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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股灾和鼠疫（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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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股灾和鼠疫

随着时间的后推，聚集到通辽城的人越来越多，有汉人，蒙古人，偶尔也有洋人混杂在其中。

蒙古人的羊毛，牛皮，奶酪等大规模地流向通辽城，而从东北过来的洋火，糖，毛靴，烈酒等也通过通辽城大量地流向草原。

不到一年的功夫，通辽城已经发展成了一座初具规模的商业城市，不断的有两三层楼高的房子峻工，又有更多的地主动工在建。除了曙光洋灰厂外，其它的十余家洋灰厂，砖厂都开足了马力在生产。

和通辽城的生机勃勃一样，上海的橡胶股市也高歌猛进，呈现出一种变态的繁荣。

1910年1月，当初曹雨昆购进的股票价格已经从60两上升到了1083两，整整18倍还要多出一点。

1910年2月，上升到了1150两，整个上海到处都是谈论股票的人，上到高官，下到街头拉车的小贩，想尽办法借钱购进股票，抢购狂潮让不少人一夜暴富。当官的想尽办法用权力谋取私利投入进去，小有资产的富裕人家，用资产做抵押，向钱庄贷款。富小姐太太们卖戒指，金银手饰等换成银两，可是光有钱还不行，股票难得，通常一个人暴露出手上有某某公司的橡胶股之后，十数个洋人拿着小本追问是否要出售手中的股票。

不少达官贵人不满足于上海的橡胶股市，甚至跑到英国去购进。

3月，曹雨昆购进的股票已经上涨到1210两，这个时候市场上的股票成交手开始慢慢降低，曹雨昆也开始分批将手中的股票出售。

4月，等到叶重的账上多了671万两白银时，股价又往上涨了点，不过成交笔数越来越少。橡胶股市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将整个上海的流动资金吸纳一空。尤其是钱庄的流动资金，都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整整4500余万两白银，另外还不包括华商在英国伦敦购进的1500余万两。

到了七月，橡胶的股价不断被刷新，但成交笔数几乎为零，曾经创立了蓝格志拓植公司的麦边眼见泡沫已经难以遮盖，便在某天晚上携带全部款项，人间蒸发了。麦边的携款私逃如同一颗石子扔进了一潭快要翻滚的开水当中，倾刻间激起涛天巨浪。整个橡胶股市如同溃堤的洪水，山河日下，一溃千里。

本来这次股灾还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可是清政府错宗复杂的派系斗争导致错过了最宝贵的救市时间。此次风潮迅速波及富庶的江浙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东南沿海的大城市，中国工商业遭受重创，清末新政的成果几近于毁于一旦，华商在上海和伦敦两地股市损失的资金在6000万两白银左右，而当时清政府的可支配财政收入不过1亿两左右。如此巨款的外流，让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清政府于次年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以路权为抵押向列强借款，引发了四川护路运动，清政府从湖北调兵镇压，导致了湖北兵力空虚，次年武昌起义成功。辛亥革命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而橡胶股票风潮则是让丧钟敲响的时间进入倒计时，为清政府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叶重自然不知道此次股灾的损失严重到成为清朝覆灭的导火索。不管怎么样，这次总算大赚了一笔，乘着许莹外出的功夫，叶重又钻进了韩莹的屋子里。

“小莹，要不你跟许楠分开住，你们两个形影不离可苦了我了。”夏天的草原气温很高，韩莹穿得也单薄，叶重隔着衣服一边揉搓着韩莹胸口的饱满。

韩莹掐了叶重一下：“楠姐一个人怕黑，我怎么好意思跟楠姐说。”给叶重这么一揉，气也有些出不匀了。

“别脱，呆会来不及穿。”韩莹按住胸口的手。

叶重将韩莹的襦裙掀到腰间，让韩莹扶着桌子，毛手毛脚的扒下韩莹的薄裤，柔软纤细的腰肢不堪一握，到了臀部后急剧放大。叶重笑着在这对美白的圆月上拍了一记，然后把着细腰贴了上去。

“过些天挑个时间，把你给娶了就没有这么多麻烦了。”

韩莹被叶重顶得迷糊，哪里还有精力和叶重说话。

“吱吖——”叶重不上不下的时候，门忽然被推开了，许楠看着贴在一起的两人呀了一声，然后通红着脸转过身去，“你，你们……”

韩莹也回过神来，脸上还有浓浓的红晕，手忙脚乱的穿好衣服，气苦地打了叶重两下：“都是你，这下还怎么出去见人。”

“看就看到了，又不是什么大事。早晚要娶你过门的。”叶重也郁闷，这个许楠，早不来，晚不来，真会挑时候。

安慰了韩莹一阵，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叶重琢磨着挑个黄道吉日将韩莹娶进门，不过却给一场自北方而来的灾难给打断了。

也许一个民族想要浴火重生注定要经历各种磨难。

20世纪初，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皮毛进行适当加工，其成色堪比貂皮。一时间，旱獭皮成为世界皮革市场的新宠，价格连年看涨。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6倍多，大大的刺激了当时中俄边境上的商人。

于是1910年春夏之交，一种叫鼠疫的也叫让欧洲人为之色变的黑死病，开始传播到捕杀旱獭的人身上。起初由于俄国地广人稀，控制得极严，彼此村落中来往并不密切，因此鼠疫在沙俄地面来传播得并不严重。不过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俄国人开始驱逐境内疑似染病的华工。在10月初，俄罗斯境内大乌拉车站附近的一处华工工棚，据《东三省疫事报告》记载，当时“忽有7人暴死”。

“俄人知该病之可恐，遂将该棚内华工一律逐出”，而且也把棚屋里的衣服、行李全部烧毁。被逐出的华工中，有2名在10月19日来到满洲里，正是他们引发了一场后来蔓延东三省的瘟疫。

紧接着，俄又将数千的中国劳工装入废旧的火车铁皮车厢之内，沿着中东路运回哈尔滨，这数千人中有染病而死的，但更多是在车厢中活生生的饿死，冻死。

1910年11月14日，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在角落里登着一条短讯：“十三日满洲里站共有病者二十一人。是日又病华人二十一名，死二十四人，尚余十八人，扎来诺矿病二人，似病瘟者一人，哈尔滨有似病瘟者十四人，自瘟疫发现之日起至今，满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华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

哈尔滨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会同俄国官员视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为养病院，并责成当地巡警局，一旦发现染疫者一律送入养病院，以防传染。

此时清朝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1905年北京才开始在巡警总厅下设立专事清扫垃圾的卫生处。首都尚且如此，哈尔滨这个边陲的新兴城市情况就更加不堪了，甚至连一名华人西医都没有。尽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

更加严峻的是经过上海橡胶股市崩溃之后，清政府陷入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清政府无力抗拒这样大规模的急性传染病。历史上，鼠疫曾有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那场鼠疫造成2500万人丧生，鼠疫结束后欧洲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控制得不好，鼠疫足以成为毁邦灭国的力量。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东三省总督锡良哀声长叹，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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