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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罗斯福（第2页）

埃莉诺去参加庆祝舞会，而罗斯福总统则和路易斯·豪一同在白宫工作。星期日上午吃过早餐后，总统坐着轮椅，沿着新修的斜坡进入空无一人的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他一个人打量着这个房间，桌上空无一物。能够搬走的东西，胡佛都搬走了，只剩下旗帜和印章，连便签本、铅笔、电话、按铃都没有。他逐渐认识到单枪匹马在这里什么也干不了，便大声把秘书和助手叫了过来。这事值得一提，因为从此以后，罗斯福再没有感到如此无助的时候。晚上，他就决定有所行动。“一战”时美国制定了《与敌贸易法》，但人们已经忘了。他叼着烟斗，决定引用这个法案让银行放假4天。星期四，第73届国会奉命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出一套紧急法案。同时，在银行暂停营业的情况下，国家的正常运转还要维持下去。

现在是国民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刻。美元不能用，人们就使用临时凭证、奖券、有轨电车代用币、加拿大元、墨西哥比索等，或是赊购、物物交换。陶氏化学公司用镁制成“陶氏金属货币”，一个硬币相当于20美分。威斯康星州的一名摔跤选手签订演出合同时，获得的报酬是一罐西红柿和一堆土豆。在俄亥俄州的阿什塔比拉，当地报纸愿意接受农产品为广告费。纽约州的一名参议员到奥尔巴尼时，靠带来的12个鸡蛋和半扇猪度过了一个星期。最引人注目的交易活动由《纽约每日新闻》创造。当时，报社赞助举办了麦迪逊广场花园“金手套”拳击比赛半决赛，票价为50美分。但除5美分的娱乐税必须付钱外，价值相当的东西可以抵票价。报社还请来了一个估价官，负责在当晚处理各种物品的估价。法兰克福香肠、床垫、鞋帽、大衣、鱼、面、睡衣、牛排、火花塞、盒式照相机、拼图游戏、毛衣、罐头食品、一袋袋的土豆、高尔夫球短裤、各种工具、擦脚油、各种版本的《新约》，甚至女式内衣都可用来交换。

大家都猜想银行重新营业后，由各州、城市和公司发布的各种临时凭证将正式大行其道。亚特兰大、里士满、马提塔客和诺克斯维尔已经实施。3月6日之前的一个星期，纳什维尔流通中的临时凭证价值近百万美元，费城流通中的临时凭证则将近800万美元。新泽西州努特利的一家纸厂从前一星期只工作三天，现在一天要换三班，忙着为威斯康星州和田纳西州的客户生产6吨临时凭证。在财政部长伍丁看来，各州、城市和公司的各种临时凭证在全国流行的程度骇人听闻。3月7日星期二，伍丁告诉雷·莫利是时候停用这些临时凭证了。他说：“我们可以依靠银行的资产发行货币，这样人们不会恐慌。这些钱看起来不会像舞台上的道具，就像真正的钞票。”办不好也没损失。伍丁公开说：“现在已经是最坏的情况，不可能再坏了。”

在卡尔顿酒店的套房里，伍丁和参议员卡特·格拉斯夜以继日地工作，要赶在星期四的最后期限前草拟出法案。国会特别会议开始了，议员们已鱼贯而入，伍丁刚好赶上把拟出的法案交给秘书，由秘书宣读。伍丁嘀咕着：“法案由我提出。它亡我亡。”由于会场内人声嘈杂，没几个人听到秘书的话。法案不是人手一册，根本来不及印制。交给秘书的那份提议上，还有最后时刻用铅笔改动的痕迹。只用了38分钟，在一片哄嚷声中，法案顺利通过。罗斯福夫人在旁听席上一边打毛线，一边数着票数，像《双城记》里的德法奇太太一样。计票结束后，议员们挤进参议院会议厅，听格拉斯解释刚才的法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格拉斯对法案里的部分内容颇感吃惊，但弗吉尼亚州的这个小个子还是支持伍丁的法案。实际上，根据这项法案，议会必须批准任何总统和财政部长“已经采取及今后将采取”的措施，这一点实在骇人。法案禁止民众囤积物品，违法者会面临牢狱之灾。管理不善的银行设有“管理员”（破产接管人）。法案还宣布以银行资产为储备发行20亿美元新钞。晚上8点36分，罗斯福签署了这一法案。当时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包裹，都是从海德公园住所运来的书和相框，还没来得及拆开。他不停地忙碌，衣服都乱了。那一晚，国家雕版和印刷管理局急招了375名工人，美国政府的印钞机高速运转。

当天及第二天夜里，雕版和印刷管理局一直灯火通明，照耀河滩。来不及制造新模板，人们就沿用了1929年的版本。时间紧迫，一时无法取得12家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影本签字，工人只能从政府文件里找到他们的签名，再派人到泽西市美国字体公司赶制。星期六一早，载着大包现钞的飞机先后从华盛顿起飞。正午过后，第一架飞机就把钞票送到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又从那里往各会员银行分送。

不过，如何把钱从囤积户攥紧的手里拿出来，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短短一星期内，部分人就将流通中15%的货币囤积起来。国会绞尽脑汁也找不到条文给这些人定罪。于是，政府想到了舆论这一利器。3月8日星期三，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如果市民在2月1日后提取过黄金，而下星期一没有按约定将其退回，那么银行将把他们的名字公之于众。这一措施立竿见影，各大报刊刚登载公告，市民就打爆了银行电话交换台。银行在电话里告诉市民，如果他们想把黄金送回，银行会为他们办理，并且不会告诉记者。几小时内，人们掀开床垫，撬开铁罐和秘藏的盒子，取出里面的黄金，在银行前排起长队。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个星期前也是同样的场景，但今时不同往日。这次，人们带着装满黄金的行李箱和公文包。看到这样的好光景，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乘胜追击，在星期五宣布扩大范围，要求银行统计出过去两年内的取款情况。范围越大，涉及的人越多。星期六晚，联邦储备银行收回了3亿黄金和黄金券，储备足以再印7.5亿美元新钞。在运载这批钞票的飞机还未在胡佛机场起飞时，伍丁就授意一些私营储蓄银行每个储户的提取限额为10美元。商业重新焕发生机。短短一星期内，13500家银行（占全国34）恢复营业，证券交易所的铜锣也再度敲响，纽约股价陡增15%。道琼斯指数无疑传递着“幸福的日子又来了”这个好消息。

幸福的日子还未真正到来。但恐慌已经过去，币制既没有发生混乱，也没有被迫实行银行国有化。政府下的这服药确实够猛，遏制了通胀的势头，避免了无穷后患。但是，罗斯福选择无多。一个朋友给他分析，如果成功了，他会名垂青史，被人们尊为最伟大的总统；如果失败了，则会沦为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罗斯福淡然地表示：“如果失败了，我就变成末代总统了。”但他并未坐以待毙，而是开始了“百日新政”。

3月9日，在一片欢呼声中，《紧急银行法》开始实行。6月16日，《全国工业复兴法》通过。新任总统不负众望，总是精力旺盛，点子源源不断。国会议员疲惫不堪，他们要求休会之前，罗斯福已发表了10次重要演讲，制定了一项新的外交政策。罗斯福每星期召开两次记者招待会和内阁会议，废除了金本位制，向国会提交了15份国情咨文，指导议员们通过了13个重要法案，其中包括对所有银行存款实行保险、发放新的房屋抵押贷款、改革华尔街、划拨40亿美元作为联邦救济金、准许啤酒交易、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农业调整管理局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等。有时，他自己也会说：“偶尔，我觉得自己像得了战斗疲劳症。”

但这些都只是临时应急的招数。罗斯福对身边的新政派说：“挑个办法试试吧。如果不行，再试别的。总要有所尝试才行。”他认为选举中能取得压倒性胜利，是因为人们支持他变革。怎么变都行，只要短期内发生改变就好。起初，他打算在伍丁拯救银行的法案通过后就打发国会议员回家，以方便行使他的总统权力。该举措也会得到全国的支持。保守派的《波士顿晚报》在社论中写道：“此刻我们需要的是独裁政权。独裁从来不算一件好事，人们这样期待绝无仅有。但人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愿意放手一搏。”参议员伯顿·K·惠勒说，为了新任总统，议员们甚至敢于“跳火圈”。而按查尔斯·米切尔森的话说，美国的选民甚至相信罗斯福能够“在黑暗中辨明一切”。之后，约翰·甘瑟表示，罗斯福当年若想独裁，可是轻而易举。“在第一个‘百日新政’期间，国会心甘情愿地为罗斯福服务，授予总统权力之巨大前所未有，凌驾一切！德国国会给予希特勒的权力，也仅止于此。”

但是，罗斯福一直以来都遵循宪法行事。他说，他以堂叔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榜样，希望成为一个“热心传道”的总统。他翻阅了民众寄往白宫的诸多信件，觉得在进行立法革命（的确是场革命）的同时，需要向他们阐明新政的目标。那时，没有美国新闻署或者美国之音代为宣传，也不必要。由他担任教师，全国民众耳听心受。

他的第一堂课在上任的第5天。那是一次成功的记者会，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都围在他的办公桌前。此后，他举办了无数场记者会（998场）。威尔·罗杰斯评论说，罗斯福可以将银行业务中复杂的问题解释得深入浅出，每个人都能明白，也包括银行家。就连平时对罗斯福不以为然的查尔斯·比尔德都写道：罗斯福谈论“美国生活和社会的种种根本性问题比其他总统都多”。记者会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一下子，罗斯福将美国新闻之都从纽约迁到了华盛顿。合众社驻华盛顿的员工增加了两倍，从此美联社14的新闻来自华盛顿。各大城市的报社专门派驻了记者报道白宫的消息，规模较小的报社则引用华盛顿专栏作家的通稿。后来，罗斯福夫人也加入了专栏作家行列。

3月12日星期日，罗斯福开始给全国人民上第二堂课。白宫一楼外事接待室的壁炉前摆着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的话筒。总统说他希望随性些，像在起居室和邻居聊天一样亲切自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盛顿办事处经理哈里·C·布彻说，如此一来，不如就叫作“炉边谈话”好了。自此，这个名字就流传开来。罗斯福叼着象牙长烟嘴，慢慢抽着，谈论起全国银行停业的问题。“朋友们，我想告诉大家，过去几天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下一步要做什么。首先，让我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大家把钱存到银行，银行并不是把钱放在保险柜里，而是用来投资各种信用债券和房屋抵押贷款。换言之，银行会把钱拿来投资，使一切运转起来……”

罗斯福态度温和，没有居高临下，用人人都能明白的句子和表达方式将复杂的工业经济表述得很清楚。他的语言质朴平实。这种风格也反映在白宫的装饰上，前任政府留下的铺张排场都被去除。这里没有跑腿的仆人，没有号兵，没有军旗敬礼分列式，没有士兵换岗仪式，7道菜的用餐习惯也省去了。在华盛顿的众多官员中，罗斯福的饮食是最简单的，时间不允许他成为美食家。在白宫用过餐的客人说，这里单调乏味的饮食好像出自寄宿所。一位女士连续三晚都吃到同样的甜点：一片菠萝、两颗樱桃和稀奶油里的一个核桃。即便如此，她也算是得到了款待。总统的午餐只有一个水煮荷包蛋，才19美分。

在饮食上，罗斯福或许小气，但这只是表象。他拥有真正的权力，并不在意这些花哨的点缀。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得好：“罗斯福天生就是当总统的料。”他能决定自己所处时代的命运，历史上少有人如此。他独揽大局管理着国家，爱发号施令。他开玩笑地对一个访客说：“如果可以，难道你不想当总统？有谁不想。”和罗斯福会面后，心理学家荣格回忆说：“毫无疑问，他是个坚强有力的人。他才智超群，坚不可摧，又果断决绝，灵活多变，你永远猜不到他会做什么。”W·M·基普林格说他从没见过任何总统“像罗斯福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埃霍·弗林发现罗斯福身边的助手和内阁成员不过是跑腿的，“罗斯福总是自己做主”。阿瑟·克罗克说道：“他是老板，是发电机，是钟表发条。”亨利·摩根索也写道：“罗斯福就是一个统治者。”摩根索爱和罗斯福辩论，罗斯福也乐于奉陪，但争论到一定程度，罗斯福便将布满斑点的大拳往桌上一锤，不再说“我认为”而使用“总统认为”。到此，辩论告一段落，胜负显而易见。

罗斯福一般一天工作14个小时。一早，他会在床上用餐，边吃边浏览外事电报和一堆报纸。他的卧室墙上挂满了船舰的图片，壁炉架上放着家庭照片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摆设。早晨起床后，他一般不会见客，但在“百日新政”时期，他的亲信顾问会聚在床前和他开会。有时，9点过后，男仆欧文·麦克达菲会为他刮胡须，整好衣装，再用无扶手轮椅推他到办公室去。上午10点，一天的忙碌正式开始。如果那天国会开会，他会花上14的时间讲电话。他跟别人说话时总会称呼他们的名字，而非姓氏。上任第一个星期，他打了个电话给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小姐。那时，华盛顿政界对这位爱戴棕色船形帽的女士并不了解，她对华盛顿的政治人物也不熟悉。当珀金斯的助手拿起电话时，只听对方说：“我是弗兰克，弗朗西斯·珀金斯小姐在吗？”助手转告珀金斯，她诧异地问道：“弗兰克？我不认识什么弗兰克。问他为谁工作。”这么一问，电话那头响起了笑声：“我为美国工作，我是总统。”

罗斯福随时都会接电话，内阁开会时也不例外。想和他通话太容易了，大概有100人可以不通过秘书转接直接和他通话。他消息灵通，无所不知，因此人们常常会忘记他双腿不便的事实。内阁会议上，他常转述别人的话，其中也包括他的夫人。他会说：“我的内人说那片区域正流行伤寒病。”他上任不久颁布了诸多法令，其中就有一条规定：当困难群众打来电话向白宫求助时，一律不准挂断，必须有人接听。罗斯福和民众沟通频繁，是历代总统中表现最好的。有封信这样写道：

尊敬的总统先生：

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现在一切都好。你派来的人很快就找到了我家，他们陪我去银行，申请了贷款延期。你肯定还记得我之前写信说我家的家具被人搬走了。现在好了，你派来的人帮我拿回来了。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总统。

谁也没见过这样的总统。罗斯福每天会收到5000~8000封信，是胡佛的10倍。一名国会议员曾将他比作耶稣。一次民意测验中，纽约小学生将罗斯福排第一，上帝排第二，票数远逊于罗斯福。美国人民觉得他像朋友一样对待他们，就写了41首歌颂扬他的功绩。每当他系好腿上的支架，出现在公众面前时，热情的群众都会把手伸向他，想碰到他斗篷的边缘。在纽约，歌剧《我的粉红色》的演出现场，演员们每次谢幕时都会将歌曲原文“让温特格林当总统”改成“罗斯福是总统”。这时台下的观众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没有哪个总统可以像罗斯福一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给人们带来希望。”就连皮埃尔·杜邦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也高兴不已。一个商界巨头对约翰·弗林说，他认为罗斯福是自耶稣以来最伟大的领袖，他希望上帝能原谅他之前把选票投给了胡佛。沃尔特·李普曼也改变了以前的判断，写道：“我们曾万念俱灰，对周围的人和事失望。但仅仅一星期时间，我们对政府和未来又充满了希望。”

罗斯福的巨大魅力还吸引来了校园里和职场中的年轻人。突然之间，华盛顿的住宿业生意红火起来。G街、r街、新罕布什尔大道和第21街一带高大古老的褐色大楼被改造成旅馆，等待着加入新政队伍的年轻单身汉入住。华盛顿的传统主义者开始害怕起来。后来，有人对小阿瑟·施莱辛格说：“一大群讨厌的年轻律师住进了华盛顿……他们趾高气扬地进入办公室，占据办公桌，索要各种文件，忙这忙那，没完没了。我不知他们为何而来，做了什么，又为何离开。”

这些年轻人有的没有离开，有的离开后变换个身份又回来了。财政部副部长迪安·艾奇逊、司法部青年律师J·W·富布赖特（后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放弃药物学研究而从事救济工作的休伯特·H·汉弗莱（后任第38任副总统）、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青年律师亨利·福勒（后任财政部长）都是当时聚集在新政旗帜下的人物。林登·B·约翰逊是新人中办事效率很高的一个，他是得克萨斯州国会议员理查德·克莱伯格的行政助理。约翰逊说服政府让得克萨斯州的农民带头清除一些棉花种植园，以支持农业调整管理局减少剩余农产品的措施，一时获得了媒体的关注。

新政的众多政治新星中，还有一些次要角色，如萨姆·罗斯曼、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阿道夫·伯利、“铁裤汉”约翰逊、哈罗德·伊克斯和雷·莫利。伊克斯有个众所周知的绰号“暴躁鬼”。私底下，他还挺喜欢这个绰号的，却不知罗斯福背后叫他“唐老鸭”。雷·莫利在华盛顿一家酒店里租下了一个套房，出手阔绰，是这群人中最聪明的。那些名气不敌他的人编了首歌讥讽他：

莫利！莫利！莫利！我的上帝！

农业部士气特别高昂。新上任的总顾问杰罗姆·N·弗兰克招收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有瑟蒙德·阿诺德、艾毕·福塔斯、艾德莱·史蒂文森、纳撒尼尔·韦尔、约翰·艾布特、内森·翰威特、李·普雷斯曼，以及普雷斯曼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班同学阿尔杰·希斯。政府一些其他部门的人对他们赞赏有加，认为其中大部分人未来前途无量，特别是希斯。

希斯、普雷斯曼、翰威特、阿布特和韦尔都是一个共产党小组的成员，常在康涅狄格大道音乐工作室秘密见面。他们会对新政府进行研究，却没有头绪。这不足为奇。莫利那时被看作是一个激进的自由派，而农业部长亨利·华莱士强烈反对在外交场合承认苏联的合法地位。华莱士认为共产主义挑起了阶级对立，口气好像阿尔·史密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还是总统先生。在就职典礼上，罗斯福偏向经验主义，但很保守，他早期的措施得到了右派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在挽救银行业的颓势后，罗斯福实行的第一个措施是削减退伍军人的退伍金和政府人员（包括国会议员）的薪资。

然后，他成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组织贫困家庭的年轻人参加水土保持工作，获得了保守派的好评。但共产党的一名发言人将此举称为“强迫劳动”，劳联领导人威廉·格林则称罗斯福的这一做法具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和某种形式的苏维埃主义的意味”。但是，罗斯福很重视民间资源保护队，在军队的支持下，此举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效。这个组织由麦克阿瑟负责组建。乔治·C·马歇尔上校负责南方17个团队的管理，成效卓著，引起了总统的注意。（在分管宾夕法尼亚州时，艾森豪威尔少校忽视了政治因素，让共和党人占据了所有重要岗位，落得个办事不力的印象。）最后，250万青年加入了民间资源保护队，穿上了草绿色的制服。他们种下了2亿棵树木，建起了从得克萨斯州到加拿大边境的防护林带，完成了罗斯福的构想。

4月19日，罗斯福废除了金本位制，此举却并未获得右派的支持。现在看来，是因为人们对黄金的追崇根深蒂固。几个世纪以来，欧美各国一直严防黄金外流，把黄金视为西方文化的特征。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黄金是强国的象征，白银则是落后国家的标志。一些共和党人把货币贬值的策略描述为“橡皮美元项目”。阿尔·史密斯说，他赞成“金本位”，反对“胡扯本位”。罗斯福的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则说，总统此举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但是，美元贬值11.5%，当年夏天继续贬值17%后就稳定下来。这时，欧洲已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美国再次拥有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对此，普通人看不懂倒也自然，至少华尔街的精英们看得明白。查尔斯·盖茨·道斯拍手称快，共和党领导人也拍手叫好。罗素·莱芬韦尔是摩根大通公司的合伙人，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你废除金本位制的决定把全国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在一份罕见的公开声明里，摩根本人也表现出对罗斯福决策的声援：“看到总统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很高兴……显然，想消除‘大萧条’的阴霾，就要反对并打倒主张通货紧缩的势力。”

任何决策，只要受到华尔街23号（摩根财团所在地，意指华尔街金融势力）的欢迎，就谈不上革命性或者开明。直到3月下旬，罗斯福才明确变为“左”倾。那时，他要求国会批准《农业调整法》和《联邦紧急救济法》，并在5月12日——“百日新政”第65天，签署了这两项法案。《农业调整法》显然是针对艾奥瓦州农民暴动事件制定的，该法案采用减少产量的方法提高农产品价格。这种补贴农民、让他们少种地的做法，有违常理。亨利·华莱士的这段话道出了上百万人的心声：“我希望只此一次，以后再也不用这样的办法。庄稼长得正好，却要毁坏，实在有悖常理。”4个月后，他却不得不下令屠杀600万头小猪。他自己对这样的做法憎恶不已，但也只能埋怨胡佛措施不当，留下了这样的烂摊子。（罗斯福开玩笑说，要给猪实行计划生育。）

从长远影响的角度看，联邦政府主持救济引起的争议更多。可是，哈里·霍普金斯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犀利地指出：“参议员们，人们天天需要吃饭，不是等到长远后才吃。”霍普金斯是个身形瘦削的高个儿，头发蓬乱，惯于冷嘲热讽。“大萧条”时，他在纽约做社工。新政期间，他一直和罗斯福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能进入政府工作，离不开贵人的引见。最初，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根本见不到总统。在纽约参加一个名流聚会时，他看到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也在场，便恳请她到楼梯间说话。当时人声嘈杂，只有那里比较安静。霍普金斯向她解释了联邦救济金的重要性，珀金斯小姐便将他推荐给罗斯福，罗斯福又将他的方案提交给了国会。见此方案，共和党人无不震惊。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罗伯特·卢斯斥其为“社会主义”，缅因州参议员卡罗尔·L·比第惊呼：“上帝救救美国人民吧！”

但是，共和党的上帝不灵了，罗斯福扭转颓势的时刻已到。5月22日，罗斯福将霍普金斯带到华盛顿，开始联邦政府的救济工程。虽然，领导人几经变更（先是霍普金斯，后是伊克斯，最后又是霍普金斯），机构名称多次调整（民政工程署、公共事业振兴署、公共工程署），但联邦政府的救济工程一直持续到1942年。霍普金斯直截了当地说：“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确保没人挨饿。”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说：“我花两美元到市场上买一只鹦鹉，一天时间它就能学会‘发救济，发救济，发救济’，但鹦鹉永远也不会懂其中的经济问题。”反对救济的人对这项政策不以为然，他们可不会用“发救济”这样温和的字眼。北方血汗工厂的老板和南方种植园的园主都愤恨不已，这个措施让他们失去了廉价劳动力。对上层中产阶级评论家来说，接受救济者总是懒洋洋地倚在铁铲或耙子上，这些评论家最大的成就是曲解了一个意义模糊的词。真相是，在纽约市议会调查做证时，一名叫罗伯特·马歇尔的手工课教师说，他教过失业者如何制作一种叫“Boondoggle”的手工制品。1925年，“Boondoggle”这个词由北方的一个童子军团长创造，用来描述野营中有实用价值的手工，比如将绳子编成带子。谁知不久之后，全国的报纸都开始发表社论嘲讽搞救济就像“做Boondoggle”。报纸影响巨大，数百万读者直到今天都以为霍普金斯和伊克斯所谓的成绩不过如此，他们只是给失业的人找点儿事做，至于这些事有没有意义倒是其次。

实际上，霍普金斯和伊克斯都很鄙视游手好闲的懒汉。尤其是霍普金斯，他认为只给救济不给工作，有辱人的尊严。他喜欢听到妇女们说：“我们不再依靠救济，我丈夫在为政府工作。”人们确实在工作，而且工作得很辛苦。民政工程署、公共事业振兴署和公共工程署将资金投入到3万多个新政项目中，比如支付教师薪资，修建供水系统、邮局、桥梁、铁路、机场、下水道、涵洞、公共泳池、运动场、操场、发电站和火车站等。霍普金斯在华盛顿任职期间，一直兢兢业业。美国10%新修的道路中有他的汗水，35%新建的医院中有他添的砖加的瓦，65%新修的市政厅、法院和医疗设施离不开他的出谋划策，70%新建的学校得到了他的支持和重视。因为他，丹佛建起了水利系统，俄亥俄州马斯金格姆河谷建起了防洪工程，得克萨斯州布朗施维尔市有了港口，基韦斯特岛有了通往佛罗里达州内陆的公路和桥梁。

公共事业振兴署（及其前身和后继机构）率先投资那些私营企业力所不能及的项目，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明显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哈得孙河下建起了连接纽约市和新泽西州的林肯隧道，曼哈顿区和长岛之间建起了三区大桥，宾夕法尼亚铁路改用电力牵引，第一批柴油机开始研制。华盛顿有了动物园、林荫道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大厦。卡马里洛精神病院在加利福尼亚州拔地而起，诺克斯堡金库在肯塔基州建成。旧金山建起大人小孩都喜爱的游乐场，达拉斯市兴建了迪利广场，圣路易斯市有了温室花卉展馆，哥伦比亚河上筑起邦纳维尔大坝，科罗拉多河上建起博尔德大坝。在建造博尔德大坝时，公共事业振兴署近200名员工因公牺牲。共和党人也对这个水坝充满兴趣，1946年他们再次掌控国会后，立即将其更名为胡佛大坝。这些工程耗资总计不到200亿美元，仅为尼克松第一任期内国防部年度预算的14。

据《陆海军纪事报》之后的报道，那几年军费拨款极少，若没有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工人，许多陆军军营和海军基地都会荒废。而且，若没有公共事业振兴署，美国经济在“二战”时期和战后阶段都不可能有那样蓬勃的发展。如果“百日新政”时期罗斯福没提出那样的设想，田纳西河流域工程就不会存在，更不会有结束“二战”的那两枚原子弹。原子弹有利有弊，但无论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肯定会突破研制核武器的难关。当然，田纳西河流域工程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研制原子弹。一开始，田纳西河流域建起的多座大坝，向流域居民提供和销售电力。最后，这项工程避免了300万英亩土地被河水冲蚀，让流域居民的平均收入倍增，工程所耗资金也以缴纳联邦税收的方式全部偿清。田纳西河流域工程是参议员乔治·诺里斯一直以来的梦想，但将其变为现实的人是罗斯福。罗斯福那时才刚上任，尽管杂事繁多，但他写信告诉诺里斯：“马上拟出紧急法案，写好就开始。”他希望诺里斯可以过来和他谈谈“田纳西河流域发展”计划。有这样的总统在，人们觉得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有些事确实不可能。银行可以挽救，农民可以补贴，饥饿的人可以喂饱，不羁的田纳西河可以驯服，但美国是一个工业国家，没有什么法律可以轻松解决工业问题。罗斯福不是没有尝试过。国家复兴管理局便是新政中全力以赴的一次尝试，纵然收效甚微，但并非一败涂地。它鼓舞了人心，增强了劳工组织的影响力，最终也对经济复苏起了促进作用。尽管它没有达到罗斯福的期待（事实如此），但至少让全国暂时如战时一般团结起来。国家复兴管理局就像一支士气高昂的球队，上场前被寄予厚望，最后却以惨败收场。休·约翰逊将军的比喻很巧妙：“一开始是点点火光，后来却是猛烈攻击。就像有的蠢蛋，冲动地走上断头台，又期望铡刀突然坏掉，可以侥幸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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