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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作为一个民族的普遍精神习俗和行为原则（第2页）

第十节西班牙人的性格和中国人的性格

民族的性格是由美德与邪恶、善与恶的混合而得到的，这一点适用于每个民族。混合得好，产生的好结果往往是超乎想象的；混合得不好，产生的坏结果也是不可思议的。

查士丁[823]说，向来以诚信闻名的西班牙人，如果被要求妥善保管一件物品，就会竭力去做，哪怕面对死亡的威胁。而且，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种恪尽职守的精神从未改变。在财产的保管上，每一个在加的斯经商的国家都从不后悔地交给西班牙人。这种令人敬佩的品质，一旦与他们的懒散混合在一起，西班牙王国的整个商贸就掌控在欧洲各国的手里了，而且就发生在眼皮底下。这种结果显然是有害的。

中国人由于自己的性格因素产生了刚好与西班牙人相反的混合。中国人之所以得不到任何商业民族的信任[824]，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活力令人感到惊奇，他们的欲望也超乎常人，而这些又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极难维持稳定。[825]这种广为人知的不诚信，使中国人只能跟日本维持商业往来；欧洲商人如果通过中国北方的省份进行对日贸易，将获得许多便利，但是，没有一个欧洲商人敢这样做。

第十一节一点儿感想

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我说这些是为了无限缩小美德与邪恶之间的距离，绝不是那样的。我只是想说，政治弊端和坏的道德并没有任何对等关系。明白这一点对每个制定出违背民族普遍精神之法律的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第十二节专制主义国家的习俗和行为原则

习俗和行为原则不可更改这一准则，对专制主义国家而言重要至极，否则的话，将迅速引起革命。原因在于，专制主义国家几乎没有法律，一切只是习俗和行为原则，因此，此二者的改变，意味着此类国家的一切都将改变。

法律是人为制定出来的，而习俗却是启迪的结果。与习俗关系更大的，是普遍精神；与法律关系更大的，是具体制度。彻底推翻普遍精神的危险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改变具体制度的危险程度。

在某些国家里，所有人都既超过又不如别人，既专制待人又被人专制对待。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来往，比随处享有自由的国家人民之间的来往更少，其习俗和行为原则的变化也相对更少。如果行为原则比较固定，就跟法律相差无几了。因此，相比其他国家，对于这些国家的习俗和行为原则，君主或立法者越少触碰越好。

这些国家的妇女，一般都深居简出，没有资格插手任何事情。在其他一些国家里，男女之间可以进行较多的往来，而且，招人喜欢和被人取悦的愿望，妇女们都具有，因此，这些国家的行为原则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现在，由于互相之间的侵蚀，男女两性所特有的基本品质，都已经消失不见了，人们可以随意安排那些以前通常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826]。于是，人民的行为原则一天天地变样。

第十三节中国人的行为原则

然而，中国的行为原则向来稳定，似乎从未改变过。在中国，妇女和男人的互相隔离，是不可逾越的。而且，习俗和行为原则这些东西，在学校也设有课程。一个文人的身份，完全可以从行礼时的典雅来断定，而且不容置疑[827]。一旦有严厉的老师教授了这些东西，它们就成为牢固的、不容变更的道德准则。

第十四节怎样才算自然地更改一个国家的习俗和行为原则

前面已经说过，立法者所制定的具体而精确的制度，就是法律；一个国家的一般性制度，就是其习俗和行为原则。因此，未免太过专断强权之嫌，人们不应该借助法律手段来实现改变习俗和行为原则的愿望。然而，非要改变习俗和行为原则，倒是有一个可靠的方法，那就是借助另一种习俗和行为原则。

因此，如果一位君主想在国内促成一场大变革，那就应该借助新的法律改变原有的法律，借助新的习俗改变原有的习俗；倘若企图用新的法律改变原有的习俗，那么效果会很差。

俄罗斯的专横表现有：通过法律强行让人民剪短胡子和上衣、彼得一世命令进城者一律将长袍裁至与膝盖齐平。通过刑罚的手段，可以预防犯罪，但要改变行为原则，却要发挥典型的作用。

这位君主对国家的看法是很糟糕的，他认为人民是愚蠢不堪的，可事实不是那样。表明这些的正是——后来[828]这个国家迅速得到治理，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实际上，他的那些专横手段是无效的，要达到同样目的，也可以用比较温和的手段。

发挥事实的说服力进行改革，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以往被深锁在后院的妇女就是奴隶。请她们来到宫廷，配给她们日耳曼式的服装和织物，这种做法可以让女性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和快乐。男性应拿这种生活方式与女性共享，因为它很能满足妇女的情趣、虚荣和欲望。

民族之间的混合和讨伐而非气候促成了当时的习俗，因此，要改变这些习俗，并不是多大的难事。甚至彼得一世自己都意外地发现，当他把欧洲的习俗和行为原则引进一个欧洲国家时，竟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地实现了改革。影响一种习俗和行为原则的所有因素，首推气候因素，因此，他那改变人民习俗和行为原则的愿望，不必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人民一般是舍不得放弃自己原有习俗的，因此，通过专横手段令他们放弃，就会把不幸带给他们。他们的习俗和行为原则，只能被引导着发生改变。

一切并非不可或缺的惩罚，都属于暴戾专横主义。法律这种行为，不是只凭借权力的，法律不应该触碰那些在固有性质上就属于不怎么重要的事情。

第十五节家庭管理是怎样影响国家治理的

俄罗斯政体的改变，与妇女习俗的改变有关，这是不用怀疑的。事物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有对妇女的奴役，则必有君主的专制主义；妇女是自由的，君主政体的精神必将是一种不同的样子。

第十六节支配人的各项原则是怎样被某些立法者混淆的

法律从没有确立过作为习惯性行为的习俗和行为原则，也不能或不愿意确立它们。

法律与习俗和行为原则的区别在于：法律确立规范的重点，是公民的行为；习俗确立规范的重点，是人的行为。习俗关系到的，主要是内心活动；行为原则关系到的，主要是外在行为表现。

这些东西如果共同纳入一个国家，可能有时会难以区分[829]。莱库古只制定了一部法典就囊括了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这三者，中国的立法者也有这种表现。

在斯巴达和中国，习俗代表法律，行为原则代表习俗，因此，我们不必奇怪他们的立法者混淆了法律、习俗和行为原则。

让人民一直过太平日子，是中国立法者的主要目的。他们提出的要求有：每个人都蒙受着他人的许多恩惠，也在某一方面依赖他人，这些时刻不能忘记，且要做到人与人之间互相尊敬。中国立法者为达到这一目标所制定的礼仪规范，涵盖范围达到了最广。

中国的一个良好办法是，让村民[830]和地位高贵者同样有教养。这样一来，人民宽厚的性情就养成了，太平景象和社会秩序得到维持，凶狠之心所产生的一切邪恶，也随之消除了。不用教养规范来加以约束，的确无异于对邪恶的放纵。

就这一点说，教养比礼貌重要；礼貌会成全他人的邪恶，而如果一个人有了教养，其邪恶就不会显露出来。教养对人与人交往的作用，如同是一道墙，人们之间的互相侵蚀，被它制止住了。

在习俗方面，制定了严格制度的莱库古却没有忽略教养。他所采取的鼓舞人民的手段，是好战精神。有些人总是扮演着施惩者和被惩者、教导者和被教导者的双重身份。他们纯朴而坚毅，互相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报以美德，而非互相尊重。

第十七节中国政体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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