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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圆仁 最后的旅行（第1页）

一

圆仁和他的两个弟子及一个仆人从通化门进入长安的时候，是开成五年（840年）的八月二十日，夏天快要过去。长安城依然保有一座宏大城市的气派，但在通化门内距离政治中心最近的永嘉坊、安兴坊间，弥漫着一种微妙的不安。人生地不熟的日本僧人圆仁不知道更多的内情。他只知道，这是新皇帝登基的第一年，那一种不安，也许出自新帝继位的惯性。

长安城由贯通南北的朱雀大街一分为二，左边是长安县，右边是万年县。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起，两县僧尼分别由左街巡院和右街巡院管理。按规定，在圆仁于长安安顿下来之前，还需要去左街功德巡院处交纳状文，报备身份，说明居留理由，并由左街功德巡院验明签证——公验。

进城之后，圆仁并没有马上向功德使报备。磨磨蹭蹭，似乎心虚，一直到第三天才来到左街功德巡院面见知巡押衙[46]，请求获得居留许可。他在随身的状文里介绍了自己：圆仁，日本国来的请益僧，与本国朝贡使者一道于两年前来到扬州。之后去过登州（大约在今山东文登一带）、青州（今山东青州市），后来拿到了通行大唐国土的公验，得以巡礼五台山佛迹。今年八月二十三日来到长安城，随身携带的除了铜碗、铜瓶、文书、衣裳和铁钵一口，再无他物。想在城里寄住寺庙，寻师听学，然后回国。请允许。

功德巡院未必会批准他的请求：为了留在唐土，圆仁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无证非法旅行。在搞到旅行所需的公验之前，他在大唐的旅行请求，已经被拒绝过许多次了。

三十多年前，圆仁的师祖天台宗最澄与真言宗留学僧空海同船来到大唐。为了学习更精深的教义，最澄去了天台山国清寺学习教旨，离去时特别承诺，回日本之后将会派遣一名留学僧、一名请益僧再次回到国清寺学习更精深的密教体系，尤其是传法灌顶的仪式。为了履行诺言，三十年后，最澄选择了天性聪敏、风貌温雅又出身贵族家庭的请益僧圆仁与留学僧圆载一道去大唐求法。

带着天台宗上下托付的三十多条疑问和一件献给国清寺的僧衣，圆仁航向中国，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数倍于他的前辈们的艰难，他也不知道，他将亲身搅入昏沉的唐王朝皇帝与宦官的争斗。他唯一确知的是，他将巨细靡遗地记下自己的一路见闻。他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会成为后人看见这个时代的眼睛。

开成三年（838年）七月二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载着圆仁和他的弟子们的船只最终搁浅在扬州如东的浅滩上，船体受损，所有人必须弃船从淤泥里跋涉上岸。在他见识扬州这座大都市来往的日本、朝鲜、波斯僧人与商人之前，蚊子又多又大，是圆仁对大唐的第一印象。无休止的蚊子叮咬和拉肚子并没有影响圆仁的热情：他要在扬州府获得一张通行中国的公验，去天台山国清寺完成他的使命。

外国人在唐土，没有公验，寸步难行。不允许自由旅行，也不允许擅自进入寺院。甚至圆仁带来的画师想进寺院临摹菩萨四王像，也由于外国人不许擅入寺院的禁令而被禁止。圆仁一连向扬州府写了好几封状子，请求去往台州，请求能够允许他的画师进寺里描摹画像，请求尽快发给他一张通行公验。

他不认为这会有任何问题。从第一批留学僧来到唐帝国起，一直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官家提供食宿，被安置在皇家寺院学习，官方统一赐给四季服装，每年赠绢二十五匹（绢可以作为货币流通，等同零花钱），时不时有赏赐。到各州县寺院巡礼，官方更是提前发给身份证明，甚至于进入宫廷得到皇家供养。更何况，他听说，这时主政扬州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47]李德裕对僧人十分友好：李德裕曾经捐资修建镇江甘露寺，邀请瓦官寺僧住在甘露寺学习《易经》，为高僧向朝廷请谥号，与诗僧写诗往还。

没几天，李德裕果然开了特例允许画师进开元寺临摹画像。这位地方长官五十出头，态度亲切，专门到圆仁等僧人暂住的开元寺慰问了远道而来的和尚们，与他们闲话家常，问：日本也有寒冬吗？也有僧寺吗？京城方圆多少？还赠送了一碗蜜。只是绝口不提公验的事情。只说圆仁的状子已经送到长安，只要允许的消息传来就立刻准许他们去台州。圆仁提议先出发，等朝廷敕令下来再追上队伍。但李德裕拒绝了他的提议，只说让他们住在开元寺等待。十一月时，李德裕又来开元寺慰问了圆仁一行人，依然殷勤探问，依然没有任何关于公验的消息。

圆仁怀疑，也许是因为自己没有摸清唐土官场的“规则”。过几天，圆仁寻了个由头向长史府写了一封信，催问公验的事情。随信又附赠了一些礼物：水精念珠两串、银装刀子六柄、笔二十管、螺子三口。很快，长史府传来回信：李德裕只象征性地收取了一口螺子，其余的礼物一概退回，作为回礼，又赠给圆仁白绢二匹、白绫三匹。

圆仁第一次领受到唐帝国浮沉宦海三十年的资深政客的老道。他每每问起公验的事情，李德裕便回道，已经报告过了，请他们少安毋躁。事情拖得久了，更像是哪里出了谁也不知道的差错。

李德裕一边心不在焉地安慰着圆仁，一边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关心：京城里此时正一片混乱，皇家再次上演父子相残的惨剧。不知道哪天才有人得空管一管一个远道而来的和尚去天台山的申请，而李德裕回到京城的机会，也许就在此时。

二

开成三年（838年）秋冬之交，京城西面延平门内大街上的丰邑坊不正常地热闹。这座西市边上的坊巷以专营丧葬物品闻名，街东街西的两座凶肆包揽长安城里丧葬所需的棺椁、随葬明器，甚至送葬服务。除去朝廷有敕令送葬的高官能够享受左校署[48]制造的棺椁，其他无论官民都要在丰邑坊找到安放自己的最终容器。死亡是丰邑坊里最被期盼的事件，这个封闭街道的悲喜总与整个人类背道而驰。

不久之前，文宗皇帝李昂因为太子荒废学业杀了太子身边服侍他的亲近侍从，把太子软禁在少阳院[49]，叫他改过自新。朝中人多少知道太子被罚实际上是因为皇帝宠爱杨妃，而太子的母亲王妃早已失宠，无能帮他申辩。太子被关在少阳院，由宦官监视着，不解释，也不改正。不久，莫名暴毙。人人都知道太子的死与监视他的宦官脱不了干系。但是，没有人敢为太子喊冤，太子属官温庭筠只敢含混不清地写了两首挽诗，其中有“尘陌都人恨，霜郊赗马悲。唯余埋璧地，烟草近丹墀”四句。暧昧不清的句子暗示太子死于非命，连同情都不能有具体的声音。

文宗也知道这其中一定有蹊跷，唯一的儿子死了，想查，也不敢。宦官势众，掌管着禁卫皇宫安全的神策军。从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到唐玄宗的“唐隆政变”，掌握北军，也就掌握了皇宫。从唐德宗起，北军主要的作战部队神策军由宦官掌握，从此，皇宫的安全、皇帝的废立一并掌握在掌管神策军的宦官手里。

文宗李昂登基十一年，做皇帝，已经算尽职尽责：不穿绸缎，也不许内官、亲戚穿华贵的布料。刚即位，立刻下诏放出冗余宫女三千，五坊豢养的鹰犬，除打猎练兵需要，全部放出。伺候皇帝歌舞娱乐陪聊天讲故事的教坊与翰林，也放出冗员一千二百多。

但祖宗留给他的家业是一个烂摊子：改变整个李唐王朝命运的安史之乱的平息并不来源于中央政府压倒性的军事胜利。相反，朝廷对于河北地区反复的叛乱焦头烂额，为了让叛军投降，玄宗的儿孙肃宗与代宗一边以昂贵的代价请求回纥出兵，一边大力地封赏愿意投降的叛军。许多安禄山与史思明的部下与亲戚因此口头投降，改换名头，在河北划地为王。从此，河北的河朔三镇（魏博、成德、幽州）就成了中央政府胸口拔不动的一把匕首。

之后，所有李唐皇朝的皇帝们面前都摆着同样内容的考题：怎样处置拥兵自重划地为王的河朔三镇节度使？怎样处置不断想模仿河朔三镇的其他节度使？怎样处置因为唐朝内乱不断入侵的周围少数民族？打仗需要钱，议和需要钱，想要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钱，但是，钱从哪里来？

文宗的祖辈对于“赚钱”各出招法，几乎竭泽而渔，已经没有留下多少空间由他腾挪辗转。

安史之乱中，肃宗皇帝靠出卖僧人和道士的度牒、官爵与空白告身筹到第一笔钱。而后，向江南与四川的富商征收额外的税。再后来，铸造含铜量不够的钱币，靠通货膨胀聚敛财富。另外，向盐、铁与酒的消费征收附加税。

肃宗的孙子德宗皇帝，变着法儿改革税制，绞尽脑汁要从民间征得更多的财富。德宗在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50]，而后，又陆续实施了借商[51]、僦（jiù）质[52]、税间架[53]、算除陌[54]等一系列财税征收政策。结果是建中三年（782年）长安工商户集体罢市，千万百姓拦住下朝的宰相诉苦，宰相不堪百姓的愤怒快马加鞭地逃跑；下一年，泾原兵将叛变，一路闯进长安皇宫，一向忠诚于朝廷的百姓袖手旁观——叛军说了，他们不征商。

德宗的孙子宪宗二十七岁继位，咬着牙要与河朔三镇掰手腕，从元和元年到元和十四年（806—819年）对六个藩镇发动了七次战争。天下户口三百三十多万需要供养八十余万军队的开支。能够纳税的户口多集中在四川与江南，大半税物需要依靠运河由南方转运。在艰难的运输过程中，损耗严重，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漕米从来没有被运达。

宪宗以十四年漫长战争的代价获得历史“中兴”的评价。宪宗死后，留给他的儿子穆宗的除了收复河朔三镇的光荣，还有源源不断地需要用钱喂饱的大规模军队。为了减少军费开支，穆宗实行了“销兵”的政策。被切断财富来源的方镇大大小小的军阀因此兵变，河朔三镇再次脱离了中央的控制。而皇帝们再也没有钱像宪宗时一样强硬地发起统一战争。

穆宗之后继位的唐敬宗是文宗的大哥，爱玩，放肆，用尽做皇帝的便利。丢下一个几乎毫无修补的烂摊子给弟弟。

唐文宗像是一个大家庭的主妇，捉襟见肘了，却依然想要维持该有的体面。史书里总是充满同情地记下这样无奈的场景：江淮水灾旱灾相继，屡屡在皇帝过生日的时候，关中平原丰收，因为沉重的赋税，日子依然很难过。年轻的皇帝爱写诗，他常常登上已经衰败的曲江池，念起杜甫的诗句：“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在杜甫的诗里，曲江四岸有行宫台殿、百司官署，杜甫在冷清的宫殿寻找昔日的繁华。到了文宗这里，承载杜甫对昔日曲江池怀念的那些宫殿台阁甚至都已经不在，唐文宗想做一个繁华的旧梦，但距离太远，梦也不成。

大和七年（833年）年底，二十八岁的文宗皇帝忽然中风。从此身体时好时坏，不复当初。大和九年（835年），感到时不我待的文宗皇帝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向掌神策军权的宦官群体开刀。他信任的人，一个叫郑注，一个叫李训。

三

大和九年（835年）十月，李训与郑注首先策划毒杀了拥立文宗的宦官王守澄。郑注对皇帝说：请让我负责王守澄的葬礼，到时候我带着壮士数百，手拿大棒，怀里藏斧，召集中尉以下所有的宦官一起去给王守澄送葬，把他们一网打尽全部杀掉。

李训为了与郑注抢功劳，与他的党羽一道策划了另外一出除掉所有宦官的计谋。十一月，文宗在紫宸殿听政。百官站定后，负责警卫的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没有按规定报平安，反而对着文宗奏报：左金吾衙门院子里有石榴树，夜里凝结有甘露。这是吉兆，我来祝贺陛下。奏报之后，又郑重其事跳起拜舞，仿佛天降祥瑞。李训的党羽乘机帮腔，煽动群臣一起去看看真假，然后再来向皇帝确认。皇帝按照事先练习好的台本说：哪里需要你们去呢？于是转头对身边的神策军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说：麻烦两位先去确认。仇士良到达左金吾仗院，看见韩约神色惊慌，大冷天额上却流汗，已经感觉异常。他一面问将军怎么了，一面仔细观察：一阵风吹起帘幕，帘幕下露出了士兵重甲带刀的脚。仇士良一惊，转头，却已经有人要关上大门。他连声惊呼，带着宦官破门而出，回到紫宸殿抬起皇帝就往北边宣政门里跑，一边还喊着：李训宫变了！李训一把抓住抬着皇帝的肩舆，大叫：臣奏事还没完！仇士良指挥宦官抬起皇帝就走。一路上朝臣拉着宦官，拳打脚踢抢夺皇帝，依然没有能够把皇帝从宦官手里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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