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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区预委会开会（第2页）

李鹏在讲话中强调指出：

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就香港1994、1995年选举安排问题进行谈判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在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以及过去已达成的协议和谅解的基础上，讨论香港1994年和1995年选举产生的香港立法局和区议会、两个市政局和如何实现与基本法的衔接，使它们在1997年7月1日以后，过渡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和区域组织，以利于实现香港在政制方面的平稳过渡。

李鹏说：

在长达七个多月的17轮会谈中，中方始终不懈地作出努力，希望早日达成协议。就是到了谈判陷入僵局，甚至面临破裂的关头，我们仍抱着积极的态度，寻求继续谈判的可能性。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和做法充分说明，我们是真诚希望与英国政府合作，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的。但英方却节外生枝，单方面中止了谈判，并悍然决定在双方还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将部分立法草案提交立法局。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理所当然地应由英国政府承担。

他说，从中英17轮谈判的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中英之间的分歧，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守不守信义，要不要保证香港平稳过渡，政权顺利交接，保持香港长期稳定繁荣，从而维护香港600万居民长远利益的问题。

李鹏接着说：

英国政府不友好、不合作的态度，坦率地讲，很难说不会影响到中英两国之间在其他领域的关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影响中国政府恢复行使香港主权，维护香港稳定繁荣的决心和信心。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实现政权的顺利交接，是关乎香港600万居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各位委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在英方已单方面终止会谈的情况下，希望预委会抓紧进行各方面的工作。现在看来，预委会应该按照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抓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产生的具体办法和其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李鹏还说，当前中国的形势是好的，可以概括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16个字。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趋势为世人所瞩目。

他强调说：

香港之所以有今天的繁荣，得益于中国内地的稳定和繁荣，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繁荣，对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已经并将继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李鹏的讲话结束后，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钱其琛在闭幕式上发言

1993年12月9日至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预委会57名委员全部出席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预委会主任钱其琛主持大会，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李岚清出席了闭幕大会，李鹏总理作了重要讲话。

会议讨论了香港当前的形势，对英方在中英两国政府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将部分“政改”方案提交港英立法局的严重步骤表示强烈不满。

委员们指出，英方的这一行径是对香港600万居民极不负责的表现，是在香港人为地制造混乱，对香港的平稳过渡设置障碍。

在此情况下，预委会必须加紧开展各项准备工作。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基本法，广泛团结香港各阶层人士共同参与筹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项准备工作，就一定能够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长期稳定繁荣。

11日，会议举行闭幕式。钱其琛在这次会上致词。

钱其琛说：

在预委会本次大会召开之前，内地有一件大事，那就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发表。在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曾宣读了邓小平在1982年9月24日同撒切尔夫人的谈话，这篇谈话已经编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我们对香港的基本立场》。与这篇谈话同时编进《邓选》发表的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谈话还有另外8篇。这些谈话是有关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针、政策的经典性论述。有些谈话是对英国人说的，有些谈话是对香港同胞，包括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说的。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所阐明的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方针政策，对于了解中英之间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的情况，对预委会完成全国人大赋予的使命，做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准备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

钱其琛指出，香港问题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英国占领这块本属中国的领土已达100多年。考虑香港的前途问题，必须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前提是中国必须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中方对香港的主权问题上的态度从来都是很清楚的，英方却在香港问题谈判一开始就提出“三个条约有效论”，继而又提出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实际上“三个条约有效论”是为主权换治权铺路的。

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的谈话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来。他明确地告诉撒切尔夫人，我们要解决的是三个问题，一是就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达成协议；二是中国在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采取的政策，也就是怎样管理香港；三是过渡时期的安排，也就是为我们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这三个方面构成香港主权回归的完整意义。

然而直至1983年的第四轮会谈，英方仍然坚持要在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致使谈判毫无进展。

钱其琛回忆说：

针对这一情况，1983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明确指出，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他正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到1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宣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这样英方才在第五、六轮谈判中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表示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1997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的基础上。中英谈判的主要障碍自此开始排除。

钱其琛接着说：

后来邓小平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1997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1997年要收回整个香港。”邓小平所说的“整个香港”绝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主权概念，就是说，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主权不行，必须是完整的主权。进入过渡时期后半段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在香港发生的风波曲折足以说明，英国谋求1997年后对香港的“治权”的企图实际上仍然存在。从“两局共识”到“居英权计划”，直至那个“三违反”的“政改方案”，诸如此类，有哪一个不是企图把英国的影响长久地保持下去？作为预委会委员，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思想准备。

钱其琛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以“一国两制”为基础，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同时设立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这是解决香港的法律地位问题；二是中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由香港当地人自己管理，这是解决管理权和由谁来掌权的问题；三是香港的原有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这是解决香港的基本制度和政策问题；四是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自由港的地位，这也是从香港的实际需要出发，为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所必须的。我们所以要对香港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就是为了实现既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又要保持香港繁荣稳定这一总体目标。正如邓小平所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主权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制度”。我们的政策通过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不仅为香港同胞所接受，而且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

钱其琛在回顾中英谈判的经过后说：

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尤其是香港同胞更是责无旁贷。再有三年多一点的时间，我们便要把香港接过来，交给香港人自己去管理，而且还要让它继续繁荣发展下去……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事业，是一项可告慰先人，可造福子孙的事业。正在振兴的中华民族，日益兴旺发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了我们义无反顾地去进行这项事业的力量和勇气。此志不可攀，其势不可挡。我们坚信，“一国两制”的政策一定能在香港开花结果；基本法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必将得到贯彻；基本法所规定的各项目标必将实现；我们的神圣使命将得到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1997年后的香港一定更加繁荣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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