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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变染乎世情（第2页）

当然魏晋风度的表现仍是多方面的，“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代表平和文章的人有陶潜。”（鲁迅，前文）即就陶诗的语言风格而论，也仍是时代的产物：

陶诗显然接受了玄言诗的影响。玄言诗虽然抄袭老庄，落了套头，但用的似乎正是“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因为只有“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才能比较的尽意而入玄；骈俪的词句是不能如此直截了当的。那时固然是骈俪的时代，然而未尝不重“接近说话的语言”，《世说新语》那部名著便是这种语言的记录。这样看，渊明用这种语言来作诗，也就不是奇迹了。（朱自清序萧望卿《陶渊明批评》）

到唐代回首魏晋，真有隔世之感，魏晋“风度”在唐人眼里无疑显得寒碜。所谓“盛唐气象”，全然是百余年承平积强，物质、精神文明大发展了的产物。服药上瘾的人少了，酒是照饮不误，人们的精神比较充实，袋里有钱，就想旅游天下。著名的唐代诗人，谁没有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诵得一首长诗（如《长恨歌》）就自炫身价，只是歌妓见识。（见白居易《与元九书》）人们办正经事还来不及，哪有工夫去学“啸”。（虽然王维诗中有“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但他是否能啸，或只是用事，还是一个问题。）由于政治开明，思想活跃，文人博览百家，广有阅历，作为诗歌，气象自殊。六朝人不是说“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江淹《别赋》）么？然而盛唐笔下的别诗直令人耳目一新：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王昌龄《送柴侍御》）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

就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虽写道“西出阳关无故人”，全诗之情调也是轻快的。所有这些别诗，都有同一乐观基调，显然是那个曾经相当长时期繁荣统一的时代的赐予。

客路青山下，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王湾《次北固山下》）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登黄鹤楼》）

这是两首并非出自大诗人之手的名作，一首被名相张说摘取其联语，书之政事堂，以为文章范式；一首据说使李白闭登临之口，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盛唐气象在此表现得相当充分。如果我们就诗论诗，前首不过写一路旅途观感，后者不过抒一时登临情怀。然而如果我们站在盛唐气象的角度来读这两首诗，得到的兴发感动和领悟就会高一个层次。我们将感到一种放眼古今上下的宽广胸襟，引起高远的历史文化联想（“昔人已乘黄鹤去”四句）；一种宽松舒畅、一帆风顺之感（“潮平两岸阔”二句）；一种阳光弥漫、百草丰茂的感觉（“晴川历历汉阳树”二句）；一种除旧布新，或万象更新的喜悦（“海日生残夜”二句）；还有一种扎根很深，而与四方之志相表里的故园之爱（“乡书何处达”二句，“日暮乡关何处是”二句）。凡此均能反映盛唐社会的时代特征和盛唐人的精神风貌。正因为这一切并非诗人有意识地宣扬，而是下意识地流露，读者容易忽过，论世赏诗也就特别必要。盛唐气象哺育一代淳美的风情，在唐诗中俯拾皆是，读者可自味之：

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孟浩然《渡浙江问舟中人》）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崔颢《长干曲》）

与君相见即相亲，闻道君家住孟津。

为见行舟试借问，客中时有洛阳人。（卢象《寄河上段十六》）

“文化大革命”一窝蜂“评法批儒”，论者多赞某“法家”诗人（如李白、李贺）敢于犯上，殊不知“唐人诗无忌讳”（洪迈语）是普遍现象，乃开明政治之产物。世守业儒出身的杜甫尚有“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的牢骚和批评呢。

新中国成立后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颇受左的思想干扰，因此在唐宋词的领域，例重豪放而轻婉约。这其实是一种无视历史的偏见。须知词之为体，本来是伴随音乐而生，成长于歌筵之间的，故从唐五代到北宋，词的内容相对于诗本来就窄，相对的倩丽，词风自以婉约为宗。别是一家，自有千秋。吴世昌以为原只有豪放词而无豪放派，就北宋以前而论是完全正确的。俞平伯以为自南唐以降，风流大降而古意渐失，这对南渡后的词坛特别切合。这是因为靖康之难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命运，及文士之个人前途。民族矛盾空前激烈，和战之争相持不下。动乱惊破多少舞榭歌台，使得一大部分词人彻底脱离歌筵，转而用这种新的长短句体来抒写心中家国之恨的磊落不平，绝大情怀，造成了一代词风的转变。此期有成就的词人大多是主战派人士和抗金将领，著者如张元干、张孝祥、李纲、胡铨、岳飞，直到辛弃疾，才蔚然成派（即所谓辛派，亦即豪放派）。贯穿于他们词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收复中原，统一祖国，表现则气势磅礴，风格遒劲。但南宋立国稍定，词体又重新回到歌筵，所谓“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宋末又是格律词人的天下，婉约之风在新的面貌下出现，词的特长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豪放词的出现，是词史上一个显赫的，然而为期不长的现象，可以说是时代的加惠，是宋词的一个意外发迹。“文变染乎世情”，信然。能从论世的角度去赏析豪放之作，无疑能有更充分的玩味和更准确的评价。辛词《永遇乐》写道：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词人在追思千古英雄时，为什么只及孙权、刘裕呢？刘克庄说“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贺新郎》），辛弃疾这里放宽尺度，降格以求。盖当时不但没有能统一中国的头号英雄如唐宗宋祖，甚至连保全半壁河山，抗衡中原的孙权、刘裕一类割据英雄也没有，不禁痛起世无英雄的感慨。

休谟说：“要欣赏古代某一演说家，还必须了解当时的听众。”要欣赏古代诗词，同样必须了解当时的读者或听众。因为古代诗词，不但反映着诗人自身的本质，还反映着读者和听众的某些本质。元曲，尤其是散曲套数和戏曲，多有谐趣，玩弄搬砖弄瓦式文字游戏，不避俚俗，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风格，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主要对象是下层人民，其中有不少文盲听众，投合适应他们的欣赏趣味和理解水平，在曲词作者具有首要意义。

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难道风流种。唬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王和卿《醉中天·大蝴蝶》）

我却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新啼痕压旧啼痕，断肠人忆断肠人。今春，香肌瘦几分，缕带宽三寸。（王实甫《十二月带尧民歌·别情》）

其他如套数杜仁杰《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人不识勾栏》，马致远《般涉调·耍孩儿·借马》、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等，都是最本色的散曲佳作。而散曲一旦脱离公众，成为文人抒情之作或案头文学时，它就与诗词极为接近。后期作家的某些令曲与令词无异，便是因为这个缘故：

冬前冬后几村庄，溪北溪南两履霜。树头树底孤山上。冷风来何处香？忽相逢缟袂绡裳。酒醒寒惊梦，笛凄春断肠。淡月昏黄。（乔吉《水仙子·寻梅》）

惜花人何处，落红春又残。倚遍危楼十二阑，弹，泪痕罗袖斑。江南岸，夕阳山外山。（张可久《金字经·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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