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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1页）

3月21日是教会的礼拜日，胡适在本城的长老会教堂以“基督教在中国的机会”为题发表演说，到耶教的本垒去攻击耶教在中国的传播。胡适再次援用他的“双重标准”理论，指斥传教士只有在处理国内事务时才称得上基督徒，一旦进入国际事务，他们都不复是基督徒了。他说，现在那些基督教国家实际上只认暴力为权威，置弱小国家的权益于不顾，并将国家获利、商业所得和领土掠夺置于公平正义之上。一句话，胡适宣布：“今日的［西方］文明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爱和正义的理想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准则——强权就是公理的准则之上！”这是胡适对西方文明最激烈的攻击，其背后隐伏的，就是中日交涉给他带来的不安和激愤。[39]

胡适并直接指出，当年德国夺取胶州湾和法国侵占广州湾，都是以一两个传教士被杀害为借口。也就是说，个别传教士的死早已成为所谓基督教国家进行领土掠夺的理由。这仍是章太炎指出的，始创自由平等之人却对他人不取自由平等的意思。但是，当胡适提出这些基督教国家的行为应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负责时，他的意思实际上已比章太炎进了一步：如果西方不以自由平等待中国，则中国也可以不以自由平等待西方。义和团运动本是近代所有中外冲突中胡适最感不能为中国辩护者，但现在他已认为西方也要为此负一部分责任了。

1914年9月，土耳其政府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胡适见此消息，“不禁面红耳热，为吾国愧也！”土耳其政府本来一直要与列强谈判解决此问题，而列强则要先观察土耳其政府能否维持治安，并以此为由拖延谈判。结果土政府乘欧战之机，一举废除之，“不复与列强为无效之谈判矣”。[40]胡适的口气是明显同情支持土耳其方面的。他当然更希望中国也能这样做。这才是胡适民族主义真情的体现。

胡适之所以不能在意识的层面完全接受民族主义，是因为他觉得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有讲不通的地方。胡适给自己下的一个定义是“行文颇大胆，苦思欲到底”。他还有个法宝，有时思不到底时便“展缓判断”。1914年1月下旬，胡适自称近来颇以“有倡以孔教为国教者”一事“萦心”。其实这是他为康大基督教青年会所请，要在“宗教之比较研究”系列讲演中担任“中国古代之国教”“孔教”和“道教”三题目。但胡适因此提出许多问题，从立国是否须有宗教，到中国，再到孔教的定义和内容，再到孔教是否需革新及革新之道，再到中国古代其他诸子学说可否并尊，最后还想到如不当有宗教，则何以易之。所思甚宽而极细，条析论列，层层进逼，逻辑性相当强。胡适一向主张要有思想能思想，观此次关于孔教的思考所提的问题，知其的确比大多数人能思想。当他觉得有问题不能解决时，就写下来“供后日研思”。[41]则其在不能决时便展缓判断的做法，似乎也不待学实验主义而后有之。这一点在他对民族主义的认知上也有体现。

1917年3月，报载王闿运去世。胡适想起十年前读其《湘绮楼笺启》，王氏曾说，八国联军入北京而不能灭我，更谈不上瓜分中国。而且，中国人“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当时“读之甚愤，以为此老不知爱国，乃作无耻语如此”。如今“思想亦已变更”，觉得王所说“惟不合今世纪之国家主义耳”，其实正合中国“古代贤哲相传旧旨”。故不应以后出之外国学说责中国旧学家。这引起胡适对民族主义进行系统的反思，他从“去无道而就有道”之理论证民族主义说：“国家主义（民族的国家主义）但有一个可立之根据”，即“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中国人推翻“满清”，即因满人实已不能治汉族。但若所得不过袁世凯，不见得比“满清”好，则“不以其为同种而姑容之”。若在袁与威尔逊之间选择，“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42]

但胡适也觉这样主动选择外国人治中国到底有点不太妥当，又自解说，要点还在“终”字上，“今虽未必然，终久必然也”。可是他发现这实是“遁辞”，于理无法再论；又以威尔逊所说的“政府之权力生于被统治者之承认”来论证民族主义，仍发现承认也须有标准，是以种族为标准还是以政治之良否为标准，皆回到前面的两个论据上，故“终不能决也”。这是胡适“展缓判断”思想方式的典型表现。实际上胡适是在为他在意识的层面不能服膺民族主义化解。民族主义的各种“前提”既然都不成立，民族主义本身也就“不能单独成立”，当然可以不尊奉。所以，胡适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今之挟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往往高谈爱国，而不知国之何以当爱；高谈民族主义，而不知民族主义究作何解。”此时他是反对有人“以仇视日本之故而遂爱袁世凯且赞成其帝政运动”的，但是他又展缓了在日本和袁政府中做出选择的“判断”。二十年之后，当日本的侵略再次紧迫时，他会发现自己也不得不认同于他本来十分不欣赏的国民党政权。不管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是否成立，他终于以此为基础做出了判断。

在更广义的层面，胡适早已找到了他那“远为深奥”的“真正的最后解决”之道。1916年初他在致友人许怡荪的信中说：“适近来劝人不但勿以帝制撄心，即外患亡国亦不足顾虑。”他坚持认为：“倘祖国有不能亡之资，则祖国决不致亡。倘其无之，则吾辈今日之纷纷，亦不能阻其不亡。”目前所应该做的，是“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这造不能亡之因的办法，就是他一直强调的兴教育办国立大学。胡适重申，一国无高等学位授受之地，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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