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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法之于货币的使用（第4页）

货币是价值的符号。任何非货币的物品，在被需要时就被租用，显然，这种符号也要受到同样的对待。然而，我们既可租用其他物品，也可购买其他物品，却只能租用本身作为物品价格的货币，而不能购买[1093]。这是货币与其他物品的一个重大差别。

无息借钱这种行为，当然是善良的，但这只能是宗教的教训，写入民事法规里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规定借贷的价格[1094]虽然是顺利进行贸易的必要条件，却不能规定得太高。太高的借贷利息有可能使商人虽然通过贸易获得利润，却不够偿还利息，后果是一切生意都因此而瘫痪。反过来看，商人同样有可能什么生意也做不了，因为放贷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取利息，否则就没有人愿意放贷。

我说了一句错话，还是有人愿意放贷的。放贷是社会各种事物发展的必然产物，不过，同样难以避免的，还有过去的各种混乱。

高利贷和有息贷款的概念在伊斯兰的法律中是混乱的，二者没有区别。在伊斯兰国家里，越是严厉禁止借贷——放贷跟借贷绑在一起，因而也是违法的——放高利贷的行为就越猖獗，因为高额的利息才能补偿违法的风险。

在这些东方国家里，大部分人享受不到任何保障。而且，贷款极有可能收不回钱，因为如果他们有钱，一定是实际握在手里的，借出去容易，能否收回来就不好说了。因此，这种风险越大，放贷者越要用极高的利息来压榨借贷人[1095]。

第二十节海上贸易中的高利贷

在海上进行贸易风险较大，高风险意味着高利润；海上有便利条件，从事海上贸易的人可以在短时间内做大笔生意。这两个原因催生了海上贸易的高利贷。这两方面原因，在陆地上都不存在，因此陆地也就没有海上贸易中的高利贷。而且，法律还禁止陆地高利贷。应该确定合理利率，这才是合理的，才能在陆地上放贷。

第二十一节罗马人的契约借贷和高利贷

借贷行为除了是商业的，还有一种是民事的。这种借贷要签订民事契约，利息和高利贷就是这种借贷的产物。

罗马官员们竭尽所能地讨好越来越有权的罗马平民，为他们制定法律，以使他们感到最快乐。比如少收一部分应收的本金和降低利率，甚至不允许收利息，也禁止限制债务人的人身自由；保民官往往提议解决债务关系来讨好民众。

维持这种变化持续发生的原因，是罗马的法律或公民表决制。结果，罗马人越来越放肆地放高利贷。因为债权人对契约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们发现平民兼有债务人与立法者和法官的双重身份。欠债的平民要想获得贷款，就必须支付高额利息，因为他们的信誉已经不管用了，何况对债权人而言，平民对变化不定的法律的抱怨始终是一种威胁。因此，在罗马几乎看不到任何基于诚信的借贷；可怕的高利贷在罗马扎根极深，有时候，某种原因会将它毁灭，但它总能复活[1096]。由于国家操控不当，才会有这种弊病。罗马人的法律虽然是最好的，但从债务人既要偿付利息又要偿付法律的风险——即可能施加给他的惩罚——这一点来看，其结果却是最坏的。

第二十二节对上一问题的补充

罗马人一开始没有法律对利率进行规定[1097]。关于这个问题，平民和贵族曾展开议论，一方坚持要依靠诚信；另一方则主张必须订立契约，并严格遵守。甚至在圣山民变[1098]的时候，双方依然坚持各自的意见。

如果私人借贷，偿付利息的依据就是双方的约定。至于年息，我相信以百分之十二最为常见。我这个结论是这样推断出来的：罗马人所说的半息，一般指百分之六的年息，四分之一息指百分之三的年息。[1099]

如果有人问：这个民族几乎没有贸易，为什么其高利贷还会这么要命？我的答案是：罗马士兵是没有军饷的，国家往往只得借钱募兵作战；有些著述记载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争议，我们从中发现一个情形，罗马人还债的前提是能够不断在战争中取胜。这些著述还告诉我们，人民几乎从不指责债权人的吝啬，反倒经常埋怨债务人不守规矩，而这使他们丧失了偿还债务的能力[1100]。

由此制定出来的法律，只能解决当前的一些情况。此类规定大多是支撑应召入伍参加战争的，比如：如果债务人已经应召参加战争，不管他是谁，债权人都不能再索要欠款；可以释放受监禁的人，并令其参加战争；可以把一贫如洗的人送到殖民地去；甚至国库偶尔也可以为此打开。它们当然能够使平民的心理压力减少许多，因为缓解了他们眼下的痛苦。他们原先或许有许多诉求，现在则不必再讲出来，元老院也就没有防止他们制造麻烦的必要了。

罗马人对贫穷、节约和朴素的偏好，在元老院极力禁止高利贷的时期达到极致。然而，贫民丝毫不必承担国家的任何开支，而是由豪门贵族负责，这是罗马的政治制度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豪门贵族既有义务救共和国之所急而为国出财，又被剥夺了向贫穷的人索要债款的权力，怎么让他们答应呢？

很明显，塔西佗的“十二铜表法规定了百分之一年利率[1101]”这一说法是错误的，那其实不是十二铜表法的内容，而是我下面将要谈到的另一项法律所规定的。在议决债务人和债权人纠纷的过程中，十二铜表法并没有被谁拿来当作权威使用，可见它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同样的，它连只言片语都没有出现在高利贷中。哪怕一个人只了解一点点罗马历史，也会知道此类法律不可能在十大保民官执政时代制定出来。

前面曾提到有一类法规只是短暂存在过，其中就包括雷吉尼乌斯法[1102]，它是在十二铜表法之后八十五年制定的。它规定，即将偿还的本金不能包含已偿还的利息，而且可以分三次还清，每次数额相等。

得益于保民官杜伊鲁斯和麦耶尼乌斯的运作，罗马历[1103]398年通过了白马年利率降为百分之一[1104]的法令。该法令就是塔西佗那个错误说法中的十二铜表法[1105]。在罗马人为规定利率而制定的法规中，这是开山之举。利率在十年后又降了一半[1106]，后来干脆规定不收利息[1107]。这一法规应该是在罗马历413年制定的，也就是马蒂乌斯·鲁迪留斯和钦图斯·塞尔维利乌斯任执政官期间。[1108]这一时间是否正确，要看狄特·李维所读的那几位作者的著述是否可信。

谁若想逃避这项法规，总能找到办法。就这一效果而言，这一项极端的法律跟立法者制定的其他类似法律一样。为了加强和修正它，为了缓解它的局面，额外又制定许多相关法规。人们有时罔顾法规，听从自己的行为习惯[1109]，有时又采取相反的做法。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时候占上风的，是习惯。这项法规制定的初衷是帮助债务人，可它却经常给债务人的借钱行为带来阻碍。本来就有人反对和声讨它，现在，它本打算帮助的人，也提出反对意见。在桑普洛纽斯·阿赛卢斯任裁判官的年代，这样严峻的法规已经不为人们所容，可他还想照旧严格执法，结果，债权人在他允许债务人依法行事[1110]时杀害了他。

我们现在的目光将离开罗马而转到罗马城外的行省。

我已经在其他地方指出[1111]，专制政治的残暴覆盖并统治着罗马行省，然而整个情况不止这些，还有可怕的高利贷在剥削着行省人民。

西塞罗说，尼乌斯法阻碍了萨拉米斯人向罗马人借钱，尽管他本人是愿意的[1112]。我觉得，在此有必要对这项法规进行一番研究。

罗马人民曾想尽办法逃避禁止有息贷款的法规[1113]。为了能够成为债权人，罗马公民借用了拉丁人和盟国人的姓名，因为在那时，罗马公民法还管不到盟国人和拉丁人[1114]。因此，法规虽然约束着债权人，却只是形式上的约束，并没有真正减缓人民所受的痛苦。

这种狡诈的做法引起了人民的严重不满。为此，平民保民官马库斯·桑普洛纽斯组织公民表决，通过了一项法规，该法不但禁止罗马人民之间的有息贷款，也禁止罗马公民和盟国国人、拉丁人之间的贷款。在此次表决中，马库斯·桑普洛纽斯借助了元老院的威信。

当时，阿尔诺河和鲁比肯河一带都属于意大利本土，直接归罗马人管辖，并被当作外地行省；罗马人所称的盟国人，还包括意大利本土的居民。

塔西佗指出[1115]，在当时，逃避禁止有息贷款的弄虚作假的花样不断翻新。借款和放贷，如果不能再借用盟国人的姓名来实现，却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借用外地行省人的姓名。

如要制止这种朴素传袭的恶劣行径，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加比尼乌斯制定了一项有名的法规，其目的是防止选举中的弄虚作假[1116]。他认为，压制借贷能够最有效地防止选举中弄虚作假：利率必定会在选举前后上涨，因为有人为了收买人心拉选票，需要用钱，因此，借贷和选举舞弊其实是两件必然相关的事。[1117]我们清楚地看到，加比尼乌斯法扩大了马库斯·桑普洛纽斯的元老院法令的适用范围，使其延伸到了外地行省；借贷禁令甚至管束到了在罗马的萨拉米斯人。然而，布鲁图让元老院发布两项法令，来为他的放贷行为开方便之门——假借他人名义[1118]，以百分之四的月息[1119]，放贷给萨拉米斯人。这两项法令中的第一项，声明布鲁图之举不应看作利用法律的漏洞，奇里乞亚的总督若要裁决此类案件，应该依据萨拉米斯人的借款协议[1120]。

要想诱惑罗马人在这个当口放贷，除非利率特别高以激发其贪婪，利令智昏无视风险。原因之一是，外地行省与罗马公民之间的有息借款，已经遭到加比尼乌斯法的禁止；其次，现在的罗马公民已经掌握了全世界的财富[1121]。在罗马，以最大胆量确定了最高放贷利率的人，是一些有权有势、官员畏惧的人物。于是，他们先后专挑外地行省下手。贪婪已经向立法招手问好了，立法也会给予回敬。每一位官员出任外地行省的总督时[1122]，都会发布一项他可以遵从己意确定利率的公告，依据他的意愿确定利率。

各种事物向前发展才是必然的，否则就意味着国家也走到了尽头。有些时候，城市的发展、社会团体、城内各种会社以及个人，都有借钱的需要；况且，还可以单纯为了应急借钱，比如应对军队抢掠，比如应对官员变相抢钱，比如筹钱支付商人的敲诈，比如挽救日益堕落的风气。穷人的贫穷和富人的富有，如今已是前所未有。考虑到自身的需要——许多时候也是发自善心——掌握行政大权的元老院允许自己向罗马公民借钱，并颁布了若干元老院法令，以方便借贷。这些元老院法令若真的行使了要求新铜表法以造福平民的权力，就要面临本金无法收回的巨大风险，而提高利率是弥补高风险的办法，因此，法律的存在使人们不信任这些元老院法令[1123]。在这里，我要再强调一遍，极端的作风不能实现人民的管理，而是需要适度。

罗马共和国覆灭之后的立法原则，如同乌尔比安所说的“利率可随着还债时间推后而降低”。[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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