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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哈里杜鲁门时代的生活（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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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哈里·杜鲁门时代的生活

每逢战时，美国便会出现百川归一的历史局面。美国各阶层均将困难时期看作需全国共同面对的灾难，因为没人能摆脱战争的影响，所以民众需携手共渡难关，尽管或许只是间接参与其中。战后，各种潮流再次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据人们回忆，在某个星期，国务院签署了一份互惠贸易协定，华尔街进行了一次兼并，美国大道（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举行了一回火灾受损物品大甩卖，派恩布拉夫市主办了一场选美大赛，一位年轻的主妇铺上了一块东方地毯，而世界大赛（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总冠军赛）则吸引了5000万球迷观看。

对总统观察家们来说，从战胜日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这4年10个月零10天实在危机重重。华盛顿没有消停的时候，又都有哈里·杜鲁门的身影。一次，哈里悄悄溜到墨西哥访问，墨西哥总统带他参观了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他却说：“这与美国的景色相比，完全不值一提。”当然，除此之外，还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哈里看待问题的角度当然与众不同。他是美国总统，身居高位的人总是专注于国家前途。

在这两次战争之间，无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和平贯穿始终。枪炮不响，轰炸机不飞，战舰不出海，海军陆战队闲下来只好做做俯卧撑。对出生于“大萧条”时期、生长在烽火年代的人来说，这段战争空白期是一个喘息的机会。在这安宁的日子里，那沉醉于摇摆乐的一代（有望在20世纪60~70年代一跃成为美国领袖人物的大学毕业生们）重新回到昔日女友的怀抱，而这些女孩也已经成长为少妇。1961年猪湾危机时的一天清晨，埃尔斯佩思·罗斯托对她的丈夫说：“现在是你们这些‘二战’时的青年军官担负起责任的时候了。”

在后来的约翰逊时代，华盛顿盛传着一句打趣的话，称该首都“住满了有权有势的男人和他们年少无知时娶下的妻子”。这话暗示战后婚姻无非是这些执掌权势的男人在远大征途中一时误入歧途，这话说得刻薄而又不确切。对于年轻的退伍军人和他们的新娘，20世纪40年代后期是一段美妙时光，他们恣意欢笑、海誓山盟，誓言犹如心灵圣坛上小小金色容器中袅袅升起的香气，萦绕不去。年轻，又不曾残废，已经是万幸了。结婚，就是为对方奉献自己的一切，就是互赠礼物使彼此更加高兴快乐。婚姻像一只纤巧的万花筒，年轻人的激情把数以百万零星散乱的声、色、香、味融合着叮砰巷流行音乐的片段拼接起来，像坐在行驶于第五大道的双层巴士上，越过陌生人翻起的衣领一瞥而过的广告；像塑料袋中白色的人造黄油，需挤压黄色的染料丸上色；像粉末状的水性乳胶漆，要自己调配才能使用。婚姻也是一起躺在床上抽着一根又一根香烟的无穷乐趣，但下个年代却将其变得索然无味。

婚姻，是与其他年轻夫妇玩猜谜游戏，是亚历克·基尼斯在电影《仁心与冠冕》中泛舟水上的场景，是战后第一批福特或雪佛兰汽车上市之前6个月的等待，是购买首批易洗免烫衬衣，是对她仍然缝在贴身连衣裙里的应急款的取笑，是你把她从医生的办公室接到餐厅用午餐听她说她真的怀孕了时的共同喜悦，是她第一次怀孕时轻抚她胸部的惊叹以及之后无数个第一次的新奇。婚姻，是周末躺在床上为她阅读《推销员之死》而哽咽，为《1984》流冷汗；是看电视里玛丽·马汀的洗发水广告，谈论讨厌的奇格舰长，听伊迪丝·琵雅芙和保罗·罗伯逊的歌曲，那台老旧的米罗华唱片机刚好挡住水性乳胶漆已剥落的墙面。婚姻，是1948年宝丽来黑白相机刚面世时，在一个个星期日下午给对方拍摄的相片；是同年夏天摆弄哥伦比亚公司首次生产的10英寸或12英寸、每分钟33.3转的黑胶密纹唱片，以及来年1月RCA维克多公司生产的新型45转密纹唱片，接着，又突然特别怀念并重新拾起以前的78转唱片。后来，婚姻是在“乡村”酒吧消磨几个小时后又在“尼克”和“艾迪·康顿”酒吧流连不归，是在一个人影都没有的第52街上行走。正是在这里，佩特瑞罗终于使摇摆乐退出了流行的舞台，让位给查理·帕克和迪兹·吉莱斯皮共同创造的“激进”的波普爵士。在昏暗的吉米·瑞安酒吧外，你低下了头。这时，社会逐渐追求个性，讲究品位。素不相识的男人们，穿着筒上绣着边花的袜子；把钱叫作“钞票”；朝路过的女孩大喊“棒极了”；星期一打保龄球；在凌晨3点互发歌唱电报；在新婚夫妇的弹簧床垫上系上小铃铛，然后在屋外偷听；模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腔调说：“我讨厌战争，埃莉诺也讨厌战争”；星期日穿上罗伯特·霍尔牌西装将狐尾草绑在收音机的天线上，在后视镜上挂一双婴儿鞋；星期六早上是雷打不动的洗车时间；见面时打招呼说“好久不见”（longtimenosee）这样的中式英语；已婚妇女去市场买东西时，头上还戴着卷发夹，嘴里总是嚼着口香糖；带着全家去电影院观看《四个女人与吉普》、《硫磺岛浴血战》之类的影片，而坚决不看《凡尔杜先生》，因为《大观》杂志揭露该片主角查理·卓别林是共产党人。

昔日的小孩如今已成长为十几岁的青少年［现在普遍使用的“青少年”（teenager）一词最初出现在1945年1月7日那期《纽约时报》中］，日益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一些恪守传统的家庭仍然将他们约束在家里。玛格丽特·杜鲁门在她1956年出版的回忆录《纪念品》中写到，人们依然管她叫“‘那个杜鲁门家的小女孩’——我和当时普通的青少年一样，对这样的称谓极其反感”。然而，在白宫之外，“青年的力量”正在重塑社交行为，他们往往吵闹过头或者品位低俗，惹得老一辈美国人总是牢骚不断。而年龄更小的孩子则用装橘子的板条箱和旱冰鞋的轮子制成滑板，终日溜着玩，乐此不疲。

20世纪30年代，流行音乐的数量增长了10倍，全美自动点唱机达到50万台，每年赚取2.5亿美元，但都是镍币。那些歌曲的曲调不值得回味，歌词也容易被忘记，但是点唱机却深受人们喜爱。年轻人相当钟爱它，哈得孙谷中有一所名为斯卡伯勒的高中，该校毕业班的学生在1947年将一台点唱机作为礼物献给学校，家长和老师笑容满面地在旁边看着。

正是在杜鲁门时代，美国顺应历史潮流加入了国际社会。1941年天气阴冷的圣诞节期间，丘吉尔来白宫做客，罗斯福灵机一动，想出了“联合国”这个概念。《时代周刊》在1942年1月10日的那期中报道：“联合国这个新词”已经悄悄地出现在世界词汇库中。此前一年，《财富》杂志调查发现，希望美国加入一个国际组织的选民还不到13%。而到了1944年3月，这个数字猛增到68%。同年，各地大学生赞成美国派出代表团常驻联合国，赞成比例为50：1。萨姆纳·威尔斯也同意这个想法，并写了本颇具说服力的书《决定的时刻》，呼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1944年8月，每月一读俱乐部推荐它为该月名著，并卖出近50万本。阿肯色州众议员富布赖特提出建议，主张“建立一个适当的国际机构，使其有足够的能力为世界各国建立并维护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并且……美国应参与其中”。这个提议在众议院以360：20的票数通过，在参议院中也同样获得两党的一致支持。

为了争取联合国总部落户的殊荣，费城、大西洋城、芝加哥、旧金山和南达科他州的布拉克山市与纽约市展开激烈的竞争，它们都愿意提供免税地段。而康涅狄格州的小城格林尼治却投票反对接收新的世界组织，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当地人反对威尔基和他的那本《天下一家》，借此发泄不满。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在他那位于沃德曼公园的公寓中深思了数月，最终做出了对他而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坚信国际社会相互依存才具有可行性。他曾蹲在伦敦的地下防空洞里躲避空袭，当德国的导弹倾泻而下，大地剧烈摇晃时，他问陪同人员：“人类发明了这样的武器，谁还能够置身事外或袖手旁观呢？”范登堡说服了党内孤立派。当时，他对沉默下来的参议员说：“我一向公开表示美国要自立自强。我仍然认为，不管有无与其他国家的合作，都绝不能再容忍我们的国防力量退步到只是摆设。但我相信，今后任何国家都无法光靠自己就能保平安……我希望美国能最大限度地与世界各国合作……我希望国际公法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威。我认为这是满足我们切身利益的必经之路。”

两党参议员全部起立为范登堡鼓掌。媒体也大唱赞歌，称他的讲话是一场“毋庸置疑伟大”的演讲，是“参议院80年来最重要的演讲”，是“用武力对付一切侵略的勇敢誓言”，是“保证不再出现慕尼黑协定的承诺”，是“使全世界振聋发聩的一声枪响”。在一片兴高采烈的气氛中，华盛顿对发生在世界另一端的真实枪声却充耳不闻。原来胡志明压制着满腔怒火从巴黎回国，随即宣布越南独立，并自立为总统，开始上山打游击。而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却没有向其驻扎于当地的外交官发出特别指示。叛乱者毕竟只是当地人，算不了什么，必要时只需派出几个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可以将他们击溃，根本无须美国出手。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法国外籍军团就驻扎在当地，随时可以出动镇压叛乱。

这里有个难懂的语义问题，但要想理解战后的国际政治，必须对其有一定的了解。当时，“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联合国”都还不是全球性的概念。直到1947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讲，发起以其名字命名的计划时，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演讲中的“世界”仅限于北美、西欧以及它们的盟国和属国。那时还没有“第三世界”或类似的概念。惊人的是，1942年以联合国名义发表的新年宣言也只有26个国家署名：美国、英国、苏联、中国、5个英国殖民地、8个当时还受纳粹德国奴役的欧洲国家和9个南美洲共和国。简言之，联合国就是一个誓言要打败希特勒的国家联盟。1945年，非洲只有4个独立国家：英国势力仍占统治地位的埃及、美国的奇特傀儡利比亚、刚从意大利法西斯手中解放的埃塞俄比亚，以及从过去到现在都处于白人寡头政治统治下的南非。到“二战”胜利，联合国的成员国增加到51个，新加入的有获得解放的欧洲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和分散在各地的小国。但联合国依然像一个绅士俱乐部，你可以拍拍手叫声“服务员”，或说句“我是年满21岁、享有自由的白人”来表明自己具有独立行事的资格，而不会得罪其他成员，包括黑色皮肤的成员。换句话说，在这个社区里，邻居尚未因黑人增多而搬走。

曼哈顿岛五光十色，下东区第70街往下的几条街区是富人聚集区，也是潮流前沿之一。战后在这里举办的宴会，开场方式往往千篇一律。叫一杯时髦的“海风”，即杜松子酒和橙汁或柠檬汁的混合酒水，并声明：第一，你从不看电视；第二，你认为克里斯汀·迪奥已经失去了理智。在第一点上，你可能说的是实话，也可能不是，但在第二点上，你简直大错特错。克里斯汀·迪奥至少和你一样正常。战争结束时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步入中年的巴黎服装设计师，但他敏锐地猜到，美国女性仍然盲目追赶巴黎的时尚潮流，且迫不及待地准备好要庆祝她们非常厌恶的l–85号政府条例的废除。华盛顿的这一条例对女性服装限制苛刻：衣服折边不得超过2英寸，衬衫只能有一个口袋，大衣不能翻袖，腰带宽度不得超过2英寸，不能佩戴额外的兜帽或披肩，裙宽不超过72英寸。巴黎沦陷后的5年内，无数美国女孩已习惯了没有口袋和褶皱的衬衫、简朴的套装以及短裙，最后一种打扮倒是使得男人们大饱眼福。然而，迪奥并不愿意屈服于现状。1945年年底，这个出色的女装设计师设计出离地不足12英寸的宽裙，没有垫肩却有加厚的胸罩衬垫（一般称为“假乳房”），还有使男人心跳加速的鞋和帽子。迪奥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一旦女性接受了他的设计风格，她们就不得不花一笔钱给自己的衣橱“大换血”。这次重拳出击一举赢得年营业额高达30亿美元的服装行业和女性杂志的追捧。女性杂志HarpersBazoar、Vogue和Glamour简直欣喜若狂。一位作家大声喊出：“你的胸部、肩膀和臀部都圆圆的，你的腰部纤细，宽大的裙摆意味着你有一双娇嫩的美腿。这才是你呢！”他们在印刷精美的杂志上大吹大擂，反对过去那些无趣、难看、单调的式样，而宣扬迪奥这种裙摆宽大、用料奢华、丰富多彩（即价格昂贵）的“新式样”。

“新式样”成为1946年时尚界的战斗口号。对美国的丈夫们来说，除了因迪奥的裙子遮住女性的双腿而感到失望之外，他们还得为妻子购买的新衣服付账。一件塔夫绸便宴服的价格往往差异很大，从阿肯色州生产的17.95美元一件到巴黎原产的450美元一件不等。对他们的妻子来说，情况更加复杂。大多数人也觉得价格太贵。许多人还觉得，深V字领、窄腰身、斜肩、中长裙以及轻薄的蝉翼纱上衣连着下面的陀螺裙实在说不上好看。不仅如此，那些推销活动简直是在侮辱她们的智商。时尚杂志中的短文都文理不通，Vogue“傻笑”着说：“在本期中，稳重的人的优点被丢弃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它甚至不成句子。如果女性购买这些荒唐的服装，就无异于承认她们确实是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是两性中更为软弱的一方，是优柔寡断的小笨蛋。在内，不能将家产交给她们；在外，让她们出门很危险。

但对女性来说，难点在于缺少选择，因为社会还是充满了针对她们的各种禁忌，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成自制。她们的妈妈教导她们在任何方面都要做到谦逊温和，但是在强烈不满的驱使下，她们做了时代局限下可以做的一切事情。676名肯塔基州职业妇女签署了一份反对“新式样”的宣言，重点抗议裙子的长度问题，因为女性早就习惯了裸露出腿部的大部分肌肤，而即使胜家牌缝纫机也无法将短裙放长。“刚过膝”俱乐部在数个城市迅速兴起。达拉斯市1300名“刚过膝”俱乐部会员身穿裙边刚刚盖住膝盖的裙子在商业区游行，她们高举标语牌，强烈要求不盲从法国的时尚潮流。迪奥在巴黎大声叫屈：“天啊，我做了什么错事呀？”好像他毫不知情似的。

危机出现在1946~1947年。数百万码印花雪纺绸和蕾丝花边堆积在曼哈顿服装厂的仓库里，等待小石城、丹佛市和西雅图市的人们做出决定，迫在眉睫。顾客们也饱受压力。每次一个女孩在人行道上从另一个女孩身旁走过时，两人都要就服装式样问题经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有人则想要暂时避开这个问题，选择躲入所谓的第三世界战后时尚，即采用不属于“新式样”的新式样。例如，贫困的英国还在实行物资配给制，鞋跟高度不能超过2英寸，聪明的女装设计师波多贝罗就制作出了一种镶有楔形后跟的平底鞋，物美价廉，鞋面结实。1946年，美国的女装设计师则重新推出了露脐装，并创造出无肩带、有钢托的胸罩。1947年4月6日的复活节临近，双方的斗争依然僵持不下。然而，女人们仿佛一下子就放弃了抵抗。她们或许软弱、愚蠢，但凡是能用现金付账或可以赊账的中产阶级女性都不愿意在节日那天穿得像个老古董。当她们走过教堂通道时，清楚地向美国其他人——她们牢骚不断的丈夫们表明，“上流社会”这个词来源于法国绝不是偶然。

这场斗争过去后，女人们不但举白旗投降了，还装作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她们开始热衷于穿衣打扮，服装式样层出不穷，帆布鞋、木屐、亚麻靴、细高跟“裸脚背凉鞋”，还有以面纱、羽毛、乃至鸟笼装饰的土耳其毡帽。鞋匠的奇思妙想还情有可原，因为女性穿上长裙后露出的腿部长度有限，那些双腿修长的女人就想穿着稀奇古怪的鞋子、五颜六色的尼龙袜和各种各样的鞋带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但不管从什么角度看，那些帽子都毫无道理可言。那些不实用的搭配——手套和奇形怪状的手提包也是如此。倘若这些奇装异服有什么社会意义，那就是证明了女性直觉，她们有权利犯错，有权利做没有价值的事情，有权利变化无常。

在曼哈顿的宴会上，客人们一边品尝着“海风”或马提尼酒，一边谈及以下话题：赖利·马克菲尔用300万美元买下扬基棒球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退休了、罗马教皇新任命了4个美国籍红衣主教。还有一个令人扫兴的消息：丹佛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36%的美国人预计美国将在25年内再次打仗，23%的人则认为将在50年内，只有20%的美国人认为“二战”是最后一次世界战争。这次民意测验是在1945年年末进行的，美国人民还没有意识到美国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在那个年代，下东区第70街往下的富人区的宴会不允许采取自助餐的形式，男女不能穿着随便。男士打黑领带，女士身着晚礼服，在铺着亚麻桌布的餐桌旁找到自己的座位。主宾坐在男主人的右手边，男女交错而坐，旁边的人不能是自己的配偶。按规矩，你要同左右两旁的客人交谈，不能冷落任何一方，直到喝完最后一杯酒，蜡烛将要燃尽，男女才起座分开。男士都聚集到男主人身旁，喝着白兰地酒，抽着哈瓦那雪茄烟；女士则上楼去做她们在这样的场合要做的事。似乎她们总要腾出点儿时间来聊聊她们这个群体感兴趣的特别话题，比如，耶鲁大学的儿科专家阿诺德·格塞尔那本《儿童生活的最初5年：学前儿童生活指南》当时还很畅销，通常会激起大家在化妆室里的谈性。（《圣袍》和《通往内心安宁之路》其实更畅销，但在这些女客面前谈及这两本书无疑是在社交中自绝死路。）那时女人们都爱把手袋、帽子和衣服配套，把黑色“美人斑”绸片贴在脸上，把大幅本人肖像印在新的衣料上做成裙子。她们清楚地感觉到科技革命的影响，和农场里的女人一样，她们对此充满感激。无论是在曼哈顿，还是在艾奥瓦州，合成纤维面料正在改变她们的生活。仆人几乎已经绝迹，雇用仆人的很多理由也不复存在了。“二战”胜利还不到一年，电器商店里已经出现了电动干衣机；20世纪40年代后期，妇女们每年要购买22.5万部自动洗碗机和75万台垃圾处理机。1947年出现了冰冻橘子汁。当然，一些新发明是荒唐可笑的。芝加哥一位年轻工业设计师让·奥蒂斯·莱内克取得了一项关于电吉他的专利，这种吉他的音调可以调高到超出人耳鼓膜的承受范围。人们会说，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众所周知，我们接纳各种各样的人，但有的人确实应该被拒之门外。

广告业即将进入黄金时代。一个海军退伍军人根据真人真事写的畅销小说（魏斐德1946年出版的《广告员》）使得麦迪逊大道家喻户晓。然而，那些发行量极大的杂志虽然带来了广告行业的繁荣，却在之后的激烈竞争中惨遭败北。战争期间，出版商与威洛伦机械制造厂的工头一样，忙个不停。从珍珠港事件爆发到战胜日本的这段时间里，平均每份杂志的订阅者都增加了25万人。战前，这些杂志在国外的发行量顶多只有几千册，但现在，美国已被公认为西方的领导者，其杂志在欧洲的读者激增了好几十万。仅在两年之内，广告收入就增加了1亿美元。但即使在全盛时期，该行业也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约翰·费希尔刊载在《哈泼斯》杂志上的报告指出，根据广告商的调查，具有文化修养的美国人越来越青睐那些面对特定读者的期刊，如《游艇》、《假日》、《纽约客》等。而一般读者都无法静下心来，他们已不满足于消遣散心，而希望看到一些引人入胜、使人着迷而神魂颠倒的东西。他们一旦发现了电视这个好东西，那些曾在报摊上畅销一时的杂志的好日子便屈指可数了。

杜鲁门执政的头几年，电视曾引发人们的热烈谈论，但除了话题性，它并没有产生其他效果，自然也不是赚钱的生意。早期的杜蒙牌电视机太小，价格昂贵，数量不多，而且可看的节目很少。但从1945年6月19日路易斯对康恩的拳击比赛和1947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总冠军赛两次体育赛事的实况转播情况来看，电视已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比起花费50美元坐在拳击台前或扬基体育场中的观众，在家看电视的人看得更全面、更清楚。然而，直到1948年1月1日，美国仍只有17.2万台电视机和不到20个电视台，数量如此之少，不足以说服广告商投入大笔资金。所以无线电广播行业仍得意扬扬。好莱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电影大亨们只得向麦迪逊大道的大型广告公司摇尾乞怜，而这些公司办事利落的客户主管们就会立即在美国的广告牌、地铁和电车上大肆宣传“不如今晚去看场电影吧”，并向人们保证“电影比原来好看了”，但这并非事实，而且也不管用。据传，每月有25万台电视机进入美国家庭，因而这套宣传策略已经行不通了。但这似乎无关紧要。广告人和公关人犹如一对难兄难弟，他们点石成金、法力无边，战时文辞华丽的广告宣传已征服了市场，使新的衣料和电器、刚面世的罐装啤酒和双层玻璃纸包装的香烟迅速为人们所接受。无论在曼哈顿的宴会上，还是在底特律的汽车展览厅里，抑或与石油商人和职业说客在一起时，只要这些公关广告商清清喉咙准备发言，其他人就会安静下来。这些塑造形象的人见解独到，当然要洗耳恭听。众所周知，民意测验的技术和操纵人心的手段还处于试验阶段，但就像牛顿观察到苹果的下落或弗莱明在实验室里发现了青霉素霉菌一样，给它点儿时间，再给它点儿时间，它的发展潜力是无穷的。1934年，厄普顿·辛克莱在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提出了“结束加利福尼亚州的贫困”的口号，一些梦想家认为，借用其竞选失败的教训，有朝一日，待这些技术成熟以后，可以用于总统竞选活动。

要准确了解广告业在促进战后繁荣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不可能的，不过媒体的影响在战时确有明显扩大，其影响并不局限于市场。广告和杂志文章早就试图塑造个人的内在形象，或宣传应该如此。因此，美国大兵们遭到了狂轰滥炸，众多广告幼稚地再三保证大兵们是为了蓝莓派而战。与此同时，他们的邻居姑娘，或留在出发港口活动房集中地中年轻的新婚妻子，则在朝思暮想究竟乔变了多少、他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她当然收到过他的来信，但是从部队写信出来要接受非常严苛的审查，而且大部分士兵都对真正重要的事情支支吾吾。于是，她只好在报摊或街角的杂货店里翻翻杂志文章，那些文章的作者倒是迫不及待地要帮助她们了解那远在天涯海角、如今归期已近的爱人。

文章告诉她，这些士兵都有“重新适应”的问题，她最好早做准备，以尽快解决。《妇女家庭杂志》问道：“你的丈夫是否回到了那个他想要的女人身边？”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现在的乔不可能和过去一样了。《好管家》杂志建议大家要有耐心：“两三个星期之后，他应该就不会再讲个不停，并摆脱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如果他还是翻来覆去地讲着相同的事情，表现出同样的情绪，那么你最好咨询一下精神科医生。”在《美丽家居》看来，解决的方法显而易见。它刊登了一幅为某位患有弹震症的将军所设计的客厅装修图，并鼓吹：“对所有人来说，家庭都是最重要的康复中心！”甚至还有教导在美国陆军妇女服务队和美国海军妇女志愿紧急服务队的女兵们如何减压的入门读物。这些小册子催促其父母将她的卧室重新装修一遍，给她一个惊喜，并说：“女兵们一穿上带褶边的衣服，马上就重获新生。”有些不负责任的报纸则喋喋不休地论述，精神错乱的退伍军人们游荡在外是多么危险，一条标题竟然说：“发疯的退伍军人四处砍杀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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