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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的形式（第1页）

“老舍作品集（全二十一册）（..）”！

论文学的形式

（本篇发表时署名“舍予”。）

按着创造的兴趣说，有一篇文章便有一个形式，因为内容与形式本是在创造者心中联成的“一个”；这样去找形式，不就太多了吗？从另一方面看，文学作品，无论东西，确有形式可寻，抒情诗的形式如此，史诗的形式如彼；五言律诗是这样，七言绝句是那样。作者的七绝，从精神上说，自有他独有的七绝，因为世上不会再有这样一首七绝。从形式上看，他这首七绝，也和别人的一样，是四小句，每句有七个字。苏东坡的七绝里有个苏东坡存在；同时，他这首七绝的字数平仄等正和陆放翁的一样，那样，我们到底怎样看文学的形式呢？我们顶好这样办：把个人所具的那点风格，和普通的形式，分开来说。前者可以叫作文调，后者可以叫作形式。

文调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每个作家，不论他用的是什么形式，独有的那点作风。内容是他自己的，情调也是他自己的；于是他“怎样想”与别人不同，跟着“怎样写”也便与众有异。这点内容与风趣特异之点，便是文调。苏东坡与陆放翁同作七言绝句，而苏是苏的，陆是陆的，便是因为文调不同的缘故。

文调是人格的表现，无论在什么文形之下，这点人格是与文章分不开的。所以简单的答复什么是文调，也可以应用一句成语：“人是文调”。这似乎比说：“文中宜有人在”，或“诗中须有我”，还牢靠一些。佛郎士AnatoleFrance（即法朗士。）说：“每一个小说，严格的说，都是作家的自传”。JulesLemalte（勒梅特（1853—1914），法国作家和批评家。）说：“……我相信一本书的真正美处是一些亲切的深刻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会叫破坏成法，修词规则与细俗所损伤；一个写家的价格最要的是他怎样看，怎样感觉，怎样说出；全是他自家的而后乃能超众。”所以我们读一本好小说时，我们不但觉得其中人物是活泼泼的，还看出他们背后有个写家。读了《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就看出那两个作家的人格是多么不一样。正如胡适先生所说：“曹雪芹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影子；文铁仙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面，”和“《儿女英雄传》的作者自己正是《儒林外史》要刻画形容的人物；而《儿女英雄传》的大部分真可叫作一部不自觉的《儒林外史》。”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显现自己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文学既是自我的表现，作者越忠诚于表现，他的人格便越显著。凡当我们说：这篇文章和某篇一样的时候，我们便是读了篇没有个性的作品，它只能和某篇一样，不会独立。

美国的褒劳JohnBurroughs（即约翰·伯劳斯。）说：“在纯正的文学，我们的兴味，常在于作者其人——其人的性质、人格、见解——这是真理。我们有时以为我们的兴味在他的材料也说不定。然而真正的文学者所以能够把任何材料成为对于我们有兴味的东西，是靠了他的处理法，即注入于那处理法里面的他的人格底要素。我们只埋头在那材料——即其中的事实、议论、报告——里面是决不能味得严格的意味的文学的。文学的所以为文学，并不在于作者所以告诉我们的东西，乃在于作者怎样告诉我们的告诉法。换一句话，是在于作者注入在那作品里面的独自的性质或魔力到若干的程度；这个他的独自的性质或魔力，是他自己的灵魂的赐物，不能从作品离开的一种东西，是像鸟羽的光泽，花瓣的纹理一般的根本底的一种东西。蜜蜂从花里所得来的，并不是蜜，只是一种甜汁；蜜蜂必须把他自己的少量的分泌物即所谓蚁酸者注入在这甜汁里。就是，把这单是甜的汁改造为蜜的，是蜜蜂的特殊人格底寄与，在文学者作品里面的日常生活的事实和经验，也是被用了与这同样的方法改变而且高尚化的。”（依章锡琛译文。）

“怎样告诉”便是文调的特点，这怎样告诉并不仅是告诉，而是怎样觉得，思想的结果；那就是说作者的全个人格伏在里面。那古典派的写家画家总是选择极高尚的材料，来帮助他的技术，叫人们看了，因材料的高贵而欣赏及技术。自然派的便从任何事务中取材，全以自己的人格催动材料。他个人是在社会里，所以社会一切便都是好材料，无贵无贱，不管美丑，一视同仁。可是描写或绘画这日常所习见的人物时，全凭怎样告诉的手段，而使这平凡的人物成为艺术中不朽的人物，这便是作者个人的本领，个人人格的表现。

这样，我们颇可以从文调上，判定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比如我们读报纸上的新闻吧，我们看不出记者的人格来，而只注意于新闻的真确与否，因为记者的责任便是真诚的报告，而不容他的想象自由运用。反之，我们读，就说杜甫的诗吧，我们于那风景人物之外，不觉的想到杜甫的人格；他的人格，说起来也玄妙，在字句之中也显现出来；好像那一字一句便是杜甫心中的一颤一动；那“无边木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边还伏着一个“无边”“不尽”的诗人之心；那森严广大的景物，是那伟大心灵的外展；有这伟大的心，才有这伟大的笔调。心，那么，是不可少的；自己在那里显示图样结构；而后慢慢修正，从字面到心觉，从部分到全体；所以写出来的是文字，也是灵魂。据克鲁司Croce（即克罗齐。）的哲学：艺术无非是直觉，或者说印象的发表。心是老在那里构成直觉，经精神促迫它，它便变成艺术。这个论调虽然有些玄妙，可是确足以说明艺术以心灵为原动力，而个人文调之所以为独立不倚的。因为天才的不同，表现的力量与方向也便不同，所以像刘勰所说：“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词溢”等等也有一些道理。能作诗而不善于散文的，工于散文而不会为诗的，也是因此。就是那浪漫派作品，与自然派作品，也是心的倾向不同，因而手段也就有别。偏于理想的，他的心灵每向上飞，作品自然显出浪漫；偏于求实的，他的心灵每向下看，作品自然是写实的。以伯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两种人——好理想的及求实的——恐怕是自有人类以来，直至人类灭毁之日，永远是对面立着，谁也不佩服谁的吧？那么，因着写家的天性不同，写品也就永远不会有什么正统异派之别吧？

文调，或者有许多人想，不过是文字上的修饰，精细的表现而已。其实不是，文调是由创造欲的激发而来的，不是文字技术上的那点小巧。心中有点所得，便这个那个，如此如彼的，把这一点加到无数无名的心象之上，几经试拟，而后得到一个最适当的字来表现这一点。像弗罗贝说：“无论你要说什么一件事，那里只有一个名词去代表它，只有一个动字去活动它，只有一个形容字去限制它，最重要的是去找这个名词，这个动字，这个形容字，直到找着为止，而且找着的是比别的东西都满意的。”但是，这决不是说，去掀开字典由“一”部到“龜”部去找字，而是那文艺家心灵的运用，把最好的思想用最好的言语传达出来。普通的事本来有普通的字去代表，可是文学家由他自己美的生活中，把文字另炼造了一回，适足以发表他自己的思想。所以言语的本身并不能够有力量，活泼、漂亮、正确；而是文学家在言语之下给了它这些好处的构成力。那“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本是八个极普通的字，可是作成多么伟大的一幅图画，多么正确的一个美的印象！只有能觉得这简素而伟大之美的苏东坡能写出，不是个个人都能办到的。那构思十稔而作成《三都赋》的左太冲，恐怕只是苦心搜求字句，而心实无物吧。看他的“树则有木兰梫桂杞桐棕枒楔枞”等等，字是找了不少，可是到底能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图画，像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那么简单正确美丽吗？这砌墙似的堆字，不能产出活文学，也足以反证文调是个人人格的表现，不单以修辞为事了。总之，从文字上所看出来的美，决不是文字的本身，而是由特殊情绪中所发生的美之感动而达诸笔端；这美的感动的深浅，便是文学作品高下的标准。我们在新闻纸上也可以得到使我们喜怒的材料，可是那全因为我们由道德上、实利上、看某件事，判断某件事；不是文字的感动，是事实的切己。当我们读诗的时候，我们便不这样了，我们是陶然若醉的，被文字的催眠，而飞人别一世界。其实诗中所用的字，与新闻纸上的字，在字典上全是一样的，只因为诗人独有的那点文调使我们几乎不敢承认诗中的字也正是新闻纸上的字了；我们疑心：诗人或另有一部字典吧？是的，诗人是另有一部字典，——那熔炼文字的心。

现在我们知道了文调的要紧，以下说文学普遍的形式。

“……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鬒发腻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别疏汤泉，诏赐澡莹。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上甚悦。进见之日，奏《霓赏羽衣》曲以导之……”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想当初，庆皇唐，太平天下，选丽色，把蛾眉选刷。有佳人生长在弘农杨氏家，深闺内，端的是玉无瑕。那君王一见了，欢无那！把钿合金钗亲纳，评拔作昭阳第一花。”

上列的三段，第一段是《长恨歌传》的一部分，第二段是《长恨歌》的首段，第三段是《长生殿》中弹词的第三转。这三段全是描写杨贵妃入选的事，事实上没有多少出入。可是，无论谁读过这三段，便觉得出第一段与后两段有些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的地方好像只能觉得，而不易简当的说出来。以事实说吧，同是说的一件事。以文字说吧，都是用心之作，都用着些妙丽的字眼；可是，说也奇怪，读过之后，总觉得出那些“不同”的存在。——到底是怎一回事呢？为回答这个，我们不能不搬出一个带玄幻色彩的字——“律动”。

我们往往用“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来作形容。这个绕梁三日不绝的余音，是什么音呢？是火车轮船上汽笛的呜呜么？是牛或驴的吼叫么？不是！那些声音听一下就够了，三日不绝在耳旁噪吵一定会叫人疯了的。那么，这余音必是好的音乐的，歌唱的？是，可是为何单独这点余音叫人颠倒若是呢？这余音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啊，律动！是律动在那里像小石击水的波颤，石虽入水，而波颤不已。这点波颤在心中荡漾着、敲击着，便使人忘记了一切，而沉醉于其中。音乐如是，跳舞也如此。跳过之后，心中还被那音乐与肢体的律动催促着兴奋。手脚虽已停止运动，可是那律动的余波还在心里动作。那汽笛与牛吼之所以过去便忘也就是它们缺乏这个律动。

律动又是什么东西呢？广泛着一点说，宇宙间一切有规则的激动，那就是说有一定的时间的间隔，都是律动。像波纹的递进，唧唧的虫呜，都是有规律的，因而带着些催眠力的。从文学上说呢，便是文字间的时间的律转，好像音乐似的，有一定的抑扬顿挫，所以人们说音乐和诗词是时间的艺术，便是这个道理。音乐是完全以音的调和与时间的间隔为主，诗词是以文字的平仄长短来调配，虽没有乐器帮助，而所得的结果正与音乐相同。所不同者，诗词在这音乐律动之下，还有文字的意义可寻，不像音乐完全以音节为主，旁无附丽。所以巧妙着一点说，诗词可以说是奏着音乐的哲学。律动总是带着点魔力的，细细分解开来原是一个音一个音的某种排列，可是总合起来，这种排列便不甚分明，而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快乐；不但心弦跳动，手足也随而舞之蹈之了。那嗒嗒的钟声，不足以使人奋兴，强烈的音声，不足使人快乐，因为这种律动是缺乏艺术化的，艺术中的律动才足以使人欣悦，使人沉醉，就是雕刻与画图那样的死物，也自然有一种调和的律动使我们觉得雕刻的人物，图中的风景，像要跳出来走动似的。原人用身体的动作和呼声，表示他的快感与苦痛，这种动作与呼声，渐渐经过律动的规定，便成了跳舞与歌唱，那就是说有了律动才有原始的艺术，有了律动才能精神与肉体联合起来动作。

明白了律动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新去念上边引的三段，念完，便可以明白为什么第一段与后两段不同。它们的不同不是在文字的工不工，不在乎事实的描述不同；是在律动的不一样。第一段的“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和“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也都是很漂亮的，单独念起来，也很抑扬有趣。可是，读过之后，再读白居易的那篇，我们便觉出精粗的不同，而明明分辨出：一个是散文，一个是诗，那么，我们可以说：散文与诗之分，就在乎文字的摆列整齐与否吗？不然。试看第三段，文字的排置比第一段还不规则，可是读起来，（唱起来便好了。）也显然的比第一段好听。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且借几句话来，或者比我们自己更能说得透彻。

英国的阿塞儿·西门司说：“考拉儿瑞支Coleridge（即柯尔律治。）这样规定：散文是‘有美好排列的文字’，诗是‘有顶好排列的文字’。但是，并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散文不可以是有顶好排列的文字。只有律动，一定而再现的律动，可以分别散文与诗。……散文，在粗具形体之期，只是一种言语的记录；但是，一个人用散文说话，或终身不自觉，所以或者有自觉的诗体（就是：言语简变为有规则的，并且被认为有些音乐的特质。）是较比的有更早的起源。在人们想到，普通言语是值得存记起来的以前，人们一定已经有了一种文明。诗是比散文易于记诵的，因为它有重复的节拍，人们想某事值得记忆起来，或是为它的美好（像歌或圣诗），或因它有用（像律法），便自然的把它作成韵文。诗，不是散文，是文章存在的先声。诗的写出来，直到今日，差不多只是诗的物质化身；但是散文的单存只是写下来的文书而已。”

“在它的起源，散文不带着艺术的味道，严格的说它永远没有，也永远不能像韵文、音乐、图画，那样变为艺术。它慢慢的发现了它的能力；它觉悟出它将怎么有用处可以炼化到‘美’那里去，它渐渐学巧了，怎么限制它那些无可限制的，远远的随着韵文的一些规则。更慢慢的发展了它自己的法则，可是，因为它本身的特质，这些法则不像韵文那样一定，那样有特别的体裁。凡与文学接触者正如文学之影响于散文，现在散文已据有所谓文学的大半了。”

“依如贝说：‘在诗调里每个字颤旋像美好之琴音，曲罢遗有无数的波动。’文字或是一样的，并不奇异；结构或也一样，或偏于简单，但是，当律动一来，里边便有一些东西，虽然或像音乐之发生，但并非音乐。管那些东西叫作境地，叫作魔力；仍如如贝所说：‘美的韵文是发出似音声或香味的东西的’；我们永不能解释清楚，虽然我们能稍微分别，那点变化——使散文极奇妙的变成韵文。”

“又是如贝说得永远那么高妙：‘没有诗不是使人狂悦的：琴，从一种意义看，是带着翅膀的乐器。’散文固然可以使我们惊喜，但不像韵文是必须这样的。况且，散文的喜悦似乎叫我们落在地上，因为散文，域区虽广，可是没有翅膀儿。……”

韵文是带着翅儿的，是可以唱的，能飞起与能吟唱都在乎其中所含的那点律动，没有这点奇妙律动的便是散文。所以散文韵文之分，不在乎事实的差异，是在把一件事怎样写出来，用散文写杨贵妃的故事，和用韵文写是同样可以使她的事迹明了的，可是二者的感化力便不同了：散文的杨贵妃故事能极详细的述说她的一切，但只限于述说，无论文字怎样美。韵文的同一故事，便不但述说她的事，而且叫我们在得到事实以外，还要读了再读；不但是读，而且要唱、要听；好的散文虽也足以有些音乐的味道，但永远不会像韵文那样完好。严格的说，散文和韵文的分别，只在这点不易形容的律动。有人以为备有韵文的格式韵律才能算诗，那不完备而具有那魔力律动的也不能不算是诗。诗的进步是显然的在那里解除格式规则，同时也是求律动的自由。四言诗后有五言，五言后有七言，最近又有无韵的白话诗，这便是打破格式的进展。可是白话诗是诗，不是白话文，因为它的律动显然与散文有异的。看：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洲词》。）自然是很美了，再看胡适之的《鸽子》：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往，

夷犹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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