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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第1页）

这是王朔一贯的风度、气派。

他觉得写杂文骂骂人是可以的，胡说也是允准的，而学术的规矩多，不好骂人，不好乱说。

因此，做&ldo;杂文&rdo;不像学术研究，不要讲究，讲究多了他就不知如何写了，随意点好，只有随意了，他才可以不负责任‐‐在这事上他不想认真，就希望别人也不要对他认真。

在我们那个让王朔看起来绝对不美的&ldo;传统文化&rdo;里，曾有一个条目，那就是&ldo;己所不欲，勿施于人&rdo;‐‐西方文化里也有相近的内容，他们的说法叫做&ldo;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该怎样对待别人&rdo;，或者叫&ldo;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该怎样对待别人&rdo;。这个条目被认为是全人类古来共信、不证自明的&ldo;金规则&rdo;，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奠定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美]斯威德勒：《全球伦理普世宣言》。参见《东方》1995年第3期。）

以此对照，王朔所犯的错误恰恰是这个。

他对于自己的过分理解、对于金庸的过分不理解，同样是不道德的。

这种不道德，过去我只在《圣经》里见过，但人家是&ldo;上帝&rdo;，耶和华，至高无上，说一不二，有资格、有条件、有能力对别人用一种标准，对自己用另一种。

王朔是什么呢?

是人，平平凡凡的人!你的话语权有了，四处滥用，却不能像&ldo;上帝&rdo;或者专政君王那样，拥有垄断所有话语的霸权。

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会有人站出来唱反调，骂骂王朔，让你干急。

具体地说，王朔的小说里到底犯了些什么&ldo;臭&rdo;呢?

他写得不错的《浮出海面》、《动物凶猛》等作品问题都已不少了，即使是那篇哄知识分子高兴、也令我心头激赏不已的小说《我是你爸爸》，往死了去抠，也不是不能怀疑：那个叫着齐怀远的女人太&ldo;骚&rdo;，不大注意女同志的庄严形象，和那个男人马林生进入情况太快。做儿子的那位则显得太成熟了，思想、观念那么复杂，&ldo;智商&rdo;之高，辩才之胜，真不像个孩子，起码不像是肉身性的存在，而是特殊材料捏起来的。

至于《看上去很美》里的&ldo;我&rdo;方枪枪，有时就更不像个儿童啦‐‐这孩子心理、智力发育太快，而且从小就痞里痞气的，做缺德事比二流子还老练百倍，金庸笔下的人物韦小宝在儿童时期也没有这副嘴脸。

何以见得这孩子早熟、发育太快?

比如，这个保育院的几岁小毛孩，对人们的&ldo;屁股&rdo;就曾发过这么一段感想：

屁股多老实啊……那么腼腆，不爱声张，默默地为我们做好事：承担我们的重量，排泄我们的肮脏;从有限的口粮中节省出那么一大块脂肪垫在下面，使我们身上有一处容许人打又不疼的地方，走到哪儿都像给自己带着个沙发垫儿。……我对屁股充满歉意，觉得自己深深得罪了一个多么善良忠厚又谦虚谨慎的好屁股。

我抬眼去看所有人的屁股，都严严实实包裹在结实的布片里，或扁或鼓‐‐这一定是好东西。（《看上去很美》，第57-58页。1999年4月。）

按理说，这种年龄的小毛孩思考问题达不到这样的深度，怪有哲理意味，王朔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孩子聪明得过了头，又特意补上一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屁股除了这些好处以外，还有不少，&ldo;譬如：遇到地震给压在房子底下多活几天燃烧的能量&rdo;。

小说家王朔，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常识性的错误、违背人性发展之时序呢?

我看理由只有一个，这就是他太重视讲话了，一陷进小说创作中，嘴皮子就闲不住，兼以过日子紧巴巴，不得不言语泛滥，凑字数卖钱，或者为讲话而讲话，卖弄他的无所不知。

若单就讲话而论，王朔所说的那些话，还的确是表现了独特的语言天赋，在这方面他多多少少也比较自负、不服旁人。因此，当他的朋友对他说金庸小说的一大特长就在于文字上有一种&ldo;速度感&rdo;时，王朔不以为然，他说那怎么能叫&ldo;速度感&rdo;（所谓速度感，我想它大概指的是金庸想象力丰富，人物像运动场上的裁判，一出来就是满场上跑，一刻闲不住的。）呢，它们&ldo;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切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是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rdo;。

进而，他批评金庸的文字，说他的浙江话、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ldo;老金大约也是无奈……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一个作家，对汉语言文字毫无贡献，还不如去做个排字工。&rdo;

对这些，我真有点疏懒下来了，觉得它们不值得我来批驳。可是不彻底批倒王朔的这些谬论，未来的作家也许会像王朔一样，误以为写文章、玩语言真的不必读书，只要在大街上转转，回了家就可以信口胡来、信手胡写。

所以，我这个从不说教的人，只好硬了头皮&ldo;说教&rdo;一次，负起让王朔们极力反感的&ldo;教化民众的大任&rdo;，扯个蛋出来，并且&ldo;非要把蛋扯个大原则出来&rdo;，叫他&ldo;最恶心&rdo;一次。

首先，作家是干什么的?他们的职责难道仅在于对汉语言要有点贡献?没贡献就不行?作家贡献的大小应以他们在语言上的成绩来排定?

这样刨根追问下去，远古那些发明汉语言的人也就成了最好的&ldo;作家&rdo;?发明第一个字的人，就成了最优秀的作家?

其次，金庸生于浙江，在说广东话的香港发展事业，他可能用过这两地的方言，写文章却不然。我没见过山西人就得用山西话写作，其他人同样;去国外以后，他们当然更不会用方言写作。金庸的文字既不是浙江话、广东话，也不是王朔所谓的文言文，而是十分地道地继承了明清小说的精致的白话文。

金庸自己也表示过，他的文字是经多年努力炼出来的。

那份清淡、古朴、典雅的书卷气和幽默，活着的大陆文人谁与比肩?

我看难人能比!

死去的倒有几个，一是老舍，一是钱钟书，一是林语堂‐‐再排下去，他王朔也不在其中。

为什么?

不读书嘛。

况且，语言不过是人类抒写性灵、思情的工具，越是成熟的语言，越不需要你对它们有什么新的发明，而在于你如何将它们码得好看。在这方面王朔是过关的，金庸至少没比他做得差。

所以，仅就语言的&ldo;工具性&rdo;论金庸、王朔二者的优劣，我们说他们各有所长，但语言不只局限在工具层面上，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达到认识、交流或娱乐之目的。

从这方面看，王朔和金庸的差距，俨然一个在地，一个在天!

金庸是讲是非、明事理的人，博古通今，读他的书我们能够正面性地提高自身对于历史、人性、社会、文化的悟性，增强进取、奋争的信心与勇气，心头总是燃烧着一点理想的光火，它温暖我们的灵魂，至情而率真，在苦难的人间世，活得更像个顶天立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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