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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数据主义（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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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数据主义

数据主义认为，宇宙由数据流组成，任何现象或实体的价值就在于对数据处理的贡献。读者可能觉得这实在是胡言乱语，但事实上，大部分的科学机构都已经改信了数据主义。数据主义是由两大科学潮流爆炸性汇流而成。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50年后，生命科学已经认为生物体都是生化算法。此外，在图灵想出“图灵机”（TuringMachine）这个概念的80年后，信息科学家也已经学会写出越来越复杂的电子算法。数据主义指出，同样的数学定律同时适用于生化算法及电子算法，于是让两者合而为一，打破了动物和机器之间的隔阂，并期待电子算法终有一天能够解开甚至超越生化算法。

对于政府、企业或一般消费者来说，数据主义提供了突破性的技术和强大的全新力量。对于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它也能提供几个世纪以来渴求的科学圣杯：从文学、音乐学、经济学到生物学，所有科学学科都能统一在单一理论之下。根据数据主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股市泡沫和流感病毒不过是数据流的三种不同模式，能够使用同样的基本概念和工具来分析。这个想法十分吸引人，可以让所有科学家讲一种共通的语言，在学术的鸿沟上搭起桥梁，并轻松让某种见解跨越不同学科。终于，音乐学家、经济学家和细胞生物学家也能互相理解和沟通了。

在此过程中，数据主义将传统的学习金字塔彻底翻转。在这之前，大家认为数据只是智力活动这个漫长过程的第一步，我们要把数据转化为信息，信息转化为知识，最后把知识转化为智能。但数据主义者认为，数据的流动量已经大到非人所能处理，人类无法再将数据转化为信息，更不用说转化成知识或智能。于是，处理数据的工作应该交给能力远超人类大脑的电子算法。实际上，这也就代表着数据主义对人类知识和智能有所怀疑，而倾向于信任大数据和计算机算法。

最坚信数据主义的正是它的两个母学科：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两者之中，又以生物学更为重要。生物学拥抱了数据主义，才让计算机科学的小小突破撼动了整个世界，可能彻底改变生命的本质。要说所有生物都是算法，不管是长颈鹿、番茄或人类都只是不同的数据处理方式，你可能并不以为然。但这里必须强调，现在的科学教条就是如此，而且对整个世界的改变难以想象。

今天，我们视为数据处理系统的不只是单一生物，还包括蜂箱、细菌的菌落（colony）、森林和人类城市之类的社会。经济学家也越来越常用数据处理系统的概念来诠释经济。一般人看来，经济就是有农民种小麦，有工人做衣服，有顾客买面包和衣服。但在专家眼中，经济机制就是收集关于欲望和能力的数据，再转化为决策。

根据这种观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控制共产主义就不是意识形态、伦理教条或政治制度上的竞争，而根本是不同数据处理系统间的竞争。资本主义采用分散式处理，而苏联式共产主义则是集中式处理。资本主义让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相连，并允许他们自由交换信息、独立做出决定来处理数据。自由市场上的面包价格如何确定？每家面包店爱做多少就做多少，价格爱定多高就定多高。而顾客只要能够负担，一样可以爱买多少就买多少，或是直接去其他面包店购买。一根法棍面包1000美元并不犯法，只是大概没人会买。

让我们把规模放大，假设投资者预测面包需求将增加，就会买入研发高产量转基因小麦的生物科技公司股份。资金流入，该公司就能加速研究，更快提供更多小麦，以避免面包短缺。就算哪家生物科技巨头半路夭折，也可能有竞争对手实现这项突破。因此，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将分析数据和做决定的工作分发下去，交给许多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连接的处理器。正如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所说：“在一个把相关事实的知识分散给许多人的系统中，可以靠价格协调不同人各自的独立行动。”

根据这个观点，证券交易所正是人类迄今创立的最快、最有效的数据处理系统。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加入，或是通过银行或退休基金加入。证券交易所推动着全球经济，在地球，甚至外太空发生的事情，无不纳入考虑。不管是科学实验成功、日本传出政治丑闻、冰岛火山喷发，甚至太阳表面有不规则活动，都会影响股价。而为了让系统运作顺畅，就需要让尽量多的信息尽可能地自由流动。如果全球有数百万人都能获取所有相关信息，就会通过买卖来决定石油、现代汽车股票或瑞典政府债券最准确的价格。据估计，证券交易所只要根据15分钟的交易信息，就能确定《纽约时报》某个头条对于大多数股价的影响。

[1]KiyohikoG.Nishimura，ImperfectCompetitionDifferentialInformationandtheMacro-foundationsofMacro-econom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FrankM.Machovec，PerfectCompetitionandtheTransformationofEconomics（London:Routledge，2002）;FrankV.Mastrianna，BasicEconomics，16thedn（Mason:South-Western，2010），78–89;ZhiwuChen，‘FreedomofInformationandtheEconomicFutureofHongKong’，HongKongCentreforEconomicResearch74（2003）;RandallMorck，BernardYeungandWayneYu，‘TheInformationContentofStockMarkets:WhyDoEmergingMarketsHaveSynchronousStockPriceMovement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58:1（2000），215–60;LouisH.EderingtonandJaeHaLee，‘HowMarketsProcessInformation:NewsReleasesandVolatility’，JournalofFinance48:4（1993），1161–91;MarkL.MitchellandJ.HaroldMulherin，‘TheImpactofPublicInformationontheStockMarket’，JournalofFinance49:3（1994）:923–50;JeanJacquesLaffontandEricS.Maskin，‘The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andInsiderTradingontheStockMarket’，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98:1（1990），70–93;StevenR.Salbu，‘DifferentiatedPerspectivesonInsiderTrading:TheEffectofParadigmSelectiononPolicy’，StJohnsLawReview66:2（1992），373–405.

这种数据处理的概念，也能够解释为何资本家喜欢降税。重税代表可用资本有一大部分集中在单一地点（国库），也就有越来越多决策必须由单个处理器（政府）来决定。这样一来，整个数据处理系统就会过度集中。假设税收高到离谱，几乎所有资本都流到政府手中，一切由政府决定，包括面包的价格、面包店的位置，以及研发预算。在自由市场中，如果某个处理器做出错误的决定，立刻就会有人乘虚而入。但如果几乎所有决定都操纵在单一处理器手中，一犯错就可能是场大灾难。

这种所有数据都由单处理器来处理并决定的极端情况，就是苏联式共产主义。在苏联经济里，号称要让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换句话说，政府会把你的利润全部取走，再判断你有什么需求，并提供给你。虽然这种极端方案并没有真正实现，但苏联及东欧可说是尽力逼近。它们放弃了分散式数据处理的原则，转换为集中式数据处理，苏联各地的所有信息都流向莫斯科一处，也是由莫斯科做出所有重大决定。生产者和消费者无法直接沟通，而且必须服从政府的命令。

例如，苏联的经济部门可能会决定：所有店里的面包价格都是2卢布又4戈比（kopek）；敖德萨州（OdessaOblast）的某个集体农场本来种小麦，但现在要改成养鸡；另外，莫斯科的红色十月面包店每天要生产350万个面包，一个也不准多。与此同时，苏联的科学部门也会命令苏联所有生物科技实验室接受特罗菲姆·李森科（Tro?mLysenko）的理论。李森科素负恶名，执掌列宁农业科学院（LeninAcademyforAgriculturalSciences），但他不相信当时主流的基因遗传理论。他坚信，如果某个生物这辈子得到了新的性状，就能直接传给后代。这种想法完全违背正统达尔文学说，却与苏联的教育原则十分吻合，意味着只要训练小麦承受寒冷的天气，后代的小麦也能够耐寒。于是，李森科把几十亿株“反革命”的小麦送到西伯利亚接受再教育；只不过，苏联很快就被迫从美国进口越来越多的面粉。

图491963年，莫斯科的苏联领导层：集中式数据处理

图50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喧嚷：分散式数据处理

资本主义之所以胜出，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更符合伦理、个人自由神圣无比，又或者上帝对这些共产主义者降下怒火。资本主义能够赢得“冷战”，是因为至少在这个科技加速改变的时期，分散式数据处理的效果就是比集中式数据处理更好。20世纪末期的世界变化实在太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无法处理。像这样把所有数据都集中起来、所有重大决策都由一群官员决定，虽然能够生产出原子弹，却绝不可能打造出苹果或维基百科。

有一个故事（可能是假的，但精彩的故事多半都是假的），讲的是戈尔巴乔夫为了让苏联经济起死回生，派出一位主要副手到伦敦，想了解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是什么，资本主义制度又是如何实际运作的。东道主带着这位苏联来的贵宾参观伦敦，前往伦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政经学院参观，与银行经理、企业家和教授长谈。这位苏联专家忽然忍不住说：“抱歉，请先停一下。先别管所有这些复杂的经济理论了。我们在伦敦来来回回一整天，有件事我一直不懂。在莫斯科，我们派了最聪明的人来研究面包供应制度，但每家面包店和杂货店还是大排长龙。而在伦敦，这里有数百万人口，我们今天经过了许多家店和超市，却没有一个地方需要排队。请带我去见一下在伦敦负责供应面包的人，我一定得学学他的秘招。”东道主抓了抓头，想了一下，说道：“可是，没人负责供应面包给伦敦啊。”

这正是资本主义的成功秘诀。并没有中央处理单元垄断关于伦敦面包供应的所有数据，而是信息在几百万名消费者和生产者、面包师和企业家、农民和科学家之间自由流动，市场力量决定面包的价格、每天烘焙的数量，以及研发的顺序。如果市场力量做出不当的决定，也能很快自我修正。我们现在的重点并不在于这种资本主义理论是否正确，而在于用数据处理的概念来了解经济学。

所有的权力都去了哪儿？

政治科学家也逐渐把人类政治结构理解成数据处理系统。民主和专制在本质上是两套关于收集和分析信息的对立机制。专制使用集中式处理，而民主则喜欢分散式处理。民主在过去几十年里占得上风，是因为在20世纪晚期的具体情境中，分散式处理的效果更佳。如果换一个情境（比如古罗马帝国时代），反而可能是集中式处理拥有优势，让罗马共和国衰落，权力从元老院（Senate）和公民大会（PopularAssemblies）转移到专制皇帝的手中。

这意味着，如果数据处理的情境在21世纪再次改变，民主制度也可能衰败，甚至消失。随着数据量和流通速度双双提升，选举、政党、国会这些制度就可能遭到淘汰；原因不在于不符合伦理道德，而是无法有效处理数据。当时这些机构发展的背景，是政治的脚步走得比科技更快。在19世纪和20世纪，工业革命发展的速度够慢，于是政客和选民仍能领先一步，规范及操纵发展的路线。然而自蒸汽时代以来，政治的节奏没有多大改变，但科技已经从一挡切换到四挡。科技革命的脚步快到让政治追不上，不管是国会议员还是选民，都失去了对科技的控制。

互联网的兴起，能让我们一窥未来。现在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经济及安全来说，网络空间都不可或缺。但讲到网络设计的各种不同选项，虽然仍牵扯到主权、边界、隐私、安全等传统政治议题，却并未借助民主政治过程来决定。有人曾经投票决定网络空间该是什么形状吗？网络设计者的种种决定未受公众监督，因此今日的互联网成了一个不受法律管束的自由区域，侵蚀国家主权、无视边界、破坏隐私，可能正是最可怕的全球安全风险。10年前还几乎没人想过这种可能性，但今日的政府官员忧心忡忡，认为网络“9·11”已经一触即发。

于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热议重组互联网的可能，但错过了在一开始干预的时机，现在木已成舟，要改变现有制度就难上加难。此外，等到笨重的政府终于下定决心进行网络监管，互联网早已又演进了10次。政府这只乌龟，永远追不上科技这只野兔，就这样被数据压得无法动弹。美国国安局或许能够监控每个人说的每句话，但看到美国外交纰漏不断，就知道华盛顿虽然拥有所有数据，却没人知道该怎么运用。对于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政府能像现在的美国这样知道得如此清楚，但也鲜有政府能够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反应笨拙。这就像打牌的时候明明知道对手有什么牌，却不知怎么搞的，总是一输再输。

在未来几十年间，我们很可能还会看到更多类似互联网的革命，而科技会抢走政治的所有风头。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可能即将彻底变革人类社会和经济，甚至是人类的身体和心智，但当前的政治对此却几乎毫无警觉。现今民主制度收集和处理相关数据的速度太过缓慢，而且大多数选民对生物学和控制论（cybernetics）的认识也不足，无法形成切中要点的意见。因此，传统民主政治正逐渐失去控制，也提不出有意义的未来愿景。

普通选民也开始意识到，民主机制已经不再能够为他们带来权力。世界正在变化，但他们摸不清变化的方式和原因。权力正在转移，但选民不知道权力去了哪儿。在英国选民的想象中，权力被欧盟夺走了，所以他们投票脱欧。而在美国选民的想象中，是既得利益者垄断了所有权力，所以他们支持反体制的候选人，比如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但可悲的事实是，没有人知道所有的权力去了哪儿。就算英国离开欧盟、特朗普接掌白宫，权力也绝对不会回到普通选民身上。

这并不代表20世纪的独裁统治将会重演。就算是专制政权，似乎同样无力应对科技发展的脚步或数据流的数量和速度。在20世纪，独裁者对未来自有一套宏伟愿景，例如法西斯主义，希望彻底摧毁旧世界，再建起新世界。不论你对希特勒等独裁者有何看法，都不可能说他们没有愿景。而到了今天，理论上领导者的愿景应该会更为宏伟，毕竟过去的纳粹不过是有了蒸汽机和打字机，就想打造出新的社会，今天我们可还有生物科技和超级计算机任君使用呢。

在科幻电影的剧情里，希特勒一样的政客，一心夺取各种新科技，用来实践各式极端政治理想。但回到21世纪早期，就算在俄罗斯、伊朗或朝鲜这些国家，实际的领导人和好莱坞电影里的形象根本是两回事。那些人看起来可没有什么美丽新世界的愿景。就算是金正恩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AliKhamenei），他们做过的最疯狂的梦仍然不过就是原子弹和弹道导弹之类的，还完全停留在“二战”时期。普京似乎也只是想重建旧的苏联集团，甚至是更早的沙皇帝国。与此同时，偏执的美国共和党人大骂奥巴马是个无情的独裁者，说他阴谋破坏美国社会的基础，但过了8年总统任期，奥巴马费尽心力也只是勉强推动了一个小小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不论是创造新世界还是新人类，都完全不在他的议题之列。

正因为科技进步如此迅速，不论议会还是独裁者都被来不及处理的数据压得喘不过气，现今政治人物的眼界，要比一个世纪前狭窄太多。于是，到了21世纪早期，政治已不再有宏伟愿景，政府就只剩下行政功能，维持着国家现状，却不再能够带领人民向前。政府确保教师每月拿到薪水、下水道不会堵塞，却不知道20年后国家该走向何方。

在一定程度上，这或许是好事。有鉴于20世纪某些宏大政治愿景导致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广岛原子弹爆炸，或许官僚系统胸无大志也是种幸福。有了神一般的科技，再加上狂妄自大的政治人物，几乎肯定是场灾难。许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所有重大决策最好都交给自由市场来决定，结果这就成了政客无为和无知的借口，还认为这种做法是大智慧。对政客来说，反正一切交给市场就好，自己何必要懂这个世界呢？这可真是太方便了。

然而，科技已有了神一般的能力，政治却短视而无远景，这样的搭配仍有问题。毕竟愿景不一定是坏事，而缺乏愿景也不一定是好事。20世纪，反乌托邦的纳粹愿景并不是自己分崩离析，而是被自由主义同样宏伟的愿景击败。之所以不该将未来完全交给市场力量来决定，是因为这些力量造成的结果可能只利于市场，而不见得有利于人类或全世界。市场那只手不仅人类看不见，而且它本身也是盲目的。如果完全不加约束，面对类似全球变暖的威胁或人工智能的潜在危险时，市场就有可能毫无作为。

有些人相信，这一切的背后有黑手。可能不是民主政客或独裁统治者，而是一小群亿万富翁，现在正偷偷掌控着这个世界。然而这种阴谋论太过轻视系统的复杂度，站不住脚。只是几个亿万富翁在小房间里抽着雪茄、喝着苏格兰威士忌，是绝不可能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更不用说要控制一切了。在现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那些冷酷的亿万富翁和少数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并不是因为他们更能看清全貌，反而是因为他们的目标非常狭隘。在混乱的系统中，集中视野反而有其优势，而亿万富翁的权力大小又与目标大小息息相关。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想再赚10亿美元简直易如反掌，只要轻松操弄一下相关系统就能办到。但如果是想消弭全球的不平等、阻挡全球变暖，这些系统太过复杂，就算最富有的一群人也做不到。

然而，权力真空的状况并不会持续太久。如果传统政治结构在21世纪无法迅速处理数据，形成有意义的愿景，就会出现更有效率的新结构，取代它们的地位。这些新的结构可能完全不同于任何先前的政治制度，既非民主，也非专制。这里唯一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建立并控制这些结构。如果人类自己完成不了这项任务，或许该让其他候选者来试试。

人类历史是数据处理过程

根据数据主义的观点，可以把全人类看作单一的数据处理系统，而每个个人都是里面的一个芯片。这样一来，整部历史的进程就要通过4种方式，提高系统效率：

1.增加处理器数量。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运算能力会高于拥有1000人口的村庄。

2.增加处理器种类。处理器不同，运算和分析数据的方式就不同。因此，如果单一系统拥有不同种类的处理器，就能增加其动力与创意。农民、祭司和医生对话中所产生的想法，可能是狩猎采集者之间怎么谈都不会谈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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