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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1页）

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他当初所发的那个&ldo;不靠当官发财&rdo;的誓言。出山时，曾国藩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军队这个贪污之薮对自己的考验。在《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中他信誓旦旦地说：&ldo;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lso;不要钱&rso;，&lso;不怕死&rso;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rdo;

既然对家乡父老发下了&ldo;不爱钱&rdo;的誓言，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在从军不久，就大笔寄钱回家，折损清名，贻人口实。

当然，发誓在军中&ldo;不要钱&rdo;，并不只是为了保持个人的清名，更重要的原因是曾国藩深知廉洁对战斗力之重要。只有立定&ldo;不要钱、不怕死&rdo;之志向，才能组织起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

因此，在以身作则的同时，他对军中廉政建议抓得很紧。他反复告诫军官们说：&ldo;欲服军心，必须尚廉介。&rdo;对发现贪污的行为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副将杨复成、彭得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ldo;正法&rdo;处之。曾国藩的湘军风气，因此与众不同。

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东流大营中，看到湘军军营风貌与他地迥然不同。他说：

督帅四月初自祁门来此，城内外扎大营三座，众千五百人。……又闻营弁言营中规矩甚严，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弁皆令赤足穿草鞋，营中无一人吸食鸦片者。合营办事及供役，悉用官弁，无私从一人。应酬简易，巡捕官白事，长衫而已。帅（指曾国藩）亦躬尚约素，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与士卒卧起同时，不苟安逸。每夜常私出巡行察听，更号有违误者，亦不加严责，好语训诲而已。民间辞讼，虽细必亲，小民直至督辕递呈，无一钱之费，其忠清艰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

八月二十六日，赵烈文又巡视了曾国荃的大营。他对比江南大营与湘军营地，得出结论说：

吾八年春，省吾兄于秣营，遍观长濠营垒，识其兵帅，与此间有三异：一、钦差总统大营，离濠十余里，而此处统领营逼近濠墙，且正当冲要。二、长濠深不及二丈，当敌冲处名龙脖子，以在石山上，不能开掘，仅垒小石作墙，高不及丈，而此处濠深广皆倍之。三、濠内各营，虽头敌俱不设严备，无坑堑，而此绕营小濠亦复宽深，鹿角梅坑，无不得法。又人事异者复有二：一、营中饮食，咄嗟立办，客至无不留饮，而此间客至，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卒不及候而罢。二、营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识。此五者，严既胜懈，俭复胜奢。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矣！

当时全中国的军队当中，主帅穿着破旧衣衫，军官们穿着都如农民，来了客人来不及备饭的，仅曾国藩的湘军一家。因此赵烈文才感动到&ldo;可为流涕&rdo;的地步。虽然采用厚饷高薪政策，但和低薪制的国家正规军比起来，湘军耗用的军饷数却是很低的。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三年春，清廷用绿营兵九万七千七百余，费时二年多，用饷即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而曾国藩的湘军，从咸丰三年起到同治三年止，前后十二年，人数由初起一万七千人增至后来的十二万人，也仅花二千九百万两左右。由此可见湘军整体上的军事效率和节约程度。

八

那么，曾国藩自己的合法工资，都用到哪了呢？

首先，作为因&ldo;墨从戎&rdo;而拒绝官职并发誓&ldo;不要钱的&rdo;湘军最高统帅，财务全权负责的&ldo;一支笔&rdo;，曾国藩是否按统帅一万人的标准给自己发放固定津贴，目前还没有资料可证。也许他&ldo;以身许国&rdo;，&ldo;以军为家&rdo;，并没有给自己设定固定收入，而是以公务的需要因地制宜地设定自己的经费标准。

其次，对于经费的剩余，从为数不多的几条记载中，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有以下几个去向。第一是用于军队开支。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他给曾国荃信中说：&ldo;余有浙盐赢余万五千两在江省，昨盐局专丁前来禀询，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rdo;从后文彭玉麟的例子来看，这一万五千两银是可以由其任意支配的，纳入私囊当无不可。

第二个方向是用于地方公益事务。家信中有多次记载，他宁肯把收入捐给战区灾民，也不送回家。

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他居乡期间，曾指示弟弟曾国荃，在应酬及救济绅士百姓上，要放手花钱：

闻我水师粮台，银两尚有赢余，弟营此时不缺银用，不必往解，若绅民中实在流离困苦者，亦可随便周济。兄往日在营，艰苦异常，当初不能放手作一事，至今追恨，若弟有宜周济之处，水师粮台，尚可解银二千两前往，应酬亦须放手办，在绅士百姓身上，尤宜放手也。

宁可把大量钱财用于施舍他人，也不寄回家里，除了不靠做官发财之誓言外，曾国藩还有更深入的考虑。

九

曾国藩在军前期，对家中买地起屋等增产之事，通常抱反对态度。他担心自己发誓不要钱，而家中地产日增，房舍新建，必然引起人们窃窃议论。

咸丰五年，他几次听送信的长夫说，弟弟曾国潢资助欧阳夫人在衡阳五马冲（曾氏岳父家附近）买了一百亩田地，作为曾国藩的私产。

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曾国藩写信回家，拒绝这项地产，信中说：

闻屡次长夫言及我家去年在衡阳五马冲买田一所，系国藩私分等语，并云系澄侯弟玉成其事。国藩出仕二十年，官至二品，封妻荫子，且督师于外，薄有时名。今父亲与叔父尚未分析，两世兄弟洽洽一堂，国藩无自置私田之理。况田与蒋家垄相近，尤为鄙陋，此风一开，将来澄弟必置私产于暮下，温弟必置私产于大步桥，植弟、季弟必各置私产于中沙、紫甸等处，将来子孙必有轻弃祖居而移徙外家者。昔祖父在时，每讥人家好积私财者为将败之征，又常讥驼五爹开口便言水口，达六爹开口便言桂花树，想诸弟亦熟闻之矣。

除了这些理由，这封信中还有一段十分关键的话：

内子女流不明大义，纪泽儿年幼无知，全仗诸弟教训，引入正大一路。若引之入于鄙私一路，则将来计较锱铢，局量日窄，难可挽回。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私产多于五马冲倍蓰什佰，亦仍归于无假可吃。兄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兹特备陈大略，求澄侯弟将五马冲田产为我设法出脱。

这段话说明了曾国藩不往家里寄钱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独特的金钱观：奢侈的生活环境不利子孙的发展。

咸丰九年日记中记载，他与左宗棠聊天，左氏言：&ldo;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rdo;这正是曾国藩一贯的思想，所以他评价此语为&ldo;见道之语&rdo;。他从自身经验总结出，大富之家并非是一个人良好的成长环境。他曾在家信中说：&ldo;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rdo;他说他决不&ldo;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依作恶，必且大玷家声&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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