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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物价管理局,多年来国会里里外外都存在各种怨恨、阻碍和困惑,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全国制造商协会带头将矛头指向物价管理局……肉类工业、零售贸易、房地产及其他行业反响热烈……对峙愈演愈烈,双方信口雌黄,相互谩骂,也出现了一些不文明行为。
面对如此野蛮的斗争,国会只得妥协,正如鲍尔斯所指出,控制工资和物价要么全面实施,要么全部撤销。物价管理局已奄奄一息,通货膨胀也接踵而至。一个月的时间里,食品和物价翻了一番,愤怒的消费者自发形成了激进的“消费者权益协会”,纠察商店。家畜养殖商将牛圈起,等牛肉价格突破一美元一磅时再屠宰上市。生活成本上涨了33%,后来上涨了75%。8月,焦虑不安的国会议员再次开会,并通过了新的控制法案,终止了塔夫脱的修正案,但为时已晚。此时,物价管理局已经失去了对经济的控制力,经济已不可能自己从旋涡中挣脱。10月,杜鲁门只得向这种不可抗力低头,开始逐一取消物价管制。两年后,选民对物价管理局的印象越发淡薄,这时,杜鲁门便可以大大方方地提醒选民,他一直在为价格调控不断努力,但共和党人却站在全国制造商的一边唱起反调。而此时,他已经顺应时势了。至于塔夫脱和杜鲁门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两人最多算是打个平手。民意支持率显示,总统的声望已大不如前。
幸好杜鲁门并不在意民意测验。总之,他的性情适合做出艰难抉择,即使是在战后动荡不安的那几年里,他的决定甚至伤害到了他的政治支持者的利益,也依然如此。对于民主党最高领导人来说,与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较量,并不算难事,但管教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就另当别论了。不仅因为劳动者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手组织形成的政治联盟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因为1944年工会领导人曾参与建议罗斯福选杜鲁门担任副总统一职。若没有工会支持,恐怕到现在他还只是一名参议员,取代他入主白宫的不是吉米·伯恩斯就是亨利·华莱士。现在就物价管理问题责备资方,根本于事无补,除非当局准备对工资水平也采取同样强硬的态度。如果工人继续罢工,任何强硬态度都于事无补。1946年,似乎正是这种情形。战争胜利后的一年中,前前后后参与罢工的工人总数将近500万,损失了10747600个工作日,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罢工的浪潮,加剧了中产阶级与劳动者的对立。等待买第一辆车的年轻夫妇,看见汽车工人罢工的照片就愤怒不已。这些人一直以双重标准看待问题,他们对待工会比对待那些老板更加苛刻。中产阶级一贯如此,即使是代表中间派的杜鲁门,对白领阶层也比对蓝领阶层更客气。
事实上,对于发生在1941~1945年的生产奇迹,蓝领工人的贡献应该得到更多的认同。海陆军的生产优异锦旗是他们的功劳,因为被雇用者也有雇用者对于和平和胜利的期盼,长时间辛苦地工作,答应加强生产强度,自愿加班,赚了钱又继续购买战争债券。日本袭击夏威夷的那个星期,罗斯福总统呼吁工会停止罢工,支持战事。所有的劳动者领导人一致赞同,除了两次煤矿罢工以及铁路工人威胁要罢工之外,1943年一整年,工人们都遵守自己的诺言。即使算上为数不多的自发性罢工,损耗的生产时间也不过只有百万分之六。但战胜日本后,积蓄已久的不满再也按捺不住了。
1945年9月第一次出现混乱迹象,一大批供应商屡次自发罢工,导致福特公司停产。1946年,继通用汽车公司工人罢工后,一浪高过一浪的罢工潮席卷了从蒙陶克角到马里布海滩的美国大地。一时间,石油工业、木材工业、纺织工业和电力工业全部瘫痪,各大报刊都开始谈论工人“造反”以及工会“叛乱”。很难相信,这样大范围的动荡未经事先预谋,而是战时紧缩政策造成的适得其反的结果。至少能确定一点:停产累积的影响正日益威胁着和平生产的恢复。如果罢工潮触及公共利益,总统可能需要采取更长远的措施,而不会指望无能的委员会解决问题。事情果真发展到了这步田地,杜鲁门的声望也因此达到了其执政生涯的最低点。
他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通用汽车公司的罢工浪潮刚刚平息,75万名钢铁工人又开始停炉封火,80天后才恢复,还没等这个国家喘口气,21个州的40万名烟煤矿工又开始罢工。4月18日,矿工罢工潮还未平息,两大铁路工会宣布将在30天内举行大罢工,到那时,整个美国的交通网将陷入瘫痪。两大工会的领导人一直以来都是民主党派的盟友,罢工结束期限的前三天,杜鲁门召集他们到白宫商议,并提出了宽厚的仲裁条件,希望他们能接受。没想到,他们竟固执地摇摇头拒绝了。
杜鲁门说道:“如果你们觉得我会坐在这里,任由你们使全国交通瘫痪的话,那简直是疯了。”
其中一位回答道:“总统阁下,我们必须坚持下去,这是工人们的诉求。”
杜鲁门站起来,厉声道:“好吧,我把决定权交由你们。你们只有48小时的时间,到星期五这个时刻解决问题,如果还解决不了,我就以政府的名义接管铁路部门。”
48小时过去了,僵局仍未打破。1946年5月17日星期五,杜鲁门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由政府正式接管铁路部门。现在他以工人们新雇主的身份又给了5天的宽限时间,但还是毫无动静。他的仁慈换得的只是一份简短的通知,末尾写着:“你的要求我们不能接受。”此时已是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五。煤矿工人罢工的影响开始蔓延到城市。为保存仅有的一点儿储煤,有些城市已实行特定时间断电。在这个节骨眼上,铁路部门罢工无异于全国性大罢工。杜鲁门不能让事情再继续恶化,这时,比采取何种措施更重要的是如何采取措施。他采取的方法可悲可叹。
他立即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声称将出席星期六的两院联席会议,请求授权他将所有铁路工人征召入伍,不分年龄、职位。司法部长说道:“这不符合宪法规定。”杜鲁门厉声说道:“先将他们征集入伍,再谈法律的问题。”他告诉自己的新闻发言人查尔斯·G·罗斯,于当天晚上向全国发表炉边谈话,并交给他12页写在横隔线便笺纸上的手稿,补充道:“这些就是我想说的,给我打印出来。我非得给这帮孙子一点儿颜色瞧瞧。”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罗斯开始看这份手稿,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也许是他任职白宫以来所见过的言辞最犀利的谩骂,甚至与事实不完全相符,有诽谤中伤的意味,而且信的结尾还带有煽动群众的成分。杜鲁门是要告诉整个国家,“当美国士兵冒着枪林弹雨拼死赢得胜利之际”,煤矿和铁路联合会的领导却在背后搞小动作,“拿着枪威胁政府”。这无异于说他们“从背后射杀了我们的士兵”。
他还说,这些人都是骗子,还专门点名约翰·L·刘易斯以及“默里和他的共产党朋友们”,称这些人曾威逼“软弱的国会”。紧跟着他说了这样一句不同寻常的话:
每位罢工者和他们奉为神的领导都生活奢侈、养尊处优,高兴起来才干活,他们的工资却比士兵多4~40倍不等。
结尾处写着:
让国家回到人民手中,让交通和生产恢复正常,绞死几个叛国者注此处着重号是作者加的。,保护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来吧,兄弟们,让我们动起手来!
这还不如用“冲呀”来结尾。居然有这样的总统,鼓励绞死工会领导人从而将权利回归人民,恢复民主。即使是1937年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格罗斯角那些富丽堂皇公馆里的汽车商也没有这样咒骂工人。罗斯不觉得杜鲁门真想煽动工人吊死工会头目,至少不会真的那么做,克拉克·克利福德也这么认为。他俩试图说服总统修改讲话稿。但即使这样,总统依然言辞苛刻:“珍珠港事件的危机是外国敌人造成的,而今晚的危机是国内一小部分人造成的,这些人想要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宣布将召集国会于星期日下午4点开会,如果到时火车司机和铁路工人还不复工,就把他们交给赫尔希将军处理。
杜鲁门的顾问团私下都觉得,政府经营铁路的情况确实少有,但总统坚持这样做。到了星期日下午,工会仍不肯妥协。工会领导人都被锁在K街与第16街交叉路口的斯塔特勒酒店,他们在和一位施压的政府人员谈判时渐渐动摇。这时,杜鲁门总统坐车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来到了众议院,穿过议长办公室,径直走进会议大厅,然后一跃走上讲台,以三军统帅的身份希望众议院授权,“将反对政府的所有罢工者征召入美国军队”。在雷本的办公室里,克拉克·克利福德守在电话旁,寸步不离。杜鲁门开始讲话不到5分钟,电话铃响起。负责谈判的政府人员说道:“他们签字了!”克利福德疯狂地在一张纸条上写下:“总统阁下,协议签字了,罢工结束了。”并将纸条送到了讲台上。杜鲁门瞄了一眼,抬起头,微笑着望向会议厅内挤满的议员,说道:“各位,罢工已经平息了。”
全场顿时欢呼起来,杜鲁门继续讲下去,要求通过法案,如果未来有罢工者危害公共利益,众议院授权总统,将其征召入伍。议员们大声赞成,当场通过。这还不是杜鲁门得意的时候。为了平息这次罢工浪潮,杜鲁门使工人运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自由派人士以及每一位曾读过杜鲁门宣誓就职时发誓要维护的那部宪法的保守派人士,都拒他于千里之外。参议院的罗伯特·A·塔夫脱并非任何联会的领导人,却以自己的影响力将这一法案搁置不提,还宣称该法案“不仅有违宪法,还有违美国共和党赖以存在的每一条基本方针。禁止罢工必然会侵犯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自由,而基本自由正是我们国家赖以生存的基本”。怨愤的铁路工会主席宣布,工会4700万美元经费的每一分钱都会用于阻止杜鲁门于1948年当选。在纽约,美国产联污蔑总统是国家的“头号工贼”,约翰·L·刘易斯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山林别墅中叫喊:“别指望用刺刀就能挖出煤来。”
可能是挖不出煤,但这位喜欢为人民利益较劲儿的卫士已经放开胆子,准备奋力一搏。刘易斯这是在自找麻烦。杜鲁门可以容忍别人给他冠上“工贼”的名号,他后来否决了反工会法案以及《塔夫脱–哈特莱法》,又重新赢得了工人的支持。他不能容忍的是矿工领导人的狂妄自大,以及越来越不负责任。他指责刘易斯“为满足自我,在战争期间发动两次罢工”,这已经非常接近事实真相了。刘易斯带领着40万名矿工上街游行示威,丝毫不顾及远在海外的美国大兵们还在为胜利殊死搏斗,这些都是广为人知的事实。1943年《星条报》中东版上有一篇社论是这样结尾的:“为美国大兵说句公道话——约翰·刘易斯,去死吧,你的灵魂像那煤炭一样黑。”民主党并不亏欠这个老戏子,他已有10年不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了。因此,这两位怒发冲冠的领导人之间的对抗条件也已成熟。罢工之所以会引起联邦政府的干预,是因为煤炭仍旧是美国经济的基础。美国62%的电力以及55%的工业能源依靠煤。如果矿工不工作,只让铁路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根本于事无补,因为在美国,每20辆火车机车中就有19辆是烧煤的。
杜鲁门要压倒刘易斯的决心已定,所以没等到工会就犯,就展开了攻势。工会领导人在斯塔特勒酒店让步的5天之前,杜鲁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接管煤矿。此时,刘易斯领导的罢工已进入第6周。起初,杜鲁门所做的努力看似并不能吓退刘易斯,过去历次都如此。刘易斯朝一位记者怒吼道:“杜鲁门质疑我们的要求具有合法性?他知道什么是合法吗?”杜鲁门这次清楚地知道要更谨慎小心。杜鲁门将他的内政部长置于管理资方的位置,又答应了矿工联合会的大部分要求。(而付工资的是资方,他们当然感到愤怒又无助。在这场较量中,理直理亏、是否符合宪法,似乎都已不再重要。)然后,总统就等着矿工联合会那个头头采取下一步行动。刘易斯趾高气扬地大吵大闹,肯定是在找空子,找不到空子,就平白杜撰一个。刘易斯竟然拿节日薪资来说事。10月,他否认集体合同的有效性,并宣称要就合同所有相关条例展开谈判。他要求工人工资按照“从口到口”计算(即从矿场门口走到矿井口的时间也要计算在内)。杜鲁门不允许内政部让步,他和刘易斯一样也找到了发难的借口。但负责新政事项的律师震惊地发现,除了反工会的法院禁令外,找不出别的借口。而这项禁令的法律效力早已被《诺里斯–拉瓜迪亚法》和《瓦格纳法》(即《美国劳工关系法》)否定。
杜鲁门并未惊慌失措。他发布命令,表明上述法案针对的是私营企业主,而非政府。这样的解释难免有些牵强,但既然决斗已公开,哪一方退让必定有失颜面。到后来,即使法院的文件传到了刘易斯位于第15街和I街交叉口的矿工联合会总部,他的助手仍然在矿上高喊着口号“没有合同,就不上工”。他自己躲进了亚历山德里亚的府邸,煤矿却一个接一个地关闭。10天内,城市再次被迫断电,工厂关闭,火车和空荡荡的煤车搁置在轨道上。这时候,斗争已达到高潮,矿工联合会的律师们已黔驴技穷。11月21日星期四,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艾伦·戈尔兹巴勒称刘易斯藐视法庭。11月26日星期二,戈尔兹巴勒宣判,“被告约翰·刘易斯以及美国矿工联合会屡教不改,已犯下并一直犯有民事与刑事性质的藐视法庭罪”。罚款351万美元。
刘易斯惊得目瞪口呆,瘫坐下来。这是劳工史上最高的一笔罚款,刘易斯似乎并没有其他选择。他不能像德布斯和冈珀斯那样选择坐牢,因为政府已撤回对他刑事性质藐视法庭的指控。他甚至可与法官为敌,或许在他用低哑的声音说着“法官阁下,你已经判了我藐视法庭……”时,已这样打算好了。但他说着说着又停了下来。律师把他拉回自己的座位。能宣判上百万的罚款,这位法官可是不好惹的。肯定免不了上诉,但这也只是拖延判决而已。与此同时,法院的判令、传票、诉书以及限令也已接踵而至。被告已分身无术,忙得晕头转向,对手不战而胜。这时,哈里·杜鲁门在干什么?
刘易斯搬起石头狠狠地砸中了自己的脚,这时候,杜鲁门默不吭声。但是,现在杜鲁门离最终的胜利还很远。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刘易斯的手中,而且只有一种方法能将主动权夺回,就是要消除他的权力基础,至少要能威胁到他。如果双方都保持沉默,刘易斯的律师肯定会采取新一轮法律行动,到时这场国家危机就会从无法理解变得无法忍受。矿工们也许并不喜欢刘易斯,一部分人甚至恨他,但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他们需要他的庇佑。除非是他或者另一个同样有号召力的人召集他们回到工作岗位,否则,矿坑和隧道还会继续空旷无人。或许,总统有足够的号召力,哈里·杜鲁门决定一试。在珍珠港事件5周年纪念日的那个星期六早晨,查尔斯·罗斯告诉媒体,当晚总统将通过广播直接对矿工们讲话,请求他们为了拯救国家,不再理会他们的领袖,立刻回到工作岗位上。
这的确是一次惊人的赌博,筹码是总统的声望,但杜鲁门最终成功了。刘易斯傻眼了,遗憾地败下阵来。4点,他在矿工联合会总部举行记者发布会,宣称最高法院的审议“不应该受到公众压力的影响,虽然这些压力是经济危机的‘余震’。所有的矿场将立即恢复生产……如果依然按照1946年11月或之前签订的规定,每位矿工都会立即复工”。余音未完,刘易斯就踉跄地走过台阶,从此销声匿迹。他再也不能为一己之私挟持整个国家了。他彻底败下阵来,他的失败成就了杜鲁门的胜利,也让杜鲁门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位总统。克拉克·克利福德告诉《纽约时报》的卡贝尔·菲利普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总统可与从前大不相同了,他终于做了一回主。”总统的另一名助手说得更形象:“他回到白宫时,你能听到两个睾丸碰撞的声音。”
那年冬天,沃尔特·鲁瑟的得力助手埃米尔·梅齐并不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甚至连底特律发生了什么都一无所知。身为应征入伍的准士兵以及马尼拉复员骚乱的领导人,梅齐被严密监视,收不到任何信件,也不得被人探访。但这依然阻止不了动乱。示威游行愈演愈烈,很快就蔓延到东京、关岛、中国、加尔各答、夏威夷、伦敦、维也纳,乃至勒阿弗尔、巴黎和法兰克福。到了春天,美国军方的士气大大减弱,美国在海外名誉扫地,美军受到沉重打击。
美军士气降到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最低点,士兵很容易被那些狡猾又别有用心的煽动者蛊惑。战胜日本后,原有的点数制冻结,服役不再加分,不能以此争取早日退伍。在这种点数制的体制下,本就难免存在不公平,太平洋战争又提前结束,就更不公平了。1945年夏,得分高的士兵并未得偿所愿回家,因为军方认为,让从未出国服役而得分较低的士兵先复员会更方便。然而,最麻烦的事情还不是退伍回家,而是士兵们普遍觉得上司有心要虐待他们。
军队的等级制度一直与平等思想背道而驰,平等思想是20世纪美国最强大的社会力量。即使情况最理想时,士兵仍然反对独裁主义。随着和平的到来,士兵回归正常的军营生活,上下级之间的差距显得越来越突兀。《纽约时报》军事专栏作家汉森·W·鲍德温并不敌视特权,但他后来也总结道:“不满情绪的确事出有因。”他提到,将军吃着山珍海味,而士兵却吃C级口粮。低级将领认为,自己理应要求住最好的营房,由最漂亮的红十字会护士服侍,在最好的电影院占用最舒适的位子。但最好的房子却成了高级军官的俱乐部,由士兵担任酒保,又有当司机的士兵将他们送回安寝。有的指挥官霸占着不必要的人员,只为延期放弃战争期间的临时头衔。以战争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为代表的最高将领,完全忽视战后士兵的感受,不理会他们的诉求。于是,积怨日深,终于到了爆发点。
话说回来,1946年陆军闹到近乎兵变的确很不光彩。前一年9月,复员点数要求从50分减至38分后,获准退伍的士兵每月将近100万。海军方面虽然有更多的抱怨情绪,但使人难堪的事件却没有这么多。海军陆战队为避免类似情况发生,明令禁止士兵参加任何游行。如果闹复员的暴乱者是曾久经沙场的士兵,或许还不至于让美国军队蒙羞,可惜他们不是。1945年圣诞节前,比尔·莫尔丁笔下大多数像威利和乔那样的士兵早已退伍回家了。
第一个使人质疑军方复员政策的人竟然是麦克阿瑟将军。1945年9月17日,在没有与华盛顿方面任何人商议的情况下,他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驻扎日本的部队将在6个月之内从40万减至20万。记者就此询问总统,杜鲁门只能无力地回答,虽然他并未提前得到通知,但如果麦克阿瑟将军不需要如此多的兵力,他也觉得很欣慰。迪安·艾奇逊表示,麦克阿瑟掌管的兵力多寡,应该由政府来决定,而不是由他自己决定。这样的言论直接冲撞了麦克阿瑟在国会的拥护者。(正如艾奇逊后来所写,要是政府能预见未来的话,“我们本来能预见,这样的小冲突是后来导致麦克阿瑟将军于1951年4月11日被撤职的大斗争的开始”。)那些等复员已不耐烦的人认为如果一名五星上将就能做主把驻军削减一半,那么级别低一点儿的将军是不是也可以。
谁料到事实恰好相反。1946年1月6日,军报《太平洋日报》报道,由于兵员补充困难,复员数目从每月80万减至30万。《太平洋日报》的头版向杜鲁门总统呼吁,军队兵力补充不足的问题是军队自找的,因为赫尔希将军把每月征兵名额从8.8万减少至2.1万。在马尼拉维持大批部队,尤其令人恼火。《太平洋日报》报道称,和平时期维持大批民兵唯一的合法用途就是占领战败国,但菲律宾人并非敌人——1946年7月1日,菲律宾已宣布独立。为未能退伍的士兵提供训练本是希望能减轻他们的焦虑,结果适得其反。有传闻说,这些士兵将被派往菲律宾或是中国大陆,对抗当地的游击队。身在关岛的帕特森部长告诉记者,他对于战胜日本后冻结点数制已5个月一事感到惊讶,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
20世纪30年代末期,经过底特律纠察队的浴血奋战,如今已有几百号人追随梅齐。仅仅几小时里,他们就印好了传单,分发出去,又组织了一支包括15辆卡车和吉普车的车队。车队的喇叭声响成一片,到处飘着标语“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我们不喜欢这样的做法”。每到一个兵营,就停下来召集更多士兵参与游行。第一次游行约有150人参加。听完几场演讲,就募集到了用于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抗议广告的经费,怒火发泄完毕后就解散了。但这次事件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他们当了士兵不满的传声筒。一夜之间,吕宋岛上的兵营成了造反据点。第二天晚上,马尼拉市政大厅前会聚了2500人,群情激昂。这次的筹款,除了刊登广告外,还足够支付发电报给德鲁·皮尔森和沃尔特·温切尔的费用。消息很快传遍整座岛屿——给你选区的众议员写信。1.8万名士兵确实照做了,因为他们有的是时间,又没有更好的对策。美国西太平洋的三军指挥官W·D·斯泰尔中将后来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他竟然总结说,安抚暴民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在马尼拉巨型黎刹纪念体育场馆的公共广播系统听到他舒缓人心的声音。结果恰恰相反,群众游行队伍变得越来越强大。《纽约时报》头条写道:“马尼拉2万名美国士兵把将军嘘下台,督促国会加紧步伐运送复员军人回国。”
这件事引发了连锁反应。无线电广播和报纸到处宣扬斯泰尔将军部下的种种行动,于是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都掀起了支持他们的游行。加尔各答的煽动者要求肃清中国–缅甸–印度战场。帕特森部长试着向横滨的占领部队解释,却遭到了激烈质问。东京的游行队伍举着旗帜:“服役可以,奴役决不允许”,“日本佬都回家了,为什么我们不能?”驻扎伦敦的数千名士兵来到罗斯福夫人当时下榻的克拉里奇酒店高呼:“埃莉诺!埃莉诺!埃莉诺!”请求她查出为何美军新娘有轮船回国,他们却没有。(埃莉诺只露面了一下,面带微笑,告诉他们,自己会尝试了解。)一天下午,驻巴黎的美军开始支持游行,士兵愤怒地将红色标语写在哥伦比亚和彩虹角两个红十字会俱乐部的布告栏上:“支持马尼拉战友。今晚8点半在凯旋门集会。”到了晚上,法国警察解释说,凯旋门为法国圣地,不能在此集会。于是,队伍从埃菲尔铁塔跨过塞纳河,朝特洛加德洛广场前进,辱骂不肯加入的士兵“败类”。另一支游行队伍4人一排,沿着香榭丽舍大道向协和广场进发,他们手里挥舞着镁照明弹,齐声高喊:“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
在这次“要回家”的动乱中,正如后人所知,危害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德国。巴黎的游行示威者至少还知道步调一致,但法兰克福的4000名美国大兵,最后演变成毫无顾忌、只知道咆哮的暴民。煽动者爬上街边的灯柱呐喊,成群的示威队伍挥舞着手电筒指挥众人朝法本大楼进发。美国宪兵手持刺刀将队伍吓退,他们嘲笑约瑟夫·T·麦克纳尼将军是个胆小鬼,不敢与他们正面交锋。麦克纳尼当时其实在柏林。他从柏林回来后,要求同游行头目明明白白地谈话,当时没有几位指挥官肯这么做。艾森豪威尔面对外界的质询,都让他们去征询各战区司令官的意见,又含糊其辞地向记者透露他支持让所有“确无必要保留”的士兵回国,魏德迈只能向驻扎中国–缅甸–印度的美国士兵道歉,因公文手续繁复延误了他们的退伍时间。麦克纳尼说明了美国对欧洲的承诺,并补充说道:“我们会努力让你们尽快回家,但如果国会议员们从你们的信里得出结论,认为公众只想让士兵们回家,而不用理会美国的国际责任,那么你们就是在毫无顾忌地期盼回家团聚……而将美国在欧洲的事务置之不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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