马·布雷德利决定支持“超级弹”研发计划，其理由是，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他不能在加速的军备竞赛中让苏联哪怕是暂时得到好处。同月，希斯被判有罪，麦卡锡主义开始盛行。布雷德利做出承诺后4天，支持氢弹制造者的第二个刺激因素从伦敦传来——福克斯被指控叛国。人们难以断言福克斯究竟知晓多少，但他曾出席英美科学界最高级别的会议，因此美国政府在心情上正处于过度反应的状态。1月31日，由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撒尔组成的三人特别小组在行政大楼开会，再次讨论了热核应急方案是否可行。持反对意见的利连撒尔在表决中被击败。当天下午，杜鲁门总统便宣布，他已命令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研发氢弹或“超级弹”。

许多科学家认为自己的良知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奥本海默作为代表说道：“从一些粗浅的意义上来说，粗俗、幽默、夸张等方式也不能将其消除，物理学家知道什么是罪恶，这是他们不会丧失的知识。”《原子科学家通报》每期的封面上都附有一个时钟，指针指向11点52分，现在指针已指向11点57分了。在康奈尔大学教授汉斯·贝特的带领下，12位资深物理学家发表声明，指责杜鲁门的决议。他们表示：“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权力使用这种炸弹，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炸弹已不再是战争武器，而是毁掉整个人类的手段。其使用违背了一切道德标准，违背了基督教的文明。”毫无疑问，他们是真心诚意的，但贝特的愤怒只是短暂的。不到5个月，朝鲜战争爆发，这对反对者的决心是一次考验，同时他们也受到了新方案对科学家好奇心的挑战。朝鲜战争动摇了贝特，他认为爱国主义要求他摒弃自己对氢弹的反对意见，并投入初步的研究工作中。他投入的极大精力是成功研制氢弹的主要原因。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只是满足他们的好奇心。1951年6月，在朝鲜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当天，特勒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学院对几位优秀的同伴发表讲话。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新任主席戈登·格雷记录了此次讨论情况。部分记录内容如下：

会上出现了一些情况。爱德华·特勒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大家，他认为这是一种制造热核武器的全新探索途径……大家进行了计算，主要是贝特、特勒、费米等几位博士在计算，奥本海默也十分积极……与会者无一例外地参与其中，这也包括奥本海默博士。大家热情高涨，现在某种东西已经成功在望了。

同一星期，格雷承诺将由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出资建造美国第一个氢弹工厂。直到13年后，电影人物斯特兰齐勒夫博士才对特勒狠狠地嘲弄了一番。但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梦想的怪物早已被安放在地下发射台上，一按键便可使用。

首先，必须要解决一系列的数学难题。制造原子弹的方程式已经相当复杂了，而新的方程式更是无法用常规方式推导。要制造这个复杂的设备，每一步都需要惊人的计算量以得出精确数据，从而测定对内部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部件的影响。因为这些反应是在若干分之一秒内连续发生的，因此从实际效果看，它们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人类的大脑却无法应付。1951年的计算机也没帮上大忙。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为哈佛大学设计的计算机尽管有500英里的电线和300万个电接头，速度也远远不够。虽然计算机不断改良，但其中性能最好的ENIAC（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也只能记忆27个单词。令人恼火的是，它们还变幻无常。暴风雨会让它们发生故障，电子管熄火，电路出错，而维修人员也找不出毛病所在。技术人员整夜整夜地坐在出问题的计算机前，在一个问题上花费数月时间，而其他设计组的专家则只能束手等待结果。洛斯阿拉莫斯的计算机组员每星期多工作一天，且24小时轮流值班。科技区的进度止步不前，直到一位科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决定打破这个瓶颈。诺依曼考虑到“超人”们的矛盾心理，便将他们的目标称作“魔鬼的武器”，然后无情地、不顾一切地开始研究。20世纪30年代时，诺依曼在数学界已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他喜欢制作机器人和机械玩具，而如今对“超级弹”做出的永久贡献又将是另一种超级玩具。它可以容纳和记忆4万比特的软件（计算机对输出数据的叫法），并在一天之内算完三个月的方程式，诺依曼将其命名为“数学分析器、数字积分器和计算机”。该设备申请专利且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注册而无法更名后，他的同事才发现其名称的首字母缩写为MANIAC（疯子）。

在“疯子”的帮助下，他们在杜鲁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制作完成了重达65吨的氢弹。在“堪萨斯-怀俄明战线”和“大酒杯”的时代，将它叫作“迈克”也不足为奇。“迈克”被运到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岛，放在埃卢盖拉布小岛上的一间小屋内，屋内还放着各种离子室、高速摄像机、α射线光谱摄制仪、装有铀和重氢的容器和其他核设施。7年前，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地带举行过的仪式再次上演。1952年10月31日晚，所有船只都后退40英里，只有一队志愿者做最后准备。他们也撤离后，便在船上使用扩音系统开始倒数，引爆炸弹。黎明时分，数到零的时候，“迈克”便立刻成为第一枚人造炸弹之星。目瞪口呆的船员们看着巨大的火球升空达5英里，随后出现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呈淡紫色、蓝色、灰绿色，上升25英里后进入平流层，而下面的埃卢盖拉布小岛燃烧起来，一分为二后便沉没了。

潜水员随后在海底发现一个1英里长、175英尺深的峡谷。科学家们计算出，炸弹形成的直径4英里的火球会使斯波坎或旧金山的所有商业区、圣路易斯或匹兹堡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曼哈顿自中央公园到华盛顿广场的一切瞬间化为乌有。当时海军安保十分稀松，书信检查员没有在意此类信件，它们使人不寒而栗，一位目击者称“至少10个太阳”才能比上它爆炸的亮度。一些信件被登载在当地报纸上，现在整个世界都知晓这个实验及其可怕的后果了。9个月后，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在莫斯科得意地宣布：“美国已不再垄断氢弹了。”B-29型空中实验室在亚洲上空追踪到放射性物质，证实了他的说法。与此同时，英国也在试验其第一枚原子弹，其特点是可怕的Z字形云朵。核俱乐部的成员逐渐增加。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科南特预见的噩梦终于变为现实，到处都笼罩着恐怖。爱因斯坦告诉记者：“全体灭绝正在向我们招手。”

新情况随之产生：完美的武器必须由完美的工具运载。20世纪50年代早期，爆炸中的自动化技术还没有完全脱离人为因素。建设美国核工厂的责任将由战略空军司令部承担。该司令部有27万人，驾驶着B-29轰炸机不断在全球穿梭，确保即使美国被毁灭，他们还能进行毁灭后的复仇。战略空军司令部一点儿也不吸引人，每名飞行员都要携带着比“二战”联合空军突袭时扔下的还要多的炸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将军高举宣传牌，宣布“和平是我们的事业”，并将爆炸声称作“自由之声”，将年度演习称为“世界轰炸冠军大赛”。演习中，将由配备雷达的火车记录谁击中什么目标。但将军和飞行员也是人，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久就会被淘汰。

取代他们的偏偏是来自第三帝国那硝烟未散的废墟中的实验室。在“二战”交战国中，只有德国预见了喷气式火箭的军事用途。设计过V-1和V-2型导弹的科学家成了抢手货，战略司令部的战略家们不断上门取经。如果使用火箭推进，原子弹不用半个小时就能穿越大西洋或北极。战略司令部曾考虑使用火箭，但认为其不太精确就放弃了。原子弹的误差幅度不能超过2‰，这意味着如果射程是5000英里就会出现10英里的偏差，但对氢弹来讲，这个偏差却无所谓。埃卢盖拉布小岛的沉没使大家对问题有了全新而残酷的看法。按《财富》杂志恐怖的说法：“由于毁灭性热原子弹头中的量子跃进，炸弹会在离目标中心8~10英里的范围内爆炸，这一点在军事中是可以接受的，更不用提致命的尘埃会降落在广大地区了。”

“放射性尘埃”这个危险的词开始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语言，它暗示炸弹造成的死亡圈的扩大，标志着“战争”整个概念的改变。另一个意义重大的新词是“过度毁灭”。氢弹被改良为“裂变-聚变-聚变”炸弹（FFF炸弹）——在原子弹爆炸和燃料聚变的基础上，再加上弹壳的聚变，放射性尘埃的覆盖范围增加到300平方英里。

正是这一点，使人们开始深入研究问题。“二战”时的民防系统计划简直就是个笑话：海洋那么辽阔，轴心国的轰炸机根本构不成威胁，那些头戴白色扁平铁皮帽的空袭队员对整件事也感到丢脸。如今，他们长期的警戒终于有所回报。他们重新活动起来，监督学校的演习。另一方面，护身符和江湖骗子的生意逐渐兴隆。江湖医生开始宣传铅箔乳罩、铅制胸衣、铝制睡衣和危险时可挂在头上的松紧口袋。还有一个怪人兜售“铀235原子震伤特效药”，后来美国公共卫生署发现该药的主要成分是小苏打、食盐和水。另一个谣言是，剃光所有宠物的毛发，就不会有放射性物质了。动物保护协会提出抗议，才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但这些民防运动多少有点儿不切实际。对最有事业心的企业家来说，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修建家庭掩体。1951年1月，洛杉矶一家建筑公司为它修建的第一个家庭掩体举行破土仪式，以鼓励人们修建家庭掩体。一位有三个孩子的母亲鲁思·科尔霍恩夫人在电视台摄影记者面前正式铲了第一锹土。她签订合同，花1995美元修建地下家庭掩体，内有色彩亮丽的混凝土墙壁、草绿色的塑料地毯、用推拉门巧妙隐藏的储藏室和一个轻巧的盖格测量器。她兴高采烈地告诉电视观众：“我在夏天就做了许多罐装水和罐头，这将是一个不错的储藏室。”略微思考后，她接着说：“我将把这个地方打造成孩子们玩耍的乐园。”

花上3000美元就可建造一座“一号小型防护罩”，它包括手提三路收发报机、鼓风机、发条钟、急救箱、斯丹诺牌取暖炉、放射性元素图表、防护服、化学清洁剂、汽油发电机和一套锹镐设备（“爆炸后可挖出条路”），以及一个五口之家在地下3~5天所需的一切用品。

对于大多人来说，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在爆炸当日对待目光短浅、没能修建自家掩体的邻居。退入自家的掩体后，就再也没有多余的空间留给邻居了。所以他们必须将邻居拒之门外，必要时还不得不使用暴力手段。因此，有些人考虑使用包括手枪在内的成套装备，但大部分人还不至于那么现实。后来，后院的地下防空洞就成了稀奇玩意儿：一些成了烧烤场地，另一些则用于堆放园艺工具、滑雪轮胎和孩子的自行车。

不久，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对核屠杀引起的恐怖说法也知之甚详了。他们毫不费力地将思考重点从百万吨级的炸弹转到百万计的死亡上——每百万计的死亡指杀死100万人，而一天之内就可能发生10~15次百万计的死亡。对于军队以外那些考虑周全的人们来说，热核炸弹爆炸的产生使世界陷入火海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们也束手无策。冷战分子对世界末日的警告充耳不闻，政界人士则似乎已被麦卡锡主义麻痹。自慕尼黑事件以来，那些曾控制过某次国际危机的知识分子也无法运用智慧和力量去打破此次危机的控制了。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流逝，新一代美国人逐渐成熟。敏感的人们认为，中学时的防空演习具有启示性，必然会唤醒这一代儿童。然而，虽然长辈们寄希望于他们，得到的却是残酷的失望。

在杜鲁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大学教师发现知识界混进了一种迟钝而腐烂的气息——原来这正是那年青一代。如今回忆起来，很难理解当时的学生会因麻木不仁而受到责罚，但他们确实如此，并不冤枉。美国青少年从没有那样孤僻离群、小心谨慎、缺乏想象、麻木不仁、不思进取和沉默不语。

“沉默的一代”是20世纪50年代特有的，就像尾鳍型汽车后挡板和白色麂皮鞋一样，成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死寂笼罩着大学校园，自由主义变得疲惫无力、枯燥乏味。校园中没有愤愤不平的年轻人，没有燃眉之急，没有战斗热情，只有一小股极右反对分子的吵嚷声。只有少数“垮掉的一代”才会提出抗议，而他们也像同龄人那样对理想主义和争论退避三舍。对于大多数人，“抢短衬裤”（指大学男生突袭女生宿舍以夺取女生衬裤为战利品的胡闹活动）或“硬塞”活动取代了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在“硬塞”活动中，大学生尽量挤进一个狭小的空间，人越多越好，比如一辆大众牌汽车内塞进40人，或一个户外电话亭内挤满12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弗雷斯诺分校，学生们将电话亭放入游泳池的深水区，7名志愿者屏住呼吸，硬把自己塞进其中。

少数热心的社会学家试图找出其中的意义。他们认为，“硬塞”活动只是把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戏剧化，学生本身并没有错。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切毫无意义，闹过之后，他们仍会排队等待大公司的招聘面试。他们耐心地等待着一切，因此到校园参观的人开始对他们的温顺议论纷纷。漫画家将学生描绘成布鲁克斯兄弟的空心服装，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学生“缺乏果决能力”深表忧心。一位纽约市立大学的女校友返校参加社交集会，震惊离去——女生们谈论的话题永远是自己未来在郊区的家庭，以往该校的学生则一直认为这是高贵的女子学校女生的典型行为而对此嗤之以鼻。来自牛津大学的辩论竞赛者参观美国大学校园时，惊奇地发现，自由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普林斯顿大学一位戴眼镜的三年级学生问奥托·巴兹教授：“有什么事值得进行一场运动？”在哈佛大学，戴维·里斯曼描述对学生的不满时说：“当我问这些学生，他们能为这些事干些什么时，他们竟然对自己还能有所作为的想法感到惊讶。当我建议，事情发展到最糟糕的地步，他们可以组织纠察队时，他们还以为我在开玩笑。”

1950年，默里·罗斯写道：“极少数年轻人能与积极奉献的人共同努力，并与他们为实现人类的最高目标而共同奋斗。”《生活》杂志为了找到能使年轻人兴奋的方法，请他们列举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答案很直接：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乔·迪马吉奥、麦克阿瑟、贝比·鲁斯（著名棒球手）、罗伊·罗杰斯（电影演员）、克拉拉·巴顿（美国红十字会创始人）、薇拉·埃伦（电影演员）、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多丽丝·戴（歌手）和伊丽莎白·肯尼修女。这与他们父母的选择几乎一致。在新的10年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年青一代的美国人受父母一辈人的价值观影响极大。威斯康星大学的威廉·奥尼尔认为：“美国中产阶级致力于个人安全，从而造就了具有强烈中年人价值观的一代年轻人。”过去，我们有把握假设一个年轻人的政治观点起初在“左”翼，之后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转到右翼。但现在可不敢保证了。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的政治观点从正中间开始，并一直停在那儿。

当然，在任何一代学生中，大多人都是沉默的，只有少数善于表达的人具有代表性。20世纪20年代，并不是很多人都能穿浣熊皮外套，也只有少数人能驾驶斯图兹熊猫牌轿车。20世纪30年代，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或为和平举行罢课。但在50年代却难以找到能言善辩之人，难以找到可担任领袖之人。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学足球队选出两名队长或轮流担任队长，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员的钥匙也都被悄悄地揣在兜里。大学生们似乎鄙视“领袖”这一概念，而将他们称为“面面俱到的人”，但深究后，才发现他们其实毫无特点可言。关于这种人的美德，威廉·怀特曾在《有组织的人》一书中阐述为“表现并不突出，热情并不过分”。校园里“面面俱到的人”认为领导源自集体，进步在于所谓解决问题的会议，因此他们没有必要进取钻研和富有想象力。关键是，他们怀疑个人主义。寻求个人的威望和成就必须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个人爱闹矛盾，制造麻烦，危害集体荣誉，大家都想远离他。

在他们奇怪的特性中，喜好争论是最严重的罪恶。“沉默的一代”避免承担任何义务，首先在政治上就缺乏教养。他们的理想不会破灭，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理想。他们不开金口，避免严肃地讨论，将改革者称为“假善人”，敬而远之。在独立和体制发生冲突时，他们坚定地站在体制的阵营中。他们不追求名望，只希望得到他人的支持。他们渴望在集体作战中通力合作，而刻意隐藏会遭人排斥的个性。那些年，有钱的学生开始不修边幅、衣衫褴褛，以免与众不同。一名大学游泳队队员对里斯曼说：“我对我的竞争对手感到生气。我有点儿不对劲——我希望我能像某人那样与别人精诚合作，而不在乎输赢。”怀特注意到，学生不再梦想自己创业。他们想为别人、为较大的公司、为他们信赖的人工作。然而，他们对成为推销员或升职为部门主管则并不感兴趣。成为推销员就意味着面临竞争，主管则有时必须严厉。大四学生经常告诉招聘人员，他们想在人事部门工作，因为他们喜欢与人打交道，他们也喜欢到公共关系部门工作。怀特直言不讳地指出，那是因为他们想在“上班时间内讨好每一个人”。

这种观点与抗议行为格格不入。对于教授而言，反对麦卡锡主义是当时最为激情愤慨的事，但学生们却无丝毫兴趣。麦卡锡在校园没几个支持者，但也没引起太大的反感——大部分学生认为这件事很乏味。在各个领域，包括神学、新闻学和法学，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学生对于职业的选择却有了极大的变化。如今最热门的职业要数工商管理了。20世纪40~50年代，曾经最受欢迎的人文科学已开始没落，以至于不到30%的人会主修基础学科。职业培训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而工商业是最受欢迎的职业，因为学生的“投资”会得到最高利润的回报。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只有19.4%的大学生主修工商专业，到1955年，主修该专业的人已占大多数。

如果他们有什么偶像，那一定是斯隆·威尔逊《一袭灰衣万缕情》中的主人公汤姆·拉斯。在小说开头，威尔逊笔下的英雄有一位名叫贝琪的妻子，他们有3个孩子，在韦斯特波特有一座6间房的住宅，有一辆1939年的福特汽车，有1万美元的军人人身保险，还在慈善基金会有一份年薪7000美元的闲差。虽然生活比较朴素，但还是多姿多彩的。他需要一辆新车，厨房的地毯又开始磨损了……然后，汤姆似乎撞上了好运：他得到了一份处理公共关系的工作，年薪9000美元。他工作后才发现其中的陷阱：在新岗位上，他必须工作。再也没有三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了，喝咖啡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并且也不能在工作时间内讨好别人了。如今，他必须工作，有时还得在晚上5点之后或星期六加班，从而占去他与贝琪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一切使他极为不满，他告诉老板他受够了。汤姆也愿意多挣钱，但如果要以减少他作为丈夫、父亲、“面面俱到的好人”的作用为交换条件，他宁可辞职。这是小说的高潮部分，其结局也出人意料。老板妥协了：

霍普金斯站起来，又倒了一杯酒，客气地说：“当然，还有许多好的职位不必占用你太多的时间，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帮你找一份合适的。”

“沉默的一代”对此深信不疑。在他们认为的情谊背后隐藏着他们本质的纯良，以及一种安徒生式的信念：出于某种超自然的理由，他们认为看着时钟准时下班的人会享受到“美好生活”、“美好而合乎情理的生活”以及“正确而圆满的生活”。霍普金斯辩解道：“总有人要干这个工作。”汤姆也同情地答道：“我知道。”但那会是某个人而不是他，他可不会为了钱而变得神经质：

我不愿意让出时间。我实话实说，我想挣钱，没人像我这样爱钱。但我不愿意晚上和周末也工作，这样下去没完没了。还不止这些。我并不是能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我无法说服自己，我的工作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的“汤姆”们相信所有伟大的发现都已完成，所有伟大的梦想都已实现，所有伟大的财富都已到手，他们可以朝九晚五，一星期工作5天，每天只需鼓捣一下技术，处理一些专业问题，将自己大把的精力花费在工作以外的事情上——做礼拜、参加公众活动、“了解”孩子、打高尔夫、观看少年棒球联赛，和自己的“贝琪”过着满足的生活，一起在家铺设水管。只要在毕业前与合适的公司签订合同，将自己的名字挤进激烈的竞争大潮中，大摇大摆地沿着消费的“高速公路”前进，这一切都将属于他们。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那样，大学生不再吹捧“玩起游戏”，而是“心中有数”，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也意识到这个“数”会不断变化，但他们确信变化时会有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人们不再谈论背叛，因为没有必要了。一开始，他们就被束缚住了，如同中世纪的年轻人被修道院束缚，他们则是被美国方式束缚住了。他们认为，毕业后等待他们的世界既不冷酷，也不残忍，而且一定没有敌意。在美国艺术与科技学院的校刊《代达罗斯》上，一位学者写道：“当代学生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对日常生活和未来的展望都感到无比心满意足。极少数人对身体健康、职业规划、家庭关系、国情和世情、安全幸福的生活感到忧心。”即将毕业的学生已准备好拥抱现状，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得捍卫它。他们会遵纪守法、纳税、服兵役、参加投票，尽管投票后就不再关心政治。他们在穿着、谈吐、信仰、交友、头发长短，尤其是思想方面，努力符合社会标准。这样，他们就能换来美好生活的一切特权和优待，即经济上的保障。

这种交易使教师大为震惊。经历了贫困和法西斯主义而幸存的美国遗产似乎被愚蠢的青年背叛了。他们宁可用理想去换取貂皮把手的啤酒开瓶器和14K金的赊购牌。他们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人”。

在纽约的罗德夫·肖洛姆犹太寺内，刘易斯·纽曼拉比将“抢短衬裤”的恶作剧归咎于麦卡锡主义。他说，那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将“关于重大事件的讨论和反对看作危险事件”，因此学生只好通过“好笑、不得体的‘抢短衬裤’活动来发泄过多的精力”。这未免言过其实，但多少也有点儿道理。即使深思熟虑的讨论没那么危险，它在有组织的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不会受到鼓励。一位研制喷气推进设备的工程师被逮捕了，除了他是罗森堡夫妇的朋友外，没有任何理由。欧文·拉蒂摩尔曾7次被控告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做伪证。国务院禁止人们到共产主义国家旅游。美国在联合国的雇员被视为“危险人物”并遭到解雇，《麦卡伦-沃尔特移民法》的通过简直是保证到美国大学演讲的欧洲学者都会当众受辱。

麦卡锡此时正处于人生巅峰，几乎每星期都会传出反对自由思想的新暴行，多愁善感的学生们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顺从者会受到奖励，信奉异端则将遭到惩罚。华盛顿是麦卡锡及其对手最大的战场，但几乎每个地方都在进行各种规模的有声有色的战斗。例如，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有人提议将公共图书馆里作者是共产党或疑为共产党的作品打上红色印记，这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位当地的家庭主妇默特尔·格拉索克·汉斯太太倡议了此次活动。据《纽约时报》报道，汉斯太太“从不以文学造诣和博览群书自居”，但这并不表示她对书里的阴谋诡计没有独到的见解。她提出了一份有嫌疑的作者的名单，并希望处理他们的作品。她没要求将书焚毁，打上标记就足够了——亮红色的大标记一眼就能看见。标记印在封面内页，表明作者的共产党身份和政治立场，并附上他被“传讯”的次数。汉斯太太说：“这样，读者就会知道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阅读共产党的宣传册。”圣安东尼奥市市长的妻子也是一位女民兵，她认为汉斯太太的建议很好。接着，事态发展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监督者记录下翻阅过这些书籍的人，将他们的名字呈报联邦调查局或在《圣安东尼奥报》上发表。这引起了市内有权势的马弗里克家族的极大不满，他们主张公民拥有自由权。这场运动最终以反对盖章者的获胜而结束，但造成了许多家庭不和以及友谊破裂。

在印第安纳州，另一位家庭主妇托马斯·怀特太太（印第安纳州教科书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对盎格鲁-撒克逊的民间传说提出了别样的解释。她说：“现在，共产党在教育方面有一条新指示，即大力宣传罗宾汉的故事。他们想宣传罗宾汉劫富济贫的精神，这就是共产党的路线，这简直玷污了法律和秩序。”但身为共和党人的州长却不愿表态支持或反对罗宾汉。英国诺丁汉的郡守威廉·考克斯告诉记者，他认为罗宾汉（1160~？）不是共产党。印第安纳州教育局局长威尔伯·杨召开记者会，宣布无论怎样，他都会重读罗宾汉的传奇故事。20世纪50年代初期，怀疑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在一些行业中，怀疑就等同于有罪。美国主要的戏剧出版商塞缪尔·弗伦奇似乎觉得黑名单还不足够，于是组织了一次剧本比赛，在比赛中，保留“取消任何卷入学术、文学、政治或道德争论的作者的参赛资格的权利”。

当联邦调查局特工公然到学校进行安全检查，校董会又要求学生宣誓效忠时，大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不保持沉默，倒是一件怪事了。几乎人人如此。斯蒂庞克-帕卡德汽车公司董事长保罗·霍夫曼是一位崇尚自由的共和党人，他却是一个例外。在其他任何时代，霍夫曼关于自由的见解都算不上大胆，但在那时能强烈地坚持己见就很不寻常了。他在西南部的一所大学演讲后，一名学生问：“你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应该学习共产主义吗？”霍夫曼回答说：“当然，我认为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这样，我们的新一代，也是最重要的一代美国人，就会知道为何共产主义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造成威胁。”学生说：“我与你的想法一致，但此时此地发表这样的言论十分危险。”事实上，霍夫曼说这样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儿危险的。他受到了监视，当他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支持下，争取到去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演讲的机会时，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设法让他无法使用室内战争纪念馆。而事实上，他此次的演讲主题为“自由企业”。

民团迫害、新式热核武器带来的恐惧、父母讲述“大萧条”的故事，这一切都造就了“沉默的一代”。当然，这一代也有能言善辩之人。普林斯顿大学的奥托·巴兹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表示，这一代人的长辈们对他们判断错误。他说自己的学生不过是小心谨慎而已。他认为，指责他们缺少政治上的战斗精神是错误的：“将来会证明他们正是讲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而这是美国在国际和国内生活中，长久以来就需要的。”这样的赞美软弱无力，没有得到回应，也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更为著名的学者菲利普·雅各布表示，“沉默的一代”的价值观表现在背离美国传统上。他说，尽管学生们高度赞扬真诚、诚实和忠诚，但他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标准一般都很低，在许多重点院校，有计划的欺骗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他觉得学生的享乐主义和反智主义表明他们已抛弃了清教徒的传统，他认为这些学生“也许是主要文化和道德革命的先驱，但在本质上却是世俗的（名义上是宗教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却是融入集体的）社会的引路人”。

如果别人看见了革命的影子，他们会只字不提。但既然雅各布博士描绘出轮廓，自然会有人赋予其血肉。想想这一代人当时自愿闭口不谈的感觉十分有趣，他们虽然年幼，还无法评价“沉默的一代”的神秘性，但这种神秘性必然会在他们思想中某个阴暗角落留下记忆和言语所不能及的影响。1951年盛夏，在这个10年刚刚拉开序幕时，新泽西州梅普尔的马克·拉德年仅3岁；曼哈顿的马里奥·萨维奥和凯西·布丁，一个8岁，一个7岁；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休伊·牛顿10岁；艾奥瓦州道奇堡的琳达·苏·埃文斯8岁；纽约的凯瑟琳·普拉特·威尔克森6岁；伊利诺伊州德怀特的戴安娜·奥顿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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