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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人文主义革命（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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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人文主义革命

现代契约给了人类力量，但条件是我们不再相信整个世界有一个伟大的宇宙计划能让生命有意义。然而，如果细查契约条款，会发现有一条赖皮的例外条款。如果人类不用通过伟大的宇宙计划也能找到意义，就不算违背契约。

这条例外条款正是现代社会的救赎，因为如果真的没有意义，就不可能维持秩序。现代社会在政治、艺术和宗教方面的斐然成就，为人类的生命找到了意义，但找寻意义的过程与伟大的宇宙计划没有关系。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自己不是什么神圣戏剧里的角色，也没有谁真的在意我们或我们的行为，因此不会有人限制我们的力量，但我们仍然相信自己的生活有意义。

在2016年，人类确实是鱼与熊掌都能兼得。人类拥有的力量不仅远超以往，而且出人意料：上帝已死，但社会并未崩溃。纵观历史，先知和哲学家都认为，如果人类不再相信有一个伟大的宇宙计划，所有的法律和秩序都会消失。今天，对全球法律和秩序造成最大威胁的正是那些继续相信唯一真神和伟大计划的人。对神怀有敬畏的叙利亚，比世俗的荷兰要暴力许多。

如果没有宇宙计划，我们也不用遵守神圣或自然的法则，那么是什么阻止了社会崩溃？为什么你能够旅行数千公里，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或从新奥尔良到蒙特利尔，而不会被贩奴者绑架、遭亡命之徒伏击，或被敌对部落杀害？

向内心探寻

正是人文主义，让人类摆脱了人生无意义、存在无依据的困境。人文主义这个革命性的新教条，在过去几个世纪征服了世界。人文主义宗教崇拜人性，期望由“人类”来扮演上帝在基督教或真主在伊斯兰教中扮演的角色，或自然法则在佛教和道教中扮演的角色。传统认为，是伟大的宇宙计划为人类生活带来了意义，但人文主义让角色逆转，认为是人类体验为宇宙赋予了意义。根据人文主义的观点，人类必须从自己的内在体验找出意义，而且不仅是自己的意义，更是整个宇宙的意义。这是人文主义的主要训诫：为无意义的世界创造意义。

因此，现代性推动的主要宗教革命并不是对神失去信心，而是对人类有了信心。走到这一步，足足花了数个世纪。思想家写着宣传小册，诗人作着诗，音乐家谱着交响曲，政治家推动着各种契约，他们共同使人相信，人类可以让宇宙充满意义。想知道人文主义革命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可以看看现代欧洲文化与中世纪欧洲文化有多么不同。在公元1300年，伦敦、巴黎和西班牙托莱多的市民还不相信人类自己就能判断善恶、正误、美丑，认为只有神才能创造和定义善良、正义与美丽。

虽然当时人们已经普遍认为人类确实享有独特的能力和机会，但同时认为人类就是一种无知和堕落的生物，如果没有外力监督指导，就不可能理解永恒的真理，只会沉溺在一时的感官享受及世俗幻象之中。中世纪的思想家还指出人类不免一死，各种观点和感受会如风般易逝。人们在今天全心爱着某样东西，明天就可能会厌恶，等到下周，甚至连自己也已过世、深埋地底。因此，任何根据人类观念生出的意义，都必然是脆弱而短暂的。这么说来，如果要讲绝对的真理、生命和宇宙的意义，就必须依据某种高于人类的来源制定的永恒法则。

根据这个观点，神不仅成了意义的本源，也成了权威的本源。意义和权威始终携手共进。那些判断我们的行为究竟属于好坏、对错、美丑等意义的人，也会获得权威，能告诉我们该如何思考和行动。

以神作为意义和权威的源头，不只是一个哲学理论，而且影响了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假设在公元1300年的某个英国小镇，有位已婚妇女很喜欢到隔壁邻居家偷情。当她溜回家，忍住笑意、整理衣服的时候，心里会开始不停想着：“这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会这么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说明我是怎样的人？我该继续这样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这位妇女会去找当地的神父，向他忏悔，并请求上帝给予指导。神父对《圣经》的内容了如指掌，而《圣经》的内容也告诉他上帝对于通奸的看法。基于上帝永恒不变的话语，这位神父可以明确判断这个女人犯了一项不可饶恕的罪，如果不悔改，就会下地狱。所以，她必须立即悔改，捐10枚金币给即将出征的十字军，6个月内不得吃肉，还得前往坎特伯雷，到圣托马斯·贝克特主教（St.ThomasBecket）的安息地朝圣。而且不用说，这种可怕的罪过绝对不可以再犯。

现在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几个世纪以来，人文主义一直想让我们认为，人类自己就是意义的本源，因此自由意志也是最高的权威。我们不需要等着某个外在的实体说三道四，而能够用自己的感觉和欲望来判断。我们从小就不断听到各种人文主义的口号：“要聆听自己的声音，对自己真诚，相信自己，追随自己的内心，做让自己快乐的事。”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正是集各家大成，可以说是18世纪讨论感受的“圣经”。卢梭认为，当寻找生活的行为准则时，应该明白这些准则是“在我心深处，出于自然，无人能抹去。想做什么，只需要问问自己。我觉得好，就是好；我觉得坏，就是坏”。

因此，如果一位现代女性想知道自己有外遇有何意义，她不太可能盲目接受神父或某本古书的判断，而是仔细审视自己内心的感觉。如果这时的感觉还不太清楚，她会打电话给闺密，两人见面喝喝咖啡，倾吐心声。如果还是觉得琢磨不定，她就会找一位心理治疗师，把一切都告诉他。理论上，现代的心理治疗师与中世纪的神父站在同一个位置，也已经有太多人对两者做过比较。总之，实际上，两者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心理治疗师并没有一本定义善恶对错的《圣经》。当这位妇女说完故事的时候，治疗师不可能忽然破口大骂：“你这个邪恶的女人！你犯了一个可怕的罪！”当然，他同样不可能赞美她说：“太好了！你真棒！”相反，不管这位妇女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治疗师最有可能做的事，就是用一种温暖且关怀的声音问：“那你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呢？”

确实，心理治疗师的书架上，有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著作，还有厚达千页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ders），简直能把书架压垮，但这些都不是什么神圣的经典。《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诊断的是生命中的疾病，而不是生命的意义。大多数心理学家相信，唯有从人的感觉出发，才有权判断人类行为的真正意义。因此，不论这位心理治疗师对病人的婚外情有何看法，也不管弗洛伊德、荣格或《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对婚外情这件事有何看法，他都不该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病人身上。相反，他该做的是帮她走进心中最私密的房间。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找到答案。中世纪的神父仿佛和上帝有一条热线，能够为我们分辨好坏，但现代的心理治疗师只会帮助我们触及自己内心的感觉。

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婚姻制度总是不断变化。中世纪将婚姻视为神赐圣事，神同时授权父亲依据自己的愿望和利益，为孩子安排嫁娶。于是，婚外情等于明目张胆地同时挑战了神权和父权。不管这对恋人怎么想、有什么感觉，婚外情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今天，人们因为相爱而结婚，而这种关系的价值来自他们的个人感受。因此，如果曾经把你送入某人怀抱的这种感受，今天又把你送进另一个人的怀中，又有什么问题？如果今天，结发20年的配偶已经不能再满足你的情欲和性欲，而这个新情人既善良，又热情，而且还能很好地感受到你的需求，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呢？

但你可能会跳出来说“等等”，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方的感觉啊。这位妇女和情人可能在彼此的怀中觉得很甜蜜，但如果被彼此的另一半发现，大家可能都会在一段时间痛苦万分。如果导致离婚，可能会对孩子造成情感伤害。就算配偶从未察觉，但只是要隐瞒这件事，就会造成极大的压力，并让人越来越觉得孤立和愤怒。

在人文主义的伦理中，最有趣的讨论就是像婚外情这种彼此感觉有所冲突的情境。如果某个行为让一方感觉良好，让另一方感觉痛苦，情况会如何？该如何衡量这些感受？两个情人之间感觉幸福，是否会比配偶和孩子感觉不幸更重要？

不论你想站在哪一边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了解双方使用的论据。现代人对婚外情的看法各有不同，但无论立场如何，理由都会比较偏向于人的感受，而不会基于《圣经》或上帝的训诫。人文主义告诉我们，只有这件事让人感觉不好，才有可能是件坏事。谋杀之所以是错的，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神曾说“不可杀人”，而单纯就是因为这会让被害人及其家人、朋友十分痛苦。偷窃之所以是错的，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古籍说过“不可偷盗”，而单纯就是因为如果有人失去财产，会感觉不开心。如果某个行为不会让任何人感觉不好，就等于没错。如果一份古代文献说上帝曾告诫我们不可以制作任何人类或动物的形象（《出埃及记》20：4），但我就是喜欢雕刻这些人物、动物，在过程中又不会伤害到任何人，这究竟能有什么错？

同样的逻辑也能应用到对同性恋的讨论上。如果两个成年男性之间喜欢发生性行为，且不会伤害任何人，这又有什么错？为什么要用法律禁止呢？这就是两个男人间的私事，应该根据他们自己的个人感受来自由决定。如果在中世纪，两个男人向神父告解，说他们彼此相爱，而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神父的判断并不会因为他们究竟高不高兴而有任何改变，而且他们居然不感到愧疚，这可是罪上加罪！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两个男人相爱，大家会说：“如果感觉对了，就爱吧！不要让什么神父、牧师影响你们，倾听自己的内心就对了，你最知道什么对你好。”

有趣的是，今天就算是宗教狂热分子，当他们想煽动大众时，也会使用这种人文主义论调。例如，在过去10年间，以色列的LGBT社群每年都会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举行同性恋游行。在这个充满冲突的城市，这一天难得显得如此和平，因为不管是犹太教徒、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忽然有了共同的敌人：同性恋游行。真正有趣的是他们的理由。他们并不会说：“这些罪人不该举办同性恋游行，因为上帝禁止同性恋！”他们会通过麦克风和摄影镜头高声疾呼：“看到同性恋游行居然穿过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的中心，实在深深伤害了我们的感情。同性恋者希望我们尊重他们的感受，他们也应该尊重我们的感受。”

法国《查理周刊》曾刊出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结果在2015年1月7日，便有恐怖分子杀害该刊员工。接下来几天里，许多伊斯兰教的组织发出声明谴责攻击行为，但有些声明还是忍不住加了一条“但是……”例如，埃及记者组织（EgyptianJournalists’Syndicate）虽然谴责恐怖分子使用暴力，但同样谴责该刊“伤害全世界数百万穆斯林的感情”。这种情形，可以称为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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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感受不仅能提供个人生活中的意义，也能为社会和政治程序提供意义。当想知道该由谁来统治国家、采用何种外交政策、使用何种经济手段时，我们不会从古籍经典里找答案，也不会只听教皇或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命令。相反，大多数国家都用民主选举的方式，聆听人民对当前事务的看法。我们相信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而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正是最终的政治权威。

然而，选民又怎么知道该选谁？至少在理论上，选民要探寻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受，顺心而为，但这并不容易。想要触碰到自己真正的感受，就得先过滤掉那些没有意义的宣传口号、无耻政客无尽的谎言、狡猾名嘴放出的各种烟幕弹，以及被收买的专家提出的貌似专业的看法。先去除掉所有这些喧嚣嘈杂，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接着，内心真正的声音会在你耳边轻声说“投给卡梅伦”“投给莫迪”或“投给希拉里”，于是你就在票上盖下印记。这就是我们决定该由谁来领导国家的方式。

在中世纪，大家会觉得这种方法实在愚不可及。对于重要的政治决定，怎么可能以无知俗人一时的感觉为判断基础呢？当英格兰在玫瑰战争之后面临分裂时，从来没人提过要用全民公投来解决。哪有可能让每个乡巴佬或妓女都投一票选择兰开斯特或约克？同样，当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II）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从没说这是人民的意愿。这是神的旨意，政治权威从天而降，不是起于凡人之心。

图27圣灵以鸽子的形象出现，送来装满圣油的壶，好为法兰克王国创始人克洛维国王（KingClovis）施洗（图片出自约1380年的《法兰西大编年史》）。根据法国的建国神话，这个壶之后保存在兰斯大教堂（RheimsCathedral），继任的法国国王加冕也都要涂圣油。每次要加冕时，这个壶都会自动重新添满，因此每次加冕都是一项奇迹，显示上帝自己选定了这位国王并给予祝福。如果上帝不希望路易十世、路易十四或路易十六成为国王，这个壶就不会重新添满

在伦理和政治上是这样，对美学也同样适用。在中世纪，艺术有客观的标准。这些美的标准不会因为人类的喜好而随波逐流，人类的品位应该去追求高于人类的标准。这在当时十分合理，因为启发艺术的是一些超越人类的力量，而不是人类自身的感受。他们认为，是缪斯、天使和圣灵执起了画家、诗人、作曲家和建筑师之手，完成各种创作。很多时候，如果作曲家写出一首美丽的圣歌，众口赞颂的不是那位作曲家，原因就像大家不会赞颂那支笔一样。笔由人的手指控制和指引，而人又由上帝的手来控制和指引。

中世纪的学者深信古希腊理论，认为是星辰在天上的运动，创造了天堂的音乐并渗透整个宇宙。如果人类的身体和灵魂的内在运动能够与星辰创造的天堂音乐达到和谐同步，就能享有身心健康。因此，人类音乐传递的是整个宇宙的神圣旋律，而不是血肉之躯的作曲家心中的观念和奇想。最美丽的圣歌和乐曲，通常都不是出自人类艺术家的天才，而是神灵降下的灵感。

这种观点已不再流行。今天，人文主义者认为艺术创作和美学价值的唯一来源就是人的感受。音乐由我们内心所发，也依我们内心判断，既不需要遵循星辰的律动，也不需要听从缪斯和天使的命令。星辰本是悄然无声的，而缪斯和天使也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现代艺术家试图触及的是自己的内心感受，而不是上帝。这也就难怪，现在当我们要评判艺术时，已经不再认为有客观标准，而是再次转向我们的主观感受。在伦理上，人文主义的座右铭是“感觉对了，就做吧”。在政治上，人文主义告诉我们“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在美学上，人文主义说“看的人觉得美，就是美”。

图28教皇格雷戈里一世谱出了以他为名的格雷戈里圣歌。圣灵仍以最爱的鸽子形象出现，站在他的右肩上，在他耳边低语。圣灵才是圣歌的真正作者，格雷戈里只是一个传声筒，上帝才是艺术和美丽的本源

因此，艺术的定义变得开放了。1917年，马塞尔·杜尚买了一个批量生产的普通小便池，宣布这是一件艺术品，命名为《泉》（Fountain），签了名，放到巴黎博物馆。对这件作品，中世纪的人根本懒得理，认为根本是毫无道理，连批评都是浪费口舌。但在现代人文主义的世界，马塞尔·杜尚这件作品被认为是重要的艺术里程碑。在全球各地的无数美术教室里，都会给学美术的大一学生看看马塞尔·杜尚的这件《泉》。接着在老师的一声指示下，学生们就像群魔乱舞般吵了起来。“这是艺术！”“不是！”“就是！”“不可能！”等到学生充分发泄了一阵，老师就会让讨论重新聚焦，询问：“艺术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判断某个事物是不是艺术作品？”经过几分钟你来我往，最后老师会把全班引向正确的方向：“只要有人认为是艺术，就是艺术；有人认为美，就是美。”如果有人认为一个小便池是一件美丽的艺术品，它就是艺术品。难道还有什么更高的权威，能说大家都错了？今天，杜尚这件杰作的复制品在全球许多重要的博物馆展出，包括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加拿大国家美术馆、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和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这些复制品可是在画廊里展示，而不是放在洗手间）。

这种人文主义观念也深深影响着经济。在中世纪，整个生产流程由公会操纵，个体工匠或客户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品位。什么是好椅子，由木匠公会决定；什么是好面包，由面包师公会定义；哪些歌曲算得上高尚，哪些又是垃圾，由名歌手（Meistersinger）公会判断。与此同时，王公贵族与市议会控制了工资和商品价格，偶尔也会逼迫民众购买特定商品，价格与数量都不由民众决定。在现代自由市场中，这些公会、市议会和王公贵族都被一个新的最高权威取而代之：顾客的自由意志。

假设丰田想制造一款完美的汽车，可能会成立一个包含各领域专家的委员会：找来最好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集合最好的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再聘请几位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当顾问。为了万无一失，再加上一两个诺贝尔奖得主、一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以及几位全球知名的艺术家。经过5年研究开发，他们终于推出一款完美的汽车，生产了几百万辆，运到世界各地的汽车经销商手中。然而，这款车一辆也没卖出去。这是否说明顾客犯了错，有眼无珠？在自由市场上，顾客永远是对的。如果顾客不想要，就说明这款车不好。就算大学教授和神职人员都高声疾呼这是一款很棒的车，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顾客不要，就是烂车。没有人有权说顾客错了，哪国政府也不会斗胆强迫公民违背意愿一定得买某款车。

汽车的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其他所有产品。例如，让我们听听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niversityofUppsala）的利夫·安德森（LeifAndersson）教授怎么说。他的专长是农场动物的基因改良——让猪长得更快、牛奶产得更多、鸡肉量更大。他在接受《国土报》（Haaretz）访问时，记者内奥米·达罗姆（NaomiDarom）询问，这样的基因操作是否会给动物造成许多痛苦。这些“加强版”的奶牛乳房太大，几乎无法走路，而“升级版”的鸡也是肉量过多，几乎站不起来。安德森教授的答案十分确定：“一切都要回到个体消费者以及消费者愿意为肉品支付多少价格的问题……我们必须记住，如果没有加强版现代鸡，就不可能维持现在的全球肉品消耗量……如果客户只问什么肉最便宜，这就是我们给的答案……客户需要决定自己最看重什么，究竟是价钱，还是其他因素。”

安德森教授晚上就寝时，并不会良心不安。只要顾客愿意购买这些加强版动物的各种产品，就代表他已经满足了顾客的需求和欲望，同时也代表他做得再正确不过。同样，如果某个跨国企业想判断自己是否还符合“不作恶”的座右铭，判断标准就在于财务报表。如果现在看来财源滚滚，说明有几百万人都爱它的产品，也就说明这是一股善的力量。如果有人对此提出反对意见，说民众也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很快就会有人提醒他，顾客永远是对的，人的感受才是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源头。如果有几百万人都是通过自由选择购买了公司的产品，你凭什么说他们错了？

最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也彻底改变了教育制度。在中世纪，所有意义和权威都来自外部，因此教育的重点在于顺从、背诵经文、研读古老传统。教师向学生提出问题，学生就得背出亚里士多德、所罗门王或圣托马斯·阿奎纳是如何回答的。

相比之下，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则教导学生要自己思考。能知道亚里士多德、所罗门王和阿奎纳对政治、艺术和经济有何看法是很不错，但因为意义和权威的本源在于我们的内心，所以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不管是在幼儿园、中小学还是大学，你可以随便找一位老师，问他想教的是什么。他可能会回答：“这个嘛，我教的科目是历史（量子物理或艺术），但最重要的是我想教学生如何思考。”虽然不见得总会成功，但这正是人文主义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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