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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董仲舒（第3页）

他自己又申说一遍：

举事变，见有重焉，则百姓安矣。见事变之所至者，则得失审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则事之本正矣。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则君臣之分明矣。别嫌疑，异同类，则是非著矣。

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则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质，则化所务立矣。亲近来远，同民所欲，则仁恩达矣。木生火，火为夏，则阴阳四时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则天所欲为行矣。

这十指的条理不很清楚，文字也太简略，故意义不容易确定。所以后人大概都不用董氏六科十指之说，而自定义例。如何休（东汉人，死于一八二，作《春秋公羊解诂》）便有“三科九旨”之说：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引见《公羊注疏》）

后来又有宋氏（不知何名，也不知何时人，引见同书）的三科九旨。三科是：“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九旨是：“时，月，日，王，天王，天子，讥，贬，绝。”清朝公羊家的说法又不同了，如魏源的《春秋公羊通义》的自序说三科是：“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九旨是：

天道者：一曰时（四时），二曰月，三曰日。

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

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

这些说法都可以表示越到后来，条理越分明，越好像《春秋》真有这些义法条例似的。其实都只是说经的人自己读出来或读进去的义例。作俑的人便是董仲舒。

董仲舒的十指，我们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稍加解释，使我们明白他的意思。

1.举事变，见有重焉。

2.见事变之所至者。

3.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

这三指是相连的。《春秋》是一部史书，故所重在于记事变。但董仲舒说，事变必有一个“所至”，那是“果”；又必有一个“所以至”，那是“因”。他说：

春秋至意有二端，……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著也。……

故书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陨霜不杀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虽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以贵微重始也。（《二端篇》）

这是用灾异来说小大微著之理。小者微者是“所以至”，大者著者是“所至”。谨小而慎微，使“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便是“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竹林》篇说此点更明白：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眇者乎？故案《春秋》而適（同“谪”，责也）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苏舆说，故疑作效）。

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齐顷公……即位九年，未尝肯一与会同之事，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春（成公二年）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

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晋鲁俱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曹卫，四国相辅，大困之鞍，护齐顷公，斮逄丑父。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

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国家安宁。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祸起于喜也。

慑鲁胜卫，得志而骄慢，是“所以至”。辱身辱国，是“所至”。恐惧修省而终身国家安宁，便是“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

4.“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他说：“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则君臣之分明矣。”这一条的用意只在明君臣之分。鲁国公子友酖杀同母兄公子牙，《春秋》书法是“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公羊传》说：

何以不称弟？杀也。杀则曷为不言刺？为季子（公于友）讳杀也。曷为为季子讳杀？季子之遏恶也。……然则善之欤？曰，然。……季子杀兄，何善尔？诛不得避兄，君臣之义也。（庄三二年）

为了“君臣之义”，弟可以杀兄，而《春秋》以为善。这是公羊家的立论。“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即是此意，国家是干，是本；私家是枝，是末。

后来封建变为一统的帝国，春秋家又创为“大一统”之说。《公羊传》开卷便说：“何言乎‘壬正月’丰丁举也。”董仲舒在他的《对策》里也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他在《繁露》里说：

《春秋》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適（同“敵”，比也）天子之贵。

君亲无将，将而诛。（“将”是起意谋反。此语始见于《公羊》庄三十二年传，文理不甚通，意谓对于君亲不得起逆意。汉人引此文往往改作“人臣无将”，文理稍通。）大夫不得世。（世是世袭）大夫不得废置君命。（《王道篇》）

这便是“大一统”的强干弱枝，大本小末。

5.“别嫌疑，异同类。”

这一指是辨别是非的方法，本来只是正名主义的名学的一部分，却被春秋家加上了许多很微细的分析，遂成为后世史家所谓“书法”。董仲舒说：

《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坠谓之陨，螽坠谓之雨，其所发之处不同，或降于天，或发于地，其辞不可同也。（《玉英篇》）

他又说：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公羊传》，成二年，鞍之战，齐侯被获。逢丑父为齐侯的车右，面目衣服与齐侯相似，他代齐侯居左，故意叫他去取饮水，齐侯遂得逃去。晋军主将遂斩逢丑父。）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桓十一年，宋人执郑相祭仲，要他“出忽而立突”。祭仲遂纳突于郑。过了四年，忽始复国。《公羊传》以为祭仲“知权”。）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

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郑忽出奔以避弟突）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子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

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逢丑父是也。（《竹林篇》）

这样“别嫌疑，异同类”，便是后世的做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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