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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决知识的疆界一则小说的记忆术与认识论（第1页）

“小说稗类（..）”！

——一则小说的记忆术与认识论

希腊著名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前525——前456）曾经有一句名言：“记忆是所有智慧之母。”这句话来自一个印刷术和资讯工业尚未出现的时代，实则不乏嗟叹之意——人们是如此确信自身拥有开发知识的能力，却又缺少保存它的工具。是以雄辩家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前106——前43）将记忆术视为修辞学的五大法门之一，并且在辩论术的著作中提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抒情诗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约前556——前468）应邀到塞斯利地方的斯高巴家族的筵席上为主人高歌一曲，这一阕为应酬而作的献诗有一半是献给主人斯高巴的，另一半则是歌咏卡斯托（Kastor）和波利第厄斯（Polydeuces）这一对双生神祇。悭吝的斯高巴只肯付给诗人先前允诺之酬劳的半数。也就在这个时候，侍者传言道：门外有两位年轻人要求见西摩尼得斯。当后者刚离开筵席现场，宫室立刻倒坍，将宾主一干人等全部活埋，且众人的尸体又全部纠结起来，难于辨认。这时，因双子神答谢施恩而幸得生还的西摩尼得斯发挥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惊人禀赋：他凭靠回想当初宾客所坐的位置来帮助遗族辨识那些缠抱零落的尸体。

这个故事的教训可以是：背信悔约又贪鄙吝啬的人可能祸延妻孥，殃及友朋；也可能是：文学家可以既为金钱又为理想从事创作——但真正带来珍贵报偿的却是后者；当然，没有人会忽略记忆能力与创作能力的紧密关联——它们也许正像双生子那样密不可分。

记忆术（mnemonic）这个字的来历也可以从希腊神话中得到印证。九位缪斯女神的母亲尼摩西尼（Mnemosyne）正是掌管记忆的神祇。一旦罗列出九位缪斯的职司——叙事诗、历史、横笛、悲剧、舞蹈、竖琴、赞歌、天文学和喜剧，后人可以轻易察觉：在尚无大量复制工具的时代，人类所能掌握的必须仰仗记忆以供传述的知识领域毕竟有限，分工也必定粗疏。设若时值今世，尼摩西尼恐怕要孕育成千上百的女儿，才能牢牢看守西塞罗所谓的“智慧的宝库”。

中国第一位平民教育家孔子也曾经有过关于文学、知识与记忆的谈话。但是，正如诸多因为流传久远、众说纷纭而导致的误会，《论语》中提及诗（《诗经》）之作为一种教材，亦多为解经者讹谬本旨。孔子认为“诗教”有不同的层次，分别是“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以及“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这几个项目分属美学、伦理和知识的层次。尤其在知识这个部分，解经者常以“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来诠释孔子的原文。事实上，“识”这个字兼有认识和记录（也就是“志”）的意思——“识”甚至可以说是“志”的本字。而“名”这个字，不只是称谓、声誉，同时也兼涵“事物的本质”之义。比照其他《论语》章节中论及“名”字的部分（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可以得知：他所谓的“名”，是称谓、声誉或头衔与其本质的配套得宜。换言之：“识名”两字合而观之，正是“对事物本质与称谓的配套是否相当所作的整体性了解和记录”。孔子心目中的文学（诗）从来没有弃绝过它和知识、记忆术之间的紧密联系。尽管他也活在一个书写工具不发达、分工概念亦不算细腻的时代，孔子所称的文学，其实兼具“文章”“博学”两义，他所谓的诗，恐怕也就笼统涵摄了后世所有的文学体制了——其中当然也包括小说在内。

无论我们用哪一个语汇去指称小说——传奇（romance）、虚构（?ction）或惯称长篇作品的小说（novel），它们都各自拥有一个语丛背景，也因之使这门艺术综有了以下这些性质：用通俗语言书写、记录的（romang，romanga），带有想象、杜撰成分而未必直须吻合经验或法定事实的（?ctive，?cticious，?ctio），以及新鲜、新奇的（neo，nova，new）。如果要讨论小说之为一种知识、一种记忆术，甚或及于伦理与美学的课题，显然也要从它的这些性质起步，逐一厘清。

书写既是记录，也是涂销

孔子被中国人视为教育家的典范，以及第一位从事古代书籍整理、编辑、删修工作的博学者。但是他自称“述而不作”，从未试图以“创造性的书写”来完遂自己的职志。这一点，他很容易让人们想起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这两位都曾有长期流浪背景的“导师”为什么不奋笔而书？——世人多有此一问，仿佛他们的“不书写”形同莫大的遗憾。然而，根据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的《斐多篇》（

Phaedo

）所载，苏格拉底曾经在他与斐德罗（Phaedrus）的对话录中叙述埃及国王吐哈姆斯（Thamus）驳斥发明文字的神祇托特（Thoth）之言：

你的这项发明，只会使得学习者的心志变得健忘，因为他们会变得不肯多用自己的记忆；只相信外在被写成的文字，不肯花时间记忆自己。经你发现的特性不能帮助记忆，而是帮助回忆。你授予令徒们的也不是真理，而是外表看似真理的东西。他们将会发现自己确实耳闻很多事，可是一样也记不得；他们将会看似无所不知，事实上却一无所知；他们将会成为令人厌倦的友伴，表现得好像充满智慧，事实上却虚有其表。

吐哈姆斯国王的驳斥呼应了书写活动出现之后、印刷术发明之前，许多笃信记忆术人士的疑虑。古典记忆术的信徒及学者不只将此术视同“资料的搜集与保存”，同时也含藏着对资料加以建档、运用、理解和思考的积极行动能力和技艺。我们无从得知孔夫子是否也有一套类似的执念，但是“述而不作”显然出自一种尊重文字符号、不轻易启动这种符号的系统以加重系统负担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使“作”（书写）具备了神圣性——而且是一种增进好奇探究、深入了解、再予以记录的神圣性。以此言之：孔子对书写的审慎与敬惜，与苏格拉底于对话中所援引的吐哈姆斯王之语殊途而同归——他们都体认到一点：书写固然有其不得不然的记录功能，也兼有滥用的危险；只不过吐哈姆斯王更为激进：他认为文字在本质上已经涂销了人类的记忆能力。

倘若吐哈姆斯王的推论成立，则小说无疑是人类在丧失了某种记忆能力之后才大行其道的艺术。经书写而流传的文本非但不再帮助记忆，反而在利用读者记忆的丧失而成就其自身的存在与价值。

失忆的乐园

各个文化的古老传说之中都有惊人的记忆天才。在中国，“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多属儿童，他们的故事多被收录在《太平广记》之类可被视为小说的野史之中。阿拉伯世界则称道能够一字不漏背出《古兰经》全文的人为Ha?z，这个字后来被引申为能够将任何文本寓目而不忘的有智之士。西方的传教士（像圣托马斯·阿奎纳〔SaintThomasAquinas，1225—1274〕）更透过记忆术的方法训练使人成为圣经、教义、格言的忠实拓本。

然而记忆女神的女儿群里可没有谁职司过小说。它不像古典的诗歌、音乐甚至天文学那样有各自的法则（如：韵脚、音节、调性、对位形式乃至日升月落的规律性），有着内在的、方便记忆的性质。即使以戏剧言之，也往往是角色与角色相互对答、唤起而凝铸成一集合性的记忆体。小说却非如此。

小说仿佛“生来”便注定与失忆有关。一则代远年湮的传说、一则荒疆僻壤的异事、一则外邦野域的珍闻，在必须透过口耳交递才得以流通的情况之下不免有所讹谬、误会。一个尺寸被夸大了，一个动作被神化了，一个人物变美了，一个名字被说错了……与真理、事实、原貌、本色有出入的叙述变成了创造——更重要的：它可能带来乐趣。

在缺乏方便记忆的规律制约之下充满悖离真实可能的叙述也许是自由的，可是它正在与记忆之神捉迷藏。从某一方面来说：小说的确为它的读者建立了一套记忆。我们可以从数以千计的社会学、心理学乃至史学论著里读到学者们引录知名小说经典之作的内容以为考据某一时空环境细节的证物；当历史材料不足或相互矛盾之际，研究者转而向小说求助——不过“当历史材料不足或相互矛盾”是必然的前提。即使小说以再逼真的复写、再细腻的勾画、再诚恳的动机、再无懈可击的技术“重塑”了某一时空，它仍然只是历史缪斯克丽奥（Clio）身边最不堪使唤的丫鬟。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吐哈姆斯王的谴责无误，小说的书写与阅读也正吻合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引用李伯（M.Ribot）的话所谓：“我们得到了一个悖论式的结果——记忆须在遗忘这个条件之下始得成立。”质言之：小说正是那种兼具记录与涂销双重特性的书写；小说的读者也必须在没有韵脚、音节、调性、对位形式、自然规律以及集体记忆法之帮助的情况下边读边忘。读者追逐着叙述时间轴线，在每一动作、对话、情境、描写的当下瞬即遗忘先前的叙述——更精确地说——将之前的叙述迅速抛入记忆的底层（无论我们称那里为“潜意识”或“无意识”区域皆可）。这种暂时性的遗忘原本正是吐哈姆斯王所痛诋且忧忡的，但是，它却提供了小说美学得以独立发萌滋生的暖床。小说于是向克丽奥提出辞呈，自立门户，且正由于它全然不羁的自由性而提升了它在缪斯殿堂里的位格；它向九位缪斯之母提出挑战，檄文上这样写道：“在我这里，记忆只占领半壁江山，我将另一半交付遗忘，且必须透过遗忘才能唤起记忆。”对历史而言，失忆是罪恶；对小说而言，失忆构筑了乐园。一个未经专业训练的读者在任何一部小说的中间部分忽然读到了几页或几十页之前曾经读过的某些元素时，有如拾获韵脚、复按音节、重聆同一调性、找到对位的依据、再睹日月星辰出现在相同的宫位之中，体会到秩序与和谐。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GarcíaMárquez，1927—2014）在他的《百年孤独》（

OneHundredYearsofSolitude

）里，让整个马孔多村的人患了失忆症。此时，数十页之前的伏笔忽然一跃而出，读者显然已经遗忘了的吉卜赛老人梅尔加德斯犹如鬼魅一般出现在门外，带来了医治失忆症的良药。读者也将在这一刻体会到他阅读小说时的失忆症在此得到诊治与拯救，因为读者也势将在梅尔加德斯重访的刹那将其早已抛入记忆底层的、有关吉卜赛人（他们总是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宝贝）的文本重新植入记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个情节上精彩地展现了他对“记录涂销”的深刻认识、控制能力，也恰如其分地示范了“遗忘记忆”在文本之中和创作理论上的双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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