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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退逃哈密（第1页）

“甘肃文史精萃（..）”！

赵世英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统率解放军第一、第二、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四个兵团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共十二个军，三十六个师的雄壮强大兵力，于1949年5月20日解放陕西省会西安市后，从7月12日起全面向西安以西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歼灭性总进攻。扶（风）眉（眉县）战役胜利结束，歼灭胡宗南、王治岐4个军、4.3万余人，迫使胡宗南残兵败将窜逃秦岭以南，王治岐129军、周嘉彬120军、黄祖勋91军遭受重创后，各率残部狼狈逃入甘肃。这一战扫清了解放大军西进的道路。7月28日，在陕甘交界的固关镇，一举歼灭马步芳骑兵等14旅3700余人后，解放大军即长驱直入甘肃省境。7月30日及8月3日，相继解放了甘肃陇东、陇南重镇平凉、天水。解放军即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指甘肃省会——兰州市。

兰州是西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当时由于解放军大军压境，受战局影响极大。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的兰州警备司令部的士兵荷枪实弹，充斥大街小巷、家庭院落、商号餐馆、戏院旅店，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以搜查中共地下党员、进步民主人士为名，大肆抢掠财物；军统、中统特务分子，更是嚣张跋扈，配合马步芳军警残害革命志士。他们将西北重镇兰州城，弄得满城风云，硝烟笼罩，抓兵拉夫，催粮逼款，金城上下，鸡犬不宁。国民党政权在甘肃的统治中心兰州市，其残局已岌岌不可终日。国民党中央驻兰州的党、政、军、甘肃省参议会等机关，银行、报社、钱庄、富商以及官僚、军阀、大资本家、地主豪绅，均已纷纷席卷金银细软，扶老携幼，都向陇南武都、河西及青海西宁一带出逃。兰州顿时呈现慌乱，仿佛一座空城。

一、应变会议

1949年4月28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奉国民党国民**“代总统”李宗仁调令，离开兰州赴南京转北平，作为以国民党**首席代表参加和平谈判。6月18日，国民**行政院派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原系副长官，7月28日真除为长官）。6月，在全省人民的反对谴责声中，甘肃省**主席（系副长官）郭寄峤悄然离兰，飞赴重庆。省**主席由秘书长丁宜中代拆代行。

7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以摧枯拉朽、翻江倒海之势，向甘肃腹地大举全面逼进，迫使胡宗南残部潜逃秦岭、汉中，马继援部败退兰州，马鸿逵部龟缩宁夏。马步芳尚作垂死挣扎，集中全力企图在兰州负隅顽抗，他提出“保卫大西北，保卫家乡，保卫宗教，破产保产，拼命保命”五保口号，并以其嫡系部队第82军、第129军、新编骑兵军、新编步兵军共4军、下辖12个师及甘肃、青海地方保安团队，在兰州东岗镇、马家山、窦家山、沈家岭、狗娃（牙）山一线拉伕运料，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全力以赴地布署所谓“保卫兰州”战役。

甘肃省**代主席丁宜中深感泰山压顶，黔驴技穷，妄图支持“山欲雨而风满楼”的穷途末日残破局面，于7月下旬在省**后花园“船亭”召开了由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应变”扩大会议，就省**迁往何处的问题作了专题讨论。与会者就省**迁往陇南、洮岷、武都一带还是迁往河西走廊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演至脸红耳赤，拍桌子甩茶杯僵持局面。席间，国民党中央军派系军长周嘉彬、黄祖勋及甘肃党、政领导人代主席丁宜中、民政厅长马继、地政局长何让、社会处长于衡达、省党部书记长陆锡光等人力主迁往河西。理由是西北有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兵力在前面拼命保卫他们的老巢；河西又有中央军集结，必要时可退入新疆转印度赴广东，最后退入台湾。以地方军人和三青团派系军长王治歧、副军长蒋云台、东路游击司令鲁大昌、财政厅长寇永吉、建设厅长骆力学、教育厅长宋恪、兰州市警察局长郭庄、保安副司令王孔安及南方籍官员吕宗祐、刘望苏、王籍田等人坚持迁往武都，理由是洮岷、武都一带，储备丰富，地方兵力集中，地势险要，可以据守。必要时可退四川转向西南，最后赴广东去台湾。唯地方士绅、文人如杨思、张维、范振绪、水梓、慕寿祺、魏鸿发、裴建凖等人，则沉默寡言，持观望态度，心事重重，一言不发。马步芳派长官公署政工处处长上官业佑以“借名联系”为由参加了这次“应变会议”，实则来是监视言行，刺探动向，好在必要时采取反控制。最后决议，甘肃省**迁往河西。

这时的甘肃省**，实际成了专为马步芳在兰州备战供应人、财、物的一个御用工具而已，一切行动听从马步芳命令，丝毫没一点主动权。会后，省**代主席即命省属厅、处、局：①速呈报疏散人员名册；②造送携带物资清册；③清理档案，除其重要必须运出者外，其余留存，并将次要者部分焚毁。

省**对不愿随逃职员，不论官职高低，一律发银元20元，小麦1.6斗（仓斗），予以遣散。当时省级公教人员，因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除原发薪俸外，每月按年龄补发仓斗小麦维持生活。补发标准分为三等，即年龄26岁以下补贴9.6升，26-30岁补贴1.28斗，31岁以上补贴1.6斗，这次遣散人员均最高发给，以示体恤。

二、二马争雄

1949年2月28日，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赴北平参加和平谈判后，长官由甘肃省**主席（副长官）郭寄峤代理。对此一职，便成西北二马（青海省主席马步芳、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当时二人均系副长官）角逐较量明争暗夺的焦点。5月5日，马鸿逵特地亲赴青海享堂小清真寺，与马步芳举行回教的“抱经”仪式，二人山盟海誓，互订盟约：“宁青不分，互相联盟，团结一致，保卫西北，保卫家乡，保卫宗教，誓死**。”并商定由马鸿逵出面向南逃广州的国民党**保荐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由马步芳保荐马鸿逵为副长官兼甘肃省**主席。二马相互勾结，并以军事力量施加压力，逼走了代长官兼甘肃省主席郭寄峤。但马步芳被任命西北军政长官后，便产生了得陇望蜀、独霸西北的狼子野心，竟背信弃义，预谋由其子82军军长马继援出任甘肃省**主席。马鸿逵多次走访马步芳试探实情，马步芳初则虚与应付，或王顾左右而言他，继则故意避不照面。为此，马鸿逵对马步芳恨之入骨，除将已出师陇东的宁夏兵团撤回外，并于7月2日飞往广州、台北向行政院长阎锡山和蒋介石告马步芳的御状。蒋介石为了利用西北二马为他卖命，于1949年5月27日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但终因二马矛盾日深，且兰州危在旦夕，马鸿逵未敢到职。

马步芳出任长官后，为了排除异己，拉拢地方势力，除大批更换异己，由其亲信爪牙担任专员、县长外，并派任鲁大昌等为各路游击司令，聘任地方进士、豪绅杨思、范振绪、水梓等为顾问。在更调专员、县长时，甘肃省**只是奉马步芳手令办个例行公文的手续而已，绝不敢稍有延误。所有军、政、财一切大权，均由其嫡系冶成荣、马禄、马骥、赵珑控制。兰州市成了马步芳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社会，甘肃省**是由其任意驱使摆布的一具僵死的“应声虫”而已。

三、逃往河西

从1949年5月上旬开始，甘肃省**即令所属单位派专人负责（并派有武装护送）将重要物资、档案、大烟土、卫生器械、进口药品及黄金、白银、银元等陆续运往武威县。8月10日，人民解放军以泰山压顶的绝对优势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兰州城。20日拂晓，全线发起攻击，22日，马步芳见大势已去，夹着残败覆灭的尾巴，灰溜溜地离兰逃至西宁，长官职务交由副长官刘任及其子马继援共同负责，马步芳于1949年8月27日，由西宁携带大批黄金及眷属飞逃重庆，转赴台湾。25日，守防兰州的马步芳军全线溃退，负责兰州战役的指挥官马继援于是日午夜从兰州狼狈逃命，经永登、互助逃至西宁。8月30日，又携带大批黄金及眷属飞逃重庆转赴台湾。8月26日，西北重镇兰州解放。

8月24日深夜，长官公署代长官刘任迫令甘肃省**立即撤离兰州，前往武威。25日凌晨，省**疏散人员齐集中山堂前，按单位分别乘吉普车、大卡车，由代主席丁宜中率领省府职员300余人逃往河西。途经十里店、河口时，黄河以南山区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有些炮弹落在黄河北公路地段爆炸，省**是从枪口子底下逃走的。当晚住永登县**及学校宿舍，26日到达武威。主要人员住第六区专员公署，中、下级职员分住武威县**和武威师范学校。当时从兰州逃出的人员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随代主席丁宜中西逃的有：民政厅长马继周、财政厅长寇永吉、建设厅长骆力学、教育厅长宋恪，省保安副司令王孔安、蔡呈祥，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崔世昌、田粮处处长吕宗祐、社会处长于衡达、地政局长何让、主计长朱煌及中、下级职员300余人。

随逃的省属其他单位的负责人有：甘肃省银行总经理刘望苏、副总经理张令琦、党家驹、省参议会副议长郭维屏、秘书长张开选、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书记长陆锡光、《甘肃民国日报》社社长关洁民、中央社兰州分社主任唐雄、兰州市市长孙汝楠、兰州警察局局长郭庄、调统室主任（中统特务头子）王富国、前任武威专员张作谋、临洮（九区）专员何世英等及其随行人员，还有从已解放区逃出的县长等。

国民党中央驻兰机关的负责人有：甘、宁、青考铨处处长邓春膏、审计处处长王籍田、立法委员王董正、监察委员权少文等。

（二）逃往洮岷、武都一带并在以后宣布起义的有：甘肃省保安司令兼师管区司令周祥初、师管区副司令曹鼎、败退武都后宣布起义的的119军军长王治歧、副军长蒋云台等。

（三）逃往青海西宁的有：甘肃省参议会议长张维，原甘、宁、青考铨处处长水梓，立法委员段焯、朱贯三、凌子惟，监察委员曹启文等及在兰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地方士绅等。其中曹启文、朱贯三、段焯出扁都口到酒泉乘飞机逃至重庆转赴台湾；张维、水梓、凌子惟及其他人员在兰州解放后返回兰州。

甘肃省**迁驻武威后不久，解放军第二兵团及第一兵团第二军，在8月26日解放兰州后进军河西走廊。周嘉彬、黄祖勋的中央军早溃逃至山丹、张掖一带。地方团队潜逃入民勤。武威县城混乱无章，惊慌一片。丁宜中眼见形势恶化至极，便在专员公署召集逃至武威的中、下级职员300余人讲话，丁说：“省**奉长官公署代长官刘任命令还要西迁至酒泉，不愿走的发资遣散。自找出路，与**无关，愿走者不拒，………”并再次每人发给白洋20元，小麦1.6斗，作第二次遣散。这次遣散约200余人。在离武威经张掖至酒泉时，随行的职员约100人左右，武威专员傅子赍亦同行西逃。

在离武威时，省参议会副议长郭维屏、地政局长何让，自认为自己是大学教授，地政专家，人民**会重用他们的，因此，留在武威，等待解放；兰州市市长孙汝楠因兰州有丰富财产，不愿再逃，调统室主任王富国率领一批特务分子，携带电台、武器和兰州市警察局侦缉大队长文殿杰等人迳赴民勤，扬言出沙漠转包头去找他们的总部。文殿杰在民勤被地方自卫队打死，王富国去向不明。郭、何、孙等于武威解放后返兰。

省**在张掖住了两天，又奉命西上至酒泉，住在酒泉（第七区）专员公署。这时酒泉专员王维墉仍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若无其事的冷眼观世事。一次在饭后间谈中，王对笔者说：“国民党腐烂到这个地步，谁也没有挽天之力救治这具僵尸，再说天塌下来有大个子撑着，关我们何事？咱们是摇笔杆子的货，供人驱使的听差，共产党来了，我回家当个顺民老百姓总是许可的。”此时，代长官刘任在仓皇逃至酒泉的途中，遭遇车祸，头部受伤。借故谢绝会客。9月22日晚，刘与120军军长周嘉彬、骑兵学校校长胡兢先及省党部书记长陆锡光、省社会处长于衡达，悄然偷乘专机飞逃重庆。129军军长黄祖勋因未赶上飞机，在机场大哭一场，遂率少数随从向南方潜逃。

这时，身为甘肃省**代主席的丁宜中，是个众叛亲离、孤掌难鸣的光杆司令。事无巨细，内外应付，一概交由我替他办理，并出于笼络住我的隐私目的，任命我为甘肃省**秘书。我们在酒泉时，谣传国民党军要在溃逃前破坏玉门油矿。该矿经理邹明特请丁宜中赴矿给全矿职工讲话，稳住人心，保护油矿。丁宜中以代主席身份只带我一个人前去。丁以“在安定中求生产”为题作了讲话，丁说：“大家要安心生产，不要听信谣言，自相惊扰，共产党是来不了西北的……”长篇大论，一派自欺欺人的谎言（丁讲话我作记录）。

省**逃到酒泉后，随行逃到酒泉的省府个别处、局及从解放区逃出的专员、县长亲自将印信当面交给丁宜中，连一句话也不说，就都自行逃命去了。甚至有人托人或打发人前来竟把印信扔在地下，转身便走。丁每接到一颗“官”印，总是脸毫无表情，唉声叹气地说：“完了！真的全完了！”这些代表着国民党政权覆灭的物证，这时竟成了扔不掉的罪恶负担。丁都叫我保管，之后回兰时，我向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政务处移交印信共26颗。

有天深夜，丁宜中对我说：“周祥初、杨复兴（洮岷路保安司令）等9月11日在岷县起义后，周以个人的名义给我来电报，劝省**保全物资，宣布起义，千万不要再往西逃。我把电报交寇永吉看了，寇与骆力学商讨后说：‘这事现在不好办’”。丁说到这里，仰天长叹了一口，默默地把周的电报烧了。我说：“秘书长应召集四个厅长研究决定去向。”丁说：“晚了”。解放后，周、丁在兰州谈及此事时，周带开玩笑地对丁说：“你呀，真是个标准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丁说：“你哪里知道，枪把子握在寇永吉亲信郭庄、蔡呈祥手里，寇永吉不点头，我是指挥不灵的……”就连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来酒泉与人民解放军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河西总参谋部参谋长汤祖坛等商讨起义事项，顾虑重重的丁宜中也未敢主动介入。正如丁宜中常给我说的：“我是看守**；看守好**的财产，等着移交清楚，我的责任算完了。”

丁宜中其人受封建礼教熏染积习太深，旧的一套处世作人老学究作风，决定了他终生是个标准的幕僚人才。遇事优柔寡断，唯唯诺诺，凡事从不自作主张，总是以长官的言行为意志，仰人鼻息地做承上启下的官样文章。这就是四次出任甘肃省**，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主席任秘书长（朱绍亮、谷正伦、郭寄峤）不倒且还落得“好声名”的为人作事的哲学。正是这位“大事不决，要事失策”的代主席，在他的手里失去了历史车轮前进大好机会。当解放大军乘胜直指酒泉时，丁宜中决定，对逃至酒泉的省**职员近100人，每人发白洋50元，作第三次遣散。在发遣散费的会上，丁宜中声泪俱下，又是抱拳作揖，又是深鞠躬的说：“我丁某把大家带到这里，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罪在自己”。被遣散的人员，也是抱头哭成一片，默默地垂头丧气地散去。这批离乡背井之人，酒泉解放后，均向酒泉军管会报到登记共103人，作了适当处理。经过这次遣散后，省**只剩下20余人（笔者是其中之一），且绝大多数为各位的头头。

9月24日深夜，在解放军逼近酒泉城下时，我们仓皇逃出酒泉，漆黑之夜，向西前进，到处是散兵游勇，枪声四起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由于我们还有运载物资大卡车20余辆，轿车、吉普车10多辆，连成长队，晚上车灯通明，一路幸未遭到抢劫。25日下午到达哈密。经民政厅长马继周（回教）与哈密专员尧乐博士（维吾尔族）接洽，我们住哈密专员公署尧乐博士公馆。当晚尧乐博士举行盛宴为我们洗尘。会上尧乐博士与丁宜中二人，还致辞互相吹捧了一顿，真是不知清算罪恶深渊之将至。

26日上午，丁宜中在尧乐博士公署二楼会议室召开甘肃省**进疆后第一次临时**委员扩大会议。出席者有省**委员兼秘书长代主席丁宜中、委员兼民、财、建、教四厅长及委员兼田粮处处长马继周、寇永吉、骆力学、宋恪、吕宗祐。列席的有：省保安公司王孔安、蔡呈祥，省府主计长朱煌、省银行总经理刘望苏、审计处长田籍田、《甘肃民国日报》社社长关洁民、中央通讯社兰州记者站主任唐雄、兰州市警察局局长郭庄，武威、酒泉、临洮的专员傅子赍、王维墉、何世英等。省**秘书赵世英作记录。在这次会议上只讨论了一个今后往哪里去走哪条路的问题。会上顿时暴发了西北两派人员各持理由、互不相让、激烈争执、面红耳赤的僵持局面。外省籍人士坚持携带贵重物资赴南疆、入印度、经**去台湾。既使流落在国外做小生意摆个纸烟摊子过日子，总比叫共产党俘虏了作阶下囚、甚至判刑、杀头强。站在这一边的人有：王孔安、刘望苏、吕宗祐、田籍田、关洁民、朱煌、何世英、唐雄、郭庄等。郭庄深感自己罪恶沉重，是唯一赞成外逃的甘肃人。而本省人士坚决主张把运出的全部贵重物资保护好仍主动回甘肃以“甘肃省**”名义向共产党投诚，争取“立功赎罪”，反正我们都是中国人，总比逃到国外当“白华”强。寇永吉则说：“我是甘肃人，与其叫散兵游勇、土匪强盗打死在荒郊沙滩上，叫野狼、老鹰吃掉，不如把死骨头埋在家乡故土的好。”站在这一边的有：马继周、寇永吉、骆力学、宋恪、王维墉、傅子赍、蔡呈祥等人。而丁宜中仍耿耿于怀起义，但没勇气敢提。争论结果，会议决定：

1、电请陶峙岳发给出国护照，派飞机护送印度（并附23人名单）。

2、前往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与陶、包（新疆省主席包尔汉）采取一致行动。

当天深夜，即收到陶峙岳的复电说：

1、新疆已通电和平起义，护送出国不便。

2、迪、哈之间，道路不宁，暂缓来迪。

五、哈密枪声

9月28日深夜，哈密驻军哗变，一时枪声四起，哈密城顿时成了一片火海。银行、金店、商号、官僚士绅、土豪富户均被抢劫一空。财产被抢，一把火又把房子燃烧，被抢商店、富户因房屋着火，全家老幼，逃至街头，呼爹唤娘，哭声四走。哗变驻军仍鸣枪示众，急穿大街小巷，搜捕猎物。我们因人生地不熟，又逢漆黑深夜，外面枪声密集，火光冲天，一时荒乱，不知所措，只得摸黑乱窜躲避。有的钻到厕所里，有的爬进羊圈里，有的摸到马厩里，狼狈之状，无以言表。这次兵变，并未闯入专员公署，我们侥幸避免了这场灾难。

9月29日上午，哈密余火未熄，郊外枪声时落时起，声言保护我们的尧乐博士专员，早已携带细软逃至南山老林。在此情况下，丁宜中只召集四个厅长参加的甘肃省**临时紧急委员会议，由赵世英作记录，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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