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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1页）

对于自己一生功业，他以&ldo;运气&rdo;总结之：

其初办理团练，略招勇丁以剿土匪，其后四方多故，事会相近，遂有不克中止之势。国家……正值剥极将复之际，不才会逢其适，侥幸有成。湘淮诸公应由布衣徒步以取将相，特借鄙人以发其端。其间离合得失，千变万态，纯关天意，不由人谋。

这其中固有谦词，也有灼见。

十一

如果说，直到三七开时为止，曾国藩对命运的总结都不无正面意义。然而，晚年曾国藩对命运的迷信却超越了合理界限，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时他甚至认为，人就是一个&ldo;运气口袋&rdo;，一切皆是运气为之。&ldo;人生皆运气为主，七尺之身实以盛运气。&rdo;一个人一生寿命、健康、穷富、贵贱，乃至赌博的输赢、科举的成败、军事的成败，基本都是由命运主宰的，人力能及者甚少。&ldo;比之博者之大胜，会试之高第，在一时虽若可喜，实则值时命之偶然。&rdo;&ldo;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rdo;&ldo;以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rdo;

他迷信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提出&ldo;不信书、信命运&rdo;这个&ldo;离经叛道&rdo;的结论。

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iddot;卷上&iddot;一生三变》中说：

（曾国藩）尝戏谓予曰：&ldo;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rdo;

不信书，代表他不相信任何后天的努力奋斗可以改变既定的命运。信命运，代表他认为命运是决定一切的。而&ldo;公之言，告万世&rdo;，则说明这是他一生的最后结论，不再更改。

如果我们因为曾国藩的这些话语而嘲笑曾国藩愚昧落后，无疑是不恕不当的。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是人定胜天，是主观能动性。但是细想起来，这也是一种蚍蜉撼树而已。人与天，主观与客观，当然是后者强大于前者，正如同主人强大于宠物狗，科学家强大于他制造的机器人，宇宙强大于一个原子。再顽强的意志，也冲不破某种客观限制，任何强人，最后都会发出天命难知的感慨。

这一悲怆的宣告，实际上是曾国藩晚年悲观心理的一种体现。

虽然出将入相、封侯开府，但曾国藩晚年的心境常常陷入灰心落寞之中。这既有个人家庭因素，也有对国家前途的悲观。

从自己的亲人身上，他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他的几个女儿，每一个择婿时都是千挑万选，这些女婿多是自己至亲好友之子，其公婆都是修身立品的正人。然而女儿个个命运悲惨。长女纪静之婿袁秉桢放荡凶暴，嫖娼酗酒，且不敬岳父，私取公款。纪静在夫家受尽了冷落，年仅二十九岁就去世了。二女纪耀之婿陈远济幼时十分聪明，长大后却平庸懈怠，了无生气，纪耀郁郁寡欢，终生未育。三女纪琛之婿罗允吉是个花花公子，不务正业，其母又刁悍刻薄。更想不到的是，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儿子，在南京被炮声惊吓而死，曾氏目睹伤心不堪。四女纪纯之婿郭刚基人品学问都不错，却又体质羸弱，二十一岁便病死，留下纪纯拖着两个儿子守空房……越到老年，阅历越深，他越动摇了青年时代&ldo;种瓜得瓜，种豆得豆&rdo;的信念。他因此认定上天在很多时候是不讲道理的，或者说，上天的&ldo;道理&rdo;超越了人类能理解的尺度。他嘲笑佛家&ldo;因果&rdo;之说，讥笑那些&ldo;朝耕而（图）暮获，一施而（望）十报&rdo;之人。

而国家的现状，更让他伤心。他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ldo;同治中兴&rdo;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ldo;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do;的理想。他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

自诩为&ldo;好汉&rdo;，&ldo;平生倔强&rdo;的曾国藩在晚年却失去了当年的豪气。悲观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调。他经常和身边的幕僚赵烈文谈起清朝的前途，他说：&ldo;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rdo;&ldo;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rdo;

他对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聩混乱、对时世沧桑人心难复深为失望，对自己一生灯蛾扑火式的努力深为失望。&ldo;老年常多悔惧&rdo;，&ldo;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rdo;。在&ldo;补救无术，日暮道穷&rdo;之际，不免愈加以天命说来排解自己的郁怀。他在日记中写道：

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十二

虽然如此深信天命，曾国藩一生却很少当众谈论这个话题。咸丰九年，他在日记中写道：

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

也就是说，虽然天命决定一切，但是圣人们还是要自欺欺人地提倡人定胜天，告诉别人相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他们从来不向世人揭开命运难违的悲惨真相，否则，生命这场游戏，就彻底失去了魅力。比如，孔子虽然深知天命不可违，还是以&ldo;知其不可而为之&rdo;的奋斗精神垂范后世。

咸丰十年，在给幼弟曾贞干的信中，他承认弟弟所悟是对的：&ldo;季弟言&lso;出色之人断非有心所能做到&rso;，此语确不可易。名位大小，万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将帅之训士，不能如此立言耳。&rdo;但同时他又提醒到：&ldo;季弟天分绝高，见道甚早，可善可爱。然办理营中小事，教训弁勇，仍宜以&lso;勤&rso;字作主，不宜以&lso;命&rso;字谕众。&rdo;

&ldo;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rdo;，是皈依了天命说之后曾国藩的行事策略。也就是说，以天命说来排解心中的迷惑愤懑，以天人感应说来激励自己继续奋斗。

鉴于这种考虑，曾国藩从不在众人面前谈论天命，即使私下谈论，也总不出亲信僚属的小圈子，并且多在事后。他愈是感到&ldo;天命难违&rdo;，愈是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甚至达到极端的程度。&ldo;志之所向，金石为开&rdo;一语，就是他晚年用来勉励年轻人的。

虽然知道事不可为，他仍然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治元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ldo;阅王而农所著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rdo;&ldo;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rdo;

因此晚年的他仍然劳心苦力，片刻不休。他说：&ldo;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rdo;曾国荃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时，他在信中与之相约道：&ldo;吾兄弟报称之道，仍不外&lso;拼命报国，侧身修行&rso;八字。&rdo;这并非漂亮话，实际上，他一直是这样做的。虽然身患高血压、动脉硬化、下肢浮肿、脚软、疝气、失眠诸症，更因青光眼、白内障导致一目失明，&ldo;难于阅读&rdo;，&ldo;不能多见客，不能多说话&rdo;，他却仍然尽职尽责地为国工作，一点也不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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