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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与甘肃（第2页）

第二，关于空城计问题。《三国演义》记载第一次北伐过程中，当司马懿大军逼近西城时，诸葛亮曾运用“空城计”以退兵。此事经京剧《空城计》之渲染，更是家喻户晓。《三国演义》记事七实三虚，许多描写都有史实根据。至于说诸葛亮运用“空城计”，则于史无据。但此事也绝非空穴来风，蜀汉大将赵云就曾使用过“空城计”，不过时间是在九年前，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春，蜀军与曹军在汉中冲突之时。事见《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

夏侯渊败，曹公争汉中地，运米北山下，数千万囊。黄忠以为可取，云兵随忠取米。忠过期不还，云将数十骑轻行出围，迎视忠等。值曹公扬兵大出，云为公前锋所击，方战，其大众至，势逼，遂前突其阵，且战且却。公军败，已复合，云陷敌，还趨围。将张著被创，云复驰马还营迎著。公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擂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

赵云在与曹操大部队猝然相遇时，不但不入围拒守，反而大开营门，从而令曹军“疑云有伏兵，引去。”这就是历史上“空城计”的真相。而《三国演义》的作者则移花接木，将赵云之事置于诸葛亮名下，且将时间推后九年，又将地点由汉中移往西城，将对立的双方由赵云与曹操，变为诸葛亮与司马懿。这样一来，诸葛亮的“空城计”便被说的有声有色了。岂不知诸葛亮是最谨慎的，他的一生从不弄险。

第三，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中，曾有一位亲人牺牲在陇原大地上，那就是他的嗣子诸葛乔（即其兄诸葛瑾之次子）。

事要先从诸葛亮的《诫子书》和《又诫子书》说起。

诸葛亮去世后40年，即西晋泰始十年（公元274年），陈寿曾将诸葛亮生前所留下的文字“删除复重，随类相从”，整理为24篇，凡10，4112万字，并定名为《诸葛亮集》。惜此集今已不存，诸葛亮的著述在流传过程中也大多散佚。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诸葛亮的文字，多半是后人从各种志籍和类书中收集而来的。例如，《太平御览》卷459所载诸葛亮的《诫子书》及同书卷497所载诸葛亮的《又诫子书》，便是这样的两篇文字。这两篇文字又被明代自称是诸葛亮36世孙的诸葛羲、诸葛倬所编的《诸葛孔明全集》，以及清人张澍所编的《诸葛忠武侯文集》收入其中。一般认为，它们都是诸葛亮的作品，是诸葛亮临终前写给自己的儿子的。

《诫子书》着重强调修身和为学都要静的道理。诸葛亮所说的“静”，实际是一种不含任何杂念的精神境界，只有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才能“致远”，才能对万事万物都有透彻的理解；而一旦时机到来，又可以静中寓动，以静求动，动静相辅而相成，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即所谓“接世”。与“静”相反的是“躁”，“躁”既有碍修身，也不能治学，而且容易转化为“淫慢”，终至事业无成。这一番道理是琅琊文化的精髓，也是诸葛氏家族的看家本领，诸葛亮临终前将此谆谆告诫自己8岁的儿子诸葛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后世诸葛氏的子孙们，也正是将这篇短短86字的《诫子书》当作了他们世代相传的家训。

《又诫子书》的内容则与此不同，它是专谈饮酒的。用今天的话来说，称其为一篇“酒文化”的专文亦未尝不可。其全文如下：

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合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

意思是说，设酒宴客，是为了合乎礼节，表达感情，从而使身心舒适，以恢复人的本性。而礼节尽到，客人退席，这便是最大的和谐与快乐了。倘若主人的情意未尽，客人也还没有到疲倦的程度，可以继续饮至酒醉，但不能醉到神志不清的地步。这的确是一篇讲“酒文化”的绝妙好词。但诸葛亮临终前，竟然与一个年仅8岁的小孩子大谈饮酒，则未免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了。且不说8岁的诸葛瞻可能还未开始饮酒，就是偶与酒宴，也谈不到设酒宴客，更遑论“主意未殚，宾有余倦”的问题。显然，这篇《又诫子书》不可能是写给诸葛瞻的。

那么，《又诫子书》又会是写给谁的呢？我以为，这当是写给诸葛亮的嗣子即诸葛瑾之次子诸葛乔的。

诸葛乔，本字仲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生于曲阿（今江苏丹阳市），小其兄诸葛恪仅一岁，而与《吴书》的作者韦昭同年。诸葛乔年轻时即与其兄诸葛恪俱有名于东吴，论者以为诸葛乔才虽不及其兄，而性业过之。当初，诸葛亮尚未有子，于是便求诸葛乔为嗣。诸葛瑾启告孙权后，遂“遣乔来西”（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而诸葛乔一到西蜀，诸葛亮即以之为己嫡子，并易其字曰“伯松”。蜀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又拜为驸马都尉，随诸葛亮北伐至汉中。诸葛亮使其督五六百兵，与诸将子弟一起传运粮草于谷中。为此，诸葛亮还曾写信与其兄诸葛瑾说：

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

此即“一出祁山”之时也。然而不幸的是，诸葛乔于建兴六年（公元228年）便卒于军中，年仅25岁，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以致人们连他的形象也有些模糊不清了。

从诸葛乔在东吴时即已取字“仲慎”，至蜀后又易字“伯松”，并拜为驸马都尉，随即参加北伐的情况来看，诸葛乔入嗣时当已过了“弱冠”（即20岁）之年，应算是一位成年人了。再加上他与蜀中诸将领的子弟一同共事，又时常奔走于山谷之中，所以，无论出于社交应酬（即所谓“合礼致情”），抑或是健身的需要（即所谓“适体归性”），饮酒之事都是免不了的。这便是诸葛亮为何要在《又诫子书》中专谈饮酒的缘起了。

我们知道，出于对传统酒文化的重视，诸葛亮并不主张禁酒。相反，他还将酒宴之设当作一种“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的礼仪活动，并希望能借此来交流感情，调节人际关系。但他坚决反对狂饮烂醉，更不能容忍因酒误事。诸葛亮对酒文化的这种见解，即从今天看来，也很有可取之处。大约其时蜀中的官场上，饮酒之风还是很盛的。所以诸葛亮的这番告诫，既是出于对嗣子的爱护，同时也是有感于蜀中诸将子弟的饮酒之风而发的。诸葛亮自然熟读过《尚书》，而《尚书·酒诰》中所记周公关于饮酒的一番谈话，他也会牢记心头的。周公认为殷商之亡与朝野上下的饮酒关系极大，而周朝建立后即从中吸取教训。这与刘备入主西蜀后的情况也有几分相似。诸葛亮当然不愿意看到蜀国的官员们像当年的“殷顽”那样沉迷于酒，以致不能自拔，于是，出于对巩固西蜀政权的考虑，他便向刚入蜀不久的嗣子谈了自己对饮酒的见解，并试图通过诸葛乔去影响当时的“高干子弟”们。应该说，这才是诸葛亮写作《又诫子书》的更为深远的用意。

《又诫子书》既然是诸葛亮写给入蜀之后的诸葛乔的，则其写作时间便可定在蜀建兴五年，至迟不得晚于建兴六年。建兴六年即公元228年，其时诸葛亮的亲生儿子诸葛瞻才刚刚两岁（诸葛瞻生于公元227年，其时诸葛亮47岁），而此时的诸葛亮正忙于北伐，自然不会去为年仅两岁的儿子写《又诫子书》的。可见，《又诫子书》的写作时间实应在《诫子书》之前，而两者的名称也应当互换才是。大约在陈寿所编的《诸葛亮集》散失之后，后人虽得其佚文，然对其写作的背景及文章的先后次序已不甚了然了，故遂依其内容之重要程度，聊为标题区分而已。这便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情况。

但值得庆幸的是，诸葛乔虽早卒，然其子孙还是绵绵不绝的。其子诸葛攀在蜀国已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待到诸葛恪及其少弟诸葛融并诸子侄全部见诛于吴，诸葛瑾的子孙皆尽后，因其时诸葛亮已自有胄裔，故诸葛攀又复为诸葛瑾之后。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诸葛攀之子诸葛显又随诸葛瞻之次子诸葛京等一同内移河东。此后，诸葛显及其后代子孙，便成为诸葛瑾的一脉仅传了。但他们虽在血缘关系上属于诸葛瑾的后代，而在文化传承上却多受诸葛亮的影响，并与诸葛京的子孙们一样，共奉《诫子书》为其家训。至于《又诫子书》是写给谁的，大约连诸葛乔的后人们也未必能知晓了。

诸葛亮再次足履甘肃，是在公元229年（建兴七年），即他第三次北伐期间。此前，他曾于公元228年的冬天出散关（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围陈仓（今宝鸡市东），举行过第二次北伐，然因粮尽而不得不返。第三次北伐的路线是今天的甘肃南部一带，由于准备充分，结果大获全胜。这次，诸葛亮首先派陈式攻打武都（今成县西）、阴平（今文县西北），待曹魏的雍州刺史郭淮欲率众出击时，诸葛亮则领军来到建威（今西和），从而逼迫郭淮退还，由蜀军完全占领了武都、阴平二郡，拥有了今甘肃徽县、成县、康县、西和、两当、宕昌、武都、文县、舟曲及陕西省的凤县、略阳等广大的地区。后主刘禅对这一次的胜利也十分高兴，旋即下诏恢复了诸葛亮的丞相职位（街亭之役后诸葛亮曾上书“自贬三等”）。

公元231年（建兴九年）春天，诸葛亮复出祁山，举行了第四次北伐。这一次，诸葛亮以“木牛”（一种灵便的独轮车）运送军粮，首战即打败了西救祁山的魏军郭淮、费曜，并借机芟割卤城一带的熟麦。魏国派司马懿率军迎战，诸葛亮与司马懿相遇于上邽（今天水市秦城区）之东。但魏军敛兵依险，蜀军久不得交战，于是，诸葛亮遂引兵还保祁山。司马懿原本不肯交战，后因部下笑他“畏蜀如虎”，才自己率军取中道（赤峪沟往天水镇一道）击亮，而令张郃追蜀军至木门。木门在今天水市秦城区西南牡丹乡的木门村（一说在礼县盐官镇罗家堡村境内），其地两山夹峙，空谷一线，为略阳至祁山的必经之道，故又称“木门道”。道长约500米，宽约50米，地形十分险要。诸葛亮在撤退时，早于木门东山埋有伏兵，待张郃追至，万箭齐发，“飞矢中郃右膝”，遂射杀张郃。与此同时，蜀将魏延、高翔、吴班等也于中道大破魏军，逼使司马懿还保上邽。

此次北伐，两路魏军均未得逞，但诸葛亮最终还是退回了汉中。原来当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垒上邽之际，蜀中负责运送军粮的李严因害怕粮秣误期而受诸葛亮责罚，竟假传后主刘禅之旨，要诸葛亮回师。加之军中粮尽，诸葛亮也不得不暂时收兵。这样，原本很有希望的第四次北伐又夭折了。

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再率10万大军，由褒斜道出斜谷，占据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斜谷口西侧），举行了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北伐。但与司马懿对垒百余日之后，诸葛亮却因劳累过度，于这年的农历8月28日病逝于军中，终年54岁。一代忠臣良相殉职，千古智慧之星陨落，诸葛亮的陇右之行也到此为止。

据说在诸葛亮逝世的那天晚上，有一颗发着红光的流星，自东北向西南方向流动，三起三落，最后变小，投于诸葛亮营中。此事首见于东晋孙盛的《晋阳秋》一书，而今天五丈塬诸葛亮庙内正殿侧墙镶的一块石头，据说就是当年那颗流星的陨石，经附近落星湾的居民世代保存下来的。是民俗附会，抑或天文现象的巧合？这只有留待天文学家们去解开这个谜了。不过，这并不妨碍人们称诸葛亮为“巨星”，称诸葛亮的死为“大星陨落”。

至于诸葛亮究因何疾而终，疑不能明。近人或谓肺结核，或谓胃癌，或谓胃溃疡大出血，实皆缘“呕血”而立论。“呕血”之事见王沈《魏书》，且谓“亮粮尽势穷，忧恚呕血，一夕烧营遁走，道发病卒”。然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已辩其妄。裴松之云：

亮在渭滨，魏人蹑迹，胜负之形，未可测量。而云“呕血”，盖因亮自亡而自夸大也。夫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呕血乎？及至刘琨丧师，与晋元帝笺亦云“亮军败呕血”，此则引虚记以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缘蜀人入谷发丧故也。

其说甚辩，今人似不宜再“引虚记以为言也”。

综观诸葛亮的北伐，其在甘肃留下的足迹主要集中于今天的天水和武都地区。像西和的建威（今西和县城附近），礼县的祁山堡、卤城（今盐官），天水市的天水关（今天水镇北），木门道（牡丹乡木门村）、西城（祁山与大堡子之间）、上邽（今天水市秦城区）等地，诸葛亮皆曾亲历，并留下了不少的遗址和传说。如祁山堡附近的“诸葛亮上马石”、“诸葛九寨”（传为蜀兵积土假充粮堆），天水城东俗称陈家磨处的“诸葛军垒”（传为蜀兵每人握一把土堆置而成），及流传于木门村一带的“木门矢髀”故事，皆是。至于街亭（今秦安县陇城镇），诸葛亮虽未亲至，但蜀军的首次北伐受挫及孔明的“挥泪斩马谡”，都与街亭之失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今日要追寻诸葛亮在甘肃的足迹，街亭当然也是不可忽视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的北伐未能成功，给千古英雄带来了永久的遗憾。但值得庆幸的是，他却在甘肃大地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从而令陇原儿女们世世代代地在怀念着他。

（《甘肃文史》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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