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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与道第61章 对文官的政策（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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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党争，主要起于文官各集团的利益，而争夺利益的各党或各党中的小集团，在利益较模糊时，对利益相关的内容，如权力或话语权等，是否符合其党认定的封建道义的原则认识不清，各自按自己的理解行事，有的甚至是地下行事，这就加剧了党争的复杂性，外部人一时难以了解或看清，争斗中的各党在斗中不惜代价，以至迷失道统。

争权，就是为了争取更大的可取得利益的权力，而党争加剧了这种利益争夺的趋势。也许党争之初是怎样为朝庭服务，后来才增加了维护士大夫高人一等的社会秩序的问题，而维护士族高人一等的社会秩序就必然有维护自己党的私利，有私利就不可能避免出现只为私利而不顾朝庭之事的现象。既然出现的追求私利加剧化的现象，就难以守住封建士大夫的底线。

明末的党争，实质上是封建道统之争，早期的党争，是对一些士族利益的内容，是否符合封建道统的原则认识不清而产生的道义之争，后期是突破底线，只为利益，不为道义，由封建道统走向没有道统，或走向无道。

封建士族习惯于骂较差的君主为无道昏君，从来没有意识到除了无道昏君外，还是无道大臣，明朝大臣或文官集团掌握了朝庭相当程度的大权，也演化出无道大臣之现象，走向无道就离灭亡不远了。

史实也是这样，天启间，东林党突破封建文人的底线，启用江河术士汪文言击败齐楚浙多党联盟，再由阉党更无底线的击败东林党。事实上，从齐楚浙多党联盟败落起封建道统就开始崩溃，以后只是苟延残喘。明末党争，也实质是文官的道之争，是文官走向无道之过程。

朱弘很清楚，封建士大夫的道，皇帝也不得不尊守，即使是皇帝也没有力量不顾士族而提出什么万民平等，国人至上。以皇帝身份调整封建士大夫之间的利益，是可以的，不至于一下子就天下大乱，如果学后世的利用农民阶级去反对地主阶级的方法，那天下可能一下子就乱了，众地主就会象打王莽样齐声喊打昏君。

朱弘所想象的道与士大夫之道有差异。对民的理解上，朱弘认为民是天下万民，包括流民和各行各业的人，士族理解的民只是士族，其他人都是贱民，可以不管。朱弘认为，农民和流民也是天下生灵，必须救济，失去了农民或流民，就可能失去天下大半。士族认为，天下是皇帝的，经济利益是士族的，皇帝与士族各取所需，士族不能动皇帝的天下，皇帝也不能动士族的经济利益，就是限制士族经济利益救济流民也不行，皇帝有能力就另想办法，没能力就不要去救贱民。

朱弘认为，末世社会和灾难时期，天下所有人都应共渡难关，共同维护天下大局，士族认为，天子有德才能不遭灾，天下危机不应由士族来负担。

朱弘也认为明朝的俸禄较低，不够官员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必要的补助是必须，其实明初就朝庭清楚官员的俸禄较低，太祖时用宝镖来补充不足部分，到明末，宗族镖实际已废，是考虑补充那宝镖部分的俸禄了。

官员俸禄较低，收地方税办地方事务就得到了支持，但官员不能无限制的贪，一些过手钱财的分润费，考试的棚费，节敬年敬之类的费用是贪污行为，士族认为，集体收取费用不是贪是士族的权力，只有个人所贪财者才是贪，集体行为，捞一两银子与一万两银子都没有区别。

朱弘认为，宋明两朝的士大夫文人专权必然会导致积贫积弱，积贫积弱又必然会导致没能力平定边民反抗，反而会被边民所征服，明初虽然短期改变残宋的文人专政局面，但土木堡事变后，明朝又恢复了文人专政的局面，士族认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太祖定的国策，必须坚持，争天下是皇家的事，士族利益必须保证。

朱弘也清楚，后来的清朝承认中华道统，降清就与周瑜、鲁肃之外的吴人降曹样，没有区别，士族可以降清，但绝不能降抢劫士族的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贼寇。

朱弘感到最为难为的是明知皇帝之道与士族之道有差异却不能公开与士族相斗，因为那样会天下大乱，朱弘只能在明面上无差别对待，实际上慢慢处理自己与士族认识上的差异。处理认识差异是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士族之道在许多士族之中已经迷失，士族甚至剩下党争，近代人政党的党争，还有自己派别的利益，明末的党争，只为当官，有官位就有利益。

明末的农民就是一盘散沙，明末没有革命的思想，明末的农民也几乎没有文化，明末的农民只是待救的生灵，而不是真正的社会力量。

朱弘在明末所能作的事就只能是根据明末的情况而定，明末争对士大夫之道，必须明确两个层次的意识，第一层次就是变无道的士族集团为有道的士大夫之道，变各党分争不断的道统为天下整个士族认可的道统，变没有共识的士大夫群体为能达成大部分共识的群体，调和封建士大夫之间各集团的矛盾。第二层意识是限制士族过份的利益，调和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平均部份利益给国家和下层农民，让农民能够活下去，国家的力量也强大一点，力争造就一支较强大的力量，挽救明末社会或解决乱势危机。

现在面对文官的无道必须确立文官的道统，问题是文官可能容忍自己突破底线，却不能容忍别人的指责，想把文官由无道之状况纳入正常道统之中也需要方法和力量。

朱弘也深知当时天下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十分激化，也知道广大农民或流民与士族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农民可以从事生产，士大夫却只是拥有中华文化中的人中的一部分，除了士族外，庶族的其他许多人也拥有中华文化的部分，但士族的力量强大，其中也拥有中华文化中精华部分的人。

朱弘必须从明面上维护当时的道统，不能说天下农民不能活则天下大乱，说农民比士族更重要，而是要从士大夫常说的孔孟之首，或仁义道德入手，强调天下万民共生。

朱弘记得阿凡提的一个故事，一个国王梦到自己的牙齿全脱了，问解梦师，自己的梦表示什么意思，解梦师说，梦中表示的意思是国王的全部家属都比国王先死，国王听了后气得要杀解梦师。后来国王问阿凡提那个梦表示什么，阿凡提说，那个梦表示在国王的家族中，国王最长寿，国王听到后很高兴，重赏阿凡提。

当时明末的时局就是那样，从封建体制的角度，在当时的道统基础上，以仁义的方式救天下流民，可以，想从农民的角度建立新秩序则必不可以，会受到当时力量的普遍反对，尽管结果差不多，说法不同或方式方法不同，就结果不同。

先前朱弘也表示过，贪污者必治，一直以来都在对贪污者操家。因为治贪是皇帝与士族能达成的共识，或可行的行动，最起码在观念上或伦理上，士族必须支持治贪。

当然在观念上朱弘与大明的士大夫对贪污的认定有差异，朱弘认为，不是自己应得的，把别人的或公共的财产划归自己就是贪，士大夫层则认为，独自一人额外捞钱是贪，一些循例而为的收入是权力不是贪。如粮食运输过程中固定有三成的损耗，是正常的。皇帝认为，运输过程中应小心运输，有损耗按实际报损，文官集团认为，三成左右的钱粮报损是允许的，如果在运输过程中没有出现损耗是文官认真办事的结果，其三成的钱粮票没是应循例规文官集团所有钱财。

在人与人交往中，皇帝人为各人都应干净相交，文官集团则认为，下级向上级送的诸如年敬、节敬之类的礼不是索贿行贿，而是正常礼仪，中国是个重礼的国度。

现在为了减少皇帝与士大夫、或士族之间认识的差异，在强调贪污必治外必须明确两项政策，其一是风气，其二是限制土地交易的“限田令”。

风气是指官场相处交往的风气。在自然灾害时期，在内有叛乱外有强敌时候，严禁奢侈浪费，严禁请吃，招待以能吃饱为原则。节敬，冰敬，之类的礼仪坚决废除。朱弘要礼部出一个官员交往相处的章程，规定各种场合下的请吃最高标准，并要求礼部不定时期巡查，有违者，可按贪污论处。整顿风气，能有多大的成效，朱弘也没有把握，也没有希望旧官僚就此就能不贪，只是希望降低一些当官的成本，把许多官员之间交往的费用降低或降为无，为一些不想贪的人也必须贪污的官，创造不贪的环境，能有多少的效果就算多少。

土地交易，朱弘也不敢彻底禁止，也没必要彻底禁止，只是想限制土地兼并，以及限制县衙的人做假的田地交易手续。当时强调特殊时间暂时减少田地交易，确有外出或不便耕种者，其田地由官府管理。所谓特殊时期，就是天灾时期。通令出了之后，府以下的田地交易文书，必须经中央的户部批准才能生效，有的户部的田地交易甚至需要经皇帝批准后才能生效。为了减少错杀人，杀头者需经皇帝批准已执行多年，田地交易也和杀人头一样慎重也是可行的。此项政策就是在灾难时期，没有皇帝同意，田地不能交易。强调在灾难时期暂停土地兼并，其目的是要求士族在这特殊时期愿意做出一点牺牲，共渡难关。对朱弘来说，有了五年十年的时间，就能解决许多问题。

现阶段朱弘主要是集中力量办实事，大道理一时难以讲通，但必要的政策却必须公布，就是官员们明确新朝的原则，也要看士大夫中的反映。朱弘知道太多的原则说了也没用，此二项原则虽然也是逆势，并不会得到士族的欢迎，但逆势也必须执行，即使是表面的执行也比不公布不执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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