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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个案分析 自杀和吸烟流行潮（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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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个案分析

自杀和吸烟流行潮

青少年自杀与吸烟现象的传染途径惊人地相似，只有找到引爆这两种不良现象的因素，才能找到有效对抗这两种现象的方法。

群岛上的自杀流行潮

不久之前，在南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17岁的男孩西玛与他的父亲吵起架来，当时他正与家人待在祖父家中。这天，西玛苛刻而多事的父亲一大早就把他从床上叫起来，让他去找一把用来收割面包果的竹制小刀。西玛在村子里找了好几个小时，还是没找到，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到祖父家中。西玛的父亲勃然大怒，他一边挥舞着一把大砍刀，一边责怪西玛让全家人饿肚子。他还对西玛吼道：“滚出去，到别处去养活你自己吧！”

于是，西玛离开了祖父家，向自己家所在的村子走去。路上，西玛遇见了他14岁的弟弟，他向弟弟借了一支笔。两个小时后，西玛的弟弟因为对西玛的去向感到好奇，便开始四处寻找西玛。弟弟回到空无一人的家，从窗户向屋里看。在阴暗的房间中央，西玛一动不动地吊在套索上——他已经自杀身亡了。他在遗书中写道：

现在我的生命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对我来说，是悲哀的一天，也是饱受折磨的一天。但今天对爸爸来说，是值得庆贺的一天。今天，爸爸把我赶了出来。谢谢您给了我这么少的爱。西玛。

我要向妈妈说再见了。妈妈，您将再也不会因为您的儿子而感到沮丧或烦恼了。我很爱您。西玛。

在20世纪60年代初，自杀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是极为罕见的事情。但不知什么原因，自杀事件开始戏剧性地激增。每一年，自杀事件的发生率都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的自杀率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在美国15岁至24岁的青年男性中，每10万人中有22人死于自杀；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该比例高达——每10万人中有160人，这一数字是美国的7倍多。这样的比例意味着自杀在此地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哪怕是最琐碎的事也能引发自杀，比如，西玛就是因为父亲对他大吼大叫而轻生的。

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自杀现象蔓延的情况下，西玛自杀这件事并非特例，群岛上的青少年会因为发现自己的女朋友移情别恋而自杀，或因为父母不多给他们几元钱买啤酒而自杀。一名19岁的少年上吊自杀只是因为他的父母没有给他买一件毕业礼服，一名17岁的少年只因为他的哥哥责怪他弄出太多的噪声而上吊自杀。在西方文化中，自杀被看作罕见的、任意而为的且深度病态的行为。但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这样的行为却以它独特的规则和标志，成了岛上少年青春期的一种仪式。

事实上，群岛上的所有自杀事件，从本质上看都是西玛的故事的不同翻版。自杀身亡者几乎都是接近20岁、未婚、住在家中的男性青少年。引发自杀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与家庭生活有关，即与家长或女朋友有争执。在这些自杀案例中，有34的自杀者以前从未尝试或威胁要自杀。自杀留言往往表达了一种自尊心和自我怜悯心理的受损，以及对遭受误解的抗议，而不是表达一种抑郁的情绪。按照惯例，自杀行为会发生在周末的夜晚，在自杀者与几个朋友喝过一轮酒之后。大多数案例中，自杀者往往按相同的步骤行事，他们似乎有一套严格且不成文的仪式来恰当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者一般会找到一个僻静的地点或一所空房子。自杀者把带去的绳子做成绳套，但并不是按西方传统的上吊方法那样把自己悬吊在半空中，而是将绳套系在低处的树枝上，窗户上，或者门把上，然后将身体向前倾，这样身体的重量就会使绳套紧紧地勒住脖子，导致血液无法流向大脑，直至他的意识逐渐涣散，最后死于因大脑供血不足而引起的大脑缺氧。

人类学家唐纳德·鲁宾斯坦在其著作中写道，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这种自杀模式已深深扎根于当地文化之中。随着自杀人数的上升，自杀的念头逐渐传播，甚至在更年幼的男孩中散布开来，而且改变了自杀这一行为本身的意味：使自杀从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变成了一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接受的事情。鲁宾斯坦在自己一系列出色的论文中，描述了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的自杀流行现象。他写道：

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某些社区中，自杀观念广为传播：它出现在当地原创的流行歌曲中，出现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电台的广播中，出现在T恤衫图案和高校围墙的涂鸦中。一些曾尝试自杀的男孩说，他们第一次看到或听到自杀事件是在他们8岁至10岁的时候，而他们尝试自杀的想法往往来自模仿或试验性的闹剧。例如，一名11岁的男孩曾把自己吊在屋里，他在被人发现时已失去知觉，舌头都伸了出来。事后，他解释说自己只是想“试”一下上吊。他说他并不想死，尽管他知道他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近来，特鲁克电台报道了几起类似的模仿自杀事件，而模仿自杀的男孩只有5岁至6岁。密克罗尼西亚群岛最近发生的几起青少年自杀身亡案例，明显是此类“试验”的结果。自杀在这些社区中发生得过于频繁，以至于自杀这一行为本身对青年人来说，即使不是一件有吸引力的事，也是一件已经较为熟悉的事，而这一行为的致命性却显得微不足道。特别是对一些更年幼的男孩来说，自杀行为似乎包含着一种试验性的，甚至几乎是娱乐性的因素在内。

上面这段文字中，有些字句让人不寒而栗。自杀本不应被看得如此微不足道，但真正令人感到恐怖的地方是自杀竟变得如此平常。现在我们面临着一场自我毁灭的流行潮，青年人的试验、模仿与反叛的精神导致了它的蔓延。现在我们也在进行着一场失去理性的运动，而不知什么原因，它已成为青少年表达自我的一个重要方式。不可思议的是，密克罗尼西亚群岛青少年的自杀流行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青少年吸烟泛滥的现象有相似之处。

放弃与香烟对抗

青少年吸烟是当代社会中严重而令人困惑的现象之一，没有人真正知道该怎样应对这一现象，甚至不能说清这一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禁烟运动的主要思想是：烟草公司对青少年撒了谎，通过把吸烟表现得比实际情况更诱人、更无害，来引诱青少年吸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重新规范了香烟广告，并制定了相关政策，因此烟草公司现在撒谎就难得多了。我们还提高了香烟价格，并推行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的法律，希望通过这些方式使青少年不易买到香烟。而且，我们还在电视、广播和杂志等媒体上大力推送公共健康广告，以此向青少年灌输吸烟有害健康的概念。

然而，这一方法没怎么奏效。比如，我们凭什么认为，禁烟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向人们推广香烟有害的知识呢？最近，哈佛大学经济学家W.基普·维斯克西让一群吸烟者估算一下，如果一个人从21岁开始吸烟，那么他的寿命平均会减少多少年。他们猜的是9年，而正确答案是6年至7年。烟民吸烟不是因为他们低估了吸烟的危害。而且，即使他们高估了吸烟的危险性，他们也照样会吸烟。同时，还有一个问题不甚明了，就是家长劝阻青少年吸烟的告诫究竟有没有发挥作用。正如任何一位家里有孩子正处于青春期的家长都会说的那样，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独有的乖戾个性会导致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况出现：成年人越猛烈地抨击吸烟，越多地向青少年灌输吸烟的危害，青少年就越想尝试吸烟。你如果回顾一下过去10年来吸烟现象的趋势，就会发现情况的确如此。在过去10年中，禁烟运动的浩大声势是史无前例的。然而，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在年轻人中发起的禁烟运动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1993年至1997年，全美高校学生吸烟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从22.3%增至28.5%。1991年至1997年，全美高校学生中吸烟者的人数增加了32%。实际上，1988年以来，全美青少年吸烟总人数已经超乎寻常地增加了73%。近些年来，几乎没有哪个公共健康节目是缺少反烟斗争题材的。

根据目前的状况，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即我们应放弃与香烟对抗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以前寻找吸烟起因的方法没有多大意义，这正是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的自杀流行潮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它与吸烟泛滥现象存在潜在的联系。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反常现象启发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青少年的吸烟问题。试想一下，如果引起吸烟的并不是市场环境下自然出现的合理规则，而是某种神秘而复杂的社会规则和仪式，就像主宰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自杀流行潮的力量那样，那么情况将会怎样？如果吸烟实质上是一种像密克罗尼西亚群岛自杀流行潮一样的“时疫”，那么这对于我们调整解决吸烟问题的方法又会有怎样的帮助？

自杀流行潮的引爆点

研究自杀现象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在某些地方，在某种环境中，一个人的轻生行为可能具有传染性，一起自杀事件会引发更多的自杀事件。

来自圣迭戈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社会学家戴维·菲利普斯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先驱。他对自杀现象进行了大量调查，得出的结论一个比一个令人困惑，从表面看来也一次比一次更不可信。他研究的第一步是，将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20年间所有刊登在美国国内几家最有名的报纸头版上的自杀报道制成清单。然后，他将这些新闻报道与同期的自杀统计数据进行比较，他想知道这二者之间是否有联系。事实证明，二者确有联系。自杀事件一经报道，报纸发行范围内的自杀事件发生率便立即增高。如果是全国性的报道，则全美的自杀率就会提高（玛丽莲·梦露死后，全美国的自杀发生率在一段时间内上升了12%）。接着，菲利普斯又用同样的方法把交通事故与自杀统计数据进行比较，他把《洛杉矶时报》与《旧金山时报》中的头版自杀报道与加利福尼亚州的交通伤亡数据进行对比，然后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在一起自杀案件被高度曝光后的第二天，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数要比预计平均高5.9%；自杀事件被报道2天后，交通事故中的死亡人数上升了4.1%；3天后，死亡率上升了3.1%；4天后，死亡率上升了8.1%（10天后，死亡率恢复到正常水平）。菲利普斯的结论称，人们自杀的方法之一是有意撞自己的车，而且这些人与那些用常规方式自杀的人一样，容易受某个被高度曝光的自杀事件影响。

菲利普斯所说的这种感染力是不合常理的，甚至不一定是有意义的。它不同于一场令人信服的辩论，而且要复杂微妙得多。“当我在路口等绿灯时，红灯正亮着，我有时会犹豫是否要在这时违反交通规则，穿越马路。”菲利普斯说道，“而如果某人这么做了，我也会这么做。这是一种模仿行为。我从某个正在做出越轨行为的人那里获得了模仿这种行为的许可。这是一个有意识做出的决定吗？我不知道。也许将来我会仔细考虑有意与无意之间的区别。但现在我不清楚我们中的任何一人能否在自己的决定中正确分辨，有多少是有意的，又有多少是无意的。人类做出决定的过程微妙而复杂，而且不易理解。”

菲利普斯认为，在自杀事件中，某位名人轻生的决定有同样的作用：这一举动无形中允许了其他人，特别是那些由于不成熟或精神上有疾病而易受暗示的人，做出和他一样的越轨行为。“有关自杀的报道可以说是一则天然的广告，它宣扬了对你所处困境的一种特别的解脱方法。”菲利普斯继续说道，“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人之所以不快乐、优柔寡断，是因为他们的情绪受到了压抑，他们生活在这种痛苦中。不同的报道宣扬着人们对于这种痛苦的不同反应。比如说著名牧师比利·格雷厄姆在某个周末发动了一场圣战，这是一种宗教性的反应。如果有人在宣传一部逃避现实的影片，这也是一种反应，而有关自杀的报道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菲利普斯所说的“许可给予者”与我在第2章中提到的“推销员”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就像汤姆·高通过自己人格所具有的强大说服力而成为口头信息传播浪潮的引爆点一样，那些因自杀行为被大量报道的自杀者通过自己的举动，向其他人发出了自杀的“许可”，从而成为自杀流行潮的引爆点。关于这种“许可给予现象”，令人最为迷惑之处却是它异乎寻常的针对性。

菲利普斯在对汽车意外事故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清晰的模式：个人自杀身亡的报道会导致单辆汽车碰撞事故的增加，事故中的遇难者是司机；个人自杀而同时造成他人身亡的报道会导致多辆汽车碰撞事故的增加，事故中遇难者包括司机和乘客；有关青年人自杀的报道会导致更多涉及青年人的交通伤亡事故；有关年长者自杀的报道会导致涉及年长者的交通伤亡事故的增多。上述模式已在许多情况下得到证明。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报道了以自焚的方式进行的自杀事件，此后的一年多，该报道引发了82起用自焚的方式进行的自杀事件。最初的自杀行为所给予的“许可”，换句话说，不是对所有脆弱者发出的一种普遍邀请，它实际上是一套极其详细的指示，专门针对生活在特定环境中，想要选择特定方式来结束生命的特定人群。它并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语言。在20世纪60年代的另一项研究中，英国的一个研究小组对135名自杀未遂者进行了分析。这135个人都曾在一家中央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研究人员发现在他们这个团体中，成员之间有很强的社会联系，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同一个社交圈子。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现象并不是巧合，正是这一现象证明了自杀的实质：属于同一社会亚文化圈的成员之间通用的特有语言。这一论断值得我们引用研究人员所得结论的完整原文：

许多试图自杀的病人均来自某个社会阶层，在这个社会阶层中，自我攻击通常被看作传递某种特定信息的方式。在这个团体中，自杀被看成可以理解的，而且与这一文化模式的其他部分相符的举动……如果情况属实，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处于困境中的某个人希望通过这种传递媒介，把他处于困境的信息传递给别人，而不必重新发明另外一种传递媒介……在“企图自杀亚文化”中的个体能做出具有预定含义的举动，他需要做的只是去表现这个含义。从本质上说，这个过程与某人在口语中使用某个词是相似的。注释标题NormanKreitman，PeterSmith，andEng-SeongTan，“AttemptedSuicideasLanguage:AnEmpiricalStudy，”BritishJournalofPsychiatry（1970），vol.116，pp.465—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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