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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第1页）

智商很高，情商却低

方向太多，方法太少。期待太多，保障太少。口号太多，故事太少。宏观太多，细节太少。

前几天记者节，在录节目的过程中，一个记者问我：&ldo;现在很多同行都有一种担心，为什么很多问题都是先被记者发现，其他部门干吗去了?&rdo;

这是一种情绪性的判断。我明白他的潜台词，大意是什么问题都由记者先发现，政府部门干吗去了?

我说，我一直信奉普利策的一句话：&ldo;记者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rdo;我不认同记者是&ldo;无冕之王&rdo;这个说法，有点儿自我夸大，容易让人产生幻觉。新闻的力量，并不体现在别人是否把你当&ldo;王&rdo;，而体现在你是不是真正怀有一种责任感。

记者是啄木鸟，不是喜鹊

记者既然是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就要承担很多使命。大家应该都看过《泰坦尼克》这部电影，其中有一个真实的细节：当这艘全世界最豪华的大船离岸之后，两名瞭望员突然发现，忘了带望远镜，于是一直在那儿搓手、聊天。聊着聊着一抬头，冰山就在眼前，船已经来不及转向了。

&ldo;泰坦尼克&rdo;的沉没一直是个谜，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它遇见了冰山，并且以最不可思议、也是最糟糕的角度撞了上去。但是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瞭望员没有带望远镜。否则提早看到，悲剧就躲过去了。

这个历史的细节提醒我们：作为社会这艘大船的瞭望员，你的职责是什么?当你看到前方海面上的所有信息，好或者不好，都要及时反馈，这样船才可以安全行驶。读书、思考以及责任感的支撑，就是瞭望员的&ldo;望远镜&rdo;。如果瞭望员自觉不自觉地，或是受命于某种指示地，报喜不报忧，那么他提供的信息就是失真的，这艘船的安全就是没有保障的。

再回到记者节上那名记者提出的问题。当时，我也举了&ldo;泰坦尼克号&rdo;的例子，然后反问他：&ldo;如果什么问题都是记者后发现，还要这支队伍干吗?&rdo;

在这个世界上，良性运转的制度极其重要，它可以使人从&ldo;想做不好的事情&rdo;，变成&ldo;不敢做不好的事情&rdo;，再到&ldo;不能做不好的事情&rdo;。时间长了，也就成了&ldo;不想做不好的事情&rdo;。是这样一个逻辑线条。

但是不管制度多么完善，总有人要去钻空子。所以在推进制度法律建设的过程当中，记者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职责，就是维护制度和法律的正常运行。

好记者应该像啄木鸟，通过叼出一只又一只树上的虫子，既给自己找到食吃，又维护了森林的健康。试想，在我们的生态圈中，如果没有啄木鸟，少了那些烦人的啄木声，暂时是安静了，长此以往呢?

还有一些时候，记者偶尔可以当一下喜鹊。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会有各种新鲜的尝试。这些尝试代表着更开明的方向，符合更多老百姓的期待，媒体应该善于捕捉它。很多人说起媒体的职责就是舆论监督，说起舆论监督就是&ldo;揭批负面事件&rdo;。我的想法不一样。遇到可喜的进步，媒体能够迅速地意识到，立刻予以支持，让它定型成为发展的大方向。因为一句话说得好：你把对方当朋友，他最终真是朋友;你把对方当敌人，他最终真是敌人。其实，换个角度，时代也如此。

既是啄木鸟又偶尔当一把喜鹊，两项职责加在一起，才是舆论监督的全部含义。在中国，相对而言，前者很容易达成共识，后者反而是更大的挑战。

大家知道，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四天，头三天没有新闻，第四天发布大会公报。开幕第一天，我做的《新闻1+1》标题就是&ldo;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rdo;。大家可以回过头去查，当时，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中，这是第一个把&ldo;法治&rdo;和&ldo;信仰&rdo;联系在一起的大标题。

我身边很多人都有些担心：这样行吗?我说：放心。

四天后，我很庆幸，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的确出现了&ldo;信仰法治&rdo;这四个字。在党的报告里这是第一次。次日《人民日报》《新京报》的社论标题皆是&ldo;让法治成为一种信仰&rdo;。

前不久我参加高法一个倡导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的会议，周强院长多次谈到&ldo;信仰法治&rdo;。我还通过一些专家了解到，总书记也曾在某一个场合讲过&ldo;信仰法治&rdo;。

作为一个媒体人，要具备相当的敏感度，哪怕很细微的信息都能够捕捉到。很多人将敢言归纳为&ldo;勇气&rdo;不，表面上是勇气，背后却是学习、思考和对方向的准确判断。

我经常听到一句其实很不愿意听到的话：&ldo;白岩松，你胆够大!别人都不敢说，就你敢。&rdo;乍一听是表扬，其实是一种误导。说别人&ldo;不敢说&rdo;，不等于说别人&ldo;不能说&rdo;，或&ldo;不该说&rdo;。如果仅仅是敢说，那是练胆大。胆大的人不少，因此出事的也很多。所以开玩笑说：胆，是练出来的。这&ldo;练&rdo;，是让不断学习成为训练。

二十多年来，新闻已经成为我的信仰的一部分。我依然相信，新闻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儿。如果有一天我不再信仰它了，肯定就不做了。

如何区分&ldo;骗子&rdo;和&ldo;理想主义者&rdo;

具体到当下，新闻的力量如何体现?在不断演变的形式之下，哪些本质规律是不变的?媒体从业者如何与这个时代沟通、与受众沟通?不妨用一系列对比来完成。

第一，在面向整体社会的沟通上，方向谈得很多，方法显得很少。

第二，智商提高很多，情商欠缺不少。

第三，口号太多，故事太少。

第四，宏观太多，细节太少。

第五，媒体人接受的指令太多，也就是人治色彩太多，调动媒体积极性、用尊重规律的方法去传播太少。

第六，在对外沟通过程中强调&ldo;不同&rdo;太多，对人类&ldo;相同&rdo;的基础关注太少。

第七，社会期待传媒公开透明的意识增长很多，相应的保障还太少。

当然，还可以加上，党性谈得够多，可人性谈得有点少，等等。其实，这些&ldo;太多&rdo;与&ldo;太少&rdo;，不仅是媒体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在沟通时都面对的问题。

先说第一点。这年头骗子跟理想主义者很难区分，我通常会这样判断：只谈方向不提供方法的，就是骗子;既谈方向又能提供方法的，才是理想主义者和建设者。

&ldo;方向&rdo;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但不需要总谈，或者空谈。

经过多年改革，中国整个大方向基本明确，一次又一次写进党的报告里。从十八大到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在确立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写进了极具历史意义的两行字，确立了一个新的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句话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灵魂，对未来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过去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新目标的提出，也不会有十八届四中全会&ldo;依法治国&rdo;这四个字的明确。现在已经明确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是姊妹篇、上下集。没错，&ldo;依法治国&rdo;相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手段又是目标，既是方法又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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