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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译本序（第2页）

恩格斯在谈到青年歌德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时指出，“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尽管恩格斯只举了歌德的《葛兹·封·伯里欣根》和席勒的《强盗》作例子，但《维特》毫无疑问也是这样一部渗透着叛逆和反抗精神的作品，只不过它叛逆反抗的性质和方式与前两者不同罢了。这就是说，维特不只是个觉醒者，也是个叛逆者；他虽不能像葛兹和卡尔·穆尔似的拿起武器来与社会抗争，却在广泛的精神领域里对社会发起了挑战。

与迂腐顽固的贵族男女和浑浑噩噩的小市民相比，维特是一个新型的人，有着完全不同于他们的价值观：贵族阶级的尊荣，资产阶级的金钱，公使秘书的前程，统统为他所鄙弃；他所一心向往的只是“自然”。他蔑视社会中既成的上下关系，对他的上司公使不肯俯首贴耳，在贵族阶级面前毫无一般小市民的奴颜婢膝之态；他蔑视社会的法律准则，公开为犯了罪的青年长工辩护；他蔑视社会的礼教规范，在绿蒂婚后仍执意爱着她；他蔑视公认的宗教信条，不承认天父和人——自然和自然之子之间存在一位所谓的救世主耶稣，甚至认为宗教信仰只是“虚弱者的手杖”，并非人人必需；最后，他明知自杀是一种“叛教”行为，却偏偏在圣诞节前夕自杀身死……等等这些，都是维特对妨碍他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的反抗和叛逆。卢卡契认为：“维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丝毫不肯放弃自己的人道主义的革命理想，在理想这类问题上不肯做任何折中妥协。这种宁折不弯的精神，赋予他的死一种美丽的光辉；就是这种光辉，今天仍构成此书永不凋谢的魅力。”

卢卡契还认为，维特为了美好的理想而死，是与法国大革命中的英雄们为了同一理想而慷慨就义一样悲壮。笔者觉得，卢卡契对维特自杀的意义似嫌估计过高，因为自杀本身毕竟是一种有悖自然的消极行为，在今天的读者眼中已不能、也不应构成《维特》一书“永不凋谢的魅力”；构成这种魅力的，应该说是维特所追求的全面自由地发展人的一切潜能这一理想本身。但另一方面，笔者也不赞成把维特的厌世轻生简单地斥为“病态”“颓废”等等；因为，正如哈姆莱特的装疯和贾宝玉的出家一样，维特的自杀也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反抗行为。

《维特》的艺术特色

作品的思想内容决定作品的艺术形式；但只有有了恰当的形式，内容才能得到充分表现。《维特》这部作品的成功，证明了内容与形式的这种辩证关系。

论内容，《维特》既无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无离奇曲折的情节，写的多半是些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和事件，以及主人公对这些现象和事件的思考和反应；论格调，《维特》重在揭示主人公的内心，抒写他的情感——或欢欣陶醉，或苦闷不满，或憧憬追求，或愤懑绝望，主观色彩是较重的。这样的内容和格调，显然既不宜于采用擅长表现外部动作和冲突的戏剧与传统小说的写法，也不宜于采用以抒写内心情感见长、但却无法描写琐碎的生活现象的抒情诗形式。青年歌德恰到好处地选取了第一人称的书信体小说的写法，让主人公像对自己的知心朋友一样，把他的经历见闻和思想情感直接诉诸读者，很好地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协调统一。

歌德把主人公维特致友人威廉和绿蒂的近百封书信以及日记片断巧妙地编排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在书前冠以“编者”的引言，中间穿插进若干条注脚，结尾再添上一大段《编者致读者》，把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娓娓动听。信中时而叙事，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针砭时弊、大发议论，但都声情毕肖，各尽其妙，读着读着，我们仿佛就变成了收信者，眼前出现了主人公的音容笑貌，耳际听见了他的涕泣悲叹，思想感情不由得与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信中，维特有时冷静地直接进行自我解剖，比如关于他那颗“心”，他就告诉我们它如何“时时地战栗着”，如何“变化莫测，反复无常”；他如何“把它当成个病孩儿似的迁就，对它有求必应”，他毫不讳言，他的心“是软弱的，很软弱的”，他自己不幸的根源就在于这颗心；但尽管如此，他却视它为自己“惟一的骄傲”。通过这样的自白，我们已经知道了主人公是个何等多愁善感、心高气傲的青年，预感到了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他这敏感而脆弱的心是难免破碎的。

但更经常地，歌德是让主人公把自己心中热烈的情感尽量倾泻于读者面前。如在1771年5月10日的信中，他一开始便欢呼：“一种奇妙的欢愉充溢了我的整个灵魂，使它甜蜜得就像我专心一意地享受着的那些春晨。这地方好似专为与我有同样心境的人创造的，我在此独自享受着生的乐趣。我真幸福啊，朋友……”一种置身于美好大自然中的欣喜、温暖、充实、幸福的情感顿时跃然纸上，感染着读信的人。歌德还善于通过细节描写，间接表现主人公的情感，揭示他的内心。尤其是维特对绿蒂的一片衷情，书中的描写更为生动。如舞会被突然袭来的暴风雨打断后，绿蒂带领青年们围成一圈做报数游戏，谁报错了就得吃她一记耳光；我们的主人公打心眼里高兴的是，绿蒂给他的两下“比给别人的还要重一些哩”。一句话活画出了一个痴情少年的内心世界！书中有不少类似这样的缠绵悱恻的描写，反映了当时西欧文学中放纵感情的习尚。

《维特》中自然景物的描绘也异常成功，全书一开始对大好春光的赞颂尤其富于感染力。《维特》的写景状物起着烘托情感、宣泄内心的作用。请看，维特初到瓦尔海姆正值万物兴荣的五月，离开和再回来时已是落木萧萧的初秋，在他行将谢世时更到了雨雪交加的隆冬——时序的更迭与自然界的变化，与主人公由欢欣而愁苦以至于绝望的心理发展过程多么吻合！

还有荷马史诗的情节、意境和“莪相”的哀歌，也恰到好处地穿插在书中，前者的宁静、朴素、明朗，后者的感伤、朦胧、诡奇，都有力地渲染了小说前后两部分不同的情调和气氛，主人公的心境变迁也因此而更明显。

上述的所有手法，直抒胸臆、冷静自白也好，细节描写、景物烘托也好，都不仅起到深刻细腻地刻画主人公内心世界的作用，而且赋予了《维特》这部小说以浓烈的感情，沛然的诗意，使书中的山川草木（比如维特一再提到的那座井泉）都蒙上了奇异的感情色彩，呼吸着馥郁的诗的气息，显得神奇非凡而引人遐思。人们常称赞《维特》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诗”，看来很有道理。

《维特》名为长篇小说，实际上只有一百多页，容量不过一个长一点的中篇。但是，它除去写维特个人不幸遭遇的始末和内心变迁，还展现了从城市到农村、从贵族阶级到市民社会的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生活。如此多的内容，倘使没有适当的结构形式，显然是很难装进像《维特》这样一本“小书”里去的。

《维特》的结构非常灵便。它以主人公的经历为线索，把近百封书信串了起来，信与信的内容不一定衔接，写信时间的相隔也有长有短，每封信的内容更可少可多。这样，情节就跳跃式地展开，省却了许多过渡性的笔墨。

《维特》的剪裁也极为严格、经济，大至一个事件、一个场面、一个人物，小至一个细节、一泉一石、一木一草，都是为刻画主人公的性格形象和阐明主题思想服务的。

歌德曾对艾克曼说，《维特》包含着他“大量的情感和思想，足够写一部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从《维特》结构剪裁的精当、语言行文的含蓄看，他这话并非夸大。

《维特》在中国

相传早在《维特》问世后五载的1779年，就有德国人在一艘商船上看见一幅玻璃镜画，画着维特的故事。又有人讲在中国皇帝的宫中亲眼见过一些绘有维特和绿蒂肖像的瓷瓶。这些传说本身虽未可置信，但是，从十七世纪初，德国已派传教士来中国，十八世纪便设立了专门从事东方贸易的机构，传教士和商人们在传教与做买卖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德国并为歌德所接触到等等情况看，中国人反过来了解一点德国文学，听到一点在德国乃至欧洲家喻户晓的维特的故事，也并非全无可能。至于后来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在《歌德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讲的情况就比较可靠了。他写道：“……在广州地方，特别在为外国人预备瓷器，所谓客货那类东西，上面的画图是照欧洲人的嗜好绘的，所以画上作维特与绿蒂等人的像……”总之，歌德在生前已听到他的《维特》远游中国的消息，不仅深信不疑，而且引以自豪，为之神往。下面四句歌德写于1789年的诗，就间接反映了这个情况：

德国人摹仿我，法国人读我入迷，

英国啊，你殷勤地接待我这个憔悴的客人；

可对我又有何益呢，甚至中国人

也用颤抖的手，把维特和绿蒂画上了镜屏……

《维特》来到中国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时间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903）。当年7月，上海作新社译印了一本《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亦名《德意志先觉六大家列传》），其中就有一篇《可特传》（《歌德传》）。译述者为赵必振，所据原书系日本大桥新太郎于1893年所编。《可特传》除较详细地介绍了歌德生平和著作外，也谈到了《乌陆特陆之不幸》。这位乌陆特陆并非别人，就是我们说的维特。《可特传》中称《乌陆特陆之不幸》为一篇“传奇”，说“其中材料概自（歌德）自己阅历而来”，并略述了《维特》的成书始末和巨大影响，最后感叹道：“可特氏之势力，不亦伟哉！”

在与《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出版的差不多时间，我国著名诗人马君武已译述了贵推（歌德）的《威特之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一个片断，题名为《阿明临海哭女诗》，收在1914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马君武诗稿》中。译者介绍歌德说，“贵推为德国空前绝后之一大文豪，吾国稍读西笈者皆知之。而《威特之怨》一书，实其自介绍社会之最初杰作也”。

《维特》在我国真正产生影响是在五四运动时期。1920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了一本《三叶集》，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影响。

在1922年，我国终于出现了《维特》的第一个全译本——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维特》尽管是于问世后整整一个半世纪才来到中国，却仍在正进行着反对封建旧礼数斗争的一代中国青年中找到了知音。不少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与维特同病相怜，被他的故事感动得涕泪交流；一对对决心走自由恋爱之路的情侣，更以《维特》互相赠送，以示自己对爱情的忠贞。一时间，“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的诗句在广大青年中流传不息，汇成了一片对封建礼教的示威和抗议之声。蔡元培先生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中谈到外国小说的翻译对我国“起于戊戌”的“文学的革新”的推动，具体举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少年维特的烦恼》，说它“影响于青年的心理颇大”。

除郭沫若的译本外，我国后来还陆续出过罗牧、傅绍先等大约十个译本，译名全叫《少年维特的烦恼》。在所有这些译本中，仍以郭译流布最广，最受欢迎，仅据1932年的不完全统计，十年间郭译《维特》已由不同书店重印三十版之多。以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在我国重译、重印次数之多和影响之深广论，《维特》恐怕是无与伦比的。

今天，《维特》这部书仍可以帮助我们，特别是青年读者了解十八世纪德国和欧洲的社会风貌，了解当时一代青年的感情、憧憬和苦闷。五四时期，《维特》曾深得我国处于反封建斗争中的知识青年的喜爱。通过它，我们也可以间接听到这一代中国青年的心声。总的看来，《维特》这部作品的格调是高的，只要注意不受其感伤厌世情绪的熏染，读一读不无好处。而且，《维特》这部世界名著可称一个小小的艺术宝库，深入进去，我们定能采到不少珍珠宝石，获得巨大的艺术享受。

杨武能

1987年1月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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