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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揭露美军暴行（第3页）

搜集整理出充分证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证，这是争取国际人道主义支援的前提。周恩来深知，只有拥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才能从根本上揭穿美国的罪行。

因此，他通知总后卫生部贺诚部长及东北、军委、志愿军司令部等地区和部门的卫生机关，搜集足以证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材料。同时，他还提议由中国红十字会、各人民团体派代表组成调查团，前往朝鲜和东北实地调查。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组织“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分赴东北各地和朝鲜前线调查取证。

在调查团出发前夕，周恩来专门接见了调查团成员，对调查团的现地调查提出了具体要求。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调查团在朝鲜前线和后方进行了为期半个月调查，获取了大量证实美国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确凿证据，发表了《关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撒布细菌毒虫罪行的调查报告书》和《关于美帝国主义在中朝撒布细菌罪行的调查报告书》。

调查团东北分团还将调查的罪证实物和见证拍成电影和照片公布于世，这一举措，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国内调查团赴朝鲜、东北调查的同时，周恩来认为，仅有国内调查团的材料，难以使美国低头认罪。为了使调查的材料更丰硕、更富有说服力，周恩来呼吁世界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组成调查团，到朝鲜和东北调查。

但是，中国方面最初动员的国际力量却仅限于宗教界。

1952年细菌战问题发生时，刚好有一批对华友好的西方人士在中国访问，这批人包括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成员布兰德魏纳、意大利律师卡瓦莱里、中国新法学研究会理事柯柏年、法国律师贾斯盖、英国律师加斯特尔、巴西法学教授狄布里托、波兰法律工作者华西尔考夫斯卡夫人和比利时律师莫伦斯夫人，加拿大和平理事会成员文幼章，英国坎特伯雷副主教约翰逊以及英文月刊《中国评论》总编辑约翰?鲍威尔。

以上西方人士在参观了中国举办的细菌战展览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后，对美国使用细菌武器一事深信不疑，在中英文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支持中国、谴责美国的文章。

中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认为是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向世界人民揭露细菌战真相的重要渠道。

5月下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来访的英国坎特伯雷副主教约翰逊，接见后专门安排他参观了正在北京举行的细菌战展览。

约翰逊是英国左翼宗教领袖，30年代曾访问中国。1952年春夏之间，他与夫人及牛津大学讲师戴伊在中国进行了为期6周的访问，足迹遍及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12座城市，参观了荆江分洪、治淮工程等国家建设项目，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

中国政府对他的访问活动做了周密安排，以使其加深对新中国的美好印象和对细菌战的了解。

当时，约翰逊一行每到一地均有外交部欧非司人员专程陪同，对其与地方领导人会谈和参观后的一言一行都有文字记录，并随时上报主管接待的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转送周恩来及中共中央联络部、统战部、宜传部、文委宗教事务处等部门，获取相应指示。

访华期间，约翰逊不仅在北京和沈阳参观了细菌战展览，而且观摩了由当地政府组织的群众防疫运动现场，这些参观使他感到“过去我们认为细菌战是一小部分的散布，是偶然的。今天看了展览之后，知道这是大规模的，并且是不断的……想到这还是所谓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国家做出这样魔鬼似的事情，感到回英国后的责任更加重大了”。

约翰逊在离开中国时表示：

回国一定把美帝细菌战情形加以宣传。

在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下，由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中国、比利时、巴西、波兰等8国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协会调查团”到达朝鲜，该调查团按照法律方式，调查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后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协会调查团”公布了《关于美国在朝鲜的罪行的报告》，证实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东北进行细菌战的结果，还发表了《关于美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使用细菌武器的报告》。

外交部的报告及时反映了细菌战动员中的一个重要薄弱环节，即在中国访问的西方人士虽然大部分同情中国，也愿意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伸张正义，但他们的身份局限于宗教界人士、新闻工作者或民间和平团体成员，没有一个纯粹的职业科学家，因此对细菌战的证词缺乏科学上的说服力。

细菌战毕竟是一个涉及细菌学、生物学、昆虫学、动物学、植物学、传染病学等多种学科，需要详细调查、严肃论证的科学话题。要想争取世界舆论的同情，中国必须拿出过硬的科学证据，动员有声望的西方科学家来华调查取证，并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辩护。

意识到这一问题之后，中国政府决定开辟第二渠道，把动员的重点放在具有世界和平组织领导人和著名科学家双重身份的法国友好人士约里奥?居里身上。

约里奥?居里是法国著名化学物理学家，他是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法国原子能总署高级专员。同时，他还是法国共产党员，二战时期法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

1950年4月20日，约里奥?居里与一批左倾知识分子、科学家在巴黎成立世界和平支持者大会，当选为首任主席。

1950年约里奥?居里又当选为在华沙成立的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主席。该机构是战后欧洲知识分子和平运动的产物，分支遍布全世界，在政治上同情共产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国的战争扩张政策和核试验，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持友好态度，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是其在中国的分支机构。

1952年细菌战问题发生时，约里奥?居里正在为联合全世界科学工作者共同禁止核武器而奔走。在他接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长郭沫若就细菌战发出的呼吁后，他立即以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的名义，发表了美国使用细菌武器是“继用原子弹在几十秒钟之内毁灭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人民那种同样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的声明，并迅速做出3月底在奥斯陆召开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紧急会议，讨论这件事的决议。

3月21日，参加奥斯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北京组成，团长郭沫若，成员包括茅盾、钱三强等。

郭沫若是国际著名人士，前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当时身兼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长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代表着中国最高一级非政府组织机构和中国最高国家科学研究机构。

钱三强是约里奥?居里的学生，40年代曾在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跟随约里奥?居里学习核物理学，1948年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中国科学院的创办，钱三强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

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顶尖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即未来的细菌战调查将是一场由民间组织和科学研究机构共同承担的，严肃、客观、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科学调查，而不是官方操纵的政治宣传。

当然，代表团另一个心照不宣的目的则是希望钱三强能够利用他与约里奥?居里的特殊关系说服世界和平大会站在中国政府一边。

3月下旬，中国代表团抵达奥斯陆。3月29日，中国代表团在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会议上与朝鲜代表李其永一起，向会议出示了有关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证据和文件。

代表团强烈请求大会组织一个由独立、公正的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中国和朝鲜调查，该调查团的人选不一定来自与任何国际和平组织有关的团体，但是他们应该具有为人道主义献身的精神。

当问到中国政府是否愿意接纳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或国际红十字会派遣的调查团时，郭沫若当场予以回绝，他认为在美国影响和操控下的联合国不可能展开公正的调查。

于是，会议又围绕是否成立调查组，要不要干涉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武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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