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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第1页）

马天生最近又多了一个职务——李云龙专案组副组长。他知道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了解李云龙的为人和性格，这是个软硬不吃的人，对这个人他不抱任何希望，用那个时代的时髦术语评价，这是典型的花岗岩脑袋。

马天生在没调到这个军之前，也曾参加过一些专案组的工作，一般来说，一个人一旦被逮捕，精神上就委顿了一半，再坚强的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也难以做到神态自若。此外，审讯的方式对于被审者而言也带有极大的压力，被审者通常是被喝令坐在一个和地浇铸为一体的水泥墩上，这是防止脾气暴躁的被审者抄起座椅以暴力袭击审讯者的必要措施。审讯者把雪亮的、炫目的灯光射向被审者，他自己却隐藏在灯后的黑暗之中，只听其声不见其人，这些心理学上的小把戏一般都能奏效，被审者常常是诚惶诚恐地去配合审讯者的问话，或急于表白自己的清白，或搜肠刮肚地把肚里的东西和盘托出，在这点上，大人物和小人物基本没什么区别。而李云龙却属于那种极少数的死硬分子。他的态度极为傲慢，通常是在灯光的照射下闭着眼一声不吭。马天生便以连珠炮式的发问去扰乱他的思维，谁知他竟然打起鼾来，闹了半天他早睡着，费了半天口舌等于放屁，这太让人恼火了。专案组用以制胜的法宝是以国家机器的强大压力从精神上摧毁对手，要使他明白，他是人民的敌人，在这块土地上，他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只有这样他的身家性命才有可能苟全，但对于一个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来说，就不大管用了。马天生很伤脑筋，到现在为止，审讯记录还是白纸一张，这可不太好向上面交代。

负责看守的战士都是按当时的时髦标准特意挑选出来的，对敌斗争坚决，路线斗争觉悟高，苦大仇深，根红苗正。最使李云龙气愤的是，一个青年战士在给他送饭时竟然往他饭碗里啐唾沫，李云龙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样的侮辱，不禁大怒，他把饭碗连饭一起扣在那个小子脸上，他还没来得及继续教训这个小浑蛋，就被冲进来的几个战士按倒在地上拳打脚踢。他拼命反抗，一把掐住那个战士的喉咙，他完全可以捏碎这小子的喉骨，但他下不了手，这毕竟都是些不懂事的孩子，他们有什么过错？就这么一迟疑，他的软肋就挨了一记重拳，李云龙的抵抗结束了，毕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就算年轻时练过几天拳脚，在这些身强力壮、受过格斗训练的战士面前，还是显得不堪一击，他被打得昏死过去。

李云龙醒来后一吸气，肋骨就疼得受不了，凭经验判断，是左胸第五、第六两根肋骨被打断了，他想起在淮海战役那次负伤时，这两根肋骨曾被弹片打断过，是旧伤了，这次不知是从旧茬上断的还是新处断的。他觉得头晕得很厉害，这是一个战士揪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向水泥地连连撞击造成的脑震荡。这些狗娘养的，下手够狠的，他不恨这些无知的战士，他们从入伍第一天开始就受这种教育，“对同志要像春天一样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扪心自问，他李云龙也没少这样教育战士，想到这里，他禁不住苦笑起来。他思索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些无知的战士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毒打了他，这不难理解。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人教会了他们去虐待别人，去侮辱别人？难道是敌人就可以去虐待、可以侮辱人格吗？他为此感到震惊，同时也感到愧疚。

他想起二十多年前他枪毙了受伤的日军俘虏，政委赵刚得知后大发雷霆，他从没见过平时温文尔雅的赵刚发过这么大的火。赵刚吼道：“咱们是人，是正规军的军人，不是野兽，不是土匪，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放下武器，我们就应该以人道的方式去对待他们，你这样做，和日本鬼子有什么区别……”

事后，赵刚找他谈心，说过几句话，使李云龙铭心刻骨，至今不能忘怀。赵刚说：“每个正常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着人性和兽性，或者也可以称为善良和邪恶，如果不善于调整自己，随时加强自我修养，那么兽性的、邪恶的东西随时都会抬头。”

李云龙懊悔地想：要是时光能倒流，他一定会拜赵刚为师，好好学学做人的道理。那时他对文化人有种莫名其妙的反感，经常以大老粗为荣，现在想起来真有些可笑。多少年过去了，赵刚的智慧、宽容、深沉和人格的魅力仍使他感到神往……

马天生和黄特派员研究李云龙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李云龙这个家伙已经是不可救药了，他是那种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对他的问题，从正面突破似乎是不可能了。此时需要的是迂回进攻，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打开缺口。他的警卫员是没什么希望了，这个吴永生是个从农村入伍的士兵，脑袋像榆木疙瘩，除了他的老首长，他谁也不认，你和他讲革命道理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于是对牛弹琴。这种人属于李云龙的死党，没什么挽救的必要了。李云龙的司机老常，马天生认为这是个老滑头，他总拿自己没文化说事，装傻充愣，一问三不知，你给他做工作，指出李云龙的罪行的严重性，老常作出一副不懂的样子，傻乎乎地问马天生：“政委，我咋听说李军长是台湾派来的特务？这就是你们当领导的不对了，咋让台湾特务当了军长呢？咱共产党挺机灵的，咋让台湾特务给蒙啦？”马天生一怒之下把他轰走。

马天生也找了一些师团级干部和司令部的几个参谋，向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他们能配合专案组，揭发李云龙的罪行。但这些军官的回答都差不多：军长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任命的，谁当军长他们就听谁的，这也是组织上的一贯要求。换句话说，就算刘少奇来当军长，他们照样也得服从命令，因为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谁能有这本事识破刘少奇的反动嘴脸呢？对于这些李云龙的死党，马天生一时还没什么办法。

看来李云龙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只有郑波是个突破口，他是大学毕业分配到部队工作的，这种书生气十足的军人往往比较软弱、胆小。前些日子听说郑波执行命令不坚决，被李云龙撤职，现在正在干部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马天生认为，在准备召开的对李云龙的批斗大会上，除了造反派们的血泪控诉外，还应该有李云龙身边工作人员的反戈一击，这才有说服力和教育意义，用这个事实教育群众，只要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采取对抗态度，哪怕你功劳再大，职务再高，也会众叛亲离。当年张国焘的职务够高的了，他叛逃时警卫员都拒绝跟他走，这些例子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马天生认为郑秘书有文化，熟读中共党史，这种人对党内的政治斗争是很熟悉的，此时李云龙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垮台，一个有头脑的人是不会甘心为李云龙殉葬的，响鼓不用重槌敲，此间道理应该是一点就透。

郑波进门来，规规矩矩行了军礼，然后拘谨地坐下等待训示。马天生温和地说：“小郑呀，不要拘束嘛，随便点儿，我来了这么多日子，还没找你谈过心呢。听说你前段时间表现不错，拒绝执行反革命分子李云龙的命令而遭到了迫害。你做得对，有觉悟，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很有前途的好干部。我看你的分配问题就这样定下来，去海防团当政委怎么样？职务升一级，正团级，对你这样的好干部，党是不会忘记的。”

郑波有些诚惶诚恐，他手足无措地站起来感激地说：“感谢首长们的信任，我的能力低，思想改造得不彻底，只怕是辜负了组织上的信任。”

马天生大度地挥挥手说：“组织上信任你，你大胆地干就是，出了什么问题还有我嘛。我今天找你来，是想和你谈谈李云龙的问题，你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不短了，应该是了解他的，对他的反革命言行是不是早有察觉呢？”

郑波知道这个问题是早晚要提出来的，虽然当他听到李云龙被捕的消息时，曾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庆幸，同时他也感激老首长对自己的保护。他承认自己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但他绝不想做个落井下石的小人，若是这样，他的良心永远不会安宁，这和他做人的准则相违背，这些念头已经折磨他很久了。他只好顾左右而言他：“马政委，您知道，我只是个小小的秘书，只做我分内的工作，比如说，抄抄写写之类，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不紧……”

马天生皱了皱眉头打断他的话：“小郑，你跑题了，你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还需要我再说一遍吗？”

郑波觉得后背已经有冷汗在慢慢渗出，他仔细斟酌着词句：“当然，首长，我明白您的意思，如果我真发现什么反革命言行，不用您说，我当然会坚决抵制和斗争的，这点儿觉悟我还是有的。可是……如果我没有发现，也不能乱说，这也是对组织上的不忠诚。”

黄特派员见郑波说话吞吞吐吐，甚至坐在椅子上的身子都在一点儿一点儿地蜷缩起来，心里便有些厌恶。他也看不起这种精神上的萎靡，于是他不耐烦地厉声打断郑波的话：“郑秘书，难道你就这样报答组织上对你的信任？难道你就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多想想？小郑，在路线斗争的问题上，绝没有调和的余地，中庸之道是行不通的，你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大胆揭发李云龙的反动言行，在批判大会上公开作出揭发批判，以求得组织上和革命群众的谅解。党的政策你比我清楚，‘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嘛。反革命分子在没有公开跳出来之前，必然要有蛛丝马迹，必然要有所表现。这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你在李云龙身边工作多年，不可能没有察觉嘛，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坦率地讲，如果你执迷不悟，不听劝告，那么我只能认为，你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党，你决心为反革命分子李云龙殉葬，这就是另外一条路了。请你考虑，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马天生是个善于观察的人，他喜欢通过直接观察，发掘对方心灵深处的思想活动，他知道黄特派员刚才的话，每个字都带有常人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他不怀疑自己的判断，郑波会合作的。谁也无法知道郑波在这短短的五分钟里都想了些什么。马天生只是发现，郑波刚才蜷缩着的身子渐渐地膨胀起来，弯曲的腰板也慢慢地挺直了，整个身子犹如一面鼓满的风帆。他脸上刚才的拘谨和顺从的神态一点儿一点儿地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决绝。他腰板挺直地坐在椅子上，两个膝盖微微叉开，双手自然地放在腿上。这种标准的军人坐姿使马天生和黄特派员感到一种破釜沉舟的气势，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果断，一种军人就要走上战场的凛然。五分钟没到，郑波就开口了：“我刚才忽然想起一个外国政治家的名言：‘就人性来说，唯一的向导，就是人的良心。’我了解自己，我是个崇尚英雄而自己又缺少勇气的人，我承认，作为男人，我是个糟糕的男人，自私、胆怯，就像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小公务员，我身上缺少的东西虽然很多，但唯一还有的，也就是良心了。如果连这个也失去了，那我可真要成穷光蛋了，一无所有。所以，我不打算再失去它。马政委、黄特派员，没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很抱歉，现在，我还是回去听候处理吧。”郑波站起来行了一个军礼，然后走出房门。

正在主持专案组会议的马天生听秘书通报，说外面有个女人找他。马天生来到会客室，一看是田雨。田雨看见马天生没有任何客套，只是冷冷地直呼其名：“马天生，我要见我丈夫。”

马天生略微皱了皱眉头，有些不快，以他的职务和地位，很少有人对他直呼其名。眼前这个女人和她的丈夫一样，也是这样态度傲慢，你明明是来求我的嘛。他毕竟是个有涵养的人，不会把不快带到脸上。他和颜悦色地说：“啊呀，小田同志，这件事可不好办，李云龙现在正在接受审查，他的案子是中央‘文革’小组点名的，我个人无权批准家属会见，请原谅。”

田雨脸上露出一丝不屑：“你太谦虚了，别说这点小权力，我家老李的生杀大权也是握在你手里嘛。”

马天生以一个男人的眼光饶有兴味地端详着田雨，她体态丰满而不失苗条，不太讲究裁剪的制式军装仍遮盖不住她浑身柔和的曲线，白皙的皮肤保养得极好，尤其是脸上没有任何皱纹，一双黑多白少的眼睛沉静如水。这是个极成熟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是容不得任何轻视的。

马天生暗想：李云龙这个赳赳武夫，居然有这么个相貌与气质俱佳的老婆，这样的女人可不多见。他岔开话题：“小田同志，我早听说你们夫妻感情不太好，这是真的吗？”

“难道这也是专案组必须审查的吗？”

“当然不是，请不要误会。我想说的是，李云龙的问题已经定性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个案子恐怕永远也翻不了了，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定下的，作为他的家属，你考虑过和他划清界限的问题吗？有什么需要组织上出面的事你可以和我说，我会帮助你的。”

田雨冷冷地打断他的话：“我不明白，专案组为什么对别人的婚姻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低，请你指点一下，我和李云龙离婚与否和你们革命的事业有关系吗？是不是如果离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胜利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保住了？或者，世界革命就成功了？如果我们的离婚能带来这么大的好处，那我们当然可以试试。”

“你看，你看，小田呀，你的情绪很不正常呀，这种态度不好，分明是一种抵触情绪嘛。说心里话，我个人对李云龙绝无成见，他这个人除了脾气暴躁一些，和他并不难处，在部队中也有一定的威信。问题是，李云龙的问题是直接对抗‘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以前多次和他谈过，苦口婆心地请他站过来，对‘文化大革命’要端正态度。可老李对我的劝告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最后发展到对抗中央‘文革’小组，镇压革命群众。你想，死伤这么多人，全国震惊呀。不客气地说，就是枪毙他李云龙100次，也抵偿不了他犯下的滔天大罪。这怨不得别人，是他自己主动跳出来表明了他的立场，是非要和无产阶级专政较量一番了，这是咎由自取，谁也没办法。唉，我曾经是他的战友、同事，他犯了罪，我很痛心，我没尽到责任。”马天生说的是心里话，他不是个虚伪的人。

田雨默默地听着，她心里有些厌恶，马天生喋喋不休说了半天，好像没有什么观点是他自己的，几乎是从报纸上照搬下来的，那个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话题实在令人乏味，像是被嚼过100遍的口香糖。田雨本是个对政治缺乏兴趣的女人，对于复杂的政治，她只是简单地凭女人的直觉去判断，她认为大人物们有些无聊，动不动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有这么严重吗？都是一起打江山的老战友，谁是无产阶级？谁又是资产阶级？非要人为地划出党内的两个司令部，非要整得你死我活，要是个人行为倒也罢了，还要把几亿老百姓也拉上，天下能不乱吗？田雨感慨地想，理论真是个要命的东西，世上大多数人都不大重视这东西，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似乎是文人之间玩的东西，充其量也只属于学术范畴。“二战”结束后，当人们面对上千万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被杀戮的结果时，才发现，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理论早在若干年前就明白无误地写在《我的奋斗》中，他没打算蒙骗世人，早向世人宣告了自己的理论，并准备一步步付诸实行了。世人终于明白了，理论问题是忽视不得的。谁忽视了它，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想到此，田雨不禁看了马天生一眼，她有点可怜这个人，这家伙倒不是什么太坏的人，只可惜他读了一肚子的书，装了一肚子的理论，说到底，没有一点他自己思考的成分，连这点起码的道理还没悟透，他不是当政治家的材料，缺乏俯视众生的高度。他舞剑时大概把自己当成杜甫笔下的公孙大娘，自以为把剑器舞得水泼不进，其实随时会把剑锋舞到自己脖子上。

此时马天生可没觉着自己可怜，他倒有点可怜田雨，这女人真是红颜薄命，这么出色，这么富有魅力的女人怎么就嫁给李云龙这样的人了？这次李云龙可是没什么希望了，他不愿意看到这个出色的女人陪李云龙一起殉葬。他要挽救她，帮助她。他开导道：“小田同志，李云龙现在态度非常恶劣，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当然，有个别工作人员出于义愤，行为过火了些，我们也给予了批评教育，但李云龙是什么态度呢，他咬牙切齿地声称，有朝一日要宰了这个工作人员。你看，他的气焰太嚣张了，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扑嘛，这是自取灭亡。我看，李云龙这个人是没什么希望了。小田呀，你要好好想一想，为这样一个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去殉葬，值得吗？”

田雨态度缓和地说：“老李的脾气暴躁，好冲动，这是老毛病了。马政委，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去劝劝他。毛主席不是也说过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反革命分子也要做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中央没做出正式决定之前，是不是还应该以教育为主，批判为辅？马政委，请给我一次机会，我相信我能说服他，至少能使他配合专案组的工作。”

田雨的诚恳态度颇使马天生感到意外，他不太相信李云龙这种人能软下来。不过，若是真能使李云龙认罪，这倒也是专案组的一大收获，这不妨试一试。他考虑了一会儿，终于同意了。当李云龙慢慢地、一瘸一拐地走进会客室时，田雨几乎惊呆了，她没想到才几天的时间，像牛一样壮实的李云龙成了这副样子，他穿着一身没有领章的二号军装，军装就像挂在衣架上，里面空荡荡的，消瘦之快令人惊骇。

李云龙一见田雨就显得不大高兴，他哼了一声说：“专案组不是规定不准会见家属吗？怎么破例了？你求他们了？怎么这么没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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