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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第1页）

1903年生的丁默邨本来是以陈立夫为首的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第三处撤销之后，失业了的丁处长就加入了汪精卫的阵营，在南京政府中历任要职。战争结束前，他是&ot;伪浙江省省长&ot;。

这样的一个汉奸履历，他的死刑不是理所当然吗?

不这么简单。

南京市档案馆中所存审讯汉奸的笔录、判决书、种种信件、电报等等，构成一个曲折的故事。1941年，陈立夫以旧时长宫的身分与丁氏联络，对他&ot;晓以大义&ot;，指示他若不能脱离伪区，就当&ot;伺机立功，协力抗战&ot;。陈立夫的&ot;策反&ot;成功，往后的几年，丁默邨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暗杀当时的特务头目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

被救的情报人员，在公审中，也都具函作证，丁与重庆政府的合作毫无疑义。而在日本战败后，局势混乱。重庆政府为了防止共产党坐大以及新军阀的趁机而起，又适时而有效地运用了丁默邨这个棋子。他被任命为&ot;浙江省军委员&ot;，这一回，&ot;浙江&ot;前面没有&ot;伪&ot;字了。

戴笠在他给&ot;默邨吾兄&ot;的手书中，要求丁氏&ot;切实掌握所部，维持地方治安，严防奸匪扰乱，使中央部队能安全接收。&ot;而丁默邮也确实一一实行重庆的指令。在中央部队进入浙江之前，&ot;奸匪&ot;已经占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邨进行&ot;剿匪&ot;之后，中央部队才能接收浙江。

夜半读史，迷惑不已。

丁默邨等于是国民政府招降成功的一名降将，这名降将不曾回到&ot;汉军&ot;中来披麾上阵，但他留在&ot;曹营&ot;暗中接应，等于是国民政府植在敌后的间谍。在战争中，默默无闻的间谍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小于沙场浴血的战士，他们所冒的危险往往更大。

而当重庆政府需要丁氏的合作时，陈立夫和戴笠都曾对他提出保证：陈立夫答应丁可以&ot;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ot;。戴笠则说得更明确：&ot;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ot;

国民政府为什么在胜利后杀他的&ot;降将&ot;、&ot;间谍&ot;?尤其在早巳给予不杀的保证之后?问题出在&ot;委座&ot;吗?

于是请求朋友&ot;火速寄《陈立夫回忆录》来&ot;。找到了线索。

《陈立夫回忆录》第232页：

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的说：&ot;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ot;

他就被枪毙了!

问题症结果然在&ot;委座&ot;。

难怪法院的判决书读起来令人觉得强辞夺理，完全漠视被告人所提出的有利证据。因为真正的判决者，不是法院，也不是法。

我庆幸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动乱残酷的时代里，可是，即使是动乱的时代，也不一定都是残酷的。唐朝萧华以安庆绪之乱，作了&ot;伪魏州刺史&ot;。王师（就是我们的中央部队吧!）到后，他与王师合作，安定魏州。情节与丁默邨几乎完全相同。结局呢?萧华功过相抵，论罪止于降官。他后来成为一代名臣。

掩卷叹息呢!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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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之可疑

反省之可疑

有许多似乎大家都已同意的结论，深思起来，其实可疑。

只要提到战争责任，不论是大陆人、台湾人或香港人多半会走到一个结论：德国人懂得反省自责，日本人死不认错，民族性差别甚大。

表面上在客观地谈民族性，真正蠢动的是中国人对历史不平的愤懑，像余烬在冷却的壁炉里兀自闪着火光。

我对这个简单的对比非常怀疑。在&ot;日本人不知反省&ot;这个论调里，有多少是客观的现象，有多少是我们主观的认定?身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日本政府将教科书中的&ot;侵略&ot;改成&ot;进出&ot;，并且为之义愤填膺，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家永三郎为了教科书这种改动而控告日本政府，诉讼锲而不舍进行了一二十年?我们也都知道哪一个日本官员又到靖国神社参拜去了，并且为之大大抗议，但是有多少人注意今年4月发生在日本爱媛县的事情?

爱媛县政府在1981至1986年间，每年由公款支付靖国神社大祭的&ot;玉串费&ot;和慰灵大祭的供物费。爱媛县民认为这种公款支出违背了日本宪法二○&iddot;八九条&ot;政教分离&ot;的原则而对县政府提出控告，要求退回公款十六万六千日圆。案件经过地方法院一审、高等法院二审，到最后最高法院法官以十三比二的比例判定爱援县政府违宪，必须抽回公款。

钱的数目非常小，但是判决的意义非常大。显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种：有人借着靖国神社的慰灵来闪避与历史的尖锐面对，也有人不为靖国神社所代表的民族意识所惑，坚持政教的分离;然而为什么中国人只记得前者而忽视后者?这种有选择性的记忆是不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主观意愿?选择出来的细节当然是片面的，它究竟证明了&ot;日本人不知反省&ot;或者只是加强了我们对日本人原有的成见?

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令人反感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他笔下，好像所有台湾人都是精通日语、怀念日据时代、喜爱日本文化的。我们知道那只是台湾人的一种。司马缺少一个文化观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觉：他的采样选择是否受他主观情感和意愿的影响?他的采样有多大多广的代表性?

当我们说&ot;日本人不知反省&ot;的时候，我们的采样是否客观?我们在说哪一种日本人?这一种日本人在他的整体社会中占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和爱媛县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个人或团体不同意官方的历史观?他们又有多大影响?我们是否充分认识日本社会里的多元性?

也许日本人不知反省是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能切实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能骤下断语。毕竟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结论都是可疑的，不是吗?

&ot;德国人懂得反省&ot;又是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呢?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对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德国人的反应是屈辱与不平。后来希特勒的崛起与战败德国人希望重新振兴国威的心理很有关联。二次大战后，所谓反省也要等到60年代末学生运动开始向传统挑战之后才能展开。也就是说，日耳曼人对战争的反省与其说是民族性所塑的必然态度，不如说是历史条件的促成。

原子弹落在长崎和广岛，就是一个历史条件。由于原子弹所造成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浩劫，遂使原本是侵略者的日本人同时成为受创深重的被害者。要一个单纯的凶手忏悔容易，要-个凶手兼被害人忏悔，就困难了，因为他觉得&ot;我固然负了别人，别人也负了我&ot;;历史的罪与责他不能轻易厘清。

德国人的反省本身也是一个层次复杂的东西。当一个德国人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情地大加鞭挞时，他可能是一个最具自我批判性、最清醒的（春秋）史家，但是他也可能是一个戴着面具的文化沙文主义者;当他说德国人的罪行举世无双时，他没说出口的话是：德国人的文明高度是举世无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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