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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第1页）

胡适的身份认同既然是“留学生”，其所长当然应该在“外国学问”。胡适不开西洋哲学史这样的课，略知西学者如毛以亨就说他的“谦退是有足多的”，言外之意即他开不出来。但也始终有人寄希望于胡适。后来胡适名声树立之后，哲学系一年级学生缪金源于1920年底写信给他，请他编一部《西洋哲学史大纲》，说北大的西洋哲学史课上所发的讲义，“编得和小说一样，固然很好，但稍嫌简陋”。缪氏在信中并明言：“我相信先生的程度，中国文学过于哲学，哲学过于英诗。”虽对胡颇有期望，所言究竟有些不敬，而胡适此时恰在教英文诗一门课。他虽是哲学教授，到北大的第一年，也被任为英文科（那时尚未设系）主任，所教功课实以英文为主。北大对他的认知，于此可见一斑。那时还在哥大留学的张奚若就大不以为然地说：“堂堂大学，尚须哲学教习代授英文，其幼稚情景可想而知。”结果，也有人认为胡适所长就只在英文。1919年3月，清华学校毕业生刘子纯就对吴虞说：“胡适以英文译《孟［墨？］子》得博士学位。”毛、缪、刘皆当时的学生辈，可知胡适在北大一开始口碑确实不算佳。另一个与胡适不甚相得的北大学生冯友兰更回忆说：我们学生中间有人说“胡适胆大脸厚”。[19]

胡适归国时，全北大没有一个博士，他虽还不曾领得学位证书，却提前使用了博士头衔。唐德刚先生说，民初的“中国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所以洋学位确足以吓人。同样，胡适对别人视他为“古文家”绝对不承认。他不仅不喜欢汉儒，而且自认使用的是“科学方法”，非汉儒之所能。但对于蔡元培为他的书写序说他是古文家绩溪胡氏的后裔，却默不作声，直到50年代搞口述自传时，才“顺便”纠正这个错误。如果说蔡序胡适事先未看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本胡适所促成，稿成后他又为之校读改正。而梁也在此书中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等语。可以肯定是胡明知梁说错而不纠正。这都是他早年养成的自我保护的性格使然。但同时也揭示了青年胡适“在全国最高权威们众目睽睽之下，没有太大的自信心”。[20]

不过这只是像其他许多次一样，属于开始时的那段短短的不如意，胡适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的自信也很快就恢复了。有意思的是，胡适之所以能打开局面，却得力于几个比较有权威的学生的支持。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许多北大的学生官品就高于教习，出路也比教习要好，所以确曾有放弃教习的位置而宁做学生者。这个传统，恐怕远在什么民主观念输入之前就已使北大的学生有那么一点特殊的优越感；北大的师生关系及学生在学校的发言权，早就与一般的学校不一样了。民国后这种情形在另一层面仍继续：由于办学不久，聘请教授和招生的随意性都较大，有时候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学问还真的超过有的老师，各种回忆录中几乎都有学生刁难老师的记载。

以胡适少年受学的经历和当年靠考据得高分而获留学资格看，清季民初整个思想界虽然趋新，从下到上各级主持考试者恐怕都还相当“旧”。或者因为中国教师对西学中自然科学部分的掌握终有限，评判起来较为困难，各级考试时国文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些年的北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应不例外。这样，学生中的大多数，很可能因为自己少年受学经历的缘故，当然倾向于接近在国学方面已获学术声望的刘师培、黄侃等人，实际是站在我们今日所说的“保守”一边。这个情形直到1921年吴虞进北大教书时仍未根本改变。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必然偏向于后来取胜的“新派”一边。但我们只要细查北大“新派”学生名留青史者，始终也就是那么几位，就可知其在当年确实未必居多数。蔡元培主持北大时的实际情形，大约是教授中趋新人物多而学生中守旧者众。故新派教授对学生不免有一种提防的心态，陈独秀就颇疑惑《新潮》中人如傅斯年这样不久前还是黄侃高足者，是不是旧的一边“派来作细作的”。[21]

有了北大校园内这种“社会史的重建”，就容易理解学生帮忙对胡适的重要了。实际上，立说者的思想要能与各种范围的“社会”发生“里应外合”的作用，从社会视角看，也就是听众是否追随和追随者的多少的问题。在北大这样存在学生地位特殊这一传统的学术社区，听众的功能又更强。胡适的学生顾颉刚记载当时的情形说，听说要由胡适来讲中国哲学史，许多同学颇有疑虑：“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顾氏自己也是怀疑者中的一个。这是胡适地位尚高而两人关系也很不错时所说。几十年之后，胡适在大陆已是批判对象，顾氏的说法就更直截了当。他明言，因为胡适年轻，那时才二十七岁，“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22]

顾颉刚回忆说，在胡适到北大以前，中国哲学史一课是由陈汉章讲授的，他从伏羲讲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胡适接手以后，重编讲义，以《诗经》为材料，做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顾氏自谓听了几堂课后，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就对同学们说，胡适虽然没有陈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这个“裁断”，据顾氏晚年的解释，就是指胡适“略去了从远古到夏、商的可疑而又不胜其烦的一段，只从《诗经》里取材，称西周为‘诗人时代’，有截断众流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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