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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仓皇出逃（第4页）

李鸿章北返谈和

慈禧太后宣战的骗局越来越为她自己的言行所拆穿。宣战未久，就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连电催其北上，以便与各侵略国谈和。按李鸿章原为北洋大臣，常驻节天津，督练海军，何以外放两广总督？其中缘由，与甘肃人安维峻颇有关系，需加追述。

原来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与日本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割去台湾等岛，并赔以巨款，丧权辱国，前所未有，一时舆论大哗。御史安维峻于同年十二月上疏参劾李鸿章，并触及慈禧太后。疏中主要内容，一是揭发李鸿章“自恐顿寄倭国（日本）之私财付之东流，”所以一意主和，甚至“闻败则喜，闻胜则怒。”二是揭露李鸿章的淮军“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并且在其天津总督衙门中窝藏在中日战争中因败逃而被革职的叶志超、卫汝贵等人。三是指控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娶日本老婆，日本人指名李经方为对日谈判全权大臣，他必然对日方“俯首听命”，因而“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四是对于慈禧太后的屈膝主和乃至专权独断，也顺笔刺之云：“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这些意见，正是当时所有爱国者所欲言而不敢言的，安维峻不顾个人安危，率直进言，大快人心。但心虚的慈禧却坐不住了，她还来不及替李鸿章辩解，烈火燃眉，先顾自己，当天就传旨驳斥说：“乃本日御史安维峻呈进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肆意妄言，毫无忌惮。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端。”于是，立即将安维峻“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但是，曲直分明，公道自在人心，这是慈禧太后的皇权淫威所无能为力的。连《清史稿》本传中也记载说：“维峻以言获罪，直声震中外，人多荣之。访问者萃于门，饯送者塞于道；或赠以言，或资以赆，车马饮食，众皆为供应。抵戍所（张家口），都统以下皆敬以客礼，聘主讲抡才书院”。连那位在稍后营救过谭嗣同的著名大侠大刀王五，也给以资助，且也亲自护送安维峻到张家口。有记载说：“安晓峰侍御之戍军台也，五实护之往，车驮駃资皆其所赠”（《清朝野史大观》）。

安维峻（1854—1925），字晓峰，甘肃省秦安县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授编修，光绪十九年（1893年）转御史，一年多的时间，就上疏六十多封，揭纠时弊，毫不留情。这次的参劾，更是直指最高层，一发中的，影响深远。清朝廷迫于舆论，不得不让李鸿章暂时坐坐冷板凳，致使李鸿章一时甚为颓唐。据曾和李鸿章共同生活过一年多的吴永（曾国藩的孙女婿，后来任直隶怀来县知县）所记：

“其时公（李鸿章）自北洋罢任，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按：此职亦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罢去，李仅余一大学士头衔）久居散地，终岁僦居贤良寺。翁常熟（按：即拥护光绪帝变法的翁同，因系江苏常熟人，故名）当国，尤百计齮龁之。公益不喜接客，来者十九报谢，因而门户亦甚冷落。公意殆不能无郁郁，然有愤慨而无怨无诽。……尝自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庚子西狩丛谈》）。吴永是对李鸿章五体投地的人，上面所述也是曲为回护，故上述情况是可信的。此后，李鸿章又被派出治理黄河。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任李鸿章为两广总督。但到任不到半年，当宣布对外作战时，慈禧太后就接连电催“迅速来京”并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动身北上途中，“五次电奏”慈禧太后，提出“先清内匪，再退外兵”的主意，实际是要集中兵力剿除义和团，再跟侵略者谈判和谈条件。不言而喻，慈禧太后是赞赏这个主意的，所以当八月初侵略军刚进至河西坞时，慈禧就下旨，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外部商办一切。”李鸿章果然不负此“重托”，一面电请清廷命庆亲王奕劻并为全权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会同办理，一面急忙乘船到大沽。由于他多年来在与英、法、俄、日等侵略者的谈判中，割弃领土、主权甚为“慷慨”，各侵略者对他素有好感，所以优礼相待。“俄军提督派员礼迎，美提督来谒。鸿章至塘沽，赴俄营谈甚洽”（罗惇曧：《拳变余闻》）。问题很明显，侵略者从李鸿章身上经常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好处，哪有对他不殷勤接待的道理！

这时，义和团和一些清军还正在反侵略的战场上与侵略者浴血搏斗。

爱国军京城血战

慈禧玩弄宣战骗局，当然就不会认真地作反侵略的准备。但侵略者正好相反，他们利用与退驻天津以西的清军胶着对峙的时间，积极调集兵力于天津。八月四日，八国联军聚集约二万人，从天津出发，向北京推进。连续攻占北仓、杨村。裕禄、马玉昆兵败撤退，裕禄自杀。裕禄，字寿山，满洲正白旗人，他对义和团先主剿，后主“抚”。《清史稿》本传说：“顷之，各国兵舰大集，匪（按：义和团）犹聚督辕求枪炮，裕禄命诣军械所任自择，尽攫以去。”据此，裕禄总算给了义和团一些支持，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和出于什么动机。但他的昏庸却导致大沽、天津等地的相继失守，使侵略军得以长驱而入！原来主和的李秉衡，又改为主战。“无何，又请募师入卫。至京，入觐太后，”慈禧太后命为武卫军帮办。李秉衡统率张春发、陈泽霖、夏辛酉、万本华四军进驻河西坞，阻止侵略军。刚与侵略军一接触，张、万两军先溃，继而各军皆奔。“秉衡不得已，退通州，疾书致各将领，述诸军畏葸状，饮金死”（事见《清史稿》本传）。时间正是八月十二日。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曾参加中法之战，与冯子材共同取得谅山之捷。后为山东巡抚。他督率的军队不是自己的属下，所以不听指挥，一触即溃。接着，马玉昆又退驻南苑。这样一来，就把北京城暴露给侵略军。八月十三日，侵略军到了北京城下。这时京城内外，尚有神机营、虎神营、马玉昆部和董福祥部等数万人，如果统一组织，协同作战，侵略军想攻进北京城，也并不那么容易。无奈此时不知那位奉命统军、“以一事权”的荣禄在干些什么，使三军统帅无人，各军各自为政，大多是不战而逃，只有董福祥所率甘军孤军奋战。

联合侵略军原定于八月十五日攻城。但俄国侵略军为抢头功、多占便宜，即提前于十三日午夜发起进攻。甘军据城顽强抵抗。俄军用大炮轰开东便门，甘军退守建国门。俄军战地指挥官华西里耶夫斯基亲自指挥，用大炮和机枪进攻，战斗异常激烈。甘军坚守不退，将士分布在城墙上，隐蔽在城垛口后边，以老式大滑膛枪不停地射击，霎时打伤俄军炮手十五人和拖炮马六匹，还打伤俄军中尉、少尉各一人和不少的步枪手。华西里耶夫斯基只得下令将几门炮撤下去。但因一门炮的炮手和马全被打死，根本无法挪动。此时，进又不能，退又不得，陷于窘境。一个俄国人事后描述说：“中国人从每个枪眼向外射击，老式的中国大炮以其恐怖而深沉的吼声从一个城楼上向外发射，这是一幅恐怖而又壮观的场面。”

但甘军守卫的地段有限，其他地方难免有薄弱环节。十四日晨，内城东南角被攻破，甘军将士立即前往增援，冒着俄军密集的机枪火力进行反冲锋，终于堵住了漏洞。上午八时许，俄军第十团团长安丘科夫被击毙，不少俄国士兵也被打死，他们的尸体不断地被运送下来。十时许，华西里耶夫斯基被击穿右胸，上去企图救护的俄国士兵几乎全被打倒。直到三小时以后，华西里耶夫斯基才侥幸地被撒下来。

日本侵略军于十四日上午九时许攻击齐化门（朝阳门），同样碰到甘军的顽强抵抗。日军组织敢死队率先冲击，被甘军打得纷纷倒地。拼杀一天光景，日军毫无所获。直到深夜时，在俄军配合支持下，日军才将齐化门攻陷。

在前门箭楼，甘军奋勇据守，不肯撤退。侵略军也攻了一天的光景，付出相当代价后才攻下来。一个俄国人记述云：“北京陷落了。只有在箭楼上那些使我们遭受惨重伤亡的董福祥的顽强士兵还在射击，一直打倒黄昏时分，日本人把箭楼拿下来才罢休。”法国人著《庚子中外战纪》中写道：“至于中国军队，其在京与联军开战者，约有三万余人，伤亡之数，约至四千计。当联军夺据京城之际，最称奋勇者，为董福样一军。”文中所说中国军队的数字是可信的。但三万人中，仅有万人左右在拼命抵抗，其余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发挥多大作用，这就使侵略军不仅在装备上占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北京城悲惨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

洪寿山撰《时事志略》中所载一首《西江月》及其注释，倒像北京保卫战的一个总结。录如下：

“武卫将军虚设，董师孤掌难鸣。

可惜大清百万兵，事到临头无用。”

“武卫军其勇不可当者，乃东郊民巷之抢夺也，闻洋兵欲至，相隔一舍之遥而早遁矣”（按：这里所说的武卫军，即指孙万林所统的武卫中军。这支军队早已撤至北京城西，后驻扎于山西、河北交界一带）。旗兵神机、虎神等营，闻洋兵一至，如狼遇虎，而鼠遇猫也。

“只有董福祥一人，至忠至勇，帅甘军而奉命。……哀哉，都城之失守也。”

甘军将士在优势敌人面前，毫不退缩，他们以顽强的冲杀保卫京城，在历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将使人们永志不忘。终因慈禧太后和荣禄首鼠两端，抗敌之志不坚，部署不当，指挥无能，致使他们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实为千古的遗恨。

北京陷落了，侵略军进入城内，义和团和清军对东郊民巷和西什库的围攻被迫解除。侵略军在城中及郊区大肆烧杀抢掠，肆无忌惮。他们屠杀的，首先是义和团，其次是居民百姓，实际是团民和百姓不加分辨，任意屠杀。且引一些记实文字：

“联军搜杀拳匪，尸山积焉。”——《拳变余闻》

“只要见着一个情形稍有些可疑的，便指是义和团，也不问是真是假，立刻按倒就杀”——《赛金花本事》

法兵“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井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庚子使馆被围记》

毁烧之事，是处可见：

“凡寺观与王公府第，曾设拳坛者，皆举火焚之。”——《献县天主堂出版：圣教史略》

“城内外居民市廛，已焚者十之三四联军皆大掠，鲜得免者。”——《拳变余闻》

联军“焚正阳门城楼，火光照数里。”——《庚子国变记》

奸淫更甚：

“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贱老少，尽驱诸表背胡同，作为官妓，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拳匪记事》

“妇女虑受辱，多自经，朝衣凤冠及补服之尸，触目皆是，有自经久项断尸坠者。”——《拳变余闻》

至于抢掠，就鲜有幸免者了。据瓦德西的《拳乱笔记》所载：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

在英国方面，关于此类行军特长，却曾被以一种特别方式，即所抢之物，均顺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

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某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

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

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

此外法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变绝对不曾落居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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