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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章（第1页）

波伏瓦：如果你没有打算同共产党人一起工作，如果你保有较多的时间去写作和搞哲学，如果你离政治背景较远一些，那么，你同毛主义者现在的关系会有不同吧?

萨特：是的。因为我是通过政治接近毛主义者。这是通过对1968年的反思，自己介入而站在毛主义者一边;而这必然隐含着在占领期和解放时期我所干的事情‐‐我不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同人们结合在一起，而他们理解我。不，如果我在这以前没有从事过政治活动，在我这个年纪我不会同毛主义者在一起。我可能会继续不关心政治。当你活动于一个运动之中时，必然有着开始和继续干下去;可以说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什么叫浪费时间?可以说这是浪费时间，但也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你得到了关于人们的知识，学会同他们保持一定距离，或者正相反，你发现你和他们之间可能工作得很好。

波伏瓦：现在你的政治前景是怎样的?

萨特：我老了。我六十九岁了，我认为我现在无法从事任何可以看到结果的事情。

波伏瓦：你是什么意思?

萨特：哦，我参加的任何运动，在它取得明确的形式和达到一定的目标之前，我已经不在了。虽然我不能最后取胜，但我总可以有一个开头，这也不错。目前我正在开头，而我看不到什么更明朗、更强有力的东西‐‐有许多、许多人不愿意参加共产党，但仍然希望进行活动。

波伏瓦：共产党有没有希望更新或改变?或者你认为这完全不可能?

萨特：总之这将是非常困难的。所有的成年党员，或几乎所有的成年党员，都已经有一种假面具，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有一台计算机。如果年轻人有所不同，事情大概要好一些，但我不可能看到它了。

波伏瓦：问题就在于，年轻的一代将给共产党提供新鲜血液，还是正相反，使之僵化。

萨特：正是这样。

时间

波伏瓦：今天我想谈一个重要的主题‐‐你同时间的关系。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提问题，我想最好还是你自己谈谈你同时间的关系中你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萨特：这很难谈，因为时间有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我在等8点55分开出的一列火车时有一种时间，我在家工作时又有一种时间。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我想两种时间都谈，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基础。

我记得直到八九岁我的时间都很少划分开来，有着许多主观时间，而外在的物体‐‐真实的客观物体‐‐偶然来划分它。到了十岁‐‐你知道的，有根长时期‐‐我的时间有了一种严格的划分。每一年都被分割为九个月的工作时间和三个月的度假时间。

泊伏瓦：这就是你所说的客观划分吗?

萨特：是客观的也是主观体验的。首先它是客观的‐‐在校的九个月是强加给我的生活程序。我度过的三个月假期则是主观的。早上拿着笔进学校同在乡村某地一觉醒来太阳当头照，这不是同一件事。这造成我预期的那种时间的改变。在头九个月我预期着单调‐‐打了分的练习，我可能是第一名或最末一名的考试，被布置下来我在家里客厅做的作业。后三个月我期待着奇妙的东西，就是说，完全不是学校例行公事那一套东西，而是我通过假期在乡村或国外出现的东西，这跟前九个月的日常事务毫无共同之处而代表着一种外地的实在，它出现在我面前并使我迷惑，它是非常美好的。这就是我关于假期的想法‐‐乡村或海滨，在这期间，当我接触到乡村和海，这海或这乡村在我看来当真是奇妙无比。一艘踏浪远去的船可能是一个美妙的东西;林中一条小溪也可能是十分奇妙的。这是另一种实在，我从没有搞得很清楚，但它跟世界的另一部分形成鲜明对照。那种日常生活的实在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而假期中的实在则相反，有些使人惊奇和得到丰富的东西。直到进巴黎高师，甚至进了高师之后，我就是这样体验时间的。在这之后我服了兵役。我服兵役的时间延了期，我二十四岁服兵役，搞气象工作。我住在图尔附近的一间小房里。我记下湿度和天气，我学无线电知识;懂得摩尔斯电码并接收各地的气象情报。夜间我到这房子附近的一个小工棚中用仪器检查气温、湿度等等。总之，我过着一种非常程序化的生活，那时再没有三个月的假期和九个月的工作之分了。服完兵役后我成了一个教师，我已恢复了三个月‐‐九个月的生活节奏，虽然再不是一个学生而是老师，但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同样的东西。有九个月我备课讲课。我有自己的个人生活，这时间是很可观的，因为我每周只教十五六小时课，备课的时间大致相当，这样每周花的整个时间是三十二三小时。我花了很多时间搞文学写作。后来我又花时间在鲁昂同你在一起;我没有课时我们常去巴黎呆上两天。我过着一种非常有规律的生活，而主观时间在其中起很大作用。在勒阿弗尔，我主要做的事是去思考，去感受，以及发展哲学思想;或者我写作《恶心》。在巴黎和鲁昂是有事情做的，有聚会，有要看望的朋友。勒阿弗尔代表了一种主观性‐‐当然不是唯一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这种主观性。未来是它的根本尺度。我的主观时间转向未来。我在工作，我工作是为了产生一个作品。这作品显然是一个未来的作品。在勒阿弗尔我一直在写《恶心》，这形成了一种持久、稳固的结合力，这有点像我在中学教哲学的时间或我同我的朋友、

我同你的关系这样客观的东西。假期我离开了法国。我们到处漫游，在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我们走遍了每一个地方，这段时间是太值得留恋了，那几个月所看到的西班牙或希腊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从我第一次看到我以前从没有看过的东西‐‐‐个希腊农夫，一种希腊风景，一座卫城‐‐以来，这种奇景一再对我浮现。这的确是假期的奇观，它是那样鲜明突出地对立于我总是教着同一个东西的中学九个月的生活。这三个月永远是新鲜的，一年和另一年从不类似，是发现的时间。

这一直持续到战争。战争期间直到我从战俘营回来，我的时间的早期划分已荡然无存。一切都是相同的，至少就我的工作而言。一个士兵无论冬夏干的事都是一样的。我是一个气象兵，我过着气象兵的生活。后来我进了战俘营，那儿时间是日复一日地过去。以后我回到法国，那时我恢复了我以前有过的划分‐‐在巴黎牧师中学九个月和三个月假期‐‐假期常在自由区度过，它代表着国外和甚至是比国外更有意味的东西，因为一个人要去那儿不得不偷越这条边界线。战争末期，德国人走了，我离开了中学。我最终地离开了教育界。我成了一个作家，也就是说什么都不是，仅仅靠我写的书过活。而这一年我仍然划分为九个月和三个月，这种划分一直保持到我的整个一生。

甚至现在我仍然是三个月休假。我总是去同一些地方，因此这种奇观是范围较狭窄的，很少出人意外的地方。我去罗马度假，这期间的生活是非常轻松，非常自由的。我同你漫谈一切，我们一起散步。这样，它是一种有些不同的时间，但它并没有带来新的重要体验，因为我对意大利己经十分了解。再也看不到任何我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我在十月回到巴黎，好像我仍在教学，我在七月离开巴黎，好像学期已经结束。可以说九月‐‐三月的节奏从我八岁起一直持续到我现在的七十岁。这是我的时间的典型划分。我文学工作的真正时间是在巴黎的那九个月。假期的三个月我通常是继续工作，但工作得较少一些而世界在我周围展开，我不再能安排一个时间表。那九个月期间我有一套时间表。这依我写的书而定。在假期中我是较多地同我碰巧呆在的地方相接触。我重新找到主观的时间。我主观地受到巴黎的影响，我爱它，我在巴黎呆的时间比别的任何地方都多。而我也主观地受到巴西或日本的时间的影响，这是一种不同的时间，我可以跟人们广泛接触，我可以常去游览，参观那些当地人告诉我们值得一看的东西，这是一种奇怪而混乱的时间，我常有一些异常的体验。这三个月是我体验世界的时间。在假期中有一些不同的把握时间的方式，它们被夜分开，但实际上却没有分开，夜只是代表了一种短暂的停顿。在我的记忆中九个月的日子是聚集在一起慢慢消逝，最后只相当于过了一天。我的时间总是这样划分的，这跟有二十天假的工人时间不同‐‐如果他有那么多假期的话‐‐对他说来，这一年其余的时间完全由同样的工作日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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