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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可悲而又可叹的台湾皇民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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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可悲而又可叹的台湾“皇民”

如果说，在如今的东北三省境内，基本不会有谁去热爱伪满洲国的“王道乐土”，更不会希望再看到几十万日本关东军和五百万日本开拓团从天而降的话。那么，在另一块曾经被日本人长期统治的殖民地——台湾岛上，则确实是有很多台湾人从思想和行动上都变成了日本皇民，不再把自己当成是中国人来看待了。

关于日据时期的台湾，究竟能不能算是民国时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我看来是很让人纠结的。

因为，早在民国时代开始之前，满清朝廷就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而在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的1912年，日本已经对台湾建立了稳固的统治。从法律上来说，直至1945年为止，台湾岛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日本帝国的领土。当台湾岛挂上的旗帜之时，教科书上的民国时代已经基本进入了尾声。

相反，当中国大陆已经进入新中国时代之后，台湾岛上却继续在沿用民国年号，直至今天依然未改……总之，台湾人民既没有经历过民国时代的诞生，也没有经历过民国时代的结束。我们既可以说台湾人如今仍然生活在民国时代，也可以说台湾基本没有经历过民国时代……

但是，鉴于最近这些年来，随着思想在宝岛喧嚣尘上，一些政治势力为了鼓吹，开始不断夸大和美化台湾的日据时代，而且愈说愈荒诞——当大陆这边孜孜不倦地回忆着民国历史的“美好之处”时，依然使用民国年号的台湾人，却同样在发掘和赞美着日据时代的各种“闪光点”。

很多在台湾颇有影响力的媒体，抛开白纸黑字的一大堆史料与当时严重歧视台湾人的社会制度不谈，尽扯一些日据时代的风花雪月和稗官野史来误导民众，把那个殖民统治的时代描述得浪漫无限。好像几个在日据时代活得还不错的台湾人，就能代表当时台湾殖民地的全部面貌——例如前秘书长林佳龙，就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语出惊人：“绝大多数台湾人觉得，让日本人统治会比国民党执政感觉要舒服。”

那么民国时代，或者说日据时代的台湾，究竟是文明幸福的天堂，还是水深火热的地狱？而日本人又有没有把台湾人，至少是“皇民化”了的岩里政男（的日文名字）之流，真正地视为同胞呢？

在我们开始探讨民国时代的台湾风貌之前，需要预先指出的是，台湾“皇民”们思想的产生和泛滥，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成员和台湾“绿营”的数典忘祖。

——事实上，若是仔细追究台湾地区这一分离主义思潮逆流的起源，之前执政的国民党需要承担的罪责，只怕是比跳梁小丑般的还要更加沉重。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在中国大陆进入民国时代之际，当时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风貌。

当的历史车轮，滚动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台湾已经被日本殖民者统治了十余年之久。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宝岛台湾的割让，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莫大的耻辱。

面对日本殖民者的征服与统治，台湾人民曾经进行过可歌可泣的悲壮抵抗，在1895年的台湾保卫战之中，让日军付出死伤32000余人的沉重代价。正面战场失败之后，残余的台湾义士们又转入地下，不屈不挠地进行了很多年的游击战争。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一直得不到祖国大陆的有力支援，再加上双方的实力相差悬殊，台湾人民的自发抵抗运动虽然一度声势高涨，但最终还是日渐式微，趋于败亡。

到了1912年的时候，岛内各地针对日本殖民者的大规模武装反抗，已经基本宣告平息，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小规模冲突——论涉及人数和社会影响力，恐怕还不如日本国内的抢米暴动。

总之，迫于严酷的现实，台湾人民最终还是从激烈反抗到无奈顺从，毫无选择地接受了日本人的统治。

另一方面，在台湾殖民统治秩序建立的年代里，日本的最高权力还是由文官政府主导。虽然日本的文官政府也并非善类，但至少在残忍暴虐的程度上，还不如日后挑起世界大战的军国主义者那么可怕。

所以，日本帝国当时对台湾的统治艺术，基本达到了英属印度殖民地的水平，让台湾人民感到又爱又恨——虽然高压统治和奴役剥削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二等人的歧视待遇更是让台湾人深感屈辱，但日据时代的各种基础建设，同样也与台湾的现代化密不可分，其残痕一直绵延在现今台湾人的生活之中。

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就曾经如此说道：“……日本人治台，跟治朝鲜、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还有了不贪污的法院。这些事情，让台湾老百姓从心里也投降了。”

确实，在日本占领的时代，日本殖民当局一方面对台湾民众实施苛酷的鞭挞，但在另一方面又施以怀柔政策，在台湾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建设。例如上文所说的后藤新平，在其担任台湾民政长官期间，就大力推动台湾的铁路、海港和公路建设，为台湾打造了现代化的交通系统，几条重要的铁路干线被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他还在台湾建设了最早的一批发电站，铺设了电网，奠定了日后台湾工业发展的基础。

另一位献身台湾水利事业，主持修筑了嘉南大圳水利工程的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在很多台湾人的眼中，更是犹如白求恩医生一样可敬——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前，位于台湾西南部的嘉南平原由于缺乏雨水，曾经长期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而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则决心改变这一现状，将这片荒野变成良田。

他在台湾花费了十年的光阴，与当地民众齐心协力，建成了当时亚洲规模最大，也是世界第三大的乌头山水库。同时修筑了总长度一万公里的灌溉水道，足以灌溉嘉南平原十五万公顷的农田，占全岛耕地的百分之十四。有了灌溉水渠，再加上彻底的土地改良，当嘉南大圳于1934年最终完工的时候，之前困扰嘉南平原的洪水、干旱和盐碱化等三大开垦障碍，全部都被基本扫除，农业产量从此遽增，六十万农民受惠，也让八田与一至今仍受台湾人的感激和怀念——嘉南人民为了感念他的贡献，在乌头山水库旁边铸造了一座身着工作服、穿工作靴、席地于堤堰上沉思模样的八田与一铜像，迄今依旧巍然矗立。

在公共卫生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也对台湾普及了现代的公共医疗体系，大幅度降低了各类传染病的发生率，同时又在台湾禁绝鸦片、废止缠足，推广卫生常识，让台湾人初步具备了现代卫生观念。

此外，日本还在台湾强制推行了六年制小学义务教育，到1944年，台湾本地学童就学率已有71。17％，不仅远远胜过遍地文盲的中国大陆，也高于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虽然高等教育依然优先为日本侨民服务——例如在日据台湾仅有的一所最高学府台北帝国大学，始终以日本侨民为学员主体，台湾当地学生很难考入就读。1945年，台北帝大的1666位学生之中，台藉者仅为322人——但至少是普及了初等教育。

当然，日本殖民者并非慈善家，他们建设台湾的根本目标，还是为了从这里榨取资源，以及移民拓殖——没有一个“好日本人”或很多“好日本人”的影响力，可以超越坏的国家机器，以及坏的制度政策。

首先，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是一种相当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即以台湾的自然资源与人力，来培植宗主国日本的整体发展，依靠从台湾掠夺的资源，来养肥日本本土的经济与工业。

为了有效实现控制台湾经济命脉和掠夺台湾资源的目标，日本殖民当局从1910年开始就在台湾设立专卖局，对台湾最主要的盈利产业，如石油、烟草、食盐、樟脑、鸦片、酒类等由官方垄断性专卖管理，从中牟取暴利，其收入占殖民当局财政总收入的50%。但同时也严重挤压了私人资本和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凡是最赚钱的行当，基本都被在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或日本商社把持垄断，台湾本地人根本不准插手，还要在出口原材料和进口日用品的过程之中，承受各种沉重的盘剥，故而台湾人一向对专卖制度最为诟病。

其次，日本也一直在迁移本国侨民定居台湾。只是由于台湾的面积有限，人口稠密，故而移居台湾的日本人，在数量上不如东北三省的“满洲开拓团”，但也多达三十万之众，并且在台湾享受超国民待遇。

不过，虽然日据时代对台湾人来说有着上述种种不如意之处，但毕竟没有残酷的万人坑（作为预定的农业和木材基地，日本在台湾也没有建设多少重工业），也没有“满洲开拓团”那么过分的跑马圈地（日本商社和侨民占地还是有的，但至少比东北温和一些），只是用不平等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来掠取台湾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外加法律上的若干歧视而已，其程度并没有超过同期中国大陆人民头上压着的“三座大山”。而日本殖民当局的办事效率和廉洁程度，甚至还要比腐朽黑暗的晚清地方官府更好一些。

实事求是地说，在曾经被日本占领的各个地区之中，台湾是治理得最为成功的一块殖民地，甚至要胜过朝鲜。当时台湾人对日本殖民政府的认同程度，可能略逊于英属香港，但至少达到了英属印度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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