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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第1页）

我的生意越来越多了，我的生活状况也一天比一天优裕了，因为我的报纸利润丰厚，有一段时期它是本州和邻近各州惟一的报纸。我的经历再次证明这句格言：“获得第一桶金后，赚第二桶就轻而易举”，资本会自己增值的。

在卡莱罗纳州建立成功的合作关系后，我大受鼓舞，在其他州也尝试着这样做，并且提升一些做的好的工人，给他们提供一些资源让他们按卡莱罗纳州的合作模式在其他殖民地建立印刷所。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做的很成功，且在６年的合同期满后能从我这里购买铅字继续经营，许多的家庭因此也过得还好。许多合作关系最后都在争吵中结束，我很庆幸我的合作都在友善的氛围中进行，结局也很令人欣慰。我想这应归功于我的未雨绸缪，事先签订合同，在合同中非常明确地说明双方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这样发生争执的情况就很少了。因此，我想劝所有合伙创业的人都采取这种方式来预防争执，因为不管当初合作时双方多么尊敬，多么信任，日后也免不了小小的猜忌和抱怨，以及在照料业务和承担事物方面所产生的不平等之感等等，这样很容易引起友谊和合作关系的破裂，甚至发展到对薄公堂等其他不愉快的境地。

总体上来说，我对我在宾西法尼亚建立的一切事业感到还算满意，不过，有两件事我觉得比较遗憾，那就是：这里没有安全防务，也没有一所教育青年的高等学府；没有民兵队，也没有大学。因此，1734年我就提议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当时有一个彼得斯牧师正失业，我就想当然他会是管理这样一所学校的适当人选，所以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他，但是他想替地主服务，赚大钱，而且成功地谋到了一个这样的职位，所以他拒绝了我的请求。因为当时想不出其他适合这个职位的人选，所以就把这个计划暂时搁置下来了。第二年，也就是1744年，我提议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为此还写了篇论文，将来我的文集出版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它。

至于防务问题，西班牙跟大不列颠打了几年仗，最后法国终于也参加到西班牙那边去了，这使得我们的处境十分险恶。我们的州长托马斯曾经不辞辛劳地试图说服在教会控制下的州议会，通过一条民兵法和制定一些保障本州的安全措施，但是他的努力都付之东流，因此我就设法试着从民间征募义勇军。为了推进这件事，我首先撰写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平凡的真理》。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强调指出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形，指出为了我们的州防，我们必须征兵和训练军队，并且相约在几天之内组建义勇军，广泛征求队员来加强国防。这本小册子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异的效果，有人向我提交要加入义勇军的志愿书，我跟几个朋友商定了一个志愿书草样后，就在前面提过的大教堂里召开了一个市民会议。教堂里差不多坐满了人，我预先印好了入队志愿书，在教堂各处也预备了笔墨。我向他们做了一些关于国防讲话，读了志愿书上的项目并加以解释，之后就把它们分发出去，大家便在志愿书上踊跃签名，一点反对的意思都没有。

散会以后，志愿书收了上来，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有一千两百张以上。另外还有分发到其他各地去的志愿书，这样加起来大概有10000张以上。这些人尽速地自备枪械，自己编队，自选长官，每周集合一次，进行体力训练和其他的军事训练。妇女们自发捐献丝绸军旗，并在上面绣上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格言，这些图案和格言是我提供的。

组成费城联队的各团军官推举我做他们的团长，考虑到我对这个位置的不合适就拒绝了他们的盛情，之后我推荐了劳伦斯，一个非常棒，且相当有影响力的人！军官们就采纳了我的意见，请他做他们的长官。接着我提议发行奖券集资，在城南修建炮台和装配大炮。资金迅速地凑足了，炮台也不日完工，墙垛是用原木做成的，里面填上泥土。我们从波士顿买来了几尊旧大炮，光这几尊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们就写信到英国去订购，同时向私人军火商求援，当然我们对此也没抱有太多的希望。

同时，我和劳伦斯将军、威廉·艾伦先生、亚布拉罕·泰勒先生被派到纽约向克林顿州长借几尊大炮。他一开始坚决地拒绝了我们，后来按照当地的风俗，我们宴请了他和他的顾问班子，在餐桌上几杯烈性的白葡萄酒下肚后他的态度逐步地软化下来了，他说愿意借给我们６尊。接着满饮几杯后，他把数目增至10尊，最后他十分优厚地答应让给我们1８尊。他借给我们的是质地上乘的可以发射1８磅的重磅大炮，还包括坚固的炮架。没过多久，我们便把它们运回来装在我们的炮台上。在战争期间，联合部队每夜在炮台上放哨守望，我跟其他队员像一个普通的士兵一样按时轮班值勤。

我在这些活动中的表现受到了州长和他参议会的嘉许和欢迎，他们对我相当信任，总向我咨询有关有益于军团训练的措施。为了在宗教上得到支持，我建议他宣布一个斋戒日，以促进军队的改良和祈求上帝对我们所进行的事业的祝福。他们很拥护这一主张，但是因为在宾西法尼亚历史上没有举行过斋戒日，所以秘书找不到前例可循，不知道应该怎样起草这个文告。我在新英格兰求过学，在那里每年都会举行一个斋戒日，因此这点好处可以利用一下。因此，我就按那的传统格式起草一篇文告，译成德文，用德英两种文字印刷出来，向全州公布。这也就给各教派的牧师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鼓励他们的信徒们参加联合军队，假如不是因为战事很快地结束了的话，也许除了教友会以外的各个教派都会积极地参加联合军队呢！

按照时间的先后来说，我早就应该提下面这件事了。1742年我发明了一种“壁炉”，冷空气在进入的过程中就被烘热了，因而这种壁炉能够更好地使房间变暖同时还可节省燃料。后来我就制造了一个模型送给我的一个老朋友罗伯特·格雷斯。他开了一家铁匠铺，他发现制造这种壁炉的铁板会有丰厚的利润，因为买这种壁炉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了推广销路，我撰写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定名《新发明的宾西法尼亚壁炉说明书：本文特别说明它的构造和使用方法，证明它较其他的取暖方法的优点，驳斥一切反对使用这种壁炉的议论》。这本小册子发行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托马斯州长非常喜欢书中介绍的这种壁炉的结构，他甚至提议在若干年后给我专利权，但是我不想取得专利权，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心里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则：既然别人的发明给了我们巨大的便利，我们也该乐于让别人享用我们的发明，并且我们应当无偿地把我们的发明贡献给世人。

但是，伦敦的一个铁器商人从我的小册子里窃取了许多东西，并把它改成自己的东西，只是在我的基础上做了些小小的变动，这些改动使得壁炉的效力降低了，他就在伦敦获得了专利，据说，他因此发了一笔不小的横财。别人从我的发明当中剽窃专利权已不仅限于这一个例子了，虽然有时候他们也不一定会获得成功，但我从不愿跟他们争讼，因为我自己无意利用专利权来获利，我也不喜欢争吵。这种壁炉的推行，不管是在宾西法尼亚或在附近的殖民地，都给人们节约了大量的燃料。

战争结束了，因此军事训练的工作也结束了，我的精力就转到开办学院这件事上来了。我的第一步计划是邀请我朋友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参加这个计划，其中有相当数量是社团的会员；第二步是编写和发表一本小册子，叫做《有关宾西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我把它们免费赠送给居民中有些地位的人，过了些时候我认为他们都已经看过这本小册子了，因而在思想上都有些准备了，我就为开办和维持这所学院开始募捐。捐款在５年内分５次缴纳，这种分期缴款的办法，我认为可以使得认捐数目大一些。事实上我相信也是如此，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认捐总数不下于５000磅。

在这些计划的前言中，我指出它的出版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许多爱国绅士共同努力的结果。照我做事的一贯作风我不愿把自己当作公益事业的发起人公布出去。

为了尽快地实现这个计划，捐款人从他们自己中间推选了21个理事，并且指定我和当时的首席检查官法兰西斯先生替这个学院起草一个组织规程。规程拟订好了，校舍租好了，教师也请好了，我记得学校就在那一年（1749年）开学了。

学院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原来的校舍很快就不够用了，当时我们正物色一块位置适中的地皮，打算修建校舍，但是这个时候上帝突然赐给我们一所现成的大厦，只须稍稍修改，就可以用，这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信徒们出资修建的大教堂。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校舍。

过了些时候，学院理事会从州长那领得了一张执照，组成了一个社团，从英国寄来了大量的捐款，地主们也捐了土地，州议会到现在为此也捐献了不少资金，理事会的基金多了起来，现在的费城大学就这样成立了。我从开始一直是其中的一个理事，到现在快40年了。看到许多青年在这所大学里受到教育，能够以卓越的才能显名扬姓，成为社会和国家的栋梁，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正如前面所说的，我摆脱了私人业务的经营，当时我自认为已经获得了一笔财产，虽然数目很有限，但足够使我在未来的一生中获得空闲的时间来从事哲理的探讨和欢度晚年。我从思朋斯博士那里购买了他全部的仪器，他是从英国到美洲来讲学的，我很快着手做电学的实验。但是公众却认为我是个悠闲人，因而就抓住我来做事，政府各部门几乎同时要我效劳。州长任命我为治安推事；市政府选我做市议会议员，不久以后又选我做市参议员；全体人民又选我为州议员，在州议会中代表他们。我特别乐意担任州议员这个职位，因为我厌倦了孤坐一旁听别人辩论的处境了。作为州议会的秘书，我不能参加辩论，而这些辩论又是多么的枯燥无味，我不得不在纸上画数字方阵表、圆圈或是其他的任何东西来解闷。而做了州议员就不同了，我认为在这个职位上我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当然，如果说我对这些荣誉无动于衷的话未免有点虚伪，这些社会地位对我这样出身低微的人来说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确实感到很光荣，特别使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些职位代表着社会舆论对我的自发称赞，完全不是靠我自己沽名钓誉得来的。

治安法官我试着做了一下，出了几次庭，也开庭听人诉讼，但是我发现要做好这个工作仅凭我那点肤浅的习惯法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渐渐避开这一职务，我的借口是我不得不在州议会中履行更重要的任务。每年我都当选州议会，连任10年之久。我从不请求任何选举人投我的票，也从不间接地表达我要求当选的愿望。在做州议员时，我的儿子当了州议会的秘书。

17５1年，我的一个好友托马斯·邦德医生想要在费城开办一所医院（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有人说这个计划是我想出来的，但是这确实是他的主张），以便收容和治疗穷苦无依的病人，不问是否是本州的居民或是外地人。他热诚而又积极地为这一计划募捐，但是因为这样的计划在美洲尚属首创，人们还不是很了解它，因此他的努力收效不大。

最后他到我这儿来，恭维我说，他发现了一个要实现公益事业的计划，没有我参加就不行。他说：“因为我去向人们募捐，人们常问我：‘这件事你跟富兰克林商量过没有？富兰克林怎么说？’当我告诉他们我还没有跟你谈过，因为我认为这件事多少有点非你所长，他们就拒绝捐款，只说他们将考虑这个计划。”我问了他这个计划的性质和可能的用途，他的回答让我觉得非常有益。我不但自己捐了钱，而且热诚把这计划解释给人们听，劝他们捐款支持这一计划。不过在向人们募捐之前，我在报上发表了有关这一计划的文章，以便让大家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在这样的事情上这是我一贯的做法，但是他却忽略了这一关键的一步。

后来人们捐款比开始踊跃多了。但是不久捐款就越来越少了，我知道如果州议会不加以援助，光靠民间的捐款是不够的，因此我就主张申请州议会津贴，接着就这样行动了。代表乡村的议员们起初并不赞成这个计划，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观点，说这样的医院只对城里人有好处，因此应该完全由城里的市民出资来开办，同时他们也怀疑究竟有多少市民赞成这样的计划。和他们观点正相反，我倒认为，它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已经募到了2000多镑的捐款。可他们还是认为我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我的计划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形成的。我请求州议会允许我提出这样一个议案，即按照捐款人的要求让他们组成一个社团并给一些津贴，州议会允许我这样提出主要是考虑到如果他们不喜欢就可以把它否决掉。我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条款当作一个条件提出来即：“当这一议案被州议会通过时，捐款人应组成一个社团，选出理事和司库，将募集起来的两千镑的基金（年息作为上述医院免费对穷苦病人提供食物、看护、诊治和医药所用）并向州议会议长提出适当的证明，州议长依法签字并通知州司库付与上述医院司库2000镑，分两年付清，每年一次，作为开办修缮和装修之用。”

这一条件使得该议案获得通过，因为原先反对拨款的议员现在认为他们可以不费分文地获得慈善家的美名，他们就赞成了这议案。后来，在向人们募捐的时候，我们强调该议案中的有条件的诺言，这样人们就更乐于捐助了，因为每人的捐款将变成双倍。这样这个附带条件在两方面都起了作用，因此捐款的总数没多久就超过了规定的必需的数目，我们提出获得政府津贴的要求，这一要求被接受了，这就帮助我们提早实现了这一计划。不久我们建造了一所适宜而又美观的大楼，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医院对人民是有益的，直到今天它还很兴旺。在我毕生的政治计划中，没有一桩事情的成功，按我的记忆，在当时能给我这么多的快慰，或者事后回想时，我也能原谅我曾经耍过的一个小小计谋。

虽然，我们的城市规划的很美观整齐，我们的街道既宽且直，纵横交错，但是不幸的是这些街道年久失修，路面已经坏了，每逢雨季，沉重的马车就把路面碾得泥泞不堪，使人裹足不前，而晴天里尘土飞扬，让人难以忍受。我曾经一度在以前的泽西市场附近居住，当我看到市民们不得不在跋涉在污泥中购买食物时，颇感不安。后来在市场中央的一块长条的地方铺上了地砖，所以市民们一到市场就可以走上比较干净的地了，但是市场以外的街道还是泥泞不堪。我跟人们也谈论过这件事，也为它写过文章，终于使得从市场到住宅前面的人行道这一段街道铺上了石板。在一段时期内，使得人们不必弄脏鞋子就可以顺利到达市场了。但是，因为这条街的其他地方都未铺上石板，所以当一辆马车从泥路走上石板路时，就会把泥路上沾的泥带到石板路上，所以石板路上不久就堆满了泥土，而又没有人去清除这些污泥，因为这时城里还没有清洁工呢！

经过一番调查后，我找到了一个贫穷而又勤劳的人，他愿意做街道清洁的工作，每星期扫两次并把每家门前的垃圾搬走，每家每月出６便士作为酬劳。接着我就写了一张传单，把它印出来了，指出这一笔小小的费用可以替街上的人们带来的好处。例如，人们脚上带进来的污泥减少了，我们家里就可以比较容易干净了；街道清洁后，顾客更容易到店铺来，顾客增多了就可以给店家带来更多的生意了；而且在刮风的时候风沙不致吹到他们的货物上去等等。我给每家发了一张传单，一两天后我跑到各家去走访，看究竟有多少人愿意签定合同支付这６便士。各家都一致同意地签了合同，那段时期内，这个计划进展得很顺利。全体市民对于市场附近街道的清洁都感到很高兴，因为它便利了大家，这就使得人们普遍地要求把所有街道都铺起来，同时也使得人们也更愿意为铺路纳税。

过了一阵子，我起草了一个为费城筑路的议案，并在州议会中把它提了出来。这事在17５7年，刚好在我去英国之前，我离开美洲之后，这议案才被通过，当时在评估税额的方式方面作了某些变更，这些变动我认为是不妥的，但通过的议案还附带了有关路灯的条款，这倒是一个很大的改进。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已故的约翰·克利夫敦先生，曾经把一盏灯装在了他的门口，这样，他就用实际的榜样说明了路灯的作用，从而使人们想到在全城各处都点上灯。有人把首创这一件公益事业的光荣归于我，但实在是属于那位先生的，我只是模仿了他的榜样，在改进路灯的形状方面略有微功。我们的路灯跟起初我们从伦敦买来的球状路灯是不同的。这些圆形的路灯有下列缺点：空气不能从下面进去，因此烟煤不能迅速地从上面出去，烟煤只能在圆球内打转，黏附在球壁上，不久就阻塞了路灯应发的光线，而且每天需要去擦拭灯罩，如果不小心一下就碰破了，那整个灯罩就没用了。因此我建议用四块平整的玻璃拼凑起来，上面装上一个长长的烟囱使烟煤上升，而灯的下面露出的缝隙可以使空气进入，让烟煤进一步上升。这样，灯罩就可以保持清洁，路灯可以光明灿烂到天明，不至于像伦敦的路灯那样，在几小时内就变得昏暗无光，并且偶然碰到它，一般也只会敲破一块玻璃，重配很方便。

伦敦伏克斯可花园的球状灯底下的孔洞使灯罩很干净。我有时候觉得奇怪，为什么伦敦的市民就没有想到也在他们的路灯底下同样开几个孔。果然他们的路灯底下也有孔，但是这些孔是有别的用途的，那就是，把麻线穿过这些孔悬挂下来，可以让火焰迅速地传递到灯心。至于放进空气的用途，他们好像并没有想到，因此，路灯点了几小时后，伦敦街上已经黯然无光了。

提起这些改进，使我想起我在伦敦时曾向富特吉尔博士建议的一件事。富特吉尔博士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优秀的人之一，是公益事业的一个伟大的创始人。我看到在天晴的时候，伦敦的街道是从来没有人扫的，尘土飞扬，任其厚厚地积存下来，一下雨这些尘土就变成了泥浆，满街的泥浆，不堪涉足。除了穷人拿着扫帚扫出的一条小道外，试图穿越街道是不可能的事。这样过了几天后，人们费大力气把泥浆翻起来，倒进敞篷的马车中。当马车在路上颠簸时，车身两旁时时会颠出烂泥，飞溅四方，使过往路人苦恼不堪。而伦敦市民不扫街道的理由据说是怕尘土飞扬会进入商店和住宅的窗户。

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使我知道扫街原本花费不了多少时间。一天早晨，我在克雷文街寓所的门口，看见一个穷苦的妇人拿着一把桦树枝扫帚在扫我门前的人行道。她看上去苍白瘦弱，好像大病初愈的样子。我问她是谁雇她来扫街，她说，“谁也没有雇佣我，但是我很穷，我来富人门前扫地，希望他们会给我一点钱。”我要她把整条街都扫干净，并且答应付她1先令。当时是9点整，12点钟她来要工钱，起初我以为她动作迟缓，不可能做得这样快，就派我的仆人去看个究竟，仆人很快回来报告说整条街都扫得一干二净，所有的尘土都堆在了路中央的阴沟之中，在下次下雨的时候，雨水就可以把尘土冲走，所以人行道，甚至阴沟，都会十分干净。

当时我认为若一个虚弱的妇人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扫完这条街，那么一个强壮的男子或许只需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办到。这里让我说明，在这样狭窄的街道中，与其两边靠着人行道各有一个阴沟，不如在街道中间开一条沟来得方便。因为当一条街上的雨水从两旁集中到中央时，会在中央形成一股急流，它有足够大的力量冲洗掉路上所积的尘土。但是如果把它分为左右两条水路，那水流的力量不足以冲刷干净路上的积土，只能使它接触到的泥土更加稀烂，车轮和马脚就会把它们溅在人行道上，使道路变得泥泞肮脏，有时也会溅在行人身上。我曾经向这位善良的博士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为更有效地打扫和保持伦敦和韦斯敏斯德的街道清洁起见，本人建议雇佣看守若干名，负责在干旱的季节里扫除尘土，在雨季里作刮泥的工作。每名看守人负责巡逻几条大街小巷，他们要配置的扫帚和其他清道工具统一放置在固定的场所，以备他们所雇佣的清扫人员工作之用。

耙集在一起，上午泥土不可堆积在街上，以免被车轮和马足扬起。清道人员应备有若干车辆，车身不是高高地装在车轮上，而是应该低低地装在滑盘上。车底由格子构成，上铺稻草，以保持倒入的泥浆的水分从车子底部排出。除去大量的水，泥浆的重量将大大减轻。这种车辆应放置在适当远的地方，泥浆先用手推车运送，而泥车在将泥中水分排干后，用马匹把它们拖走。

之后我对这个建议的后半部分的可行性有些怀疑，因为有些街道很狭窄，泥车放在那里就不能不占去太多的位置，以致阻塞交通，但是我还以为那建议的前半部（主张在商店营业前清扫街道运走垃圾），在夏天是切实可行的，因为夏天日子长。一天早晨7点钟，我走过伦敦河滨街和佛里特街，看见虽然天已经亮了，太阳已经出来3个多小时了，可是还没有一家店铺开门。伦敦的市民宁愿在烛光下生活，在白天睡觉，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常常抱怨烛税太高，烛价太贵，真有点荒唐啊！

也许有人以为这些小事不值得留心或加以叙述。虽然在刮风的时候，灰沙吹进一个人的眼睛或是一家店铺是件小事，但是假如他们考虑到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有千千万万的人或者店铺受到灰沙的袭击，而且这样的情况时时发生，那他们就会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了，他们也不会妄加指责那些留意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的人来了。人类幸福不是由偶然的巨大的机遇带来的而是由每天的时时发生的好事所积累而来的。所以说，假如你教会一个贫穷的年轻人怎样修饰自己，怎样保养他的剃刀远比给他1000个金币要好得多。这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些钱总有一天会花光的，只会留下用钱不当的遗憾；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假如他学会了自己修面，他就会逃开时常因等待理发师恶心的剪刀，还有那粗重的呼吸，肮脏的手指所带来的不快，随心所欲地想在哪个高兴的时候做就在哪个时候做，而且器具也是令人感到舒适而又锋利的。本着这样的思想，我大胆冒昧地写下了上面的文字，希望他们能够对我所住的，所热爱的城市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意见，或是对美洲的其他城市也有这样的用处。

曾经一度我被美洲的邮政总局局长任命为他的审计员管理几个邮政所和几个邮政官员，直到17５3年他去世，我和威廉·亨特先生一同被英国邮政总局任命继任了他的职位。截止到我们上任时，美洲的邮政从来没有给英国邮政总局上缴过利润。假如我们能够创造利润，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六百英镑作为我们的年薪，为了做到这一点，许多一系列改进的工作就必须要做了，有些开支开始又是不可避免的要花很多钱，所以在最初的4年里，英国邮政总局借给我们900镑。但是不久都还清了；在我被一个行为怪诞的英国政府的大臣错误地卸职之前，在以后的文章里我还会提到此事，我们已经使得它给英国政府创造了比爱尔兰最高峰时的邮政收入还多3倍的纯利润。自从那次错误的解职后，他们再也没从美洲邮政局收到过一个子儿。

这年，邮政局的事情给了我一个去新英格兰旅行的机遇。新英格兰的剑桥大学，出于他们的好意，授予了我一个文学硕士的学位。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曾经也授予了一个同样的学位给我，因此，虽然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是我凭着我的自学还是分享了大学的荣誉，他们也是由于我在自然学科中对电学方面的发现和成绩而授予我荣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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