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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法兰克人在法律方面的封建思想与构建君主政体的联系（第4页）

什么样的人算是自由民？首先他们得没有得到过赏赐或采地，再者，他们的耕作行为不能是被压迫的结果，他们拥有自由地。

伯爵将自由民征召到一起，将他们带往战场[1785]。伯爵手下有两位督军[1786]和众多百人长，所有自由民以百为单位分别由百人长管理，若干由百人组成的队伍叫作镇，百人长负责带领镇内的自由民和百人队中的自由民战斗[1787]。

直至法兰克人移居高卢，才有了百人队这种体制。为了让每个地区都能自己解决当地的抢劫、偷盗事件，克洛泰尔和希尔德贝启用了此种体制，此事他们在自己的敕令中提到过[1788]。这种体制直到今天在英国仍未消失。

战斗时，伯爵统领的是自由民，附庸统领的是他们的附庸及附庸的附庸，主教、教士或他们的使者[1789]带领的是他们的附庸[1790]。

主教们觉得自己不应该插手战争[1791]，觉得非常尴尬，于是向查理曼申请不再参与战斗。但是等他们的申请得到批准之后，他们又觉得这让他们失去了民众的拥护而抱怨不休。查理曼没办法，只得申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无论如何，当主教们撤离战场之后，我发现替他们统御附庸的不是伯爵，而是国王或国王指派的心腹[1792]。

怯懦者路易有一道敕令[1793]将附庸分成了三种：国王的、主教的、领主的。除非领主或臣属因为某种原因实在无法带领附庸作战，否则不会由伯爵统战[1794]。但是，带领臣属征战的又是谁呢？自然是国王，家臣素来听命于国王，这点毋庸置疑。为什么在敕令中国王的附庸和主教的附庸总是彼此对立[1795]，原因就在这里。每个君主都能征善战，既骄傲又高贵，不要以为他们亲赴战场是想争夺主教的兵马，或者和这些人同生共死。

不过，家臣同样需要带领自己的附庸和附庸的附庸去战场上厮杀，这是某道敕令写明了的。在这道敕令中，查理曼规定，任何人只要拥有的份地达到四个，无论这些地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赏给他的，他都要参军或随领主出征。

查理曼的意思明显是说：如果一个人只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他应该随从伯爵出征；如果有领主赏赐的土地，他应该随从领主参战。

但是，迪波教士[1796]却以西哥特法和西哥特人的做法为依据，非说敕令中提及的归领主统御的男人，指的是奴隶。事实上，他应该参考的是敕令。他的观点和我刚刚引用的敕令明显相悖。自由民愿意选择哪个领主或国王，就选哪个领主或国王，这是秃头查理和他的兄弟约定好的，和这一规定相符的规定还有很多。

所以，士兵的来源有三种：一种是国王的臣属统领的部队、臣属的臣属统领的部队；一种是主教或教士及其附庸统领的部队；还有一种是伯爵带领的由自由民组成的队伍。

我认为伯爵可以统御附庸，因为特定战场的指挥者必然要听命于整个战场的指挥者。

我们发现，伯爵和国王的使者有权对没有践行采地职责的人进行惩处，要求他们缴纳罚金。同样的，除非国王的附庸申请由国王亲自处罚，否则当他们做下劫掠之事[1797]，伯爵有权处罚他们。

第十八节两份工作

法兰西国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在军事上的长官和在司法上的长官是一个人。怯懦者路易815年的敕令之所以规定[1798]，伯爵不仅对自由民有军事权，也有司法权，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伯爵——这个将自由民带往战场的人——的法庭[1799]，也被称为自由民的法庭[1800]。只有伯爵的法庭有权审理事涉自由的案件，涉案官员的法庭无此权限，这项原则或许就是由此产生的。伯爵对主教或教士的附庸不具有司法权，所以统领这些人出征的不能是伯爵[1801]；统领家臣的附庸的附庸的人，也不能是伯爵。所以，英国的法律词典[1802]才会注明[1803]，诺曼人将撒克逊人口中的克卜尔称为伯爵或家臣，因为他们和国王一样，可以享用司法罚金。所以，我们认为，对领主来说，无论什么时候，征战沙场及在他的法庭上对臣属进行审判[1804]，都是附庸应尽的义务。

要说司法权和指挥权为什么没有分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战斗的指挥者除了作战，还有一项工作，即征税——让自由民为战斗提供车辆，处理我将谈到的一些司法所得。

就像在自己的采地上，领主享有司法权一样，在伯爵的领地内，伯爵也有司法权。因为采地和伯爵的领地遵循相同的治理原则和治理措施，所以每当采地发生变革，伯爵的领地也会发生变革。总之，在伯爵的领地上，伯爵就是领主，而在采地上，领主同样是伯爵。

不要以为伯爵属于司法官员、公爵属于武将，那是错的，事实上，不管是伯爵，还是公爵，都同时兼具民事官员和君主官员的职责[1805]。虽然弗雷德伽尤斯说，有很多伯爵不受公爵管辖[1806]，但我们仍然要说，几个伯爵同时听命于一个公爵，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别。

官员同时拥有军事权、司法权、民事权，甚至征税权，看到这种情况，一定会有人想到法兰克人的政治体制必定非常暴虐。正如我之前说过的，这是专制主义一个突出的特点。

土耳其的帕夏虽然可以独立审理案件[1807]，但伯爵不是如此。每次开审，当地的知名之士都会和他们一起召开审讯会议，或者共同主持刑事法庭[1808]。

为了让大家清楚蛮族法、法律和敕令对审讯做了何种规定，我要和大家说，伯爵、伯爵领地的管事和百人长拥有相同的职责[1809]。法官、助理法官和司法助理，虽然名称不同，但指代的人是相同的，他们通常有七个人，是伯爵的代表。因为最少也要由十二名官员参与审判，所以当人手不足时，会请知名人士予以补充[1810]。

可是，任何拥有控制权的人都不会独自审讯，不管这个人是国王，还是伯爵；是伯爵领地的管事、百人长，还是领主或教士。虽然采地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可是这种形成于日耳曼尼亚森林的旧习却没有改变。

财政权的高度发展，使得伯爵无法随意使用。我在前面说了，君主对自由民的权力仅仅是要求他们为某些公开场所[1811]提供车辆，所以是比较简单的，而在司法权方面，也有法律惩治徇私舞弊[1812]。

第十九节蛮族民众之间的和解金法律

我准备花一些时间研究日耳曼人的法律和风俗，因为若想明白法国的政治法，就必须先对它们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塔西佗的著作告诉我们，日耳曼人的死刑只有两种：一种是绞死叛徒，一种是淹死胆小鬼。这是日耳曼人仅有的两种公罪。如果一个人受到了另一个人的侵害，那他的双亲也将参与争执，双方的仇怨可以通过赔偿加以平息[1813]。如果受害者愿意，他可以领取赔偿金；如果受害者的双亲也在受害之列，那他的双亲也可以得到赔偿金；如果受害者死了，赔偿金则交给他的双亲。

按照塔西佗的说法，这种赔偿在蛮族法律中名为和解金，因为双方必须就此种赔偿达成协议。

据我所知，任由各个家庭保持自然状况，而不以政治法或民事法加以约束的民族只有一个，就是弗里斯兰人，在那里，人们可以随意复仇，直到自己满意为止。这项法律并不是一直都如此严苛，后来被改成需要偿命的那个人在家中、在来往教堂和法庭的路上不用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心。

萨利克法的作者曾经说过，法兰克人有一项旧俗[1814]：除非得到受害者家属的谅解，否则盗墓伤害墓主身体的人必须离开人群，他的妻子和其他亲属严禁为他提供食物、让他回家。在拿到和解金之前，不管是受害者和其他人，还是其他人和加害者，双方的关系都属于一种自然状态。

另外，考虑到静候双方达成协议的过程，充满了危险，且耗时长久，所以所有蛮族的智者都希望能采取其他办法。他们谨慎地对和解金的额度进行了规定，希望受害方能够认可。各蛮族的法律在这方面确实非常精准，让人叹为观止，他们详细划分了各种案件[1815]，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研究。法律是站在受害人的立场上，对赔偿条件进行规定的，而且是一个冷静下来的受害人。

塔西佗时期的日耳曼人貌似还处在自然的状态下，而他们脱离自然的起点，正是这些法律确立的时候。

在伦巴第法中，罗塔里说，为了满足受害者的需求，让其放下仇恨，自己提高了赔偿金的额度[1816]——和古代习惯法的做法相比。其实是，原本穷困潦倒的伦巴第人在打败意大利之后，获得了大笔钱财，以致过去规定的和解金贬值，如此一来，自然很难和解。获胜方的领袖们之所以直到今日仍旧推行这些法律，我敢说，正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一点。

和解金的首要内容就是杀人犯应该赔付给死者父母的钱款。身份不同，和解金的数额也不一样[1817]。按照安格尔法，受害者若为日耳曼贵族，可得和解金六百苏；若为自由民，可得和解金两百苏；若为奴隶，可得和解金二十苏。巨额和解金不仅可以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也能让他在粗暴的民族中获得更高的安全保障，所以只有特权阶层才能得到巨额和解金。

巴伐利亚法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1818]。它一一列举了那些地位只比安吉洛芬格人稍逊一等的家族，这些家族可以获得双倍和解金[1819]。安吉洛芬格人之所以能得到四倍的和解金，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公爵的后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公爵素来出自安吉洛芬格人。和安吉洛芬格人相比，公爵可以得到的和解金则要再加三分之一。法律清楚地写着：“作为公爵，他可以得到比他的亲友更高的荣耀。”

和解金一律折算为货币。不过，蛮族人可以用牲畜、小麦、家具、武器、狗、有助于打猎的大型禽类和土地等折算为货币进行支付[1820]，因为他们很少使用货币，尤其是在日耳曼尼亚地区生活的时候。法律有时会直接规定这些东西的价值[1821]。为什么这些蛮族明明没有多少货币，却有很多案件要求支付罚金，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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